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連任”與個性自由、網紅民選、社會治理_風聞

【本篇提要：#產生特朗普有“時代因素”，沒有特朗普也會有“特沒普”。#西方（理智的）中產階級減少、底層較少受教育羣體增多，撼動穩定和理智；“網紅政治時代”，使善揣度、迎合、引導低層次民意政客，能通過網絡快速傳播、裹挾輿論和民意。#西方理念和制度，過於主張個性張揚，影響人的“社會性”形成和增長，致個人、自我（含本土、本方、本民族）意識趨強乃至過強，使相當部分社會羣體訴求層次降低，民選、公投的理性、前贍性日益缺失。#人會自發“自慮”、“自利”，而西方“個人至上”理念和體制，與人自發的自利性有契合（這也可能正是現代的年輕世代，在契合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上，會經網絡傳播相當“淺顯”的認同、接受的重要原因）。#人類從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以來的理念、體制，多為個體、私有，有與人個體的自發“自慮”、“自利”的契合之處。從哲學角度看，這裏也有“物質第一”、“物質決定精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部分必然性。#而人的自發的“自利性”，也使“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排外主義”等的“自利性”大旗，能較易獲得理性下降羣體的支持。#怎麼辦？——社會需要人不僅顧及自己、還要顧人，現代社會治理更需提高人的社會化素質；互聯網時代，“民”已極易“知”。社會管理、治理應“促民知”，但要“民真知”，並使“民”不“由”。】

一、分析特朗普還會當選的原因，可見實質是“全民直選”中的選民素質變化了

近日看到旅法學者宋魯鄭先生一文，他認為，特朗普在新冠疫下連任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他還分析了特朗普還會當選的原因。

他認為，現在產生特朗普有“時代因素”，沒有特朗普也會有“特沒普”，這實是歷史的必然。

他分析認為，近些年，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對西方全面衝擊，它導致的最重要經濟後果是中產階級的萎縮——整個西方最富階層和最窮階層加起來超過50%，過去占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成為絕對少數。而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所謂的“西式民主”，沒有中產階級，不僅直接撼動了西方社會的穩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脅到傳統的西式民主制度的運作。而特朗普這樣一個如此極端、如此反傳統、如此肆無忌憚挑戰和否定西方價值觀的政治素人能夠成為美國總統，正是這一“最根本的原因”而能當選並還會當選。

他指出，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排外主義四面大旗，贏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這方方面面中，有“底層較少受教育的‘可憐’羣體”。

而同時，人們其實可以看到：西方極右勢力全面崛起，並日益贏得越來越多選民的支持。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公開承認的：“極右勢力的迴歸不僅發生在德國，而是一個歐洲現象”。

宋先生還指出，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按“傳統”看，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還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因為“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特朗普這類人，才能通過網絡快速傳播、裹挾輿論和民意。

也就是説，宋先生所言“特朗普還會當選、連任”的原因是：西方（理智的）中產階級減少、底層較少受教育的羣體增多，撼動了穩定和理智；同時，“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使特朗普這位善於揣度、迎合、引導低層次民意的政客，能通過網絡快速傳播、裹挾輿論和民意，導致他以“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排外主義”這“自利性”的四面大旗，贏得了理性業已下降的美國內羣體的支持。

也就是説，羣體理性下降，網絡傳播淺顯、簡易、高速，是“特朗普還能當選連任”的重要原因。而這一點，與整個西方極右翼聲勢看漲、不斷有所獲勝，可能是一致的。其實，從相關因素分析看，這些現象，也與台灣前曾有荒唐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有相當數量年輕人近年“聊發少年狂”非理智的鬧事，乃至與台灣2020選“韓國瑜場強”抵不過“蔡英文網強”等現象，恐怕都有內在相似之點！

可以説，由宋先生所指推思，人們可以看出，全球西式全民直選的民主中，多發極右勢力迴歸的“黑天鵝”事件，有兩大直接原因，這就是：

一方面，中產階級衰落，相對理性的“能量”減少；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進入網紅政治時代，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網絡傳播簡易、淺顯、高速，對一些敏感羣體裹挾力強，一些“自利性”的主張，易於通過網絡快速傳播、裹挾輿論和民意。

看到有人頗為透徹的分析説，“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導致每個人都是自媒體，都是新聞播報員。原來的紙媒體或新聞網話等，是需要編輯甄選的，極端聲音基本都被把持話語權的精英階層給過濾掉了。移動自媒體時代卻讓極端聲音隨時可以發出來，而且很容易引起抱團放大的效果，網民只關注自己喜歡的人自己喜歡的聲音，對自己反對的意見有很強的牴觸心理，根本就不會去看。這種聚眾放大極端聲音的自媒體時代，是特朗普們得以成為網紅，得以呼風喚雨的根本原因。這種網紅機制套用到直接投票的選舉制度上，選出特朗普這樣的人，就是大概率事件了。何況西方的選舉制度只要相對多數，投票率又很低。”

可以説，正是由於有這樣的“網紅新境況”，在西方民主“全民直選，每人一票”，選舉、公投唯看“票決”模式下，沒有特朗普也會有“特沒普”。社會因此而進入類似中國的屈原兩千多年前所嘆之態：“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譭棄，瓦釜雷鳴；……”。

二、“黃鐘譭棄，瓦釜雷鳴”，有何深層緣由？

人們是否應該思考，西方社會出現“黃鐘譭棄，瓦釜雷鳴”之態，其深層緣由，是什麼？

這裏認為，此與西方現行的文明理念和體制是有關的。

近代以來，西方社會持續不斷凸顯人的個體的中心地位，相信依靠單獨個體的能動性，就可以建設出理想化的世界，對個人政治與社會權利顯得極度尊重、重視，儘可能約束集體對個體權利的管制和侵犯。

應該説，這一重視人的個體地位的理念，是資本主義在初期發展時向封建權貴競爭的道德旗幟，有對奴隸、封建社會“草菅人命”否定的進步意義，也有其維護個人權益、調動個體積極性的作用。

同時，人們或許也應該承認和看到：西方這一文明理念和體制，與人自發(天然)的自利性是契合的。——人，這一生命體生存於世，其首先是個體的物質生存。人天生(先天)會自然、首先認知和顧及自己，會“與生俱來”的自發的生髮自利性。

這裏想到，“羅輯思維”作者羅振宇曾提到一現象：“西方國家有人統計幼兒園裏面的孩子最愛説的三個詞是：more（我還要），mine（我的）和no（我不）。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三個要求。”

聯繫諸多社會現實，是不是可以説，西方文明理念和體制，也正因為與人的這一與生俱來的自發的“自利”屬性契合，而使西方人們的個人“自由、自主”觀念很強，並使得西方的相關理念、體制獲得了相當的支持。

應該説，這些理念、體制、制度，歷史的看，客觀上對維護個人權益、調動個體積極性，促進社會發展，有一定乃至相當作用。

但是，正如羅振宇在記述上述現象後接着指出的：有這三個“天然自發”的要求，就能在社會上生存嗎？不行。……孩子長大後接受的教育，家長、社會和老師，會用言行和事實，經常讓他們認識三個高頻詞：wait（等待，你得有耐心），take turns（輪流，你要守秩序），share（你要學會分享）。這些其實是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後天才能學會的社會性的高級智慧。

這是在指出，人所組成的社會，其實十分需要社會中的人不僅顧及個人，還要顧及他人、社會。

而西方現行文明理念和制度，在凸顯人的個體中心地位，對個人政治與社會權利極度尊重和極度重視的同時，過於主張個性張揚，對人的自利的自發性過於讓渡，是在影響人們的“社會性”的形成和增長，並導致個人的、自我的（含本方、本土、本民族）中心意識趨強乃至過強。這可能已經導致——顧己多、顧人少，看眼前多、顧長遠少，任性多、克己少的現象。當這種現象日益增多，成為相當一部分社會羣體的訴求，全民直選、公投的理性、前贍性，就會日益缺失。

無獨有偶的還在於，中國的古典文獻《禮記·曲禮上》中也説：“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因此需要“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

這或許可以説，這揭示了西方社會今天出現“黃鐘譭棄，瓦釜雷鳴”之態的深層緣由，並指出了人需要教化、提高社會性的必要。

三、怎麼辦？——對社會管理的趨前思考

從以上的現實和分析，考察和理解人的社會化的必要及其過程，人們或應認知如下兩點：

1、人的自利性，與人的“社會性”是反向的，但因人“生而屬個體”——人首先是個體的物質生存體，使得人會天生(先天)自發“自由自在”；“自慮”、“自利”，會與生俱來。

2、人的社會性，是生存於社會中的人不能不具備的；而人的“社會性”還是新生歸零的，上一代及以往社會經由實踐所獲得的“社會化”的認知，並不會如同人的相貌一樣，“遺傳”給後代。顧及他人、社會的思慮、言行，是每一代人後天經其社會的物質、精神的存續(親身實踐、教化)，才能獲得的。（這也可能正是現代的年輕世代，在契合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上，會經網絡傳播相當“淺顯”的認同、接受的重要原因。）

從人的如上屬性特點，我們或可發見：人類從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以來的理念、體制，多為個體、私有，有與人個體的物質生存會天生(先天)自發“自由自在”、“自慮”、“自利”的契合之處。從哲學角度看，這裏也有“物質第一”、“物質決定精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部分必然性。

從這裏，人們可能應該體悟到，為什麼社會主義曾經普遍施行“一大二公”，卻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而中國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以來，實施“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個體經濟為必要補充”的體制，在解放生產力、調動積極性與共生共管上，能相得益彰，進入比較協調、發展的境界。其原因，可能正在於其符合了人的個體和社會屬性的特點吧。

而資本主義以個體為主的體制，雖然在充分調動人逐利的生產積極性上是有效的，但由於過度張揚“個體”、“自由”、個人利益，也影響到人所組成的社會所必要的人的“社會性”的形成和增長，並導致個人的、自我的（含本方、本土、本民族）中心意識趨強乃至過強。

由於西方民主體制的“人手一票，唯看票決”，在相當一部分社會羣體的訴求日益缺失理性、前贍性之下，就出現了西方社會的國家領導人選舉、重大社會決策公投的“特沒譜”現象。

從本篇以上所議人會天生(先天)自發“自由自在”，“自慮”、“自利”會與生俱來，還讓人不由想到，毛澤東在新中國建設初期即曾感覺到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或可説，這其中實有社會管理、治理中的“人個體自發自利性”的問題，有人的素質提高的問題。

中國的古代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曾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張，這是“愚民政策”，這是希望民眾愚昧，以便任其擺佈。

而今天，或許我們應該説，在現代，已不再能對民眾“不可使知之”。因為，現代科技條件下的互聯網時代，“民”已極易“知”。雖然，此“知”，現實可能會未必是所知就“真、正、客觀”。

因此，社會管理、治理應該：不能再使“民不知”，應該“促民知”，但要“民真知”，並使“民”不“由”。即：不能囿於自發的“自由”，不能僅處於較少受教育，理智有欠缺、初級的“自由自在”的“自發”狀態。

寫到這裏，有覺上文所議冗長，為便於閲讀，願作一未必完善的延伸性結語：

人所組成的社會，經歷漫長的歷史文明積澱，作為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的人，離不開社會。人會自發的利己；但人必需“社會化”，不僅僅“只顧自己”。而人的社會化的最大“負能量”，來自人的自發(天然)自利等屬性。

以人為中心，是人類存在、追求的最大價值。維護各個個人的利益，符合人的基本屬性，有利於調動人的最大積極性。而發展到今天的人類，也要理智認同：人不能囿於個體自發的“自由自在”、“自利”，人們需要“克己”、並需要克服人的“社會性的新生為零”，不斷的提高先生和後生們的“社會性”。這可能是當今世界共同面臨、應該解決的社會管理、治理的現實問題，……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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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宋魯鄭巴黎日記：法國遠遠落後於中國，卻已經獨步西方了  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4_29_548694.shtml?fixcomment=22986800

宋魯鄭巴黎日記：西方能選出領導人，卻難選出最優秀的人才  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4_22_5477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