姚洋：疫情會塑造“另一個世界”嗎？_風聞

來源：上觀新聞   2020-5-14

疫情發展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把關注焦點放到了疫情過後的全球格局變化。大蕭條會不會來臨，“去中國化”有沒有可能發生，所謂“新冷戰”格局會出現嗎？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採訪，對此闡述了他的分析與判斷。

人物檔案

姚洋：1964年生於西安。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地理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發展經濟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兩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大蕭條近在眼前嗎？

高淵：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的經濟衰退。你怎麼評價這個預測？

姚洋：他們的預測過於樂觀了。中國經濟今年第一季度下降了6.8%，接下來能不能儘快轉正，要看消費能不能上去，以及新基建能不能見效。一季度我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下降了19%，是各項指標裏下降最多的。

有人問，現在是發現金還是發消費券？我覺得兩個都要做。對那些失業的低收入人羣，最好是直接發錢，這是救助性的。對更多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人羣，可以發消費券，鼓勵大家上街去消費。只有消費增加了，中小微企業的經濟狀況才會改善，就會產生乘數效應。

而歐美國家今年經濟會下降5%以上，其他國家本來佔比就很小，而且也極有可能是負增長。所以全球算下來，恐怕今年會下降5%左右。

高淵：接下來，全球經濟大蕭條真的會來臨嗎？

姚洋：因為疫情而陷入經濟大蕭條，從時間寬度上看不太可能。如果我們對標1929年的大蕭條，會發現它持續的時間非常長，即便按照短的標準算，也延續了4年，但實際延續時間遠遠長於4年。甚至可以説，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是無法走出大蕭條的。

這次美國的經濟衰退可能不會延續那麼長時間，但同時，衰退的深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大蕭條。

高淵：為什麼經濟衰退的時長會相對較短，而深度卻更深，聽上去是不是有點矛盾？

姚洋：根據我的判斷，因疫情直接導致的經濟衰退，大概率會在較短時間內被扭轉。特別是美國，很可能疫情過後會出現觸底反彈。因為美國人的性格跟我們中國人不一樣，我們一般都趨於保守，直到現在很多人都還不大敢去消費，有些人甚至兩三個月沒怎麼下過樓了。美國人不管這些，他們一聽到解封肯定馬上都上街了。

但長期來看，我覺得美國出現另一場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這次疫情一來，美聯儲就開始放水，實行無限制的量化寬鬆，雖然救了股市，但是對經濟毫無作用，只會繼續加大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這種做法是以犧牲未來的代價來照顧眼前的利益，很可能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這次疫情過程中，美聯儲救市措施是飲鴆止渴，簡直是在讓美國經濟慢性自殺，美國最後要毀就是毀在美聯儲的手裏。因為他們無限量地量化寬鬆，發了太多的貨幣，欠了太多的錢，這個錢太便宜了。而美國政府也在不計後果地發債，發錢發債的結果，就是消耗美國的國力，最後的資產都變成了那些債主國的資產。

高淵：美國會再次發生像2008年那種規模的金融危機嗎？

姚洋：美國不斷的救市措施，會引發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大的一次崩盤。其實在疫情暴發之前，美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金融危機的跡象。近年來，美國走入了一條靠印錢維持經濟增長的死衚衕，其中最關鍵的是技術進步速度已經慢下來了，但美國又想要更快的增長速度，技術進步率只有2%，他們非得要達到3%的增長率，那就只好發貨幣了。

發那麼多貨幣，又沒有通貨膨脹，錢到哪去了呢？全到金融部門去了，所以金融部門累積了非常多的風險。有些人老拿中國的 M2跟美國的M2比較，這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拿全口徑的貨幣，比如M3、M4來作對比，美國的M3、M4比中國大多了。現在，美國的金融資產加起來是好幾百萬億美元，而它的GDP才20萬億美元。所以，美國經濟的風險比中國大多了。

“去中國化”可能發生嗎？

高淵：這次疫情讓全球產業鏈出現了斷裂，如果情況持續就會發生重組。最近國內不少人擔心，出於對中國的猜忌心，一些國家會不會把中國企業擠出全球產業鏈，也就是出現“去中國化”？

姚洋：“去中國化”問題其實國內説得比國外還多，我認為這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首先要看大勢，全球產業鏈是由專業化分工造成的。很多企業都專注做一個小零件，或者做一個產品的一小部分，這樣才能精益求精。就像蘋果手機是在中國組裝的，但它的零配件來自十來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只不過是完成了最後一道工序。

這是過去二三十年裏，形成的全球化分工的世界格局。要想改變這種分工，成本是非常大的。在其中，中國一開始只能做一些裝配工作，現在已經在關鍵的零部件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加工業從中國轉移出去，是符合規律的。我們不可能想象中國永遠做最低端的工作，這是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根本性原理決定的。

高淵：一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希望通過這次疫情，加快他們本國在華企業迴流，這種情況會有多嚴重？

姚洋：我們要看到，中國的市場足夠大。現在轉移出去的外企，基本上是以中國為基地的出口型企業。而絕大多數外企之所以在中國設廠，正是因為看中了中國的市場。就像汽車行業，中國的市場比美國和日本加起來還大。那些汽車企業不大可能把工廠轉回本國，因為回去他們的汽車賣不出去，沒有人願意放棄中國這個大市場。

其實不僅是市場，我們的生產網絡也足夠強大，中國的製造業佔全世界的份額是27%，遠遠超過美國和日本。也就是説，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家企業搬離中國後，它會發現脱離了生產網絡，生產成本一下就上去了。就好比我們有些企業在美國設廠，結果發現很多零配件要從中國進口，成本反而增加了。

高淵：全球疫情基本結束後，中國企業依然能保持現在的全球產業鏈份額嗎？

姚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製造業，我們的製造業還在加碼，在這種情況下，短期的產業鏈的中斷，結果對中國可能還是有利的。我有個學生在蘇州工業園區，他告訴我，很多零配件原來是由國外企業供應的，現在供不上了，國內廠商正好進來，開始生產了。所以經過這一輪調整，未必中國會吃虧，反而倒逼中國補足以往的產業短板。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第一個走出疫情，也是第一個恢復生產的國家。所以對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之説，不用特別擔心。有一些改變是肯定的，這主要是過去的趨勢的延續，我們只要對策得當，就不會有大的問題。疫情過後，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上的地位反而會加強。

“新冷戰”格局會出現嗎？

高淵：很多人認為，經過這輪疫情，全球化退潮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此你有異議嗎？

姚洋：這至少有待觀察，出現全球化大倒退的可能性不大。當然，調整已經在發生，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就已經開始調整全球化策略。特朗普上台後，更用一種相對極端的方式加速這一進程。

疫情暴發以來，很多國家實行了封城斷行等措施，改變了全球商品生產和供應鏈的分佈格局。可以説，全世界都按下了暫停鍵，全球化暫停已經是事實。但目前看來，這還只是應激反應。

高淵：但疫情確實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有的甚至是全局性的。基辛格説，疫情之前是一個世界，疫情之後是另外一個世界。“另一個世界”會是怎樣的？

姚洋：基辛格確實説疫情改變了世界，但他又語焉不詳，沒有進一步説清楚。不少人説，疫情之後會不會出現“新冷戰”格局，其實特朗普上台後，就已經有這種跡象，而疫情確實在使之加速。

這可以分為三個層面，首先是意識形態，其次是地緣政治，最後是技術領域。在第一個層面，很多西方人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種族和制度優越感，他們一開始對武漢封城嗤之以鼻，後來他們自己撐不住了，又想甩鍋給中國。在第二個層面，從奧巴馬時代提出“重返亞洲”後，就已經開始了。在第三個層面，技術上對中國的封鎖這兩三年在加劇，不僅是美國，有的歐洲國家也在跟上，當然他們不會明説針對中國。

高淵：這樣的競合甚至對立，會愈演愈烈嗎？

姚洋：我們應該看到還是有不少理性的聲音。比如《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他説中國防疫是成功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有高效的政府，還有民眾的信任。但這種理性的聲音會不會成為主流，還很難説。

這次疫情中，一開始是不少國家幫助中國，特別要感謝海外華人。中國疫情好轉後，我們開始幫助其他國家。在我的印象中，中國向西歐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是歷史首次。歐洲的智庫聯盟剛出了本書，專門談中國對歐洲援助後，會產生哪些影響。其中一章是意大利人寫的，我滿篇讀下來，好像他在説事實，實際上能讀出來隱隱的酸酸的味道。所以説，中國在這次疫情中的影響力是增加了，但影響能不能持續還要觀察。

高淵：面對被疫情改變的世界，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

姚洋：早在2011年，我們就寫過一個報告，其中引用了周其仁教授的一句話，叫作“大象難以隱身樹後”。就是説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很大了，影響力擺在那裏，對外想繼續韜光養晦已經做不到了。這時候，必須站到前台來，想躲是躲不掉的。

我覺得，“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戰略。過去我們的外交都是相對被動，應對型的。現在我們主動提出“一帶一路”這樣的戰略課題，輪到美國來應對了。我們必須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心態和姿態，來應對國際挑戰。

我的專業領域是政治經濟學，我覺得疫情後，政治經濟學會迎來一個新的熱潮。尤其是關於體制問題的討論，希望疫情能帶來好的變化，就是讓國際上更多人意識到，應該打破體制二分法，不要簡單地作非黑即白的判斷。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者到國際上發聲，當然這很困難，但我們都肩負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