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鏈、空間控制與霸權：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想象_風聞

【內容摘要】 地緣政治想象是特定民族和國家對不同地理區域政治—戰略重要性的總體判斷，在特定國家對外政策和國家戰略的制定、實施中發揮着關鍵作用。自20世紀初以來，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想象在多位地緣政治學家的闡發下逐漸成形，並迅速構成美國亞太政策的主要精神線索。二戰結束後，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想象雖經歷不同階段，但呈現出連貫一致的邏輯，即“美國是太平洋國家”，在西太平洋天然擁有“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西太平洋的邊緣海尤其是離岸島嶼（島鏈）具有異乎尋常的戰略價值，對美國控制西太平洋至關重要；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安全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是其全球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絕不允許亞洲大陸強國挑戰其控制權，但對亞洲大陸的介入尤其是軍事介入因形勢不同而需慎重考慮。目前，隨着“印太”戰略的推出，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想象正處於一個延續與變形交融的關鍵階段，這對美國區域政策乃至全球戰略締造的影響愈發突出。

【關鍵詞】 美國 西太平洋 地緣政治想象 島鏈 大戰略 霸權

【作者簡介】 葛漢文，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江蘇 郵編：210039）

經典地緣政治理論歷來關注地理位置、形態與國家權勢間的聯繫，力圖從對地理環境、領土邊界和自然資源分佈的考察中得出其對國家政治行為的影響和制約作用。然而，批判地緣政治學（critical geopolitics）更重視文化差異、政治認同、民族性、價值取向、倫理判斷等意識層面的因素在地緣政治思想建構和戰略實踐中的重要作用，注意探究“人是如何認識或想象地理環境從而展開政治實踐”問題。[1]作為批判地緣政治學核心概念之一，地緣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是指特定政治單元從地理角度出發對世界政治的反映和實踐過程，涉及其對當地（local）、地區（region）、全球（global）地理形態的歷史記憶、政治解讀以及據此做出的戰略應對，體現出特定政治單元對不同地理區域政治—戰略重要性和實然、應然地緣政治身份的大體判斷。[2]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批判地緣政治學大流行的直接結果之一，地緣政治想象現今已經成為戰略學界分析、判斷特定民族和國家描述、衡量和想象其地理環境，從而塑造諸如“自我—他人”“安全—危險”“接近—疏遠”等概念以及據此進行戰略締造的關鍵指標之一，在評價、預測其戰略動機及效應方面具有獨特意義。[3]

從20世紀初至今，由於諸多地緣政治大師的構想與設計，美國決策與戰略學界對西太平洋地區政治—戰略重要性的認識逐漸趨於一致，形成了一整套關於既定區域的地緣政治想象。尤其是自二戰結束以來，隨着冷戰在東亞的擴散和激化，主要以“島鏈”（chain of islands）概念的出現並迅速強化為重要標誌，西太平洋特定的地理空間開始被美國戰略界賦予明確的政治—戰略意義，開始與其亞太政策和軍事戰略緊密聯繫，成為美國全球大戰略在東亞實施成敗的權勢、物質標尺。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想象經歷了一段明顯的調整期，島鏈的戰略作用也受到強烈的質疑與批評。但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急劇演進，這種以強調西太平洋戰略重要性為主要特徵的地緣政治想象再度強化，併成為當前美國亞太政策甚至“印太”戰略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對地區安全形勢及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愈發突出的挑戰。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國西太平洋地緣政治想象的源起、發展及當下表現，對於準確把握美國亞太政策企圖、分析甚至預測其未來發展走向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一、島鏈、邊緣地帶與前沿防禦

美國對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想象，源自對西太平洋關鍵地理位置及由此衍生的權勢重要性的認識。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國力大幅增長的背景下，海權論的主要闡釋者、美國海軍少將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 Mahan）便極力鼓吹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的地理位置、經濟活動與商業價值對於美國國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馬漢認為，美國在各大國圍繞太平洋的空間競爭中勝出的方式，就是通過建設強有力的海軍力量、與海上強國結盟以及爭取太平洋中的“前進基地”。因此，在美國“儘可能遠地深入太平洋”的過程中，選擇和保持海軍基地應當被列入首要的戰略考慮中，“通過保有太平洋島嶼並將其發展成為基地，開發其資源，通過補充裝備，不僅海軍力量能夠獲得提升，而且能夠增強軍隊的機動性。”[4]馬漢尤為滿意地看到，美國佔有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羣島，足以使其“避免在太平洋方向受到任何嚴重的威脅”；而美國於1898年對關島的兼併則意義更為重大：“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像關島一樣可以保衞我們在太平洋的安全利益。”[5]對這條從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延伸至西太平洋的關島的“海上領土之鏈”的牢固控制，是20世紀美國取得足夠海上優勢乃至最終控制太平洋的權力基礎。這可謂“島鏈”概念的濫觴。

二戰前後，隨着地緣政治學在美國的逐步興盛，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極力強調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是其對外政策最基本因素的同時，對“邊緣地帶”（Rimland）之於世界權勢的意義做出了與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Mackinder）不同的理解。在他看來，歐亞大陸與其周圍一系列內陸海和邊緣海之間的地帶具有非凡的戰略價值。在歷史上，大國（如英國）正是通過對該區域的控制，發展為世界性的勢力。對實力急劇上升的美國而言，這一地理空間亦具有直接的戰略關係，尤其在防止大陸強國崛起方面具有突出價值。但與大西洋方向存在巨大差異，美國此時還不曾在西太平洋與歐亞大陸之間的邊緣地帶擁有真正有效的基地，因此受到處於大陸沿海地區控制海道國家的直接威脅。與馬漢強調關注海洋、控制海上基地進而爭奪西太平洋海權的主張相比，斯皮克曼顯然走得更遠，他認為美國有必要改變依靠海上勢力的傳統，進而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形成強大的影響力。[6]對策就是如同美國在西歐那樣，在太平洋西岸地區（並非僅是離岸島嶼）建立更多的海軍和空軍基地，而“在一些託管島嶼上新建基地，在菲律賓重建美國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起碼的措施”[7]。

二戰結束後，世界形勢尤其是亞太安全形勢的發展為美國早期地緣政治學家諸多論斷及主張進入美國戰略決策提供了契機，有關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想象亦開始向政策轉化。在太平洋戰爭中徹底擊敗日本後，美國佔領日本本土及其在太平洋的大量託管島嶼，軍事進駐朝鮮半島南部，恢復在菲律賓的駐軍，並對中國國民黨政府具有強大影響力。美國實際上不僅實現了馬漢當年的夢想，甚至已經接近完成斯皮克曼的戰略籌劃，即實現對歐亞大陸東端邊緣地帶的牢固掌控。然而，隨着中國內戰的爆發和新中國的成立，加之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及美國的受挫，使美國對於西太平洋的政策設計實質上又經歷了一個從“斯皮克曼模式”向“馬漢模式”的轉化過程。在“失去中國”、朝鮮挫敗與“蘇聯威脅”的三重壓力下，美國亞太政策顯然又再次回到馬漢的思路，即設法強化對日本及其他西太平洋離岸島嶼的“保衞”，並“避免”進行一場大陸戰爭。而在歐亞大陸的邊緣海強化由一系列島嶼所構成的軍事和戰略基地以及更有效地遏制共產主義向海洋擴張，成為當時美國決策精英討論的優先議題。

為此，遏制戰略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強調，美國東亞政策的基礎就是通過控制離岸島嶼（如阿留申、琉球、關島）以確保對西太平洋邊緣海的控制，而非輕易介入歐亞大陸的東端邊緣。[8]時任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亦公開宣示，美國的戰略投射必須抵達“太平洋的最西端邊緣”，即“從阿留申到日本、琉球再到菲律賓羣島”。在西太平洋，“美國必須保持強有力的防衞姿態，極為關鍵的是保持位於沖繩的龐大美軍基地。”[9]在駐日美軍司令和“聯合國軍”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看來，二戰後的太平洋“已經成為‘盎格魯—撒克遜湖’”。在如此有利的情勢下，“圍繞亞洲海岸的‘島鏈’已經成為美國的防禦線”。美國對這條“島嶼鏈條”的軍事控制“可以防止（敵手）任何前出太平洋的敵對行動”，尤其是台灣，“由於至關緊要的軍事原因，千萬不能讓其落入共產主義之手。”[10]正是在此類言論的不斷渲染下，在超級大國全球戰略爭奪的宏觀背景下，一系列位於西太平洋的島嶼開始被賦予新的地緣政治意義，甚至成為“自由、民主的”西方遏制、防範和封鎖“共產主義的東方”的“海上鎖鏈”，也成為美國及其亞太盟國抵制“侵略成性、軍國主義、擴張主義、嚴重敵視美國的蘇聯”最主要的地理、戰略仰仗。[11]

馬漢的主張構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對西太平洋地緣政治想象的主要內涵，主要依靠對海域和島鏈的控制來鞏固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權，進而實現區域霸權。而此類主張構成了美國地區政策尤其是軍事戰略制定、實施的精神基礎。早在1946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美國武裝力量部署戰略概念與計劃》（Strategic Conceptand Plan for the Employment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中指出，美國應當“設置自身的前進基地，儘可能遠地阻止潛在敵人的攻擊。……總之，要擴大美國的戰略邊界。”[12]在1947年的《海軍計劃研究》（Naval PlanningStudy）中，這個戰略邊界就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控制下的海域和島鏈。而島鏈的作用就是為巡弋於黃海和日本海的美軍航空母艦提供港口，也為美軍部署於離岸島鏈的陸基轟炸機對亞洲大陸邊緣地區發動軍事打擊提供基地。[13]這就是美國將其前沿防禦半徑（Forward Defense Perimeter）設置於西太平洋邊緣海域諸離岸島嶼的主要戰略、軍事考慮。

冷戰時期，美國對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想象尤其是以島鏈為核心建構的政策邏輯實質上存在重大缺陷。首先，這條從阿留申羣島、日本列島、琉球羣島、中國的台灣島到菲律賓羣島甚至延伸到馬來西亞和馬六甲海峽的極其漫長的島嶼“鎖鏈”，軍事上的防禦難度極大，因為各個島嶼之間的海峽和國際公海為敵對的海上勢力提供了廣闊的穿越空間。而在戰略層次上，麥克阿瑟早就承認：“是否守得住西太平洋沿岸的防線完全取決於能否守住這條島鏈的所有組成部分，島鏈上的任何缺口對敵對勢力而言都極具價值，因為其可以據此對該防線的其他組成部分輕而易舉地發起攻擊。”[14]特別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着亞洲人民的覺醒以及民族解放運動大潮的湧動，美國及西方殖民宗主國對東亞海洋國家的控制也愈發受到像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民眾的廣泛抵制。在此情況下，美國以控制島鏈及西太平洋實現區域霸權的政策已經呈現出失敗的徵兆。

不僅如此，作為美國對西太平洋地緣政治想象的組成部分，斯皮克曼的主張，即美國應超越其海洋勢力定位，以主動介入尤其是軍事介入歐亞大陸作為其控制“邊緣地帶”的手段，亦不時作用於美國戰略決策，對其亞太政策的推行產生影響。1949年麥克阿瑟關於構築一條從菲律賓到琉球、日本到阿留申的“太平洋戰略防線”實際上並沒有提及朝鮮；1950年艾奇遜在定義美國在亞洲的“防禦半徑”時，同樣沒有將朝鮮納入其中。[15]但朝鮮戰爭被當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有關“共產主義威脅”的直接證據，越南日後亦被認定是威脅東南亞的“多米諾骨牌”，從中均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主張的影響力。但美國對亞洲大陸邊緣地帶的戰略、軍事介入以及由此引發的損失空前的戰略大挫敗，在很多美國戰略學者看來，再次證實了馬漢、喬治·凱南主張的正確性，即強調美國在東亞的政策應與歐洲不同，應當主要確保對離岸島嶼和西太平洋邊緣海的控制，儘量減小對亞洲大陸的戰略性投入。[16]而回歸馬漢的主張（據守島鏈和西太平洋前沿基地並嚴密控制邊緣海）以及採取外交措施爭取中國的支持，來應對蘇聯巨大的軍事、地緣壓力（尤其是蘇聯針對島鏈南、北兩端的巨大壓力）則成為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亞太政策的無奈選擇。

二、“重返”島鏈與“重塑”邊緣地帶

冷戰的結束標誌着一場持續近半個世紀、規模空前、具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全球地緣政治大對抗的收場。在“贏得冷戰”的鼓舞下，美國政治、知識精英對延續其在亞太地區所謂“領導地位”持極其樂觀的態度。以1991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推出為標誌，冷戰後的世界被視為一個主要以美國壓倒性實力和意識形態優勢為基礎而主導的“獨極”（unipolarity）世界，美國已經沒有任何需要全力應付的戰略敵手。[17]由此，傳統的以維持島鏈、控制西太平洋邊緣海為基軸的地緣政治想象由於缺乏主要應對目標，亦不斷弱化。1990年，美國參議員阿蘭·迪克森在國會聽證會上指出，美國在亞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區仍然維持軍事“前沿部署”的原因，在於其具有“神聖羅馬帝國情節”。[18]在其功能日益受到嚴厲批評的情況下，1992年的《美國軍事戰略》報告亦不得不指出，在蘇聯威脅的消失已經根本改變了太平洋區域的總體安全情況下，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關注重點亦應從抵禦侵略轉向“危機反應”和“確保穩定”。[19]

儘管如此，美國對西太平洋的總體戰略實質上卻並未發生根本轉型。雖然缺乏直接敵手，但美國依然憑藉其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優勢地位維持在離岸島嶼的前沿軍事存在，以此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首要地位”。1990年，在時任美國參聯會主席柯林·鮑威爾（Colin Powell）的推動下，美國雖然開始有限削減其在太平洋方向的前沿軍事部署，強調以高度靈活、全球機動的武裝部隊來遏制或消除既定區域未來可能出現的威脅，但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繼續維持艦母戰鬥羣及空中、地面和兩棲優勢兵力，依然強調其西太平洋軍事基地羣尤其是駐日軍事基地的極端重要性，也極力維繫其以島鏈和前沿軍事存在為基軸的空間控制戰略。[20]在菲律賓羣眾性反美運動不斷高漲，蘇比克和克拉克軍事基地已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美國計劃在區域內（如新加坡）發展新的“前進基地”，以減少對菲律賓基地的嚴重依賴。[21]而這種擴展在新加坡對美軍開放和擴建樟宜基地後，顯然已經取得了部分成功。

進入21世紀後，由於中國的發展效應不斷積累，美國以島鏈為核心的亞太軍事基地網絡更具備了明確的存在理由，而其決策界對西太平洋的傳統地緣政治想象又重新得以迅速強化。實際上，早在1997年，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就開始渲染中國在亞太地區對美國軍事存在構成的所謂“威脅”，即中國海軍已經採納了“近海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同時設法在十五年內擁有遠洋作戰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島鏈”之內的海域，尤其是台灣海峽與南海，此舉無疑將對美國的東亞“主導地位”構成嚴重挑戰。[22] 1999年，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陸伯彬（Robert S. Ross）在重讀斯皮克曼寫於半個世紀前的名著《和平地理學》後亦提出，中國作為陸權優勢力量的快速崛起，能夠被美國在太平洋的海上優勢所平衡。但是，中國向太平洋的進軍正在改變這種地緣政治平衡。在不遠的未來，“中國是能夠事實上挑戰美國海上權勢、顛覆東亞‘兩極結構’的唯一國家。”[23]而冷戰結束後，美國仍然着力穩定和強化其同亞太地區傳統盟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關係的主要出發點之一也在於中國權勢的不斷增長。[24]

作為此類地緣政治想象的邏輯延伸，美國國防部2006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應被視為21世紀美國亞太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轉折點。儘管美國仍將恐怖主義視為頭等安全威脅，但亦強調“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的和正在興起的力量，有巨大的潛力在軍事上同美國競爭”。中國的境外軍事投射能力大幅提升，已經將亞太區域的軍事平衡“置於危險”當中。[25]為此，美國宣稱將其60%的潛艇兵力和至少6個航母戰鬥羣部署在太平洋，並強化在夏威夷、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和最為關鍵的關島的兵力部署，以縮短美軍在太平洋應對中國的反應時間。[26]美國海軍在2007年發佈的《21世紀海權的合作戰略》中亦明確提出，“美國將保持和擴展其相對海權優勢，在西太平洋保持可靠的作戰能力以維護美國的關鍵利益，確保美國對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保護，威懾和阻止潛在的敵對者並盯住競爭者。”[27]從美軍兵力在太平洋諸島嶼的再部署和跨區域的兵力調整中，可以看出美國異常清晰且帶有濃重地緣政治色彩的戰略邏輯，這是一個世紀之前馬漢思想的當代再現。[28]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際，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尤其是海上軍事力量的快速發展，引起了美國戰略學界的極大關注和嚴重不安。[29]中國大力發展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 A2/AD）能力，特別是發展其武器系統、技術、作戰概念，加快建設包括兩棲和潛艇能力在內的藍水海軍能力，並且通過運用空中和海上力量頻繁穿透島鏈，在遠離中國海岸線的區域進行遠距離“冒險”的情況下，美國位於第一島鏈的軍事基地以及在西太平洋的前沿防禦戰略，開始面臨不確定的多重挑戰。[30]新威脅的日趨上升及傳統島鏈戰略效能的下降，使得美國雖然不斷宣稱“美國不會將太平洋讓給任何人”“美國在太平洋國家將持續發揮作用。……美國必須沿太平洋邊緣保持強有力的軍事介入和威懾姿態。”[31]但受到兩場反恐戰爭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美國實際上開始尋求採取一種擴大化的島鏈戰略，以應對中國對其亞太軍事存在日益嚴峻的挑戰。

以2012年美國高調推出“亞太再平衡”（或“重返亞太”）戰略為標誌，美國這種擴大化的島鏈戰略強調在現有的政治、軍事存在基礎上，主要發揮外交、經濟等“巧實力”的作用，通過説服其亞太盟國、夥伴國甚至中立國（並不僅限於島鏈國家或西太平洋的海洋國家和地區），來擴大或再次強化美國在亞太的政治、軍事網絡，將擴大國際合作、利用中間人來達到目標，以此“對沖”來自中國的威脅和安全挑戰，繼續維繫在西太平洋乃至亞太的主導地位。[32]為此，美國不僅在既有基礎上強化了其在島鏈尤其是以關島為重點的軍事部署，同時大力推動恢復在菲律賓的軍事存在，加強在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的軍事活動，重塑亞太同盟網絡。在其積極推動下，儘管在冷戰結束之初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中有相當一部分國家（如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韓國）一度流露出謀求“正常國家”或“中等強國”地位，擺脱美國控制的政策傾向，但隨着亞太安全形勢的發展，上述不少國家亦開始重返強化與美國政治、軍事同盟的原有政策路徑。美國還在外交上積極爭取越南、緬甸、馬來西亞、老撾乃至印度等亞洲大陸非離岸島嶼國家，試圖在傳統的離岸島鏈之外營造一個以中國為主要目標、擴大化的夥伴國網絡。從這一點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是馬漢觀點的再強化，甚至有向斯皮克曼主張迴歸的趨勢，儘管這種迴歸更多體現在外交而非實際軍事層面。

三、“放棄島鏈”還是“超越島鏈”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成為冷戰後美國大戰略演進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之一。當下的美國以所謂的“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口號，在經貿、同盟、軍控、軍事、全球治理等領域做出諸多頗具顛覆性的政策調整，由此使國際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並導致國際安全形勢的劇烈震盪。[33]尤其是美國同盟政策的調整，對其亞太同盟體系及其已維持半個多世紀的島鏈戰略造成的衝擊最為直接。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指責其盟國“一直在系統地利用美國的‘慷慨’和‘開放’”，並將海外防務承諾和同盟體系視為嚴重拖累美國的主要根源。為此，美國要求其盟國分擔更多防務費用，否則就威脅減少在海外的軍事存在，甚至讓盟國“自己保衞自己”。由此可見，美國的同盟政策開始向在繼續維持對該體系絕對主導、繼續享有其戰略益處的同時，削減自身的投入並極力向其盟國轉嫁戰略負擔的方向轉變。[34]

在此情況下，美國先後同日本、韓國就分擔美國當地駐軍費用問題展開談判。儘管日本長期以實物、服務、現金等方式為駐日美軍支付高額費用，但特朗普依然強調駐日美軍費用對美國造成了沉重負擔，要求日本支付100%的駐日美軍費用，以換取美國對日本的“保護”。[35]而對於美國亞太軍事存在的最前沿韓國而言，美國則直接要求韓國政府向其支付遠超駐軍費用總額的50億美元，導致韓國國內輿論譁然。[36]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便是美國島鏈戰略的重中之重，而韓國則是美國亞太前沿軍事存在的重要支柱之一。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調整引發的震盪必然會對其亞太同盟體系造成衝擊；而日本、韓國、菲律賓則採取相應的措施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衝擊，這已經並將繼續對地區安全形勢演進產生深刻影響。

然而，自20世紀以來，美國的政治精英都確信：如果美國不能守住位於西太平洋的島嶼防線的話，那麼將無法確保太平洋不受到來自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權勢力量的攻擊。這一點在特朗普的相關政策設計中也得到了印證，美國以同盟體系為網絡、以控制島鏈、維持海洋霸權為基軸的地區戰略尚未出現顯著變更的徵兆。[37]因此，儘管特朗普政府從“收益—成本”的角度出發對美國的同盟體系與承擔的海外義務頗有微詞，而且2017年3月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亦宣佈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宣告結束”，[38]但針對中國不斷增強的軍力投射能力和“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特朗普政府反覆強調將以增加武器裝備的購買力度、軍隊建設與訓練、深化國際合作等多重手段加以應對。而發揮位於日本、韓國、關島、澳大利亞、新加坡、菲律賓和迪戈加西亞的2 000餘架飛機、200艘艦艇和37萬名軍事人員的作用尤為關鍵。[39]

尤其是以在大國戰略競爭中獲勝為目標，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了在西太平洋邊緣海的軍事活動的規模和力度，以此顯示其對既定海域的“絕對主導”地位。2017年6月，美國時任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宣稱，美國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區飛行、航行與行動，並通過在南海及其他地區的持續性行動表明決心。[40]在此指引下，美國海軍近三年來對中國西沙羣島和南沙島礁展開所謂“航行自由行動”（FON）的數量、頻次大幅上升，海軍艦隻則更頻繁地通過台灣海峽；空中軍事力量無視認證查詢，頻繁進入中國設於東海的防空識別區（ADZ），對中國南沙島礁實施飛越穿行；在中國周邊海域不斷舉行各種類型的聯合軍事演習，持續向中國展示軍事存在和遂行抵近偵察，挑釁意味不斷增強，極大推升了武裝衝突的風險，嚴重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

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亞太政策尤其是軍事戰略的核心是前沿防禦，要點是對西太平洋邊緣地區島鏈的控制。[41]儘管在確定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禦前沿的位置方面，每一屆美國政府實際上均有各自的主張，但是這些信條尤其是其背後體現出的地緣政治想象，依然對當下乃至未來美國的政策制定持續發揮強大影響。尤其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美國沿襲已久的以其海上優勢遏制陸權敵手（最初是蘇聯，目前是中國）的地緣戰略設計，更具備了明確的總體目標。在不少美國學者看來，格外受益於二戰後美國在遠東構築島鏈的戰略安排，美國已與西太平洋幾乎所有的沿海島嶼國家構築了相當牢固的政治、軍事關係。而除以日本、菲律賓等為主的傳統島鏈國家和地區之外，美國海軍亦可利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的港口設施。因此，儘管敵手出現了變更，但美國早已在中國周邊構築了海上包圍圈，可以向中國通向海洋的任何通道施加海上和空中壓力。[42]正是由於這條“由美國盟友所組成的完善的用於監視甚至必要時阻斷中國通向太平洋通道的海上‘長城’”的存在，使得當下中國所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敵意的海上環境，這與陸地方向截然不同。”[43]

不僅如此，以“印太”戰略的推出為代表，當前美國政治精英的政策設計實質上已經遠遠超越對西太平洋的傳統地緣政治想象。在美國“印太”戰略計劃進一步強化或擴大其現有的地區同盟、夥伴關係國家和地區中，除日本、菲律賓等之外，澳大利亞、泰國、新西蘭、新加坡、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國、越南、文萊和柬埔寨等國家，均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位於島鏈上的國家或地區。甚至像蒙古、尼泊爾、老撾這些地理位置深入東亞大陸的國家，也通通被美國列入加強安全關係的名單中。[44]至少從所涉及的地緣範圍看，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已遠遠超越了防守島鏈這條環繞東亞大陸的防線的層級，甚至也超越了斯皮克曼的戰略構想，而成為一個類似冷戰、遠超地區規模的宏大戰略設計。但是，在美國自身戰略投入有限、區域國家搖擺不定、中國堅守和平發展等多重因素綜合影響下，該戰略的具體效果短期內亦可能相對有限。

四、地緣政治想象與空間霸權

地緣政治想象作為一種政策與軍事話語和精神意識反映，其邏輯就是通過對特定地理位置、形態的觀察和描述，以期就某個特定地理區域進行“戰略價值評估”，力圖從中發現確保本國權勢利益的所謂“永恆規律”。通過這種方式，特定的地理區域開始與國家的整體國勢起伏建立起邏輯聯繫，世界空間亦被分割和標註為一塊塊“‘關鍵’‘重要’或是‘無價值’的地理區域”。[45]因此，儘管不少學者一再聲稱，“地理依然在發揮作用，國家依然在為權勢和領土而鬥爭，”[46]但實際上正是由於國家對權勢幾乎永不停歇地追逐，地理空間方才被賦予了這樣或者那樣的戰略作用。

美國對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想象正是最為典型的案例之一。在美國興起、力圖鞏固其國家權勢的過程中，其對西太平洋地緣政治想象的基本敍事和精神風格得以成形。地緣政治想象的三大核心要義，即對國際形勢發展的內在恐懼、對國家間關係的持久不信任和對特定區域的空間控制構成了國家權勢的基礎，在這一案例中亦得以充分體現。總的來看，儘管處於不斷演進中，但美國對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想象一般呈現出如下三大特徵：一是美國有關“位置”（location）的自我定義——“美國是太平洋國家”，使其在西太平洋天然具有“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二是西太平洋的邊緣海尤其是離岸島嶼具有異乎尋常的戰略價值，對於美國對西太平洋的控制至關重要；三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安全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是其全球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絕不允許亞洲大陸強國挑戰。正是在與之相關的諸多學理表述、政策表態和戰略實施的不斷強化下，這種地緣政治想象最終上升為從20世紀中期至今美國地區政策的總體戰略基軸。

這種地緣政治想象有其久遠的思想淵源。除馬漢、斯皮克曼之外，太平洋一向能夠引起地緣政治學家的廣泛關注。早在1908年，德國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的領軍人物卡爾·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便將這片“地球上最大的地形學區域”視為“龐大權勢的孵育器”。在他看來，這片區域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在20世紀將逐步凸顯，太平洋時代將繼地中海時代和大西洋時代後主導人類的歷史。[47]而“印度洋—太平洋區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區域在地理上的獨特性在於其處於大陸東方的所謂“離岸島嶼之弧”（offshore islandarcs）上。在豪斯霍弗看來，這一“離岸島嶼之弧”提供了有用的“保護面紗”，“掩護了”中國和印度等大陸大國。[48]一個多世紀之後觀之，豪斯霍弗當年的判斷準確預言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環太平洋地區尤其是亞太區域權勢力量的強勁發展及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亦意識到構成或誘發亞太安全問題的最主要地理空間因素。

目前，由於沿線國家數量眾多、經濟活動頻繁、矛盾與熱點問題集中以及區域內國際關係微妙，亞太區域安全形勢尤為複雜。2007年，美國太平洋總部司令蒂莫西·基廷（Timothy Keating）曾宣稱，“在太平洋，我們是在一個地緣政治環境中行動。”[49]此人顯然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對該區域事務的直接介入尤其是軍事介入和前沿部署，以及美國試圖長期維持地區霸權的努力，正是該區域安全形勢朝地緣政治競爭演化乃至成為戰爭和衝突頻發的重要誘因之一。自二戰結束以來，那種視太平洋為“美國湖”“控制西太平洋是美國地區霸權的基礎”的看法，已經上升為一種長期主導美國地區政策的精神信條。而保持在既定區域內的“統治能力”或“主導地位”，確保美國軍事力量能夠“自由、不受挑戰、強有力”地展開行動，成為一代又一代美國政治、戰略精英的共識。而這種觀念本身就是導致區域內衝突和摩擦頻發的最主要根源。

不僅如此，美國的相關政策也直接導致地區國家間關係的緊張。位於西太平洋的諸多離岸國家，很多均與其鄰國尤其是東亞大陸的沿海國家存在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前者如北方四島、釣魚島和南沙羣島，後者如東海劃界和南海主權爭端等；而另一些國家或地區自身則長期是區域內軍事、安全的焦點。這些爭端或熱點問題長期得不到全面、公正解決，部分國家正常的合法權益和主張被長期壓制，甚至被刻意渲染為地區安全“威脅”。區域安全形勢長期緊張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國實行島鏈戰略的直接後果。從二戰後至今美國的亞太政策看，美國顯然也非常樂意利用此類矛盾為其在遠東的軍事存在提供藉口，為其在地區事務中扮演“制衡者”（balancer）角色提供足夠正義的理由。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可以預料，在美國繼續堅持其對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想象及其政策轉化的情況下，地區安全形勢的緊張化趨勢總體上還將持續，甚至在特定時段極有可能激化；區域內國家間的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以及不少長期存在的矛盾、問題，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仍無得以完全、公正、合理解決的可能。

必須看到，地緣政治想象這種將特定地理空間與國家權勢相聯繫的思維模式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其將部分地理空間單向標籤化和固定化的邏輯，嚴重忽視了當地國家、民族的獨特性及其可能的演進發展。島鏈上的諸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自身的政治—戰略考量，當然不會永遠甘於充當霸權國家的政策工具或“地緣政治棋子”。尤其是被島鏈戰略所設計防範的大國，距這些離岸島嶼並不遙遠，同時它們又在安全、經濟、文化和歷史上存在密切的聯繫。這亦是近十年來日本、菲律賓等國的對外政策均有所調整，某些趨勢甚至出現了令人鼓舞的變化的根本原因。而特朗普政府放棄奧巴馬時期主要藉助外交等“巧實力”支持區域內國家挑戰中國的政策路徑，轉向親自展示軍事存在和海上力量優勢，這一變化本身就是其島鏈戰略乃至亞太同盟政策面臨潛在危機的證明。從這一點看，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美國的島鏈戰略的戰術功能仍會延續，仍會為美國的遠東軍事存在提供基點和地理基礎，但其戰略功能正處於逐步弱化中。

目前，在很多美國政治、戰略精英看來，已經維持70多年之久的現行國際秩序正在產生裂痕，甚至有整體崩潰的可能。英國脱歐導致歐洲一體化進程遭受重挫；中東四分五裂且無任何好轉的跡象；俄羅斯儘管國力衰退但對外愈發咄咄逼人；中國的崛起及其“不斷強硬的立場”，被認為“直接挑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地位。進入21世紀以來，就“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美國戰略學界的相關政策辯論愈發激烈。然而，單就地區安全政策而言，儘管不時有以“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戰略取代“深度接觸”（Deep Engagement）戰略的鼓譟，但更多的看法則認為，如果採納“離岸平衡”政策，不僅意味着大幅變更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的全球軍事部署，而且意味着如果一旦同大陸強國（如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將不得不克服地理距離的巨大限制，從數千海里之外向西太平洋沿岸增派兵力。這顯然較二戰後維持至今的島鏈戰略“花費更高、效果更糟”。[50]因此，儘管美國以島鏈為核心的地緣政治想象愈發落後於時代的發展且飽受質疑，但在當前美國戰略學界普遍焦慮的氛圍下，並受到“大陸強國向海洋進軍”的自我暗示，地緣政治想象依舊保持着持續的戰略慣性，依然構成當前乃至未來美國地區安全政策最主要的邏輯和心理根源。

**來源：**國際展望雜誌；**編輯：**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