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患，這次可能真的來了_風聞

來源 | 李不太白（id：oursir）

一、

又到了需要我們萬眾一心、團結起來的時候了。

因為，新外患可能已經到了家門口了。

“外患”是個重（zhòng）詞，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隨便使用的。

自從改革開放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中國也不乏外來因素造成的危機時刻，例如：九十年代的西方禁運、台海危機、南聯盟大使館遭轟炸，世紀初的撞機事件、中印對峙、南海爭端等等。

每一次看起來也確實驚心動魄的，但實際上都還是可控的事件，最後也都歸於波瀾不驚，止於“反霸權”的上限，都沒有演變到“外患”的程度。

但這一次，可能是真的不一樣了。

倒不僅僅是因為疫情引發的美國內政危機需要一個“背鍋俠”，而是因為歷史本身來到了一個兩種力量衝撞的關口。

儘管在表面上，這場“外患”顯示的是特朗普為了競選連任的利益需要，而轉嫁美國聯邦政府防治疫情無能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業危機、政治危機。

自從美國成為新冠疫情的全球“震中”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國務卿蓬佩奧言行已經流氓化，失去了基本的是非正當性，他們與一些美國媒體界一直在連續胡説八道，不斷地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嫁禍中國；作為“五眼聯盟”之一的澳大利亞也隨風而上，據説近期也在忙着撰寫栽贓報告；美國共和黨內曝光的備忘錄更是詳細給出了以疫情為藉口攻擊中國、推動國際社會制裁中國的三種路線計劃……此外，美國也到處拉攏與慫恿小弟們予以配合、協同訛詐。

凡此種種，都已經遠遠不是因為制度異同帶來的一般批評所能涵蓋，也遠遠超出了國家間競爭的基本常識，而演化為對中國赤裸裸的脅迫與訛詐。

與這些相配合的，是美國軍艦在南海挑釁，戰機到台海撐腰，加上蔡英文與一眾民進黨的鐵桿們小聰明過頭、自以為拿到了可以趁亂謀獨的“天賜良機”而蠢蠢欲動，一時間聚合在中國國門之外的烏雲重巒疊嶂，情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這是一種指向明確的攻擊。

在它的背後，既不是為了尋找什麼病毒源頭，也無關民主、自由之類的什麼價值觀。

這種情形是中美建交以來從沒有過的事。

不過，這仍然只是浮在水面的冰山，水面下的冰山主體不是疫情。疫情僅僅只是個攻擊的藉口罷了。

只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就能明白了：如果疫情首先爆發在例如菲律賓、巴西、德國、日本的話，美國會不會以如此架勢不斷攻擊、恫言賠償呢？

那基本是不大可能的。既然美國不會脅迫那些大大小小的國家，為什麼要如此攻擊中國呢？

那是因為那些國家與中國不一樣，它們在美國人心中佔據的位置也不一樣。

那是因為在根本上，由於中國發展與日漸崛起，美國早已感受到了它的全球地位與利益不再穩當。

為了維持這種搖搖欲墜的全球超級強國地位與其背後的利益，美國已經將中國設定為它的“首要敵人”。

所以早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奧巴馬任期下半階段，美國兩黨、全社會上下的對華態度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

這在奧巴馬期間的實施“亞太再平衡”、“重返亞洲”政策，以及在中國周邊挑起的中日釣魚島事件、中菲黃巖島事件、中越南海爭端等一系列危機中，就已再明顯不過。

特朗普上台後，發生的中印邊境對峙事件不過是“在中國周邊搞事情”策略的延續。

只要能慫恿出中國與周邊地區發生戰爭，不論戰爭結局如何，美國就都贏了。

只要周邊槍聲一響，到那時，不但國際資本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而不敢投資中國，已經在中國的外資也會考慮撤出（至少是不敢再增資下注）。

因戰爭而離開的資本到哪找避風港？顯然是遠離戰爭的全球最大市場的美國。它們一定會靜靜在哪裏等着。等什麼？等着剪羊毛、割韭菜。

它們會一直等到戰爭結束後，然後迅速動手完成抄底：收割中國境內那些缺乏流動資金、因為戰爭創傷而被嚴重低估的遍地優質資產。

這都是國內那些熱血上頭的民粹羣體所不明白的。那些糊塗的人們動不動就喊着打打殺殺，以為導彈可以搞定一切，卻從沒想過一旦中國周邊發生戰爭**“對誰最有利”**的問題。

美國最想要在中國周邊實現的“亂局”，例如釣魚島、黃巖島、洞朗等危機，在這些事件上，民粹羣體也熱血沸騰跟着搖旗吶喊“開火”、亂鼓譟戰爭，蠢不蠢？

這些糊塗的民粹恐怕從來就沒有想過一件事：為什麼從一戰、二戰到冷戰期間的代理人戰爭，沒有哪怕一次戰爭是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或者是在美國本土周邊打起來的呢？

古人説“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國家快速發展與建設期間早已不是初創期一窮二白的瓶瓶罐罐，生機勃勃的高樓大廈裏到處都生長着民族復興的大利益，喊着戰爭打響容易，但戰爭牽一髮而動全身，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思考清楚了沒有呢？

在現今這種波詭雲譎的國際大環境下，與周邊國家與地區發生戰爭，乃是最下下策，不到迫不得已絕不可以輕妄言之。

插一個話題，所謂全國人民心中的那件“大事”，最好和最壞的情形是什麼呢？1.和統為上（已無可能）；2.圍而不打，實現當年北平與西藏那樣“和平解放”方式為次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最不利的方案就是炮火連天的局面。

正因為美國“在中國周邊搞事情”的想法一直遲遲沒有實質性的實現，才有了特朗普後來發動的對華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外圍“印太”聯盟擠壓等等——他不過是把奧巴馬下半期的那種脅迫進一步擴大化、並由背後的小動作轉為明面上的公然攻擊罷了。

當歷史來到了這個時間窗口，不論有沒有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發生，美國將對外行動重心聚焦到脅迫中國的事實也必然一定會發生。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二、

如果進一步分析上述“美國全球地位與利益”這個根本原因的話，就可以發現它是由三個具體的分枝因素構成。

第一個因素，是由於中國自身忍辱、負重、勤奮發展的結果。

近兩百年來，中華民族歷經了數次劫難、險境與磨練，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二次內戰、朝鮮戰爭、十年內亂到改革開放、西方禁運、加入WTO等等，一次次的艱難曲折，一次次的奮勇前行，一次次的劫後餘生，才終於來到了今天這個局面，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也成為緊追西方發達社會的全球第二梯隊的次強國之一。

兩百多年來走的路，太難了。

固然，弱國無外交，忍氣吞聲乃是常態。但強國外交則卻是更復雜。

曾率領普魯士統一成德國的俾斯麥説過：“強者必遭妒忌。”大型動物在森林裏是沒有辦法隱藏的，今日中國雖然在工業與科技上還不能稱為全球強國，但由於工業製造的佈局完整、軍工體系的自給自足、經濟總量的巨大、文化底藴的淵博、人口與疆域的龐大，已經在現實上對二戰以來的全球既得利益者隱隱形成了某種一山二虎的壓力。

你觸動了別人的既得利益，那當然就會導致對外交往日益複雜化。

面對這種千絲萬縷、千頭萬緒的局面，唯一的對策就是耐下性子、剋制情緒、不急不躁地以“千方百計”對應之。

這個方面最好的榜樣就是如今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老爺子的傑出表現，一肚子怒火卻和顏悦色，一出聲必然就是有理、有節、有利，讓自己人聽着有底氣，讓外人聽着服氣，這就叫水平。

那些一般的對外發言人還是應該學習當年周恩來總理的風範，你的目標工作職責是“化解”，而不是“火上澆油”。一般的對外發言人不是東風導彈，怎麼能動不動就聲色俱厲、喊打喊殺呢？到了輿論非要“聲色俱厲”的時候，軍報軍網也不是吃素的。

這種壓力如何釋放、化解、平衡，本身就意味着一個歷史的選擇。

第二個因素，是由於美國清教徒文化本身特性決定的。

在之前的文中我曾寫過，美國這個國家的內核起源於早期的歐洲清教徒移民，清教徒精神與意識深植於這些北美移民的記憶深處，並塑造了美利堅民族的集體人格，體現在他們行為中。

與早前的基督教徒否定現實世界、一心只想去“天國”的出世觀念不同，宗教改革後誕生的“清教精神”是入世的，它主張改造、主導乃至統治現實世界。

清教徒認為，上帝棄人間而去，莽莽荒野，人類孤獨無助，艱難求生，撒旦化作了人的模樣不斷作惡，這個世界沒有最後的守夜人，沒有一個公正的力量可以主持人類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生存還是毀滅幾乎全靠自己，人類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與意志去戰勝邪惡，上帝的懲罰才能得到體現。相反，如果無法戰勝邪惡的話，那麼人類就要承受邪惡施加的一切後果。

所以在美利堅民族內心深處，他們堅信一定有一個主要的“邪惡力量”存在於這個世界上，而深藏於清教徒精神中的信念是：“上帝的選民”要去戰勝它。

這就是為什麼在好萊塢電影裏，類似超級英雄打敗邪惡、一次次拯救家園的劇情氾濫的原因所在。那其實正是清教徒與撒旦作戰的幻想曲。

正是在這樣的自我幻想與自我期許之下，不論是大英帝國、德國、日本，還是蘇聯、中國或者哪怕是想象中的外星球異類，清教徒的劇本不給自己找到一個“邪惡敵人”是不會罷休的。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敵人有很多，但“首要敵人”在其每一歷史時期都有且只有一個。一旦美國設定好“首要敵人”，它就會動員全部資源進行進攻，不擇手段。

來看看這個只有250年曆史的國家先後設定過哪些“首要敵人”：

它們有作為13個殖民地宗主國的大英帝國、作為美洲的殖民者的西班牙、作為全球霸主的“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作為侵略者的納粹德國與日本、作為超級大國的前蘇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作為試圖統一起來的歐盟、作為極端穆斯林組織的恐怖主義……

最終藉助一戰、二戰時的後發制人及冷戰時的釜底抽薪，由一條清教徒的美國尋找“首要敵人”、統治並改造世界的歷史隱線就躍然紙上。

清教徒美國也確實改造出一個它主導下的秩序星球：國際貿易規則WTO、國際流通貨幣美元、國際最多債券、國際能源基地中東、國際唯一超級軍事集團北約、國際最強航母編隊、國際社會秩序組織聯合國，這些林林總總改造與統治現實世界的武器相繼出現，且全都置於美國掌控或制約之下。

當大英帝國被拉下馬、法西斯德國與日本在二戰中崩潰、前蘇聯在冷戰中敗下陣來，當中東強人薩達姆與卡扎菲相繼被推翻、最後一個可以印證清教徒對“撒旦”劇本設想的塔利班組織也在“9.11”事件後被蕩平，當21世紀上半葉的美國逐漸失去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而轉變為主要大國之一時，為維護其全球統治地位，清教徒美國到哪裏去尋找下一個“首要敵人”呢？ 

在清教徒的文化基因支配下，美國的自我期許是維持全球唯一領導者的角色，因此它對中國的定位就只會是一個下游產業轉移承接國、一個在西方文化與制度影響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次要傳統大國，它無法容忍中國恢復並享有作為全球主要傳統大國的尊嚴的自主性——尤其是中國沒有按照美國設想的方式尋找這種尊嚴。

第三個因素，只能怪宇宙迄今為止只有一個可供生命存在的地球。而在現有科技條件下，這個地球上探明的存量資源並不足以支撐數十億人同時享有發達社會。

如果把銀河系比作茫茫大海，那麼地球至多算作大海里漂泊的一艘小小的、孤單的三帆船，在它空間有限的貴賓艙中坐着少數發達國家，享用着紅酒與美食，掌控着航船命運，指揮的老大叫美國；大部分國家擁擠在甲板上日復一日做苦力活，領取微薄的酬勞，偶爾發發牢騷可以，一旦有實質性的反抗，後果就很嚴重；還有一些國家就可憐了，只能抓住船上扔下的繫着繩索的浮木，在海中拼命裸遊，捕點大自然恩賜的魚，吃點船上倒掉的殘渣。

從甲板通往貴賓艙的只有一條窄窄的懸梯，大部分試圖攀登懸梯的國家都被貴賓艙的護衞無情地踹到甲板上去了。

最新的一位懸梯攀登者是個魁梧的大漢，他通過一關又一關的險阻，已經走過了大約三分之二的階梯，越來越接近貴賓艙。大漢龐大身軀、厚重有力的步伐已經引起了懸梯震盪，一旦他進入貴賓廳，勢必讓本就並不寬敞的貴賓艙中的空間更加侷促，而且這個大漢生性倔強，看起來也不大會任由艙中老大對着自己呼來喝去。

這當然是艙中老大所不能允許、也是艙中所有人不願意看到發生的結果。

不用説，這個大漢叫中國。

中國僅僅由於從甲板上站了起來、想要改變做低端苦力活的身份，僅僅由於自身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與質量的客觀事實，就已經必然要準備好迎接一場外來的重大挑戰了。

要麼就退回去繼續彎腰曬甲板，甚至可能被踹到海里趴浮木、吃殘渣。

當然是退無可退。

三、

因此中國要迎接這一回“新外患”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因此中國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路口。

這個歷史路口的走法，將決定中國明天是沿着發展、繁榮、富強的方向繼續前進，還是不幸重蹈世界列強崛起過程中的歷史悲劇。

身在這個歷史路口的緊要關頭，中國各階層準備好了嗎？

面對這場新外患，作為精英階層需要做出理性的長遠抉擇，作為人民需要堅強的奮鬥意志，作為民族需要不折不撓的韌性。

面對這場新外患，尤其需要全社會上下放下內耗的紛爭，團結起來一起面對歷史性的艱難時期，迎接這個時代為中國佈下的艱鉅挑戰。

**對於知識分子階層來説，**可以在具體事物上辯論是非，可以在發展方向與方式上爭論思想，可以社會弊病上理性批評，可以在內部官僚主義、資本無底線等問題上言辭激烈，但是在國家與民族利益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就一定要放下彼此分歧，團結一致，齊心合力面對這場歷史賦予我們的新外患。

**對於基層民眾來説，**則尤其要小心羣情激昂，小心這種過頭的激昂情緒演變成一種熱血沸騰的亢奮，小心相當一部分羣體裹挾着社會整體喪失掉理智與冷靜，甚至退化到盲目排外、任性閉關孤立、任意鼓譟武力開戰的兇險境地。

畢竟今天這場外患，比拼的方式已不再是從前的那種硝煙瀰漫的舊戰場——而****是思想創新、科技創新、製造業創新、社會治理技術創新、教育升級與更高程度的普及、民族綜合素質的昇華等等的新戰場。

理性，冷靜，開放，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學習西方先進之處，這與勇敢、奮鬥、迎接挑戰並不矛盾。

1952年8月4日，當朝鮮戰爭正處於僵持階段時，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表講話説：“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

可見即便是在當年極其艱難的處境中，中國也並不是一味憑着血氣之勇蠻幹的。

而即便到了今天，中國在九大領域、近120項核心技術水平方面要想追上三帆船客艙裏的老大，也仍然差不多還須半個世紀的時間。

談，打，和，關係還是要分清楚。談要會談，打要會打，和要會和，這都需要深思熟慮的策略與方法。

極端，狂妄自大，蠻幹的後果不是任何一羣人能夠承擔得起的。

面對明天的子孫後代，所有人必須要打心底意識到，這個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古老民族，當她從兩千多年的封建農業社會莽莽撞撞地面對現代社會的激流時，當她穿過鴉片戰爭以來的重重磨難走到今天這一步時，那真是步步驚心，那是如何的一種大不容易呢？

當下這個民族復興的歷史機遇期，是熬了兩百多年、付出了十數代人的血與淚代價換來的。

兩百多年來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

此後的每一步，必然還是如履薄冰。

1978年以來相對平和的外部大環境已不復存在，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埋頭搞建設的美好時代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應對的方式方法雖然不可能再是從前那種情形，但面對歷史賦予的新外患挑戰，站穩腳跟、做好自己的事、冷靜應對、不急不躁仍然是最堅實的基礎。

我們不變的唯一選擇，也依然是“寧在一思進，莫在一思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