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城：中原所見三代權杖（頭）及相關問題的思考_風聞

摘要：以往的研究認為，權杖在傳入中國的最初階段，只是遊弋於華夏邊緣，中原王朝似乎並未接受這一外來文化特質。本文梳理了以往在河南、山西和陝西考古發現的權杖（頭），發現這些權杖均出自三代時期王畿內的高等級墓葬，其使用者包括諸侯國國君、國君夫人、高官、軍事首領或高等貴族。從而證明，夏、商、周時期部分社會高層已接納權杖，並將其與中國傳統禮儀器具中的斧鉞、青銅禮器並列，共同構成象徵王權和身份等級的標誌物。這一新認識對深化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筆者此前曾就中國境內考古所見權杖及其來源發表過一些粗淺看法。在論述權杖這一外來文化特質的同時，也注意到權杖在傳入中國的最初一段時間裏，只是遊弋在中原以外的華夏邊緣，如西北地區和北方長城沿線。西周早期出現在陝西西部的寶雞地區。這似乎暗示，中原王朝對這一外來之物並未接受，甚至持有某種防範心理。

事實果真如此嗎？最近，陝西渭南澄城縣劉家窪M2出土的金首銅樽權杖顯然不支持上述看法。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深入挖掘中原內地以往究竟有哪些相關的考古發現？使用權杖的又是哪些人？只有在瞭解了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才能説清楚中原王朝是如何面對權杖這一外來之物的。

下面按照時代早晚，對中原地區相關的考古發現做一全面梳理。

一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偃師二里頭鑄銅遺址附近曾出土一件象牙權杖。此器保存完整，杖首為半圓蘑菇狀，其下連接一小圓盤，再下為略呈彎曲的細長杖柄，全長47釐米。（圖一：1）此器最初報道為象牙杖，後在報告文集中改稱象牙簪。考慮到其長度近50釐米，儘管杖柄略微偏細，但作為簪來説還是太大了，應該是權杖。1982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一件半圓蘑菇狀骨器，下端鑿刻榫槽，殘高5釐米。此器應為權杖的杖首部分。

1993年，在《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這部圖錄中再次披露一件出自二里頭遺址的權杖。此器為骨質，其形制、結構和尺寸與前述象牙權杖完全相同，惟杖柄筆直。此器杖頭直徑4.2釐米，全長47.5釐米。（圖一：2）

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陽殷墟發掘了小屯5號墓，在眾多隨葬品中，有1件非常不起眼的球形權杖頭（編號：86），石灰岩質地，器表打磨光滑，用藍色彩繪三股橫線條帶，將球體均等地分成上、中、下三部分。縱向對鑽一孔。器高4.8釐米，直徑5.9釐米，孔徑2釐米。（圖二：1）

1976年，在陝西省寶雞竹園溝M13出土1件銅權杖頭（BZM13∶163）。球形，在器腹最大徑部位鑄3枚乳狀瘤突，頂和底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貫通。通高4.4釐米，橫徑4.6釐米，孔徑2.2釐米。（圖二：6）此器厚重，由一塊內範、兩塊外範合鑄而成，重350克。發掘者初定名為“異形兵器”，屬“敲砸器”。後有學者改稱為“三釘殳”。

1975年，在陝西扶風法門鄉莊白村伯墓出土1件銅權杖頭（編號：055）。主體橢圓形，器表鑄5枚放射狀尖齒，俯視呈五角星形。頂和底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貫通。通高6.2釐米，孔徑1.8釐米。（圖二：7）此器系合範鑄造，重470～500克。發掘者初定名為“五角狀殳”。後有學者將其歸入棍棒頭一類。

20世紀50—70年代，在發掘河南洛陽北窯墓地時出土數件球形銅器。其中，屬西周中期的M52出土2件，扁球形，頂和底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貫通。1件（M52∶15）器表飾平行瓦稜紋。高3.5釐米，直徑4釐米，孔徑2釐米。（圖二：4）另1件（M52∶16）器表飾弧曲斜向凸稜紋。高3.4釐米，直徑4釐米，孔徑2釐米。（圖二：5）另在M137出土1件（M137∶2），上部為球形，下接圓柱狀骹，器表鑄3排乳釘，銎孔上下貫通。高3.2釐米，球徑3.2釐米。（圖二：3）這幾件銅器均為實體，較重，可作為擊打兵器，應為權杖頭。但發掘者在報告中誤將這些杖頭歸為車器的“輢飾”（車門或車輿轉角縱向欄杆頂部的裝飾）。實際上“輢飾”在北窯墓地也有發現，而且有些器形和尺寸與上述權杖頭非常相似，如北窯M132出有2件，上部球形，下接長方形銎箍。M52出土2件，上部為獸首造型，下接圓柱骹。不同的是，這些“輢飾”均用較薄的銅片製作，銎孔頂部未貫通，重量輕，不宜用來擊打。

在北窯墓地還發現一件西周中期的石權杖頭（M306∶11），石灰岩質地，銎孔上下貫通。直徑4.6～5.1釐米，孔徑1.1～1.6釐米。（圖二：2）

1977年秋，陝西扶風博物館在召公鎮廢品收購站揀選1件銅權杖頭（編號：0317），俯視六角星形，側視近菱形，銎孔上下貫通。器表從上到下鑄3排螺螄狀乳突，每排6枚，計18枚。其中，中間一排的乳突稍大於上下兩排。通高4.5釐米，孔徑2.8釐米。重800克。（圖二：8）此器初定名為“球刺狀殳”，根據器表乳突數量較多這點被定為西周晚期。實際上，其外形特徵與鄂爾多斯一帶流行的銅杖頭非常接近。

1993年，北京大學和山西考古研究所在曲沃天馬—北趙晉侯墓地挖掘了M62、M63和M64三座西周晚期大墓。在M63槨室西北角有件小銅盒（已朽），盒內放置一批精美玉器。其中有件“玉罍”（IIIM63∶121），深綠色，小口，圓腹，器孔可見砣磨旋轉的稜面，肩部飾陰線鳥紋，上半部飾浮雕渦紋間葉紋，下部飾三角垂葉紋。高6.2釐米，直徑6.9釐米，孔徑3.3釐米。（圖二：9）此器無底，上下貫通一孔，應為權杖頭。發掘者指出，此盒內存放玉龜、玉鷹、玉鴞、玉牛、玉熊等與殷墟婦好墓所出同類玉器如出一轍，其中有些應為周人早年繳獲的戰利品。不知是否包括這件玉權杖頭在內。

20世紀60—80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挖掘侯馬上馬墓地時，在M5218墓穴的東南角出土1件“玉紡輪”（M5218∶32）。此器扁球形，玉髓質地，棕色，器表打磨十分光滑，製作精細，應為權杖頭。直徑5釐米，高3.1釐米，孔徑1.8釐米。（圖二：10）

2017年—2018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澄城縣劉家窪遺址發掘兩座遭嚴重盜掘的中字形大墓。其中，在M2墓室左上角隨葬一件權杖，杖頭系純金鑄造，扁球蘑菇狀，下接圓柱狀骹。杖頂圓面飾一組獨立的蟠螭紋，周邊環繞一圈綯紋。杖頭其餘部分滿飾相互纏繞的蟠螭紋。杖頭直徑2.5釐米，高6釐米。權杖下部銅鐓長3.5釐米，直徑2釐米。木質杖柄已朽，據殘留痕跡可知，此權杖長140～145釐米。（圖三）

二

以上是迄今為止中原地區考古所見夏、商、週三代的權杖（頭），除去二里頭遺址所出兩件出處不明以外，其餘均為墓中隨葬品，經初步分析，這些使用權杖（頭）的墓主應該包括了以下幾類人。

（一）諸侯國國君

陝西寶雞竹園溝M13位於整座墓地的中央，墓室面積15.375平方米，為該墓地22座墓中規格最高、面積最大者。墓內一槨二棺，殉一妾，隨葬青銅器183件，其中銅禮器26件，規格為七鼎三簋。墓內所出銅權杖頭為該墓地唯一所見。墓主應為西周早期國的首領伯。

陝西澄城劉家窪M2全長64米（含墓道）米，深12米。槨室長7米，寬5米。墓內殘存各類文物400餘件。包括鼎7，簋、盤、鍑各1，編鐘、編磬各2套，建鼓4，陶壎1，還有木製琴、瑟等樂器及大量的車馬器、漆器、鐵器、兵器和少量玉器。其中，墓內槨室所出建鼓的銅柱套上刻寫銘文“芮公作器”，其下疊壓的銅戈上有銘文“芮行人”。可證M2墓主系春秋時期芮國的某一代國君。

（二）國君夫人

河南安陽小屯5號墓規模不是很大，但墓內殉16人、6條狗，隨葬品更是多達1928件。其中，銅禮器就有200餘件，種類幾乎囊括了殷墟以往出土的所有門類，包括偶方彝、三聯甗等罕見的銅器精品。此外，還有精美玉器755件。此墓隨葬的銅禮器多成雙結對，其中109件有“婦好”銘文，是迄今為止唯一能將甲骨文與金文兩個同名人物對應起來的王室大墓。據卜辭所記，婦好是武丁時期一位聲名顯赫的人物，她曾主持一些重要的祭祀，並多次統領軍隊征伐羌方、工方、巴方。商代卜辭所記用兵最多的一次即由婦好任統帥，兵力多達一萬三千人。有學者猜測此人為商王武丁之妻，從年代看有這種可能。在這位大人物的墓內竟然隨葬一件小小的石權杖頭，很不起眼，卻意味深長。

曲沃天馬—北趙晉侯墓地M63是一座中字形大墓，有南北墓道，全長35米。墓室長方形，積石積碳，墓內一槨二棺，隨葬品多達4280件，僅玉器就有近800件。銅禮器包括鼎3、簋2、壺2，爵、觶、方彝、盤、盉、鼎形方盒、筒形器各1。根據與之相鄰的M64出有“晉侯邦父”銘文銅器推測，M63的墓主應系晉侯邦父的次夫人。

（三）高級官員、軍事首領或高等貴族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兩件完整的骨（牙）權杖，遺憾的是出土單位不明。鑑於這兩件器物保存完整，質地貴重（象牙），形制相同，而且尺寸極為接近，顯然是按一定之規制作的。迄今為止，在二里頭遺址尚未發現大型墓葬，但在一些中型墓內隨葬有銅禮器、玉器或其他高規格器皿。據此不難推斷，這兩件權杖的主人應為夏王朝的上層人物。

陝西扶風法門鄉莊白村伯墓的棺槨遭擾亂，形制不明。墓內隨葬銅禮器有鼎3，壺2，簋2，爵2，甗、飲壺、觶、盉、盤各1，以及銅“山”字形鉞、有銎戈及權杖頭等。通過對墓內所出銅器及其他傳世銅器銘文的研究，可知系錄國（非姬姓諸侯國）國君，穆王之世曾仕於西周王室，並參與伯雍父征伐淮夷的戰爭。伯墓現身於扶風，可見王畿之內有他的采邑，身份不低。

河南洛陽北窯墓地隨葬權杖頭的墓均遭盜掘，僅殘餘少量兵器、車器或其他小件器物，墓主身份已不可考。

山西侯馬上馬墓地M5218是一座大型銅禮器墓，墓內一棺一槨，隨葬品400餘件。其中，銅禮器17件。包括鼎5，鬲、簠、豆、壺、鑑各2，甗、盤各1，銅編鎛2組13件，還有兵器、車馬器、玉石器、骨器、陶器、漆器、銅器小件等。此墓隨葬5鼎，墓主應為晉國大夫一級的高等官員。

有意味的是，上述權杖（頭）的出土地點集中在夏、商、週三代的王畿之地，而且均出自高等級墓葬，權杖的擁有者包括王侯、高官、軍事首領或高等貴族一類。這表明中原王朝三代時期的社會高層已在一定程度上接納了權杖這一外來器物，並將權杖與中國傳統禮儀器具中的斧鉞、青銅禮器並列，共同構成象徵王權和等級身份的重要標誌物。（圖四）

三

在中原地區，至今不見年代早於二里頭文化的權杖（頭）。反之，與二里頭文化大致同時或年代更早的權杖（頭）均發現在中國的大西北和內蒙古東南部的赤峯地區。其中，西北地區的重要發現有如下一些。

1923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在洮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在廣通縣（今廣河）一老者手中購得1件權杖頭（編號K1632）。此器為白色大理石質地，扁球形，器表打磨，縱向鑽孔。（圖五：1）據安特生記錄，這件器物被定為石球，出售者告知出自廣河縣瓦罐嘴遺址，出土時放在墓主手邊。瓦罐嘴遺址屬於半山文化。

20世紀70年代，甘肅廣河縣博物館徵集3件石權杖頭。其中，2件近球形（圖五：2，3），1件橢圓形。（圖五：4）據稱全都出自廣河縣齊家坪遺址，該遺址系齊家文化的命名地。

2009年以來，在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發掘出土有石質、銅質權杖頭。其中，石權杖頭為球形（斷裂），器表打磨光滑，縱向穿孔。銅杖頭呈梯形柱狀，器表鑄有三股條帶突稜。（圖五：5）該遺址屬西城驛文化和四壩文化，年代為公元前2千紀前半葉。另在該遺址還出有一件鑄造銅杖頭的石範，可證此類器是在當地鑄造的。

1979年，甘肅省博物館在河西走廊的玉門鎮發掘了火燒溝墓地，清理四壩文化墓葬313座。其中，在M310出土1件銅權杖頭（76YHM310∶7）。此器為卵圓形，縱向貫穿一孔。杖頭頂部沿銎孔一週有微微凸起的窄箍，最大徑處嵌鑄了4枚長有螺旋盤曲大角的羊頭圓雕，造型寫實。杖頭底部收縮成圓柱銎箍，有凹凸弦紋。（圖五：6）近年整理玉門火燒溝墓地的發掘資料得知，該墓地有10餘座墓隨葬石權杖頭，多為球形、扁球形，器表細緻打磨。（圖五：7）四壩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950年至前1550年。

新疆境內發現的杖頭數量很多，主要集中在天山南北兩側，以青銅時代最為集中。2002年，在若羌縣小河墓地清理1934年瑞典學者貝格曼（Bergman）根據嚮導奧爾德克口述的那座“木房子”時，出土1件白色大理石權杖頭，此器球形，器表打磨光滑。（圖五：8）據貝格曼的記錄，奧爾德克曾在這座“木房子”內挖出一具老年女性屍骨。此次挖掘證實，這座所謂的“木房子”實際上是小河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BM28）。此杖頭也是該墓地出土的唯一一件，年代上限為公元前2000年。

在新疆北部的昌吉縣博物館收藏一批權杖頭。其中，在英格堡遺址徵集1件，漢白玉質地，器表黃褐色，球形，最大腹徑處雕鑿5枚乳狀瘤突，器表打磨光滑。（圖五：9）

2007年，在烏魯木齊市南郊板房溝鄉薩恩薩依溝口墓地第45號墓出土1件銅權杖頭（07WSM45∶1）。蘑菇狀，上部為扁圓“蘑菇頭”，下接圓柱銎箍。（圖五：10）發掘者認為，此墓所出素面灰陶罐接近阿勒泰的切木爾切克文化風格，推測其年代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屬青銅時代早期。

四

再向西進入中亞地區。這裏最早的權杖出現在銅石並用時代（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前後）。1903年—1905年，美國地質學家拉斐爾·龐培裏（R.Pumpelly）在土庫曼斯坦挖掘安諾（Anau）遺址時出土一批石權杖頭。其中，在第二文化層出土一件球形（編號：NK191），單面鑽孔。（圖六：3）在南土丘C文化層出土一件梨形（編號：SK156），屬III-IV段。（圖六：4）同一層位還出有一件球形，底部帶矮圈足台座（編號：SK132），屬III段。（圖六：5）在上文化層出土的一件為亞腰圓柱狀，似鐘形（編號：SK67），屬IV段。（圖六：6）安諾遺址從中文化層開始進入銅石並用時代。

在土庫曼斯坦的納馬茲加（Намазга）遺址也出有銅石並用時代晚期的石權杖頭，扁球形（圖六：1，2），年代為公元前3000年前後。

在塔吉克斯坦的薩拉茲姆（Sarazm）遺址出土一批石杖頭，分為扁球形（圖六：7）和球形（圖六：8）兩種，器表打磨光滑，單面鑽孔。年代為公元前4千紀至前3千紀，屬紅銅時代。

土庫曼斯坦的松巴爾（Sumbar）墓地不少墓內隨葬石權杖頭，除去球形（圖六：9，11）以外，多見底部加帶矮圈足底座的扁球形（圖六：10）、球形（圖六：12）和梨形。（圖六：13）該墓地的年代為公元前14世紀至前11世紀，屬於青銅時代晚期。研究表明，此類遺存系伊朗埃蘭文化影響的產物。

年代更早的權杖主要集中在近東地區。1961年，以色列考古學家佩薩·巴爾—阿東（PessahBar-Adon）率領一支考古隊在死海西岸一高聳的峽谷內發現了納哈爾—米什馬爾（NahalMishmar）洞穴，洞內窖藏了429件銅器和象牙器。其中，銅權杖頭和銅權杖的數量就有近400件。絕大多數杖頭為球形和梨形，有的在表面還加鑄有乳狀瘤突或刺狀釘頭，少量鑄有野山羊、大角羚羊等動物圓雕。（圖七）經碳十四檢測，此窖藏的年代為公元前4000年前後，屬銅石並用時代。

新石器時代的權杖（頭）可以土耳其著名的恰塔爾休於（Çatalhüyük）遺址為代表。該遺址出土杖頭較多，造型多為球形，個別橢圓形，器表打磨光滑，單面鑽孔。（圖八：1-6）年代為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屬於有陶新石器時代。

土耳其中南部的尼代省（NideProvince）Çiftlik附近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權杖頭為灰色大理石質地，質地較粗，球形，器表打磨，單面鑽孔（圖八：7），年代為公元前6400年至前6000年。

在土耳其南部乾—哈桑（Canhasan）遺址的2B層出土1件紅銅權杖頭。球形，縱貫一孔。考古學家最初將其定在銅石並用時代早期向中期過渡階段，後經測年，為公元前5750年至前55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用金屬鑄造的權杖頭。（圖八：8）

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權杖和杖頭均出自近東地區，包括安納托利亞、兩河流域和黎凡特南部，年代可早到距今一萬年以前。以土耳其中南部的哈蘭—切米丘（HallanÇemiTepesi）遺址為例。該址出土的石權杖頭為扁圓形，器表經打磨處理。（圖九：1，2）屬前陶新石器A階段（PPNA），絕對年代為公元前9500年至前8800年。該遺址還發現有連體式短柄石權杖，杖頭雕成獸首狀。（圖九：3）

在土耳其的科爾提克丘（körtiktepe）也出有前陶新石器A階段的石權杖頭，扁圓形，器表經打磨（圖九：4-6），年代為公元前9500～前8500年。在該遺址的M4，隨葬的權杖頭被放在墓主的胸口處。（圖九：7）

五

追根溯源，早在距今一萬年前的無陶新石器時代，近東地區的先民率先創造出權杖這一文化特質。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權杖逐漸擴散到近東的周邊地區，相繼傳入歐洲、北非和高加索地區。距今6000年前後，進入全新世氣候大暖期的最佳時期，農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也由此造成了人口壓力。與此同時，隨着銅石並用時代的到來，世界體系的初步形成，社會複雜化進程加快，特別是對特殊資源的控制加劇了社會衝突和族羣的遷徙，進而推動了不同區域文化交互進程的加快。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權杖向東傳入中亞南部的河谷綠洲，並繼續向北、西北流動，相繼進入哈薩克大草原、西伯利亞和中國的西北地區，公元前2千紀前半葉，進入黃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圖一〇）

權杖為近東地區先民首創的文化特質，自西而東，從安納托利亞最終傳入中國，並被夏、商、週三代的社會高層所接納，在權力政治的語境下，這一文化特質的傳播與大麥、小麥、山羊、綿羊、牛、馬等生活資料的引入有着不同的價值和意義，深化這一領域的研究將是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新課題。

後記：承蒙陝西省考古院副院長種建榮先生同意，本文使用了陝西澄城縣劉家窪遺址M2出土金權杖頭照片，在此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種建榮先生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