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趙嵐：從新冠疫情看我國大豆供應的對外依賴問題_風聞

來源：《世界知識》2020年第10期

作者：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趙嵐，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經濟外交項目組博士生

隨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持續發酵，各國紛紛採取封閉的防疫措施，貿易流通渠道受阻，對全球貿易鏈條造成巨大沖擊，農產品貿易市場也難以獨善其身。過去兩個月裏，包括越南、俄羅斯在內的11個國家先後宣佈農產品出口禁令，農業貿易中下游國家則加快糧食進口，市場投機行為增加，全球糧食市場價格波動劇烈。

為了保障我國糧食供應充足、價格穩定，4月28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等11個政府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2020年度認真落實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通知》。然而，在疫情“黑天鵝”引發的糧食供應動盪中，國內大豆市場仍是首當其衝的。3月下旬以來，我國大豆價格漲幅明顯，已達五年最高水平。大豆價格的上漲必然帶動下游鏈條相關產品價格的上揚，從而整體推高國內農產品價格，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甚至影響社會穩定。如何建構完善的糧食安全戰略機制以備不時之需，成為我國穩定國內糧油市場的燃眉之急。

大豆產業鏈進口依賴早已形成

大豆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性戰略物資，其綿長的產業鏈和價值鏈直接影響着糧油市場和禽畜產品供應，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左右着我國的糧食安全。其中，豆油在我國居民食用油消費中佔比超過五成，豆粕所制飼料則是豬、牛養殖的主要成本所在，故大豆價格的漲跌直接關乎我國居民消費水平高低。經過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大豆產業鏈已經深度嵌入全球貿易體系，與國際糧食市場風雨同舟。

在產業鏈上游，進口大豆緩解了我國糧油產品的自給困境。隨着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結構的升級，中國對精煉食用油和動物類蛋白的需求快速增長，大豆需求隨之以指數級增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各農業強國以大豆為“攻城略地”的先鋒，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加劇了我國大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如今，進口大豆已成為國內大豆供應的主要來源。2019年，中國大豆生產總量為1800萬噸，而進口總量超過8850萬噸，大豆供給市場中的83%為進口產品。如今我國大豆對外依存度之高，已僅次於本國完全沒有自主生產能力的棕櫚油。

在產業鏈中游，國際資本深度融入我國的豆油加工企業以及飼料工業。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大豆協會率先進駐中國，直接培育了國內的大豆消費模式。1990年代後，外資企業搭乘招商引資政策的順風車，通過合資建廠或出售豆油壓榨設備等方式直接參與我國大豆產業鏈，推動了我國飼料工業化體系的形成。2004年大豆價格危機後，外資企業大舉收購、入股我國瀕臨破產的大豆壓榨企業，從而增強了在我國糧油產業中的話語權。如今全球四大糧農公司都在中國建有合資企業，實際影響着我國85%的大豆加工能力。

在產業鏈下游，豆粕和豆油消費已成為我國農產品的剛需產品。因此，中國對國際大豆市場變化非常敏感。過去兩年中，大豆進口價格大幅波動，影響到我國農產品市場的穩定。2019年我國豆油價格漲幅近30%，抬高了我國的居民生活成本。不僅如此，作為大豆產業鏈終端產品的豬肉價格因供需關係變動、非洲豬瘟等因素大幅上漲。2019年我國的豬肉價格增長了2.5倍。而糧價為“百價之基”，大豆產業鏈中各類商品價格的上漲直接導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整體上漲5.4%，達近十年來最高水平。

二元主導格局隱患叢生

目前，以進口為主的大豆供給格局已經成為中國糧食安全的一把懸樑之劍，自給率不足、進口渠道單一的問題危及我國大豆市場安全。而在大豆供應中，以美國、巴西兩國為主導的二元互補格局潛藏着重大安全隱患，我國與兩國雙邊關係的變化以及難以預料的國際突發事件都會對我國大豆市場造成衝擊。

在二元主導的供給格局中，中美、中巴雙邊關係的變化正在激發大豆的戰略商品屬性。自2017年以來，伴隨中美關税戰的升級，中國自美進口大豆價格大幅上漲，引發了自美進口大豆份額的鋭減。即使增加了從巴西進口大豆的份額，2019年我國大豆進口總量較2017年仍縮水1000萬噸。與此同時，隨着自巴西進口大豆數量的增加，賣方市場掌握了主動權，進口大豆價格水漲船高。2019年上半年，中國自巴西大豆進口價格在兩個月內溢價超過七成。

新冠疫情的全球暴發導致脆弱的大豆產業鏈“斷供”，我國對國際市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隨之暴露。3月我國進口大豆貿易呈現出斷崖式下跌，到岸大豆數量為427萬噸，較去年減少14%，創下2015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到岸價格的縮水引發了我國大豆交易價格同步上漲。農業部數據顯示，3月我國的大豆市場交易價為每百斤286元，創下2018年5月以來的新高，大連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貨價格也漲至2012年11月以來最高水平。

疫情對大豆供給國的影響仍在持續。巴西和美國的大豆供給能力鋭減。承擔巴西國內八成農產品運輸的桑托斯港因出現確診病例而啓動應急計劃，運輸受阻成為貿易各方的共同擔憂。美國因疫情收緊移民政策，特朗普在4月21日宣佈暫停移民60天，農業生產所依賴的臨時移民工人快速流失，勞動力供給不足把美國大豆種植和收割困難的問題擺上枱面。

全球其他大豆出口國產量十分有限，在自給與出口問題上自顧不暇。阿根廷是全球第三大大豆生產國，今年預計產量為5200萬噸，出口總量約820萬噸，難以填補中國的需求缺口。而受疫情影響，俄羅斯宣佈在6月前暫停大豆出口，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11國也隨之暫停出口大豆，以維持本國大豆供應充足。

二元主導的大豆供應模式將使中國率先成為因疫情改變的世界經濟格局的受衝擊方。一方面，地緣政治的緊張將會危及國家間正常貿易關係，與戰略對手的貿易將可能會處於不穩定狀態。另一方面，國家間的邊界管制因疫情而加強，商品自由流通在效率和規模上都受到影響。更大的問題在於疫情加深了國家間的信任赤字。中美矛盾激化，因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有所緩和的經貿摩擦可能再次出現反覆。巴西政治精英多次就疫情發表“污名化”中國的言論，給中巴經貿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如何保障大豆供應安全

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以進口為主的大豆供給格局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但降低因進口比例過大而導致的國內大豆安全隱患卻不是沒有辦法。我國大豆安全的威脅主要來源於四種關係的失調：供給與需求失調、自給能力與進口規模失調、進口規模與進口渠道失調，以及價格自主與國際定價失調。以此為線索，我們可以通過相關政策手段的調整，在生產端、需求端、價格端和貿易端同時發力，彌補我國以大豆貿易為主要表現的糧食安全短板。

首先，在頂層制度設計上可以考慮設立國家糧食安全指導機構，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進行統籌安排，由分管相關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或更高級別的國家領導人牽頭負責，由國家發改委、農業農村部、外交部、財政部、商務部、交通運輸部、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中國農村發展銀行等相關部門共同組成。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糧食風險基金制度，增加基金配額、完善資金分配，重點關注大豆等對價格波動更為敏感的農產品，從而在有限的財政負擔範圍內整體提高政府調控糧食市場的效率。

第二，盡力擴大國內大豆生產規模，提高大豆生產效率，提升大豆自給率。一方面繼續堅持2019年大豆振興計劃中確定的“擴面、增產、提質、綠色”目標，在中國國內穩定大豆種植面積，加快高產大豆的品種研發，通過政策引導提高大豆種植積極性；另一方面，加強中國國內大豆生產的規模化、機械化程度，改變傳統上依賴的家庭種植模式，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產大豆在供給市場中的競爭力。逐漸完善的輪作制度、不斷提升的種植效率以及相對增加的利潤優勢，助推我國大豆生產在有限的耕地範圍內實現種植規模的擴展。通過這些舉措，力爭用五六年時間將中國大豆的自給率從目前的不到20%提高到30%，實質性減少國際貿易體系變化對中國大豆貿易的傳導作用。

第三，豐富國際大豆進口渠道，吸引更多國家向中國出口大豆，以分散對二元主導格局的依賴。一方面，積極推動大豆貿易自由化，削減中國自阿根廷、烏拉圭、加拿大等國際主要大豆生產國的大豆進口關税，從而增加大豆進口來源；另一方面，培育中國的海外大豆生產市場，通過中糧集團等大型糧企直接投資、承包農業用地或國家間簽訂農業合作協議等方式，在俄羅斯和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育大豆種植基地，從而豐富中國的大豆進口渠道。

第四，“多油並舉”，推動糧油市場多樣化，改善中國對大豆的消費依存度。加強對菜籽油、花生油等豆油競爭性商品的政策支持，鼓勵菜籽油等油料作物種植並且通過財政補貼方式支持相關加工企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彌補其在糧油市場中的競爭劣勢。加強輿論引導，提倡科學的食用油消費模式，以轉變中國以豆油為主的糧油消費理念。

第五，進一步搞活中國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場，提升我國在國際市場中的大豆定價權。我國需要進一步加快完善國內期貨交易市場規則、制度，增強我國期貨市場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動員並通過政策補貼相關農業企業進入期貨市場，從而在我國期貨交易中培育機構投資者，形成穩定的價格體系，減少因過度投機而造成的價格波動。

我國應在全球疫情大變局中堅持多點佈局，兼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努力改善在大豆貿易中的不利局面，認真彌補糧食安全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