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焱：華為再臨全面封鎖，中美經濟全面脱鈎再加速_風聞

 美國商務部當地時間5月15日發佈聲明稱，全面限制華為購買採用美國軟件和技術生產的半導體，包括那些處於美國以外，但被列為美國商務管制清單中的生產設備，要為華為和海思生產代工前，都需要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證。由於考慮到該措施會對於晶圓代工廠帶來巨大的經濟影響，因此給予120天的緩衝期，以降低該規定變更帶來的衝擊。可以説從18年美國封鎖中興開始到現在，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

本次對華為的空前封鎖既是中美貿易戰的延續，又與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危機變局息息相關，本文將從封鎖華為入手，探討本輪危機週期中美間經濟關係趨勢。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我們先強調一下，對於華為存在的勞動糾紛，996等情況，我們一貫持批評態度。但這不妨礙我們就華為被封鎖背後的深層原因進行討論。

中美8字雙循環

冷戰後美國體系大殺四方，不止是攻略了蘇東等前社會主義國家（這裏在地理上屬於歐洲一部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原東亞雁陣中的東南亞），同時對日本和歐盟也形成了力量壓制。

這讓美國大談的所謂“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觀”顯得非常虛偽。在“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旗幟下，歐洲、日本這些老舊發達經濟體已經基本淪落到好的開個酒樓（德國、北歐），差的也就是個燒餅攤（歐豬國家）的狀態——而且還時常收到美國的欺壓和敲詐，甚至吃白食白嫖。這些國家比起搞“揚子公司”和“發金圓券”的美國，雖然都還叫老闆，但絕對不可以道理計。

至於大多數所謂的新興經濟體，就和過去舊社會的手停口停的學徒、幫工差不多，屬於附屬階層。而非洲等最不發達地區、美國口中的“屎坑國家”，就是完全看過路人心情的乞丐。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會高舉一面大旗。後冷戰時期，美國人手中在意識形態領域無往而不利的“大義”，就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旗幟，其標誌就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

而在物質層面，真正幫助美國經濟上壓制歐洲和日本，主要是依靠兩個因素：

一是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美國相對歐洲、日本形成了技術代差，對兩者形成降維打擊；

二是中美8字雙循環的形成，中國產業鏈和美元資本互為表裏；美元資本所到之處就是中國商品所到之處。

這裏稍微講一下中美8字雙循環。傳統資本主義工業國，在世界各地購入原材料，生產後向世界市場出售工業製成品，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經濟風靡全球后，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背景下，逐漸形成了主要美國提供技術標準、頭部市場、生產性服務業，歐洲日本提供生產設備、高技術零部件，其實就是生產技術，主要中國提供生產能力。這主要是一個商品循環。關鍵兩點，美國提供的市場和資本決策，中國提供的生產能力。

同時，中國在生產環節承擔了類似早年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園國的角色。既，出口工業製成品，進口原材料。這就形成了生產循環。過去，商品循環和生產循環是重合的，但全球化以後因為競爭力的原因逐步變為相關聯的兩個循環。而結合的焦點主要在中國的生產部門。又由於跨國公司利潤分配中，更多的分配給商品循環，所以就是8字的上邊的圓。而生產循環分配利潤較少就是下半個圓。這就是8字雙循環。所以在8字循環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現象。中國生產，美國出品。最典型的就是蘋果。

如果美國僅僅依靠諸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之類的美國自身產業“僕從軍”，那冷戰後20年的美歐日經濟競爭，鹿死誰手還真不好説。歐洲、日本之所以會在經濟上不敵美國，相當大程度上因為這兩者的“經濟僕從軍”（東歐、北非、東南亞）的戰鬥力遠遠不如中國自身產業鏈。

如果仔細觀察美元資本致勝的兩個物質基礎：互聯網信息技術和產業上的8字雙循環產業鏈，大家不難發現這兩個關鍵致勝點恰巧是中美兩國共有的，且同時是其他國家普遍缺乏的。信息技術領域，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同中美兩國存在鴻溝般的差距，歐洲、日本同樣完全不是中美兩國的對手，而且還有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這也是美國在半導體和5G等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圍堵打壓的主要原因。

未來全球產業發展，大部分都要看中美兩國的前進方向；其他國家有的只是選擇追隨或排斥的選擇權，喪失未來發展路徑的決定權。5G是下一階段信息產業發展的綱領，華為既是中國5G產業突擊的矛頭，其龐大的需求又可以進一步刺激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因為美國國內經濟已經金融化，製造業空心化，如果美國擋不住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狂飆突進，待到無法通過美元吸血全球之時就會反噬自身。

危機影響

我在18年9月在沉思錄上的文章《貿易戰的真相——全球化解構前哨戰》中説過：

中美貿易戰的焦點不是中美貿易，而是人民幣國際化和美元週期性迴流所帶來的全球美元荒。此外，本次中美貿易戰持續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至少2-3年（基本與美聯儲加息縮表同步），貿易戰對於中美兩國整體的影響有所高估。未來美國通脹率會上升，帶動利率提高，直到再次出現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如果先在其他國家爆發，美國就剪羊毛成功，如果沒有大户倒下，可能美國這次就會比較虧）

與此同時，本次貿易戰和美元迴流是幾十年來少數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但因為要忍受通縮和經濟結構調整，這個過程對於國內會非常痛苦，包括產業重心轉移和升級。

貿易戰與其説是“貿易衝突”，不如説是中美兩個大國為未來經濟全球化解構而相互試探的一次前哨戰。本次中美貿易戰之後，目前8字雙循環結構的世界貿易體系將逐步解構。

目前這一判斷不斷得到印證，且因為疫情原因在加速降臨。雖然我一直覺得中美兩國會在貿易戰結束以後各自進行一次經濟危機（美國主要是金融危機），但是新冠疫情還是以我完全意外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搞了一次經濟危機。所以這裏再將之前的判斷更新一下：

1、疫情引發的國內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自身週期相重疊，但風險總體可控甚至遠好於兩次危機分別來襲。

2、美元未來一階段（2-3年）仍然會處於相對強勢，但這非常有利於人民幣最終與美元脱鈎。

3、疫情過後，中美8字雙循環解構加速。雙方貿易仍然會繼續維持，但是產業上會逐步形成非美國產業鏈和非中國產業鏈，雙方都會試圖將對方產業加拉帕戈斯化。

4、本輪經濟週期人民幣與美元脱鈎，屆時大概率會發生中國GDP超美。

先説這次危機對國內的影響。

首先，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屬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範疇。國家資本主義也是資本主義，所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必然不可避免的會發生，10-20年一次。按規律10年左右來一次較小規模危機，一般情況下這樣的危機調一下產業結構就能夠混過去；當20年一遇的大危機來臨時，就往往會有比較大的體制改革（包括財税體制改革），危機才能安然度過。

此次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可以説是各類可能的經濟危機中對中國影響最小，同時相對威脅最小的方式，我覺得主要有三個原因：

1、由於疫情的全球化擴散，能有效避免外部勢力趁這次我國經濟調整落井下石的可能。

2、正常的經濟下行週期中，必然有部分國內資金外逃規避風險。可疫情蔓延全球，資本外逃在本次調整中沒有大規模發生。

3、總體上中國是個產能過剩的經濟體，短期的經濟停擺相當於一次去產能。這樣的危機相比其他經濟危機方式，對中國經濟傷害最小——大不了年底的環保停工放鬆一些，就能回血不少了。

與此同時，由於前些年的美國長達十幾年的QE，造成美國本身債務大漲，但同時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債務漲幅更大。僅在2020年和2021年,發展中國家需償還的公共外債就將飆升至2.6萬億美元至3.4萬億美元。在疫情發生前，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債務風險已經在上升，並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疫情爆發後，這些國家的債務水平更加難以維繫。所以總體上國際市場上一旦發生危機，大概率會出現美元荒。

雖然疫情發生以後，美聯儲對金融市場展開大範圍放水，但考慮到疫情造成的貨幣流通速度降低等原因，這些美元大概率仍然在美國市場用來防止債務鏈斷裂，或者追加金融槓桿交易保證金，很少一部分會流出美國，造成美元貶值。

所以，美元未來一階段（2-3年）仍然會處於相對強勢的地位。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交易是必須基於買賣雙方自願的原則下的。前些年美國大搞QE的時候，國內很多人都呼籲要把外匯儲備拉去國外購買資產。但當時美元借款容易，同時利率不斷走低。在市場上美元氾濫的情況下，又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會大量出售核心資產，來換取可預見當中不斷貶值的美元呢？

所以大家會發現2014年以後，除了當時陷入經濟困境的巴基斯坦以外，很少有國家容許中國在其境內購買或建設大量新的核心資產；與此同時，從那時起中國的資本外逃往往是前往發達國家購買一些資產價格波動大，資產價值不由主體控制，往往命系他人之手的衍生資產。

疫情發生之後，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和偽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困境。雖然世界銀行和IMF因為疫情暫停了一部分國家的還款，但是作為“世界剪刀手”的國際公共金融機構，在疫情結束以後必然會要求這些欠債國家進行所謂的結構性改革。這些國家也必然會開放國門，引入外資，出售資產。

我們還可以反向驗證一下。德國最近在制定法律，嚴格審核外資利用疫情造成的危機收購德國企業；同時印度也出台看法律，對“接壤國家”的投資要嚴格審核。不難看出這些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哪些國家——就是中國。

然而這些政策並沒有什麼用。

與主要通過低買高賣賺取資產價格差價美國資本不同，中國資本的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拓展和維護中國經濟本身的生態圈。一旦中國不選擇投資某些地區，則這些地區很有可能被整個中國經濟生態邊緣化；而中國的選擇又往往不是唯一的。

因此，這次疫情危機又是一次十年難遇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且非常有利於人民幣最終與美元脱鈎。

疫情過後，中美8字雙循環解構將發生加速。雖然雙方之間的貿易將會繼續維持下去，但是產業上有很大概率會逐步形成非美國產業鏈和非中國產業鏈。在兩大產業鏈的競爭中，雙方都會試圖將對方產業加拉帕戈斯化。

（加拉帕戈斯化（ガラパゴス化、Galapagosization）是日本的商業用語，指在孤立的環境（日本市場）下，獨自進行“最適化”，而喪失和區域外的互換性，面對來自外部（外國）適應性（泛用性）和生存能力（低價格）高的品種（製品技術），最終陷入被淘汰的危險。）

為什麼8字雙循環必然會解構？首先是先説經濟、金融部分。

上面第一部分已經説到，美國希望通過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遏制中國產業升級，從而維持現行現行體系下第一經濟大國和全球領導地位，這就必然引發了隨後的中興、華為事件，即對中國科技企業的龍頭採取科技禁運、制裁，以迫使這些企業屈服或遲滯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戰略壓迫。

但是，中國不是歐洲、日本。中國產業鏈是美元體系的“僱傭軍”，但不是“僕從軍”。短短兩年，我們看到了這個結果：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矛頭“華為”已經可以實現硬件去美國化了。

既然中美兩國的高科技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在物質基礎（硬件，主要包括芯片和其他核心零部件）、市場環境（主要是市場準入）都會相互逐步隔離，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雙方必然會點出不同的科技樹，並且在技能樹的發展方向上越行越遠。

從中期看（5-10年），世界會形成以美國和中國各自一個產業鏈。競爭勝利的部分，會享有除對方以外的絕大部分世界市場玩在線遊戲；競爭失利的部分，則回家關起門自嗨玩單機自娛自樂。但，相當一部分勢均力敵的產業則會形成各自領導，相互部分重疊的圈子各自表演。

由於中美雙方各自擁有世界第一、第二大國內市場，因此各自的主導企業即便外戰失敗也不可能迅速消亡。但有一句話叫做久守必輸。一旦被對方趕回家，時間一長除非出現其他變數，敗亡是早晚的事。日本的手機市場就是前車之鑑。

這也就是我説的，雙方都會試圖把對方“加拉帕戈斯化”的原因。

此番以5G為代表的科技市場爭奪戰中，大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爭奪的焦點主要在歐洲國家，而歐洲的態度則一直相當的曖昧。原因很簡單，中美雙方產業鏈都有各自的基本盤。

美、加、澳、新必然是美國產業鏈的地盤——五眼中的英國歷史上就是攪屎棍，這次也不會例外。同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默認的中國買家，這裏的電信運營商長期依靠中國的廉價尾貨維持運營，除了中國沒什麼選擇。當然一定會有諸如像印度、越南這樣的戲精國家出來表個反對中國貨的態，但最終他們可能還是會以價格可以承受的中國貨為主，最多在Made in China的標籤上貼牌來掩人耳目，同時還會要求中國給他們貸款。

但屬於自身經濟能力可承擔、政治上不絕對排斥的歐洲，是雙方爭奪市場的焦點地區，對於中美產業鏈的選擇，更多是考慮未來自身的發展前途。所以我估計歐洲人大概率會兩面押寶，不會排斥中國產業鏈。

由於中國的巨大產能，低於中國發展水平的國家必然為中國海量的供應能力所淹沒。一旦排斥中國產業鏈，就意味着自動放棄中國以及經濟水平在中國以下的絕大部分市場。這對於已經失去未來科技發展方向主導權的歐洲國家來説，是不可承受之痛。

我們可以通過2016年默克爾訪華制定中國和歐洲電動車充電接口標準，以及2018年日本向中國共享電動車快速充電技術中管中窺豹，這兩件事是代表着一般發達國家對中國供應鏈態度的標誌性事件；同時從北歐這幾年對於中國的態度就能看出，美國沒有自己的5G直屬力量，只能找北歐僱傭軍。

雖然疫情中不斷有各種反全球化聲音，希望將中國排除出全球產業循環。但是我的看法是，雖然未來8字雙循環產業鏈逐步解構，但是中美雙方的貿易仍然會繼續，那種在中國以外重構產業鏈的想法註定只是想想而已。

也許大家會覺得這和我前面説的8字雙循環解構自相矛盾，但一點都不，而且現實中就有大量例子。

首先，工業化需要穩定的外部生產環境、良好的基礎設施支撐、以及像基礎教育、技能培訓、生產實踐這樣的人力資本持續性投資。今天西方國家由於持續性的去工業過程，工業投資能力已經大幅度衰退，他們的再工業化已經不是依靠短期的幾筆投資就能恢復能力的，相關投資規模已經超出現行西方社會財税能力的可承受範圍，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現行西方社會的經濟體制，這樣的改變幅度要至少達到中國1978年前後30年變化的級別，偏偏這是現在西方所無法面對、無法承受的。

前一段時間有個新聞：中國因為出口防疫物資的質量問題，被外國媒體和政府黑了一頓。在那之後中國出台新的進出口檢驗標準，要求出口企業，必須同時具有中國和出口國雙重認證。結果一批由蘇州出口美國的試劑盒被海關攔下。原因是這家企業沒有中國的資質，即便它是美資企業，出口的也是美國市場，但依舊作為不合格產品被攔下了。

這反應了一個在水面下的問題，即有相當一部分美國體系下的供應鏈，是靠用中國的工業資源完成的。反過來説，雖然這些產品在中國製造，但卻不屬於中國產業鏈部分，因為其企業資本、技術體系、市場銷售都不屬於中國，中國只是掙個加工費而已。

這類情況在前些年南方的加工貿易中最為明顯。

總的來説西方簡單再工業化是不可行的，沉思錄以前不少文章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中美脱鈎意願始於何時？

如果我們觀察日本、韓國的經濟增長會發現。在人均GDP超越10000美元以後，到20000美元的這段區間，都會有一個經濟加速區域，之後迅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當然也會有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始終在10000美元上下徘徊）。

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本質上是工業社會，工業化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增密的過程。所以當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左右以後，由於東亞儲蓄傳統和勤儉作風，以及生活必要成本上升相對滯後等原因；造成資本積累加速。

當時日韓的經濟規模較小，相對於美國所主導的經濟體系造成的衝擊較小，屬於可容納範疇。所以日韓在資本積累加速、工業化向深層次發展、產業快速升級時，基本沒有受到什麼外部約束，表現就是日韓人均GDP在10000到20000美元的區間，經濟增長實現了加速。當然這也不是沒有代價的，由於日韓經濟在美國主導的產業鏈內成長，一旦升級到產業鏈的高端位置，又無法脱離和超越美國產業鏈，產業發展就面臨前有美國堵截，後有中國追兵的窘境，表現就是所謂的失去的十年、二十年，而不僅僅是因為所謂的“廣場協議”。

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由於經濟規模、工業產能、人口和國內市場上的巨大體量，我國在還沒有達到人均10000美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受到現行世界體系的外部約束了。從2012年底到2014年初左右開始，中國就已經客觀上受到外部經濟體系的限制。中國是製造業大國，經濟主體部門用PPI出廠價格比CPI消費價格更能夠體現經濟實際狀況。大致從2012年開始，我國PPI就不斷走低，2015年螺紋鋼1600一噸、動力煤370一噸的價格就是極端體現。

再回顧一下歷史。中國公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在2013年初秋；我國開始搞對外“產能合作”大致在2014年前後；2014年9月集成電路國家大基金成立，新能源汽車補貼加速從2013年開始……從這些事情來判斷，我國大致上在2013-2014年，就產生了突破現行國際經濟體系的想法。

在此之前的2012年，是美國開始推動TPP和TTIP的時候。同時參考2015年前後西方國家推動的主要針對中國的世界鋼鐵去產能協議，基本可以確定，美國大致在2012-2015年左右就開始考慮對中國經濟進行限制或踢出體系以外。

也就是説中美雙方在2012-2015年左右，都有逐步脱離對方體系的意願，但很多事情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2015年811匯改的失敗和近些年來的美國在工業化的一地雞毛表明，雙方體系的脱離是需要時機和成本的。

危中有機

參考日韓的經濟發展軌跡，同為東亞國家且規模更大的中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之後，考慮到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則中國應該會有一個更大範圍的經濟增長加速區間。

然而我們這幾年看到的卻是經濟增速逐年降低的“新常態”，這和上面所講的並不矛盾。

在《《貿易戰的真相——全球化解構前哨戰》中我寫過，2008-2009年我國由於各種原因錯失了人民幣和美元脱鈎的時機，既然錯失時機，必然要付出代價。從2015年開始，我們面對一系列不斷的全產能、去庫存、供給側改革、環保等等政策轟炸，通過不斷壓縮自身經濟規模以此來匹配外部的限制環境。再這樣的宏觀環境下，經濟增長必然會出現不斷走低的趨勢。

但是隨着近些年中國的積累，不論在包括5G、大數據、AI、新能源、電動汽車等產業技術的進步，還是國際經濟地緣上（主要是一帶一路逐步積累的項目），都已經開始具備逐步脱離現行美元產業鏈體系的能力。

再考慮到客觀上新冠疫情會極大的阻礙國際交流，大大降低美元的流通速度，以及中國的產業升級未來發展方向、模式與美國逐步異化，人民幣與美元逐步脱鈎的時間窗口又一次出現。對此可以參考下筆者18年11月在沉思錄發表的文《告別美元要靠地方債？人民幣發行機制可能出現變化》

雖然很多分析都認為中國GDP會在未來某一個時間點超過美國，然而單純討論GDP是否超過美國並沒有意義。因為在世界現有的美元主導經濟體系下，即使短時間內出現中國GDP超美的情況，中國也還是被吸血的一方，還是會因為不能突破美國及其盟友的外部環境約束，從而會再次從世界第一的位置上跌落下來。

所以，如果中國能利用本輪危機實現人民幣與美元脱鈎，則意味着一個新的非美元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出現，在這輪經濟中週期中國GDP也將大概率超過美國。

最後，我們再對近期的中國經濟趨勢做個總結，疫情發生以後的2020年一季度就是上一輪經濟週期的終點；同時差不多就是新一輪經濟週期的起點。大概率經濟的底部就是2020年一季度，本週期以內沒有意外不可抗力的話不太會出現擊穿這一底部的現象。因為這已經是自身經濟週期與自然災害同時國外環境惡化多重共振的共同結果——説到底就是壞事已經聚到一塊了，沒法再壞了。

新週期將是中國產業升級、資本對外擴張、自身產業鏈補全、金融貨幣體系全面獨立的一個過程。而這幾個過程完成的質量好壞直接決定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以及同美國經濟規模的直接比較關係。

當然，也不能過於樂觀。如果後面中國經濟增長呈現U型反彈，底部逐漸提高，則對未來經濟長期趨勢可以相對樂觀，這意味經濟本身得到充分調整，類似1998年到2000年的底部調整；如果經濟出現快速反彈，即V型反轉，則對未來會有充分的不確定性——因為這往往意味着會有大量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類似2009年的底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