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 | 中國人為什麼歧視商業？（三）_風聞

中國人歧視商業，説到底就是一句話：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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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中國以後，秦始皇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務會議，直接決定了此後中國歷史的發展走向。很幸運，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今日讀來，浮想聯翩，厚重的歷史感撲面而來。

秦國在很短的時間裏打敗吞併了六國，國土面積迅速擴大到原來的很多倍。怎麼統治、管理這廣大的國土，成了一個難題。秦始皇召開御前會議，就是為了解決這個難題。

會上，丞相王綰等大多數官員的意思是，還得按照周朝建立時的老辦法來，也就是分封制，把皇帝的兄弟、兒子們等分封到各地。否則這麼大的國土，根本沒辦法統治。

只有廷尉李斯唱反調。李斯説：周朝分封出去的那些兄弟子侄，雖然都是一家人，但時間一長也就疏遠了，後來更是像仇敵那樣互相攻殺。周天子根本管不了。現在好不容易統一了，就應該實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縣制。只有這樣，才能天下太平。

秦始皇拍板決定：李斯説得對。按李斯説的辦。

在解釋自己為何如此決定的時候，秦始皇説的那幾句話，非常重要，值得原文照錄：

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老百姓叫苦不迭的戰亂，都是因為那些諸侯。靠着祖宗保佑，終於統一天下，如果再立諸侯王，就是又要打仗了。那樣的話，想要天下太平，可就難了）

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的名聲並不好，被認為是暴君。但是，僅從這幾句話和他決定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秦始皇就應該位列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的君主之列。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準確把握住了歷史的大趨勢和自身的歷史使命，作出了正確的抉擇。

02

周朝人雖然提出了“天下”的觀念，但並沒有落實到政治制度上。周朝實行的，是和歐洲中世紀類似的封建制。這是原本意義上的封建制，層層分封，從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割政治權力。天子或國王只是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那個封建主。他有自己的地盤，可以直接管轄。但對其他封建主的底盤，他並無直接的統治或管理權力。

夏商周三代，説是王朝，其實並不是統一的政治體，而是眾多次級政治體的聯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説秦始皇第一次統一了天下。

郡縣制並不是秦始皇或者秦國人的發明。在戰國晚期，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集權的郡縣制。秦朝統一以後的郡縣制，是戰國以來各國郡縣制的延續和擴大。

雖然如此，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還是更傾向於“復古”，主張繼續實行周朝的分封制。秦丞相王綰和大多數官員的態度，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實際上，一直到漢朝初年，人們還是普遍想要回到封建制。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經過文帝景帝的削藩和七國之亂的殘酷戰爭，到了漢武帝時才算真正穩固下來。

只有秦始皇和李斯等少數人，認識到了歷史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就是，中國在政治制度層面必須啓動向“廣土巨族”的努力，而絕不能再走封建制的回頭路。各國分立、層層分封的封建制，就意味着“天下共苦戰鬥不休”。

想要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就必須實行中央集權，打造政治上統一的大國。秦朝的歷史使命，就是啓動這個過程，並世世代代堅持下去。

有人可能會説，你這也太肉麻了。照你這麼説，秦始皇成“解放人民的大救星”了。你還能再肉麻一點兒嘛。

説秦始皇想要解放人民，你聽着可能有點肉麻，但這的確就是事實。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到處巡遊，所到之處往往立下石碑，昭告天下。有一個名詞，在各地碑文中反覆出現，那就是“黔首”。在秦朝的官方文件中，黔首就是人民、民眾的意思。

在嶧山，碑文中有：“黔首康定，利澤長久”。

在琅琊台，碑文中有：“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優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寧，不用兵革”。

在芝罘，碑文中有：“烹滅強暴，振救黔首”“黔首改化，遠邇同度”。

在會稽，碑文中有：“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泰平”。

我覺得，這幾篇兩千多年前的碑文，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人民解放宣言”。底層人民的福祉，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國家、政權合法化的基礎，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奮鬥目標。

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仍然匍匐在神權、王權的愚昧統治之下時，中國人已經建立起了以解放人民、造福社會為奮鬥目標的政治制度。不得不讚嘆中國在政治制度上的超級領先和高度文明。

03

這種政治制度的領先和高度文明，核心要點在於，**在政治上實現了從“私”到“公”的突破和跨越。**把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利益和政治權力實現了綁定。從此，在治國平天下的邏輯中，就內含有解放人民、以民為本的核心要素。政治權力的“公”，有了明確的指向和目標。

層層分封的封建制度，從根本上來説，是一種“私政治”。在這種私政治下，各國的王、諸侯、士大夫等各級封建主的家事和他們的政治統治，是一碼事。“宰相”這個職務的起源，就是貴族家裏的管家，管理包括宰牲口這樣的貴族私事，後來演變成了政府公職。

在“私政治”下，政治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無數私政治碎片組成的拼盤，天下興亡就成為無人關心之事。理論上週天子應該管這事。但私政治決定了，他有心無力，管不了。於是，各諸侯國內部的貴族，各諸侯國之間，為了爭權奪利，就戰鬥不休。這就是春秋戰國。

秦統一天下以後，成了天下之主，當然就要負起天下之責。“廣土巨族”終於有了相對應的政治體系，開始發育成長。從這一刻開始，秦國的“私政治”也就轉變成了秦朝、秦帝國的“公政治”。區別於此前的諸侯分立，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實際上一種以“公”為目標和政治制度。到了西漢，就有了“天下為公”的觀念。

當然，任何政治制度都有理想態和墮落態。理想態決定了制度的上限，墮落態則決定了社會何時崩潰瓦解。

對於皇帝制度來説，理想態就是皇帝真正做到“天下為公”，根據社會和民眾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來統治。如果有必要，皇帝要和底層民眾聯合起來，對抗和壓制社會中間階層中逐漸滋生出來的種種“私”。

墮落態則是，皇帝只看到自己的私利，忘掉了公益，不再以大局為重，甚至和社會中間階層的種種“私”沆瀣一氣，勾結起來共同壓迫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這時候，就該改朝換代了。

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學中，對皇帝和最高統治者的要求是，必須以“天下為公”的精神和原則來統治。皇帝就代表了“公”。所以，對中國的社會精英來説，忠君並不是忠於某個人，而是忠於這個最偉大的事業——為保持和拓展“廣土巨族”而奮鬥終身。

所以，在中國的文化和傳統中，“公”是最高價值，“私”必然處於被壓制、被控制的地位和狀態。一心為公具有崇高的道德地位，而自私自利則成為道德批判的對象。

04

對中國的社會精英來説，沒有什麼比為國家奮鬥更重要、更值得投入的事業了。對他們來説，歷史使命就是：在打造“廣土巨族”這項偉大事業中，接過歷史接力棒，跑好，並傳給後人。在皇帝時代，就表現為忠君愛國、精忠報國。

理解了這個文化傳統，也只理解中國人為什麼歧視商業了。

商業和商人對經濟發展當然作用巨大，中國歷史上也早就有繁榮發達的商業，但以“天下為公”的視角來看，商業和商人對“私利”赤裸裸地追求，顯然是瓦解而不是團結社會的力量。如果任由商業發展，甚至允許這種“私”的意識取代“天下為公”的觀念，廣土巨族也就難以維持、趨於解體了。

如果奮鬥目標就是收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當然不能歧視商業和商人，甚至要尊重和提升他們。但如果奮鬥目標是天下為公、廣土巨族，那麼，對商業和商人的歧視和壓制，恐怕是必須的。所以，中國的正史很少提及商人。雖然社會離不開商業，但在觀念上，卻長期保持對商業和商人的歧視和壓制。

實際上，到今天這種觀念仍然有很大的合理性。商業、金融這些領域，固然不可缺少，但任由商業邏輯到處橫行，鼓吹經濟利益至上，鼓吹個人利益至上，虛化、醜化社會利益，社會的解體和人羣的對立也就為之不遠了。

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精英來説，在治國平天下中大展宏圖，當然要比斤斤計較的商業，崇高偉大多了，吸引力大多了。

所以，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是那種“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事業型、建設型的有為政府。“廣土巨族”可不是自然而然就能生長出來的，而是幾十上百代中國人持續努力的結果。

如果中國人沒有把這項事業作為最偉大、最重要的事業去追求、去奮鬥，而是熱衷於商業等個人性的事業，東亞大陸是不會有這麼一個“廣土巨族”的。

05

這就是中國人歧視商業和其他各種“私”事業的根本原因所在。這種歧視，並非來自對經濟活動的抗拒或者反對，而是來自對更偉大事業的嚮往和追求。中國的精英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早已被植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執念。對這些人來説，即使去做商業，即使很成功，內心深處也多少會有一些遺憾和悵惘。

實際上，即使到了今天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環境中，中國這個“廣土巨族”提供的在超級大平台上奮鬥的機會，才真正吸引了那些最優秀的精英。在這種超級大平台上奮鬥，或許個人經濟收益不如直接去做商業，但那種獨有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難以或者無法提供的。

“廣土巨族”中成長起來的人，天生就帶有鴻鵠之志。就算沒有機會施展，他們也天生就知道什麼是偉大崇高，什麼是平凡瑣碎。

中國人歧視商業，説到底就是一句話：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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