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媒體能否護佑資本主義千年？_風聞
刘仰-作家、媒体人-这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地方。2020-05-16 17:00
最近某個小圈子裏在討論高校新聞專業，大概是説新聞專業有沒有用？從事新聞工作是否需要專業培訓。我從事新聞工作多年，以前也不是學新聞的。我在新聞機構當小領導時，有一個我自己定的原則：不收新聞專業的學生。我招的人基本是歷史專業或中文專業的。前幾年在一次與新聞學院的院長、教授們一起開研討會時，我説了我的這個原則。會上一些院長、教授開始討論，是否因為新聞學院培養的學生能力有問題。説這段話其實已經表明了我對新聞專業的態度。
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説明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到目前的現實狀態，非新聞專業的人從事新聞工作並取得成就的大有人在，當然，新聞專業的也有。不光中國如此，西方也一樣。從新聞史角度説，資本主義將自己的新聞史、媒體史的源頭追溯到15世紀古登堡印刷機的出現，這沒問題。但是，從15世紀以後幾百年裏，西方一直沒有新聞專業、新聞學院。西方最早的新聞學院是20世紀初米國哥倫比亞大學開設的。也就是説，資本主義有新聞專業不過一百多年曆史。
鄒韜奮不是新聞專業出身。他創辦的《三聯生活週刊》近年有點變味。
有意思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當初對是否設立新聞專業、新聞學院很猶豫。這個專業和學院主要來自當時米國報業大亨普利策的倡議和捐款。米國的大學對於捐款一般都來者不拒，甚至有專門的募捐、索捐機構。但是，普利策錢早已準備好了，19世紀末，哥倫比亞大學卻拒絕了。普利策再三再四地要給哥倫比亞大學捐錢，哥倫比亞大學始終羞羞答答。1911年普利策去世時遺囑上再次説明要捐贈新聞學院，而且增加了數額，共250萬米元。第二年，哥倫比亞大學終於收下這筆錢，成立了新聞學院，並在幾年後設立了“普利策獎”，成為如今新聞界的最高獎。雖然在此之前幾年，米國已經成立了一個較小的新聞學院，嚴格來説，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只能算第二，但哥倫比亞大學畢竟影響大。歐洲著名大學以前從來沒有新聞專業，米國一流大學中有新聞學院或新聞專業的至今都不多，所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出現算是新聞專業登堂入室的標誌，哥倫比亞新聞學院也成為全球新聞專業首屈一指的龍興之地（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在哥倫比亞新聞學院拿到碩士學位，回國找工作，據説年薪50萬以下不談）。
“普利策獎”號稱是新聞界的奧斯卡獎、諾貝爾火藥獎。
普利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移民到米國，這個缺憾使得他沒有競選美國總統的資格，否則，以他掌控媒體的實力，很可能競選成功。但普利策也是“黃色新聞”的創始人，“黃色”一詞所代表的特定含義就是來自普利策。這個事實一方面説明了歐米一流大學的高雅學術為何對所謂新聞專業避退三舍，另一方面也説明了所謂“新聞專業”從源頭上就帶有“不健康”的基因。如果説老歐洲對於米國這個暴發户曾經一直抱有鄙視，那麼，對新聞專業的冷淡，實際上也是將其當成了暴發户的特徵。但是，這個結論並不能反映新聞媒體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位。
有一個現象被人們熟知但卻常常忽視：米國的新聞媒體除了針對國外的，其餘全部都是私人的。私有媒體成為米國資本主義最典型的特徵，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媒體私有化程度各有不同，但沒有一個像米國那樣國內新聞媒體完全都是私有化的。私有媒體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生存。米國新聞媒體理論回答很簡單：靠市場。稍微深入一下我們就看到，這個“市場”有講究。今天我們的確能看到一些傳統媒體依然靠個人付費訂閲，這算是比較符合“市場”概念的。事實上，即便是堅持付費訂閲的米國大報，其付費訂閲的收入在它全部收入中的比例也日益降低。今天，幾乎所有新聞媒體的主要收入都靠廣告。廣告算“市場”嗎？當我們説付費訂閲來自普通個人，使得這個“市場”似乎還能體現民主、自由、平等、競爭等概念，那麼，新聞媒體靠廣告為主要收入，實際上説明了它的主要客户不是個人，而是企業，或者説是資本家。因此，廣告成為新聞媒體最大的恩主，意味着新聞媒體是少數資本家養活的。在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和資本家的利益訴求面前，私人新聞媒體的傾向顯而易見。它並不需要廣告客户接受什麼觀點，只需要按照廣告客户的要求，向普通民眾灌輸符合廣告客户利益的觀點。用經濟術語説，米國新聞媒體市場化不是一個買方市場，而是一個壟斷性的供方市場。
古登堡印刷術
做一個類比，有助於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的新聞史、媒體史幾乎都從古登堡印刷機開始論述。如果要論述古登堡之前，幾乎都完全跳過一千年中世紀，到古羅馬、古希臘那裏找幾個貌似吻合的事例。那麼，古登堡以前沒有新聞媒體嗎？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標準，回答基本是肯定的。但是，換一個標準呢？古登堡印刷機的出現意味着新聞媒體的載體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字成為最重要的傳播手段。在此之前，由於歐洲文盲多、技術落後，所謂新聞媒體的傳播媒介主要靠語言、靠嘴巴。而靠口頭傳播最大的新聞媒體就是教會，它有無數的教堂和神父，在一系列宗教節日、固定禮拜日以及一對一的告解中，向民眾傳播、解釋、宣傳。我們不能説教會教堂只傳播意識形態而不傳播新聞。蒙古人西征引發歐洲恐慌，西方教會派出神父跋涉幾千公里達到哈拉和林拜訪蒙古大汗，實際上就是扮演了今天新聞記者的角色。西方歷史上神父、牧師、傳教士承擔新聞採集、情報收集的現象司空見慣，差別在於，那時候社會變化節奏慢，一次“新聞採訪”可以保鮮幾年、幾個月，現在也許只能保鮮幾天、幾小時。歐洲歷史上神父、牧師向信徒解釋、評論新近發生的事情也是他們的日常工作。即便到今天，米國的牧師、電視佈道者們依然經常傳播和評論新聞。作為現代資本主義起源之一的歐洲宗教改革也是從新聞開始的。馬丁·路德反對教會的贖罪券，用今天的話説，就是一次新聞熱點事件。
馬丁·路德反對贖罪券
資本主義新聞有理論嗎？當然有。比方説米國新聞只説傳播，不説宣傳，“宣傳”一詞在米國新聞媒體理論中完全是貶義詞。為什麼？因為宣傳一詞來自天主教會。馬克斯·韋伯確認了耶穌教（新教）與資本主義的內在關係。而耶穌教在宗教改革之後誕生，最鮮明的立場之一就是反對天主教會。在宗教衝突導致的無數殺戮中，耶穌教反對天主教幾乎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因此，天主教會的“宣傳”也是耶穌教伴隨的資本主義媒體強力反對、貶低的。這也連帶出資本主義媒體私有化問題。當我們意識到教會曾經是最大的新聞媒體宣傳機構時，有必要問一下，教會的經濟基礎是什麼？千年中世紀，歐洲各國的教會並不完全相同，但總的來説，教會的經濟基礎是與封建貴族的土地分封制相一致的土地經濟。在沙俄、法國等國，教會擁有的土地資產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這一巨大的土地財富成為教會維護其新聞媒體宣傳機構的制度保障。我們應該記住，最早的新聞檢查制度就是教會建立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主要是工商業。由於工商業的社會地位不如封建土地貴族，資本主義新聞媒體便與代表封建土地貴族利益的教會新聞媒體宣傳機構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當這種衝突的背後又有劇烈的宗教衝突時，兩者的關係也就變成勢不兩立、不共戴天。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雖然貴族土地主要是私人擁有，但是，教會土地並不是私人的，而是公有的。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教會土地有時是屬於國家的。因此，資本主義媒體與天主教會媒體的衝突同時也表現為私有媒體與公有、國有媒體你死我活的衝突。所以，當米國資本主義要建立它的新聞專業、新聞學院時，源自老歐洲教會傳統的一流大學視之為暴發户的離經叛道而不屑一顧，也就順理成章了。
古登堡印刷機出現後，資本主義歷史上每一次技術進步，例如廣播、電視、網絡，新聞媒體都藉助新技術而飛速發展。當新技術日益掌握在少數資本家手中時，新聞媒體與日益成為資本家的掌中之物。這是我們看到的表面，事實上以米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背後的耶穌教（新教）的每一步發展，同樣也與媒體技術緊密相連。從馬丁·路德起，到耶穌教的圖書、報刊、小冊子，到佈道大會、廣播傳教、宗教電視台、網絡傳教，耶穌教發展與資本主義媒體的發展完全同步。然而，當米國有所謂反壟斷法時，我們看到米國私有化媒體完全不受反壟斷法約束，米國媒體藉助技術進步而導致的高度壟斷在全世界都是最嚴重的。
米國福音派牧師葛培理（1918-2018）年輕時。
他積極藉助各種最新媒體手段，據説全球聽過他佈道的超過2億。
所以，我的結論是，以米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新聞媒體本質上就是耶穌教與資本主義共同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千年中世紀天主教會新聞媒體宣傳機構建立在土地財富的經濟基礎上，維護封建貴族等級制度的利益，今天耶穌教新聞壟斷媒體建立在工商業經濟基礎上，主要依靠廣告生存，意味着資本主義媒體時刻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為資本主義制度看家護院。人們經常説米國的軍費佔全球軍費的一半（近年有所下降），但人們很少注意，米國的廣告規模也佔全球廣告的一半。一個強大的耶穌教資本主義並不是靠普通民眾，而是靠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維持了一個全球最龐大的壟斷媒體。與中世紀相比，換湯不換藥而已。所以，**資本主義新聞媒體的記者，就是耶穌教資本主義的牧師；報社、電視台、網站就是耶穌教資本主義的教堂；資本主義新聞媒體的主編、老闆，就是耶穌教資本主義的紅衣主教。**當天主教會以其新聞媒體高度壟斷的方式統治了一千年，我們有必要問：米國耶穌教資本主義媒體的高度壟斷，能否護佑米國資本主義一千年？米國人認為是必然的，但這個世界上很多人不這麼認為。
最後説回中國。中國的新聞專業有沒有用？本文無法做全面論述。簡單説，當我們的新聞專業、新聞理論全部來自米國，我們所培養的新聞工作人員等於是在培養耶穌教資本主義的牧師、傳教士、紅衣主教。以私有化為典型特徵的米國媒體制度、媒體理論實際上是米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除非我們想變成與米國一樣，否則，我們的新聞理論、新聞教材、新聞人才培訓、新聞模式、新聞媒體生存方式等等都學習米國、依靠米國，等於在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