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韜 ：中華民族是一個承擔着偉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_風聞

【本文為作者百韜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2020或為中國王道事業之開端》這個系列已經寫了5篇，今天整理了一些中國的文明史的材料。我自小讀書，就深惡柏楊一類文化人。我贊同這種看法，即華夏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優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淵源於遠古的文明之一。華夏文明在古文明中唯一的流傳有自的系統世序、曆法、文獻記載，以及近百年來地下出土的文物、文獻與這些書面記載的驚人之印證和吻合，使人可以確信，夏商周文明絕不是建立在所謂原始巫教或野蠻奴隸制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當時舉世最為先進的天文曆法知識、理性宗教哲學和最發達優越的農業及工藝城邦文明基礎之上的。

《易經》、《老子》是中國天人學與哲學之源。《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是中國政治學之源。《孫子》、《孫臏兵法》是中國兵學之源。三《禮》是中國製度之源。《內經》是中國醫學之源。《詩經》、《楚辭》則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文學之源。

《尚書》是一部記錄中國先祖政治言行的古老典籍，是中國政治精神的源頭。 《尚書》首篇《堯典》即宣告：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這是帝堯的明德與政績，也是中國的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個人，到九族，到百姓，到萬邦；從親睦九族，到平章百姓，到協和萬邦。這種政治理想在中國幾千年古代史中幾乎從來沒有改變過。《尚書》又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很多現代人都會驚歎這句話的民主精神，但這種驚歎本身表明他們對中國傳統的民本精神缺乏理解）。 統治者處於上天與下民之間，而天命又在於孚佑下民，天命實在人民身上，履行天命的優劣要通過人民的贊成和反對來表現，所以周公説：“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所以人民是聰明的，可畏的，所以《皋陶謨》説：“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這種政治理想既世俗又偉大，既平易近人又艱難高遠。《尚書》記載的正是中國的先祖們為這種政治理想而做出的最初努力。《尚書》並沒有老去，在今天它仍然有資格作為中國政治的廟堂之書，因為它闡述的核心政治原則是永恆的，常新的，“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它是一部真正的“大政憲典”。

《詩經》中詩的表現形式，有寫實主義，有象徵主義，有結構主義，也有印象主義；其多樣性，使得現代人的多數詩篇為之失色。

《山海經》並非荒誕之作，乃是一部關於遠古山川海陸和地理、人文、氏族、物產情況的有價值著作。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化，註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2000年前荀子的話）。

儘管經歷了種種挫折和錯誤，新中國經濟仍然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從未達到的輝煌成就。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的、自給自足的工農業體系，並實現了包括導彈衞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在1979-2019年的4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 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曾以這樣的速度騰飛，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人幹得更好！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

公知文人們仍念念不忘其傷痕和個人敍事，完全無知於今日之新中國，已經顯現漢唐氣象。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代。我們由於身在其中，由於目光的焦點總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擾人們的那些世俗而具體的問題上，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如果登高望遠，如果具有一種更超越的歷史感，我們就會意識到，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亙古的永久性意義。 三峽水電與航天工程，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佈地遍佈中國的新興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車同軌、行同倫、書同文、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着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不斷攀升的歷史浩蕩前進之流。 如果説，1840年英國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分解它，後來的東條英機、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杜魯門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擋它；那麼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崛起！ 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

不是美國人把戰略重點移向東方，而是世界歷史從20世紀初以來就在把歷史運動的軸心轉移到東方（列寧在1923年就指出了這一點）。從過去的100年，到未來的100年，世界歷史運動的中心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因為人類未來的希望，人類追求一個公正、正義、和諧與人道社會的終極而永恆的夢想和希望，今日就寄託在仍高舉着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人身上。

中國那些西方的對手們總是低估這一點，低估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民和這個執政黨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總是想製作一些極幼稚愚蠢的圈套，以為那一套顏色革命方案還可以搞亂這個國家，他就是太看輕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界了！他以為偌大中國真的居然如此無人，竟拆不穿他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論。

而西方真正的智者則認識到，西方經濟學割裂個人的社會性，把社會當作孤立個體在市場關係上的複雜集合。在資本主義興起的時代，“一切為自己”的歷史合理性在於資本家和發明家在利潤刺激下帶來工具（科技）進步，個人主義的結果是有限的自然資源不被用來增進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後續結果是走向共同毀滅。這其實就是追求自身最大優勢的西方文化的致命傷，是叢林法則主導社會秩序的必然結果。西方人已經不可能為建立和諧相處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設性的努力，只能是作為不情願的麻煩製造者角色阻礙進步的實現。近代之天演論其實有單線進化論之嫌。所謂優勝劣敗，這是以道德觀點來評判了。其實勝者未必優，敗者未必劣。進化只有是否適合的問題，沒有優劣的問題。人類的演化也未必一路向前進化，也可能退化。放任消費主義是沒有出路的，今天由於人口的增長，而且技術進步又使得人均消耗的資源數量急劇增長，而自然資源顯然是無法適應這樣的消費主義現代化願望的，實際上今天人們對地球資源的索取就已經超過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和生態問題。西方所謂現代藝術無非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瀕死之哀鳴而已。在經歷了文藝復興的高歌猛進之後，他們意識到了自身的空虛和異化，意識到他們雖然擁有了征服自然的能力，卻分化出了資本、階級、特權集團和官僚制度等異化力量，因此陷入悲觀和迷惘當中。他們在自身的異化中無法自拔，才能各種怪誕的造型、奇異的肢解，來表達他們的焦慮和變態。他們沒有什麼高明的。更不是我們勇猛精進的民族的效仿對象。

探索光明的任務在於中國人的創造性工作，在於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正如湯因比所指出的：

【“如果中國人的努力終究歸於失敗，那麼全人類的未來將是黯淡無光的。”】

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承擔着偉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所以毛澤東也説，中國應該作出較大貢獻。魯迅説，幾千年歷史，細看是吃人。這是有片面性的。若只是吃人，中國如何能與西方比肩。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理想是王道，即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親民，與民同心，走羣眾路線，方能最大限度地動員民眾。只有親民，方能明明德。一百多年來，精英不斷求索。要知道，從魏源以來，知識精英實在是什麼辦法都用盡了。最後還是湖南老鄉一舉扭轉這千年的大敗局。而毛的基本辦法，是實行王道。他的王道，是結合中國先賢和馬列主義的王道。由於歷史所限，他的一些做法，未必盡善盡美，但誰人能否認，他以一介平民、教書先生，實現了中國歷史乃至整個世界歷史的大翻盤。今天之論者，既不屑於毛澤東王道的創新和現實意義，又對英美的霸道僅知皮毛，紙上談兵，全無一策。比起聖母來也高明不到哪裏去。

此王道，即中國先賢所述之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英美式霸權主義兩百年來，僅二十世紀初即招來兩次世界大戰，當時，就連最狂妄的人也不敢説英美模式終結了歷史。近代以來，作為第二梯隊的日本也有智者提出王道樂土，其實也是受到中國先賢的啓發。可能未能成為主流而且又為軍國主義利用。毛澤東所思之念之而力圖建立的新社會，也就是先賢的大同之世。毛多次號召大家讀點馬列，最後也只能嘆息説我黨懂得馬列的沒有幾個。但他的苦心孤詣，竟在民間有了知音。這也就是古人説的，禮失而求諸野吧。我想他也是預見到的，所以他會説，中國應該在人類歷史上作出較大的貢獻。

的確，全世界，不唯是亞非拉國家，都在期待中國如何去克服王道與霸道衝突這個歷史難題。自毛逝世之後，中國一度全面向霸道思想投降，因此令世界之有識者大為失望。但他們也失望得太早了一些。因為主觀和客觀方面的原因，中國又重新走上了探索王道的新路徑。這倒也不能歸罪於西化派鼓吹的無力，而是因為客觀歷史條件所導致的。中國絕不會走英美的霸道，因此中國的復興，不僅僅是國家的復興，也不完全是民族的復興，更是文明的復興。因此，近來國際上有識者稱中國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文明，這是深悉歷史的深刻之論，較之中國自己的西化鸚鵡們高明何止徑裏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