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下2008年金融危機時刻，美國對於中國的指責_風聞

這段時間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就不一一回顧了，因為在外媒看到了很多顛倒是非的文章，覺得非常有必要做一個澄清，就是中美關係是如何走到這個地步的，以及它是不是必然性走到這個地步。

由於目前的美國總統屬於不穩定總統，今天看到的消息是奧巴馬又開始罵特朗普了，這已經是第二次了，隨着11月份大選的逼近，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鬥爭恐怕比中美關係還會惡劣，2020年的大選與往常不同，對於民主黨以及美國主流媒體來説，忍了四年，再忍四年怕是要氣爆了，而對於特朗普來説，拜登已經非常明確的表態：“當上總統後，不赦特朗普”，這樣的話就不是一個正常選舉的關係了，而是你死我活的關係。

鑑於特朗普上台後把自己的一大堆親戚朋友往執政團體裏面塞，把建制派排斥在外，尤其是和小布什家族的關係惡化，真的民主黨上台後，對特朗普進行清算，共和黨會不會保特朗普還是兩説。

在中美關係上，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先由美方拋出一個問題進行指責，然後大家互相爭吵，吵着吵着，原來引發爭吵的問題就完全不記得了，大家還記得中美關係惡化的原始問題是什麼嗎？

貿易逆差問題。這也是貿易戰的由來。

萊特希澤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了一個文，主要針對於台積電的問題，原文名字《The Era of Offshoring U.S. Jobs Is Over》，也就是《美國離岸外包工作的時代已經結束》，大致闡述了美國離岸外包的一系列問題，摘取其中的幾段

對於企業而言，這種策略在短期內會獲得回報。廉價勞動力意味着更高的利潤。但是對於美國來説，這種影響是痛苦的。美國失去了5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反過來，這摧毀了城鎮，加劇了家庭破裂，阿片類藥物的流行和絕望。

……

離岸外包時代已經結束，過去對於效率過分狂熱和隨之而來的對失去工作的擔憂，在我們戰勝這種疾病並重新開放經濟之後，我們不會忘記從這個誤導性實驗中學到的教訓，從長遠來看，我們公司的確定性和繁榮之路和我們工人的利益相同：把工作帶回美國。

The Era of Offshoring U.S. Jobs Is Over 紐約時報

萊特希澤的這篇文章在紐約時報的評論區沒有得到贊同，其中一個評論非常有意思

羅伯特·萊特希澤在做夢。只要在人工成本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並且對許多公司而言仍將是可行的選擇。輕鬆獲利的誘惑對公司來説實在是太難以抗拒了。他們還知道，如果他們不利用它們，那麼競爭對手就會利用。

今天中美關係的問題，和08年中美關係的問題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甚至在細節上都非常相似，只是執政奧巴馬換成了特朗普，美聯儲的主席也從伯南克換成了鮑威爾而已。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

2008年8月，美聯儲主席在一次研討會上發佈了《金融動盪的根源：一個較長期視角的看法》的講話，此後講話稿被刊登在《國際清算銀行評論》裏面，伯南克説

當前金融動盪需要聯繫到三個已經持續了較長時期的情況：1990年代中期開始並在2000 年再獲擴張勢頭的美國住房景氣， 更寬範圍內的美國信貸景氣以及發展中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前所未有的高速經濟增長， 第三個情況對美國而言是 “雙刃劍”。

在金融領域裏， 上述三個我所認識到的較長期變化情況由這一事實聯結起來：新興市場經濟體儲蓄淨供給的顯著增加同時支持了美國住房景氣和更寬範圍的信貸景氣。 

淨儲蓄的這種 增加的根源包括：高儲蓄的東亞國家的高速增長， 以及在中國之外的該地區投資率的降低；大量新興經濟體外匯儲備的累積；石油和其他商品出口國收入的大量增加。這些淨儲蓄流動的壓力 引起了世界範圍內實際利率的下降， 刺激了資產價格 （包括住房價格）， 並推動了接受這些流動 的工業國-尤其是美國-經常賬户轉向逆差

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也附和這種看法，在當時的美國經濟學家中，有相當多的人都贊同這種説法，這就構成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外因論”，伯南克並沒有完全否定金融危機的內因，但是按照伯南克和保爾森的説法，似乎美國金融危機因素，外因比內因更大。這也是在2008年到2009年，許多美國政客指責中國的原因，

也是因為如此，在2009年1月16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建華的一篇評論《美國政客就金融危機指責中國站不住腳》，文章説：

但是，就在世界各國聯起手來共克時艱之時，我們卻聽到了一種非建設性的聲音。西方某些學者和政客在媒體上拋出言論，指責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高儲蓄助長了美國的過度消費和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並聲稱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的高順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這種觀點是極其荒謬和不負責任的，必須予以澄清。

可能大家沒有看懂伯南克以及保爾森的邏輯，可以把他們的邏輯歸結如下：

第一，新興市場高速增長的經濟導致了國內儲蓄過剩。

第二，新興市場對外順差以及經常賬户順差是儲蓄行為的表現。

第三，新興市場經濟體把大量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金融市場，給美國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供給。

第四，由於資金的大量供給，壓低了美國的利率，導致美國金融機構不得不進行大量的投機性投資。

第五，正是這些投機性行為，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

而所有的根源，在於新興市場的儲蓄率增加。由於儲蓄率的增加導致的順差問題。

這就形成了美國保守派勢力認為，人民幣匯率過低，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工人工資過低，導致了中美貿易的巨大不平衡，這是美國製造業工人大量失業的罪魁禍首。

這個問題就從2008年一直持續到今天，而最近的表現，就是萊特希澤發表在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

這也是當年美國財長保爾森對華指責的一個重要依據。

我們回頭看看，在2017年到今天，特朗普政府指責的範圍基本上還在伯南克和保爾森的指責範圍內，而中國今天的回應也和當年沒有任何區別。

中國的回應是：

第一，美國儲蓄率長期較低，並不是這幾年才發生的，美國儲蓄率自上個世紀50年代持續下降，導致儲蓄投資缺口不斷下降。美國財政收支出現了大量的赤字，必須藉助外國資本彌補缺口，由此產生了貿易逆差。

即便是美國改變了對華貿易逆差，也必須為美國的儲蓄投資缺口尋找新的來源，把逆差轉移到其他國家。

第二，美國能夠吸引大量外資進入本國股票和國債市場，同時美國服務貿易始終保持較大的順差，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內外都從事生產和銷售活動，實際上美國對外經濟交往並沒有失衡，而是相對平衡。

第三，美國不是對中國逆差，而是對亞洲利差，這在美國2005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已經説明了，認為儘管美國擴大了對華進口，但是這個擴大是以降低對其他國家進口來實現的，2004年美國對華逆差上升24%，但是對日逆差下降了12%，一來一去基本打平。

第四，美國相當多的逆差實際上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企業加工生產的，順差在中國，但是增值都流回美國了，中國只掙了加工費。

第五，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對美出口工業品，而美國對中國出口農業品和能源，而美國最強勢的是高科技產品，但是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管制，導致中國根本買不到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中國的比較優勢充分釋放，而美國在進行自我限制，如果美國不改變高科技禁運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六，在出口問題上，兩國採取不同的統計方式，在出口上，中國採取的FOB，美國採取的FAS，在進口上，中國採取CIF，美國採取的海關紀錄統計出口，基本上是FOB模式，因此在計算上出現就出現很大問題，CIF通常比FOB高10%，且也沒有把服務貿易統計在內。

這場爭論是在2008年進行了，距離今天已經有11年了，在這十年內，雙方國情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在中國，早就啓動了四萬億，釋放了相當的儲蓄，且中國也開始負債增多，並且中國對於美國國債也開始逐漸減少增持，但是並沒有改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這個問題。

從實踐看來，作為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和作為美國財長的保爾森的論點是錯的，中國不是導致美國逆差的根源。

很顯然，這些道理並非伯南克和保爾森不懂，也不是在2017年中美貿易戰的那些美國主政官員不懂，他們懂，但是他們不想解決問題，因為解決問題本身是很痛苦的行為。

1991年，蘇聯瓦解，在蘇聯瓦解後，美國的整個政治模式基本上陷入了停止狀態，沒有了自我的更新，即便是奧巴馬時代想對於美國這個肌體進行小範圍的更改-----搞奧巴馬醫保都已經失敗。

美國之所以不對毒品問題的根源上動手，不是美國的精英層不知道，而是美國的精英層非常清楚的知道，一旦着手改革，勢必要對整個美國的醫保制度動手，進行系統性的改革，來平衡濫開止痛藥的問題，同時還要在美國國內開始強有力的禁毒措施，這些行為在美國民眾面前是不受歡迎的。

右派會認為，在醫保上動手那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在美國是不受歡迎的。

左派認為，在美國搞禁毒，妨礙了美國人民的自由，畢竟左派在推大麻合法化。

而美國的貿易問題，美國的金融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和美國的毒品並沒有什麼兩樣。美國精英層都是很聰明的人，但是有時候他們不得不假裝糊塗。

以美國貿易逆差和美國製造業問題為例，美國精英層非常清楚的明白，美國的金融業對於美國製造業的“擠出效應”，金融比製造業來錢快，金融比製造業看起來更體面，在這種情況下，誰會去做美國製造業？

且人才培養都是問題，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美式自由教育”，每個人都向往當律師醫生之類的，又有多少美國人願意埋頭去學理工科？中國的人口僅為美國的三倍多，但是STEM人才是美國的8倍，這還是美國把醫學也算在STEM之內。

今天的新聞是台積電宣佈將投資 120 億美元赴美建 5nm 芯片工廠，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壓根不是投資，這是台積電給美國人交的保護費，台積電上個月的財報才説在美國建立晶圓廠的問題：

第一，存在成本缺口，很難彌補。要建必須規模大，且先進。

第二，晶圓廠的供應鏈必須要建立

第三，晶圓廠必須是工程服務機構，所有晶圓廠都具有很高技術水平的人員，都是碩士及以上學歷。

而現實是，台積電在美國投資的廠子的水平實際上還是落後於台灣本土廠的，台灣目前本土每月生產100000片，而美國的廠子即便是建成了，每月也只有20000片，至少按照目前的情況看，沒有人幫台積電去進行兜底，這個投資非常危險。

這個廠子在2024年投產5nm，和今天的16nm幾乎沒有區別。

與其説是台積電投資，不如説台積電被迫交了一筆保護費，而且到底實現不實現的了還是兩説，郭台銘的那個廠子現在差不多黃在哪裏了。

鬼知道今年大選情況如何。

説起來也諷刺，過去是美國人教中國人不要用行政命令這類的強硬方式來搞經濟，在2020年的今天，是不是要輪到中國人告訴美國不要用行政命令來搞經濟，是不是輪到中國人教美國人什麼是“市場經濟”？

從80年代裏根經濟學開始，從而導致的一系列問題，例如貧富分化問題，金融業過於龐大導致的擠出問題，醫療問題，國債問題，到今天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每一次美國出了問題，採取的方式都是：美國得病，外國吃藥來拖。

奧巴馬時期的金融危機，本來是一次市場出清的機會，結果奧巴馬的名言“太大而不能倒”，導致應該出清的沒有出清，特朗普時期在經濟沒病沒災的情況下大搞減税，仿效里根，導致2018年美股回購大增，似乎還在嫌美國的貧富分化不夠嚴重。

今天拿中國當替罪羊，那麼下一隻替罪羊又在哪呢？

或許我們給予了美國過多的關注了。

來源 | 李建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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