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神論:確診140萬就當無事發生,三權分立?三權分利!_風聞
guan_15805386021326-2020-05-16 23:14
|2020-05-16很多年以來,許多美國政治制度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各種吹捧。
比如所謂“三權分立”,就被描繪成一種偉大的分權制度,很多人應該都聽過這種制度如何如何對美國總統權力進行制衡……
那現實中的情況呢?範老師直接搬出歷史:當年搞“三權分立”,實際上是美國聯邦政府要集權,解決州權太分散的問題。所以你以為這是分權制度,實際上人家是個集權手段……
而整個美國政治制度中充斥着這樣模糊而不充分的“歷史遺留問題”,結果就是:一通宣傳猛如虎,疫情一來二百五。
比如所謂總統國會之間互相制約,那怎麼疫情一路橫掃整個美國國會上下卻毫無反應?
現在確診140萬多人,也沒啥人真的出來擔責,白宮、參眾兩院一片歲月靜好,總統繼續發推特罵人……
範勇鵬: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脈絡裏,權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且不説古希臘時代的哪些經典哲學家,就單從近代以來,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荷蘭的格老修斯、斯賓諾莎,英國的霍普斯、洛克、白哲特,還有像德國的韋伯,無不把權威當成政治生活裏面最重要的一個命題。
比如白哲特有本書叫《英國憲制》,他就説,“每一個憲制裏面,都應該在某一個地方有一個最終的權威。”
實際就是説,沒有權威就沒有政治,更談不上什麼自由、民主。不僅要有權威,它還要被明示出來,成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一個縮影。
我們先秦百家爭鳴就講過,比如像儒家就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眾星拱之”。
法家講“法要布之以眾。”比如商鞅變法,他在城門口立了一個竿,就是在立信,也是在立一個權威。這個國家有一個權威放在這兒,他説話才管用。
經常有人喜歡拿英國的大憲章、光榮革命作為限制權威的先例,還有很多人拿美國的三權分立來支持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則。
但是呢,這些觀點都犯了一些基本的事實錯誤。
英國的議會制或者大憲章是在和專職王權的鬥爭裏面產生的,這幾乎成為一個常識。但實際上,在產生大憲章的時候,英國有專職王權嗎?
根本沒有。所以它何來限制專制王權?其實本質上,英國的議會制度是在國家實現集權的過程裏面出現的。
所謂的英國憲制,表面上看是對王權的制約,實際上它卻是議會主權的上升、整個國家集權的上升,然後通過內閣制度這種形式,把英國的權威牢牢地固定在議會下院手裏。
所以它是一個雙重的過程。一重就是國家權威在集中,另一重就是資產階級把權威從國王的手裏給奪到了議會手裏,而不是簡單的對權力的限制和分立。
美國就更典型了。在美國所謂的權力分立發生的時候,美國還沒有中央權力。
所以它不是一個分權的過程,而是一個集權的過程,而且是國****家集權沒能完成的一個產物。
它絕不是在主觀上要把國家的主權分成三份,立法、行政、司法,而是客觀上要把各州的主權集中起來變成一個聯邦權,然後在這個過程裏產生了三權分立這樣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美國建國之後,從制憲到內戰,再到一戰的威爾遜總統,二戰的羅斯福總統,都在不斷推進權威的集中。
包括到二戰後的尼克松統,那個時候,有句話管他叫**“帝王般的總統”**。
只不過二戰之後的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美國的凝聚力,所以今天美國的制度面臨着權威不足的嚴峻困境。
而這些,只不過是美國憲法裏邊存在的先天缺陷的一個小小的發作。我相信將來還會有更大的制度危機。
英國和美國根據自己的國情,產生了不同的制度模型,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有單一的權威。英國是有的,美國就比較弱。
英國是典型的議會內閣制,議會下院掌握絕對的權利。在議會選舉裏,內閣一旦產生,議會、法院,一般情況下都不會去幹擾它的執行權。
當然遇到特殊情況,或者憲法危機,或者不信任,那麼內閣要全體辭職,或者它能解散議會。
這樣一個制度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呢?其實就是為了在國家的權威遇到危機或者發生憲法危機的時候,能夠有一個熔斷機制。
然後讓所有的權威迅速地歸位,重新再來。所以其實是一個比較高效的制度。
我們再對比一下美國的三權分立,就會發現這個“三權”裏邊,實際上找不到一個最終的權威,也找不到一個責任人。所以,我稱之為一個**“有限責任”**的制度。
從憲法誕生以來,美國的三權從來沒有真正的分清過。比如像總統和國會都能控制一部分行政權,總統和最高法院(通過憲法解釋這種途徑)也都分享一部分立法權。
不同的權力紛爭持續了二百多年,其中典型的就是美國官僚體系。
美國在建國100多年的時間裏,是沒有一個官僚體系的,在1883年才產生了官僚體系。
而且產生之後,這個體系到底是聽總統的,還是聽國會的,一直存在一個模糊地帶。
所以經常會遇到某個官僚,可能沒有向總統彙報就往國會提交議案了等等;包括國會的各種委員會,也能夠直接的影響到官僚體系。
而這就導致,當真的發生問題的時候,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最終責任人。
卡夫卡有本小説叫**《城堡》**,我覺得就非常像一個傳神的預言,反映了美國這樣一個制度:你要進這個城堡,但是從頭繞到尾,找不到一個門。
所以歷代的思想家,都針對美國的這個問題提出過質問,認為美國沒有一個能夠迅速解決政治危機的機制。
比如白哲特,比如美總統威爾遜,他在做總統之前,是一個政治學教授,再比如説福山,很多學者都提出過這樣的問題。
福山這幾年就一直在講一種觀點,説美國這個制度,在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同時,缺乏一個最終權威,就導致美國已經成為一個vitocracy否決體制。
這個體制會帶來一種困境,就是當發生憲法危機或者權力鬥爭、焦灼狀態的時候,沒有辦法迅速地解決問題。所以福山建議,美國要學習英國威斯敏斯特式的議會制。
今年的3月30日,在疫情的衝擊之下,福山也與時俱進,在《大西洋月刊》上發了一篇文章。説現在我們需要什麼?需要國家能力。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前總編,現在是彭博新聞社的總編,John Micklethwait,他説現在的疫情,又帶他回到了霍布斯的時代,帶回到17世紀的英國。
所以他在彭博社的一個長篇評論裏邊,對比了東亞式的政府模式和西方式的政府模式,呼籲西方人要趕快醒過來,重新發明政府。其實談到的就是一個政治權威缺失的問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