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外交政策》昨日長文：大脱鈎（The Great Decoupling）_風聞

美國著名《外交政策》昨日刊髮長文論述美國正在推動的與中國的大脱鈎，作者為基思·約翰遜（Keith Johnson）（《外交政策》的首席作者）和羅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外交政策》的外交和國家安全記者）。原標題為《大脱鈎》（The Great Decoupling），對於大脱鈎，文章問道：上一次經濟大分裂帶來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這一次將發生什麼呢？

大脱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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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國政策制定者正忙於與另一個亞洲重量級國家作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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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個駐亞洲經濟強國的大使曾直率地向華盛頓表示：不要切斷與他們的聯繫。給他們一些“經濟空間”，否則他們將被迫用自己的武力開創經濟帝國。但是，華盛頓受到了經濟民族主義者的控制，他們正在與歷史性的經濟衰退作鬥爭。因此，白宮對1935年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大使從東京發出的建議充耳不聞。

幾年之內，美國加大了對日本的經濟壓力，最終實施了貿易和石油禁運。格魯寫信六年後，兩國開始了全面戰爭。

今天，美國政策制定者正忙於與另一個亞洲重量級國家作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對抗。而且，與上世紀30年代一樣，經濟脱鈎論調塵囂甚上。

對於川普政府中比較強硬的成員來説，解除與中國40年來日益緊密的經濟關係，減少美國對中國工廠、企業和投資的依賴，一直是這場無休止的貿易戰的最終目的，甚至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華盛頓就想擺脱許多危險的經濟因素的籠罩。現在，議員和政府官員正在考慮一系列措施，以分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部分領域：禁止大量敏感（設備和技術的）出口、對中國商品徵收額外關税、迫使美國公司迴流，甚至完全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一些人認為，世貿組織為中國所謂的經濟帝國主義提供了便利。

處於危險中的不僅僅是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繫。歐洲也在越來越多地談論縮減近幾十年來與中國發展起來的深厚貿易和投資關係（它們也正在切斷與自己的貿易關係，如英國脱離歐盟）。其他國家也在拉起吊橋——所有人都擔心今天史無前例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已經走得太遠，帶來了更多的痛苦而收穫更少。

大脱鈎的威脅是一個潛在的歷史性斷裂，這種中斷或許只能與1914年全球化第一波巨浪的突然崩潰相提並論。當時，英國和德國等緊密相連的經濟體，以及後來的美國，陷入了自我毀滅和經濟民族主義的狂潮，這種狂潮持續了30年。不過，這一次，推動脱鈎的不是戰爭，而是和平時期的民粹主義呼聲，而全球新冠疫情動搖了人們幾十年來對國際供應鏈智慧和全球經濟優點的信心，更是加劇了這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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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也在拉起吊橋——所有人都擔心今天空前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已經走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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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真正的問題是，脱鈎能走多遠。週四（5月14日），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尖鋭的威脅之一，中美關係日益緊張，“我們可以切斷整個關係，”他表示。這種前景雖然不太可能（甚至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歷史性的衝擊。

毫無疑問，大多數專家和官員都認為，由於新冠疫情加劇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這將迫使一些跨國公司改變商業模式，重新調整供應鏈，使其更靠近美國海岸。在難以駕馭的華盛頓政治光譜中，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同意美國應該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與中國的商業關係。但是，如果這場疫情的影響迅速過去，特別是如果川普和他那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優先”議程在11月的大選中失敗，當政客們面臨着解開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各部分的複雜性之時，與中國脱鈎的喧囂可能開始減弱。華盛頓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之一是，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債權國，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不管怎樣，世界經濟力量的重塑將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從撕毀商業模式到重塑整個行業。但它也可能帶來無法預見的地緣政治後果，尤其是對中國而言。在與西方不斷深化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的引領下，中國在過去40年間，在一個緊密聯繫的全球經濟體系的支持下，從小魚變成了鯨魚。如果全球經濟體系被撕碎了，會發生什麼？

澳大利亞前總理、著名的中國問題學者陸克文（Kevin Rudd）對《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表示，“從趨勢來看，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時期，這個時期徹底顛覆了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普遍看法。即從***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返領導地位，並在隨後的40年裏重新啓動中國的時候起就開始的對中美關係的廣泛假設。”。

他擔心，即使不是第一次冷戰的直接重演，也至少是冷戰1.5。他説: “就是這種拐點。”

這可能意味着競爭集團的重新出現，就像冷戰時期那樣。中國已經通過其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創建自己的經濟區域。該倡議尋求將亞洲、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的經濟體與北京連接起來。中國和美國正在發展不同的對抗性的技術，以推動下一個重大的經濟轉型，尤其是在移動電話領域。

現在，川普政府官員談到要推出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國家、組織和企業組成的名為“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概念。其部分目的是説服美國公司脱離中國，轉而與所謂的“網絡”成員合作，以減少美國經濟對北京的依賴。“網絡”被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一個關鍵弱點。例如，如果一家美國製造公司不能將工作從中國轉移回美國，它至少可以將這些工作轉移到另一個更加友好的美國國家，如越南或印度。

“保護美國的資產是核心支柱之一，供應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川普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的副國務卿基思·克拉克（Keith Krach）對《外交政策》表示。“供應鏈非常複雜。有時他們會向下延伸10到20個層級，我認為理解這些關鍵領域在哪裏，關鍵瓶頸在哪裏是至關重要的，”他補充道。

中國政府將如何回應？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阿什利·馮（Ashley Feng）指出，自從中國在國內發起開發更先進技術的運動，減少對美國和其他西方供應商的依賴以來，在某種程度上，十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追求自己方式的脱鈎。事實證明，許多中國公司善於在與美國的決裂中生存下來。例如，華為曾經依賴美國公司生產其智能手機的許多部件，但現在沒有了。儘管如此，中國尋求加強自身創新能力，成為先進技術領域的領導者，依賴於與世界各地的公司和研究人員的便捷聯繫，中國不希望看到這些聯繫被完全切斷。與此同時，由於今年的新冠疫情嚴重打擊了已經放緩的經濟，中國可能會盡其所能緩解與美國的經濟緊張關係，比如，通過堅持1月份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目標，試圖安撫川普。

“經濟已經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破壞，在此之前，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造成了損害，”陸克文説。“因此我認為，中國政府目前傾向於重新穩定經濟關係，因為中國仍沒有強大到可以單獨行動。”

“脱鈎”指的是有意拆除，並最終在其他地方重建，一些龐大的跨境供應鏈。近幾十年來，這些供應鏈定義了全球化，尤其是美中關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概念的現代版本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政策制定者，當時他們自己也擔心過度依賴美元和美國高端技術。

川普長期以來一直聲稱，中國利用美國經濟為自己謀利，犧牲了美國工人的利益，有一些經濟數據支持這種説法。因此，自上任以來，川普政府一直試圖在經濟上與中國部分脱鈎，首先是通過提高關税來減少美國進口，隨後是對中國在關鍵領域的投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最近，川普擴大了對向中國出口可能敏感的技術的管制，並於本週禁止一家聯邦退休基金投資中國股市。政府官員甚至短暫地考慮過讓中國持有的政府債務違約的想法。如今，無論是在半導體、稀土元素，還是在應對新冠疫情所需的藥品和個人防護裝備方面，撕裂和重建供應鏈的努力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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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疫情暴露了我們對中國生產以及海外生產的嚴重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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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説，“這場疫情暴露了我們對中國生產以及海外生產的嚴重依賴，特別是在中國製造業生產和中國供應鏈的關鍵領域。”霍利領導了重建美國供應鏈和退出 WTO 的立法行動。“我希望看到儘可能多的產品回到我們的海岸。”

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友也在考慮效仿。對中國的貿易威脅感到憤怒的澳大利亞，也在尋求使自己的出口市場和供應鏈多樣化，擺脱對中國的依賴。歐洲人正在重新考慮與中國政府日益密切的貿易和投資關係。近年來，中國大舉收購從港口到電網的關鍵基礎設施，令一些歐洲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他們擔心，這可能讓中國政府對本國擁有過多的影響力。中國外交官對包括荷蘭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採取了咄咄逼人的立場，隨着新冠疫情期間雙方關係惡化，他們含糊地威脅要對其實施制裁或其他形式的脅迫。

“許多國家正意識到這種咄咄逼人的策略，它們不喜歡這種做法。對中國聲譽的損害是不可挽回的，”美國國務院的克拉克（Krach）説。

德國主要媒體公司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的首席執行官最近表示，歐洲應該“在沙子上劃清界限”，並效仿美國，減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如果我們不能堅持自己的主張，那麼歐洲可能會遭遇與非洲類似的命運，逐漸淪為中國的殖民地，”馬蒂亞斯·普夫納（Mathias Döpfner）説。

這一趨勢也超越了政治範疇，意味着脱鈎可能會比川普政府持續更長時間。他在總統競選中的民主黨對手喬·拜登（Joe Biden）是一位貿易和外交政策的中間派。但是，包括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在內的進步的民粹主義者對他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將貿易和經濟政策進一步向左傾斜。拜登本週宣佈，由他的高級助手和桑德斯的支持者組成的聯合“團結”工作組將制定一個統一的民主黨綱領。桑德斯呼籲與中國重新談判貿易協定，旨在將製造業就業機會帶回美國，並將北京貼上貨幣操縱者的標籤。與此同時，共和黨人指責這位前副總統對中國態度軟弱，以便為有爭議的大選奠定基礎，而中國和新冠疫情將是大選的核心議題。

在很大程度上，當前的脱鈎競賽是中國20年來經濟實力穩步增長的結果，許多人，比如川普，認為這是西方製造業等重要行業空洞化的原因。批評人士稱，中國的國有企業往往依靠政府補貼，並且可以隨意使用他人的知識產權。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這些國有企業一直在與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企業進行不公平的競爭。

“維持現狀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它認為中國最終會改變其經濟管理方式，使其更加符合美國和歐洲的預期。”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説，“我認為，即使在一開始，這種預期也可能令人難以置信，而且顯然已被證明是錯誤的。”

“美國和歐洲真的很擔心。”他説，“這是完全合法的，正如中國希望保護自己的政策空間一樣，我們可以説，我希望確保充分保護我的勞動力市場以及我的創新和技術。”

雖然許多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發達國家與北京經濟關係中的原罪，但也有人認為，這對美國的利益總體上是有利的。

“許多批評人士忽視的是，中國已經進入了美國市場。美國沒有放棄任何東西，中國為加入世貿組織作出了讓步，喬治·W·布什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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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傳統觀念的一個新主題，即合作失敗了，而且這種假設是完全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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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傳統觀念的一個新主題，即合作失敗了，而且這種假設是完全錯誤的，”他説。“在核擴散、全球金融危機、環境、安全等許多領域，合作符合美國的利益。”

然而，這些論點從未動搖川普的信念。他一直堅信，與中國的貿易自由化最終會對美國產生影響，在2017年成為總統之前，或者在新冠疫情到來之前，他就已經很好地形成了這種信念。“因為中國正在走下坡路，這也會讓我們走下坡路，因為我們與中國的聯繫太緊密了。”2015年，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採訪時説，“我是那個建議你最好開始與中國脱鈎的人，因為中國有問題。”

如果説對與中國深化經濟關係的價值的懷疑已經十分嚴重，那麼中國爆發的新冠疫情已經將這種與北京脱鈎的願望推向了極端。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關閉，中國在全球許多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再次困擾着全球經濟，並在整個亞洲、歐洲和北美產生了連鎖反應。

現任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本週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就業機會的離岸外包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實驗”，這種缺陷通過疫情鮮明地顯現了出來。

他寫道，“這場疫情以另一種方式證明了川普的貿易政策是正確的：它暴露了我們對其他國家在關鍵藥品、醫療設備和個人防護設備來源方面的過度依賴。”。

但是，在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部分地區陷入經濟冬眠之後，這次疫情的餘震影響的不僅僅是醫療用品，汽車製造商、電子產品製造商以及各種各樣的工廠都在努力維持運營。

“中國的一個省份進入了一級戒備狀態，世界各地的工廠突然都沒有供應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首席經濟學家貝雅塔·賈沃爾西克（Beata Javorcik）説，“這充分説明了我們有多麼依賴中國，我們在全球供應鏈中只有極少的冗餘。”

除此之外，對於中國領導層涉嫌掩蓋新型冠狀病毒起源和爆發的努力，持續存在的質疑，只會加深恐懼中國的觀念，即美國對一個不透明、不民主的政治體系過於温和，而且將繼續如此。

因此，川普政府官員正抓住新冠疫情的機會，加強他們現有的努力，使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經濟關係脱鈎。在疫情爆發之前，川普政府正在起草有史以來第一份《經濟國家安全戰略》（Economic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這反映出政府在經濟和國家安全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幾位官員表示，這場疫情暴露了美國與其地緣政治對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從關鍵基礎設施的技術到救護醫療設備的供應鏈，使這項任務變得更加緊迫。

新冠疫情為全球經濟的根本性重塑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經濟體在今年上半年已經關閉。這就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如果曾有創傷的話，可以重新開始。

“當經濟活動處於高水平時，和失業率處於低水平時，如果想把所有這些因素分開，你會發現很痛苦。”達特茅斯（Dartmouth）學院的貿易史和政策專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説，“但現在一切都形同亂麻，從某種意義上説，撤退更容易了。這種人為的收縮使人們更容易不再回到過去的狀態。”

全球供應鏈之所以產生，首先是因為它們為製造商提供了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即便不是為某些被取代的製造業工人，也是為了幾乎所有地方的消費者。此外，許多公司繼續在中國投資，不是將其作為全球生產的來源，而是服務於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特斯拉（Tesla）在上海的龐大工廠為中國市場大量生產電動汽車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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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談到製造業時，專家們會大笑。他們會説，‘哦，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製造業並非鐵板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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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扭轉這種潛在的商業邏輯，政府可以轉而採取政策，鼓勵甚至迫使某些行業的企業遷移製造設施，或迫使投資者重新考慮在中國的投資。川普政府利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對包括中國商品在內的外國商品徵收關税，以迫使供應商搬遷他們的工廠。它也可以使用更強大的工具，如國防生產法案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這將允許政府命令私營部門做出一些生產決定。與此同時，川普政府加強了對中國進入美國的投資的篩選，以防止北京搶購有價值的先進技術。

然而，立法者和政府官員仍然希望，一系列因素將有助於推動企業改變過去幾年的經營方式：企業意識到在中國做生意的政治和聲譽風險，對中國掩蓋疫情爆發造成的經濟損害的底線估算，以及老式的愛國主義。（幾位政府官員表示，他們與一些公司的領導人進行了交談，這些領導人表示願意承受短期財務打擊，從中國撤資，但他們拒絕透露這些公司的名稱。）

已經有跡象表明，其他公司也在進行合作：英特爾（Intel）等大型半導體製造商正逐漸嘗試在美國重建高端製造能力的想法，從而為政府和私營部門客户服務。在疫期停產期間，即使與墨西哥等近鄰也受到往來中斷的干擾而陷入困境的其他公司，也正在加快其恢復生產的努力。

“有生產商，製造商，生產此類東西的人，他們厭倦了過多的其他投入……與中國和其他供應鏈捆綁在一起。”密蘇里州參議員霍利（Hawley）表示:，“他們希望對此有更多的控制權。”

但是，如果政府準備推動，他們在許多情況下傾向於一扇敞開的大門。不侷限於民粹主義或新冠疫情正在重寫全球供應鏈和興盛的全球化背後的商業邏輯。由於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事件，曾經被視為破壞全球生產的一次性外部衝擊，如2011年日本海嘯和馬來西亞洪水，正變得越來越頻繁。賈沃爾西克説，新冠疫情及其破壞將找回一個健壯的而不僅僅是廉價供應鏈的價值。

“我的觀點是，未來，評級機構、股東將根據適應能力對企業進行評判。因此，企業將有強大的動力改變其供應鏈，建立冗餘，建立一些地理多樣化。”。

第一波脱鈎很可能發生在醫療供應鏈中，在大流行期間獲得口罩、手套甚至呼吸機的困難突出了這一脆弱性。從電信到半導體，許多先進技術的供應鏈也因為安全原因正在進行重塑。霍利等脱鈎論的支持者希望，這一趨勢將擴大到更廣泛的製造業領域。

“當你談到製造業時，專家們會大笑。他們會説，‘哦，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製造業並非鐵板一塊。”霍利表示。“世界各地正在進行大量的精密加工和高科技製造。我們設計了許多，也許是大多數產口也需要這類製造方式，但我們沒有製造任何工具或成品，我希望看到我們兩者都有。”

企業確實開始遷出中國，將生產轉移到越南等其它亞洲國家，然後回到美國。諮詢公司科爾尼（Kearney）在其最新的“迴流指數”（Reshoring Index）中發現，製造商正越來越多地將其供應鏈多樣化，從中國轉移到其它地區，他們對貿易戰——以及現在的全球流行病——的風險持謹慎態度。大型投資者和基金經理越來越多地開始通過供應鏈的彈性和多樣化來判斷企業。

當然，即將出現的大規模脱鈎並非沒有代價。一些將生產轉移到高成本國家的公司，比如美國，將會失去近幾十年來取得的一些效率收益。對於許多行業而言，即便華盛頓方面提出了大量新的激勵措施和警告，保護主義行動也可能很快遭到企業董事會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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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還會出現其它行業，儘管這些行業在掙扎和尖叫，但它們最終可能會離開中國，將業務轉移到另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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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説，我認為企業會極力抵制任何影響其股價的因素，”中國褐皮書（China Beige Book）董事總經理施赫扎德·H·卡齊（Shehzad H. Qazi）説。褐皮書是一個為投資者分析中國經濟數據的平台。“例如，我們不會看到耐克將所有生產轉移到美國，讓他們的鞋子和運動服在美國生產，因為只是從成本的角度來看，都知道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他説。“我不認為可以通過提供任何數額的税收激勵，就足以讓這種轉變成為現實。”

不過，對某些行業來説，在小規模上脱鈎可能更容易，或者至少不會那麼痛苦。“在某些行業，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卡齊説，“未來還會出現其它行業，儘管這些行業在掙扎和尖叫，但它們最終可能會離開中國，將業務轉移到另一個國家。”

與此同時，競相促進一國的經濟自給自足幾乎肯定會導致其他國家也這樣做，這可能會扼殺出口機會，並導致今後貿易減少。

“上世紀80年代關於即時製造的一些教訓將得到調整，這是自然而恰當的。”前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Zoellick）表示，“我們只需要決定我們希望在哪裏支付成本，因為會有成本。他説，如果我們在國內全面開發，將會付出代價，美國出口商也將付出代價，在貿易壁壘不斷增加的世界中，他們將失去進入海外市場的機會。”

如果説全面脱鈎的想法是如此不統一，那是因為過去80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美國主導的深化而非削弱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努力。

美國政府將開放且日益相互關聯的世界經濟作為戰後架構的關鍵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未來的全球衝突。隨着1944年佈雷頓森林協定貿易組織（the Bretton Woods system）的成立，也就是二戰結束之前，或者後來關税與貿易總協定的成立——世貿組織的前身，它開始將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與和平聯繫起來。其他組織也是如此：戰爭結束幾年後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大陸上鞏固了更緊密的經濟和安全聯繫，併為最終成立歐洲聯盟奠定了基礎。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和世貿組織（WTO）的締結，到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擴張和日益緊密的經濟一體化，這些趨勢持續了10年，只是出現了一些偶然的停頓或倒退。

這整個過程本身就是對最後一次大脱鈎的反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劇變結束了全球化的第一個時代，10年後又出現了大蕭條、貿易壁壘、經濟民族主義和全面退出全球化。

所有這一切的最終結果就是把國際經濟對抗變成了一場零和、以鄰為壑的競賽，經濟問題變成了安全威脅。日本對原材料的需求導致了它對滿洲（中國東北）的佔領，以及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這使得格魯大使在1930年代憂心忡忡。它最終導致了日本對資源豐富的東南亞的攻擊和對美國珍珠港艦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市場隔絕的納粹德國，最終通過武力尋求建立一個歐洲格羅經濟區（Großwirtschaftsraum），或者説更大的經濟區，相當於德國擴張主義的生存空間概念。

“從兩次世界大戰間的經驗中得出的主要教訓是，國際政治合作和持久和平從根本上取決於國際經濟合作。”世貿組織指出，“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吸取了這一教訓。”

這就是為什麼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今天的故意撤退是值得警惕的。“在我看來，脱鈎的重要性超越了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十年中全球貿易和全球供應鏈的緊縮。”哈佛大學（Harvard）經濟學家羅德里克（Rodrik）表示，“使經濟關係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人質。”

就中國而言，“我們在談論脱鈎時需要擔心的是，有點像是把經濟當作一根棍子，”羅德里克説，“讓經濟關係受制於地緣政治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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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擁有全球化，但在這條路上逆行多遠還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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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意味着，隨着貿易壁壘的上升和脱鈎加速，世界正走向上世紀30年代的重演？

“我認為美國有一些人真的想走那麼遠，而其他國家必須採取防禦姿態。”達特茅斯學院的歐文説，“當一些國家走上這條道路時，它也迫使其他國家走上這條道路，放棄它們可能從開放和一體化中獲得的一些好處。因此，這些事情可能會螺旋式上升，這當然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情況。”

但在某些方面，這樣的重複似乎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全球化、貿易和跨境投資今天已經比大蕭條時期進步了很多。

他説: “我認為反對的理由是，今天我們有如此高度的一體化，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歐盟不可能走得像美國那麼遠，或者不願走得像美國那麼遠。”結果將是縮減開支，而不是另一個黑暗的山谷。

“你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擁有全球化，但在這條路上逆行多遠還有待確定，”他説。

佐利克則列舉了新冠疫情和全國封鎖帶來的影響：重組供應鏈，出口受限，貿易融資緊縮，以及傳統保護主義的復甦。

他説: “我不確定有沒有人能説出它們將如何疊加起作用，但方向並不好。”。

“我並不是説我們會回到20世紀30年代，但如果經濟低迷因疫情的風險而加劇，並走向經濟自給自足，情況可能會變得非常糟糕。”佐利克説，“所以，不要把事情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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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面臨另一場大流行病、環境問題、金融領域問題、伊朗或朝鮮問題，如果你與中國沒有工作關係，你的工作效率會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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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川普政府正在利用新冠疫情來更積極地推動其經濟脱鈎議程，那麼一個大問題就是美中關係會發生什麼。

美國已經拋棄了與中國進行戰略接觸的想法，並公開將北京視為其主要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已經利用疫情對台灣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因為台灣被視為一個叛離的領土。每年6500多億美元的雙邊貿易、數百億美元的投資以及中國持有上萬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削弱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繫只會加劇這種對抗。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説，“經濟脱鈎開始之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美關係中的經濟支柱的移除，這在歷史上是中美關係一直有別於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關鍵所在。”

具體來説，這可能會讓美國更難推動中國進行華盛頓多年來推動的任何改革，更不用説緩和其日益好戰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了。“如果問題是斷絕經濟聯繫是否會導致摩擦加劇，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佐利克説。“脱鈎的本質並不意味着中國將停止”他們的破壞性行為，“他們只是不那麼關心美國會推行的規範。”

換句話説，正如時任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著名演講中敦促中國成為全球體系中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有時甚至取得了成功），美國實際上是在認輸。他警告説，在一系列全球性挑戰中，放棄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第二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影響力和參與，可能會全面損害美國的利益。

“如果我們面臨另一場大流行病、環境問題、金融領域問題、伊朗或朝鮮問題，如果你與中國沒有工作關係，你的工作效率會有多高？”

與美國在川普政府的其他外交政策挑戰（從伊朗到沙特阿拉伯再到委內瑞拉）不同，明年民主黨入主白宮等任何改變都不太可能緩和與中國的對抗。

自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時代首次秘密訪華以來，美國曆屆政府一直遵循的戰略接觸原則，甚至連奧巴馬政府的前官員都宣佈原則已經失效。鑑於失業率處於創紀錄水平，經濟也在下滑，沒有人希望對中國手下留情，尤其是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阿什利·馮指出，川普政府對中國的許多經濟政策，從外國投資改革到出口管制，再到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附加關税，在政治上都很難一筆勾銷。

她表示: “兩黨之間正在加強——這種對中國更加鷹派的趨勢，只是由於大流行而更加加劇了”。

歸根結底，美國試圖遏制全球化的一個部分——全球供應鏈和貿易——的努力充其量只是一個不完善的局部解決方案，只會加劇其他挑戰。佐利克表示，選擇經濟脱鈎作為解決當前問題的答案，只會招致未來的頭疼問題。

他説: “如果你試圖在一個領域阻礙這個體系，那麼全球化的力量，無論是大流行病還是移民，都不會消失。”攪亂全球貿易體系，就會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前景。低增長導致更多的遷移。更多的移民會給發達國家帶來更多的政治壓力。“這就像擠壓氣球，（指壓下一塊鼓起另一塊，譯者注）”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