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裂痕、博弈與近中期前景_風聞
国关文化视线-国际时事观察,社会文化科研。2020-05-18 10:10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振廣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兩岸關係:裂痕、博弈與近中期前景》。作者認為:在多重因素的衝擊之下,2020年的兩岸關係更是形勢嚴峻、危機重重、前景迷茫。經歷了2019年底以來島內選舉及新冠肺炎期間兩岸在政治輿論等層面的各種激烈交鋒之後,兩岸關係正向發展的元氣大傷,兩岸之間的感情及政治裂痕持續擴大。2020年兩岸關係繼續下衝的趨勢或將難以阻止,甚至中近期兩岸關係都將在下行軌道上滑行。在此大環境下,兩岸之間的鬥爭將成為主基調,兩岸關係風險也因兩岸鬥爭領域的擴展與鬥爭烈度的提升而大幅升高。文章內容如下:
一、兩岸關係的深層裂痕
毋庸諱言,自2019年下半年以來,兩岸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裂痕呈擴大之勢。這種政治和感情上的撕裂,一方面是兩岸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種政策效果的體現;另一方面,這種感情與政治撕裂也將反過來對兩岸關係發展本身產生扭曲性影響。
兩岸政治裂痕擴大的主要體現就是台灣社會“拒統”意識大幅攀升。這是自台灣問題出現以來的一次最突出的現象。過去,無論是在兩岸全面對峙時代,還是在兩岸關係開放與交流時代,台灣社會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拒統”意識的爆發。
長期以來,兩岸統一問題在兩岸關係之中並非一個緊迫的問題,特別是在大陸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戰略之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較長時期內是兩岸關係的主題,台灣社會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思考基本處於蟄伏狀態,而對兩岸統一問題的反應則基本處於麻木或無感狀態。2019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在此次講話中,習總書記明確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倡議兩岸有識之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這預示着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戰略正在從理論探索走向實踐探索階段。習總書記關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以及兩岸開展民主協商的倡議的的確確在台灣社會引起巨大反響,促使台灣社會開始思考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這一重大問題。
當然,就兩岸現實而言,海峽兩岸已經分隔了70年,其中全面對峙30年,兩岸交流開放近40年,在兩岸經濟軍事等實力的天平大幅向大陸一邊傾斜、大陸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並牢牢掌握兩岸關係最終方向的情況下,作為其中弱勢的一方,台灣社會對大陸主導的兩岸統一總是從弱勢的角度做出回應——害怕與抗拒。此次也不例外。在兩岸現有格局下,面對大陸主導的兩岸走向統一這一新前景,初期爆發的強烈抗拒心態可以説是台灣社會一種非常正常的心態反映。特別是在民進黨當局的有意引導和政治炒作之下,“拒統”情緒從台灣社會的心靈深處升騰並大規模蔓延。在此基礎上,這種“拒統”情緒進而被民進黨引導成為“反中仇中”的社會情緒。在這種社會情緒的壓力之下,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聲音則不得不在台灣社會更加低調,甚至隱匿起來。
這種“拒統”情緒的爆發乃至“反中仇中”情緒的上升在短時期內是台灣社會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一種應激反應,但是這種情緒的急劇擴大的的確確從深層撕裂和反噬着兩岸關係。特別是2019年下半年,民進黨當局充分利用香港“反送中事件”,連篇累牘地渲染“拒統”與“反中仇中”情緒,成功地把這種“拒統”意識和情緒轉化為選舉中支持民進黨的選票。蔡英文在此次選舉中獲得超乎想像的817萬張選票的支持,其中一個核心因素就是台灣社會特別是台灣青年人的“拒統”情緒被激發出來,轉化成了支持蔡英文的選票。選票或許是一時的,然而這種政治情緒引發的台灣民意結構的重大調整卻可能是影響長遠的。在這股政治情緒的帶動下,台灣民意結構從最初的藍大於綠,到藍綠勢均力敵互有消長,再到今天的綠大大超過藍,極有可能在較長時期內成為支撐台灣政局的結構性現象。在這種情緒的催化之下,認同“九二共識”的國民黨以及支持兩岸統一的島內統派政黨的羣眾基礎和發展空間受到極大的擠壓,並使國民黨在“九二共識”問題上開始明顯搖擺。這種政治情緒的存在,不僅嚴重削弱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兩岸統一的島內政治社會基礎,而且也將成為民進黨當局對抗大陸的支持性力量。可以説,這種“拒統”情緒的大爆發及其擴大,是兩岸解封開放三十多年來不多見的影響兩岸關係積極正面發展的牽制性力量,預示着兩岸關係的深層基礎被深深撕裂。島內“拒統”情緒爆發之初具有應激反應的特點,但是這一情緒被引燃後又與政治制度、價值等意識形態元素緊緊地捆綁在一起,開始成為島內影響巨大且暫時難以消退的一種政治存在,並將對兩岸關係產生持續性的影響。
島內“拒統”情緒的爆發以及“反中仇中”傾向的大規模抬頭,同時也刺激和引發了大陸民眾對台灣社會的強烈反感和嚴重不信任。大陸社會曾經積存的對台灣的好感正在大幅流失。特別是在各種新媒體的挖掘炒作之下,大陸民眾對島內政治媒體人物言行的寬容度在大幅收窄,兩岸民間輿論鬥爭一浪高過一浪。這也意味着島內“拒統”、“反中仇中”情緒的擴大已經引發大陸民眾的激烈反應,標誌着兩岸民間情感的深度撕裂。
顯而易見,在這樣的島內民意環境和兩岸輿論環境之下,兩岸關係沿着理性積極的方向發展需要克服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説,這種社會環境正在助推兩岸關係走向進一步的撕裂和對峙。這也意味着,兩岸關係在此基礎上滑向對抗對峙很容易,而要走向理性與和平發展卻面臨重重困難。這就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兩岸關係之路一定是一段較為艱辛之路。
二、兩岸關係中幾股力量的博弈
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有其自身的深厚基礎。從政治上、法理上、歷史和現實等角度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海兩岸同屬一箇中國,台海兩岸最終必然走向完全統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決定兩岸關係發展方向最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也不可否認,兩岸關係的發展還受到幾股政治和非政治力量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力量博弈勾勒出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性軌跡。
大陸是兩岸關係舞台上的決定性力量。在兩岸關係政治舞台上,大陸作為兩岸關係的主導方,其經濟軍事科技實力以及推進和平統一的政治意志,從根本上規定和規範着兩岸關係的總體發展方向。大陸長期以來堅持統一大方向,堅決反對包括“台獨”在內的各種分裂活動,對各種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政治勢力保持高壓態勢。在一定意義上,正是由於大陸的力量與政治意志,使得兩岸關係依然穩穩地運行在走向未來統一的軌道之上。大陸這支力量是防範兩岸關係脱序、脱軌的主要力量。在兩岸關係的政治博弈中,大陸只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大陸的發展與強大規範着兩岸關係的基本方向,維護台海局勢的和平與基本穩定。
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局部和某個階段發揮關鍵性影響。台灣當局作為兩岸關係的另一當事方,則在兩岸關係大格局中的局部或兩岸關係發展的某個階段發揮着關鍵性的作用。由於台灣是兩岸關係中相對弱勢一方,對於統一前景天然心存畏懼和抗拒,甚至民進黨等“台獨”政黨還在謀求“台獨”分裂。因此,台灣當局在兩岸統一問題上建設性有限,而一旦分裂意圖佔據主導地位則對兩岸關係的破壞性十足。當台灣當局與大陸相互信任,兩岸在政策方向上攜手同行時,兩岸關係就會穩定、和平,兩岸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會更加突出;而當台灣當局與大陸在兩岸關係上背道而馳,甚至成為麻煩製造者的時候,兩岸關係的不穩定性就開始凸顯。
就當前兩岸關係而言,民進黨當局依然未放棄追求“台獨”分裂的目標,而且也最抗拒兩岸統一。兩岸關係的融合發展相互依存是兩岸逐步走向和平統一的最佳路徑。為了避免在兩岸經濟社會融合中被統一,民進黨當局自2016年再次上台執政後便開始推進兩岸的適度“脱鈎”戰略,其目的就是要延緩或阻斷兩岸的經濟社會融合,進一步拉開兩岸之間的心靈距離和政治距離,撕裂兩岸之間的感情,擴大兩岸之間的政治鴻溝。民進黨當局顯然希望走上兩岸脱離的軌道。鑑於兩岸巨大的實力落差,作為相對弱勢一方的民進黨當局而言,離大陸越遠,就越能減少大陸對台灣經濟社會的影響,也就越能擺脱被大陸統一的前景。把兩岸關係拉向脱鈎、對峙,則可以使大陸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戰略失去抓手和着力點,也就是失去戰略支點,那麼大陸要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必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2020年蔡英文再次高票獲得選舉勝利,不僅增強了蔡英文當局走兩岸脱離之路的底氣,而且還要通過炒作“拒統”和“反中仇中”撕裂兩岸之間的感情,把兩岸關係推向進一步的對峙和敵對,使兩岸關係偏離和平統一的大方向。可以看出,民進黨當局已經完全站在了對抗統一、破壞兩岸關係穩定這一邊,成為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破壞性力量。未來一段時期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上的破壞性將越來越突出。民進黨的政治方向、政策取向都決定了在未來一段時期兩岸關係繼續下行、對峙、衝突為主流,兩岸交流的萎縮,兩岸衝突的上升成為最突出的表象。這也是自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繼續向下深探的正常邏輯延伸。
美國作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外部力量,一直是兩岸關係力量博弈中的主要外部介入因素。美國的台海政策一向以美國的利益為依歸,同時與中美關係形成互動。中美關係穩定,美國台海政策中的消極因素會相對收縮;中美關係對抗上升,美國台海政策的破壞性就會明顯上升。近年來,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介入和干涉力度持續加大。一方面美國要利用台灣這張牌對大陸崛起進行有效牽制;另一方面也是出於阻撓兩岸統一進程的需要。美國不僅連續通過涉台法案,而且深度介入台灣地區選舉,支持和扶持與大陸對抗的民進黨當局,有意冷落甚至拋棄認同“九二共識”主張與大陸一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國民黨。美國這一政策導向,讓民進黨當局深受其利並更加膽大妄為,而島內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力量則受到沉重打擊。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國民黨被迫回頭投奔美國,甚至準備放棄“九二共識”,凸顯與大陸對抗的一面,以博得美國的歡心和認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美國因素將是導致兩岸關係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不穩定的重要根源。
台海兩岸以及美國因素是兩岸關係力量博弈中的三支顯性力量。在這三支力量之中,雖然大陸一直竭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局面,但是,由於民進黨當局與美國這兩股勢力密切合作,有意挑起兩岸對抗,嚴重侵蝕了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基礎,導致兩岸關係有偏離和平穩定發展軌道之虞。未來的兩岸關係的性質和發展軌跡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三支力量的強弱變化及其博弈。
除了上述三支顯性政治力量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關鍵性影響外,還有一些隱性力量也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性質發揮作用。
其一是經過近40年的兩岸交流融合,台海兩岸高度相互依存作為一種隱性力量用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兩岸關係走在和平發展的軌道上。當今兩岸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繫不僅僅是兩岸之間龐大的經貿數字,而且是實實在在影響到兩岸千千萬萬家企業的生存發展,影響到千千萬萬個家庭與個人生活和福祉的現實。全球化也好,兩岸命運共同體也好,兩岸相互依存也好,無論人們喜歡與否,現在都已經成為一種存在。兩岸間這種密切的經濟社會聯繫在很大程度上發揮着兩岸關係穩定器的作用。兩岸政治關係撕裂一旦延伸到經濟社會關係撕裂,將很快對千千萬萬個兩岸企業、家庭個人的生活與命運產生直接的破壞性影響。也正是由於兩岸之間這樣一種經濟社會利害聯動關係的存在,反過來也對兩岸關係中的破壞性政治政策產生一定的約束。
其二是政策理性。在後全球化時代,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政治情緒化和民粹主義的大規模抬頭和爆發,正在衝擊着各個層級的社會治理,影響着世界各地的政治生活。毋庸諱言,理性化的社會治理與理性政策正在遭受極大衝擊。儘管如此,當今世界處於一個更加透明的時代,也更容易使人們確認自己的實力地位與政策得失並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政策選擇。從兩岸的歷史看,台灣當局曾經有過一些衝動性的政策,例如陳水扁時代曾經試圖搞“法理台獨”。總體上看,雖然不乏非理性的情緒或政策衝撞,但長期以來政策理性一直在兩岸關係中占主導地位。大陸的對台政策基於自身的實力地位和戰略發展佈局而呈現出高度理性,過去如此,未來也會如此。就今天台灣民進黨當局而言,也面臨着理性計算與情緒衝動之間的博弈。如果冷靜觀察民進黨的發展與成長曆程,不難發現,民進黨不僅是煽動羣眾情緒的高手,更是一羣精明的政治精算師。在民進黨絕大多數的政治活動中,理性與精準的政治計算仍然在發揮着主要的作用。在民進黨的一切政治活動中,民眾的政治情緒一向是用來被煽動被利用的。民進黨可謂是精明的政治實用主義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在權力地位和政治理想之間,民進黨的各種理想、藍圖、口號都是用來動員民眾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權力和地位才是民進黨追求的真實目標。從近期民進黨操作“反中仇中”民粹也可以看出這一邏輯。
民進黨作為一個追求“台獨”的政黨,最怕也最反對兩岸統一,所以民進黨當局也是目前島內抗拒統一的領頭羊。在挑起兩岸意識形態衝突、製造兩岸民眾感情衝突以及對島內“拒統”情緒煽風點火、引燃“反中仇中”民粹意識等方面,民進黨當局可謂無所不為,無所不用其極。在此基礎上,通過煽動民粹“仇中反中”政治動員,在2020年1月的選舉中蔡英文以817萬張選票獲得連任選舉的勝利。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到,民進黨當局及蔡英文目前並未因這一階段性的“成功”而衝昏頭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充分利用島內民粹情緒爆發給民進黨帶來的選票支持和民調數位的高企以及極為有利的島內政治局勢,牢牢掌握島內政治權力;另一方面,民進黨依然牢牢把控着島內民粹情緒流動的主導權,尚未出現民粹情緒綁架民進黨政策,特別是民粹情緒牽着民進黨的鼻子走的局面。
民進黨追求的是權力、地位,一切操作也是圍繞如何獲得權力、鞏固權力而開展,一切為了權力。這才是民進黨的核心利益。從民進黨的政策歷史看,兩岸關係或兩岸議題也是被用來為民進黨獲取權力、鞏固權力服務的,而不是寧可放棄這些權力地位也要與大陸幹到底,搞飛蛾撲火,以卵擊石,魚死網破。在這一問題上民進黨內相當一部分人尚能保持清醒的認知。也就是説,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民眾情緒是被民進黨用來利用的,政治精算之下仍會促使民進黨當局維持基本的政策理性。
在兩岸關係的力量格局中,上述三種顯性力量和兩種隱性力量之間的變化互動大體規定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方向與發展曲線。
三、近中期兩岸關係前景
從宏觀上看,中美關係大格局對兩岸關係有着直接而關鍵的影響。在中美關係中的合作與對抗兩大主題中,對抗性近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説中美關係正在陷於一種對抗螺旋。在未來的中長期內,中美合作一面何時超過對抗和鬥爭的這一面,目前尚難確定。這是影響近中期兩岸關係性質與前景的最大外部負面因素。就兩岸小格局而言,民進黨作為一個“台獨”政黨的基本性質決定了民進黨執政期間將以追求兩岸分離為政策主基調,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冒出“台獨”言行刺激兩岸關係。這一小格局意味着未來至少在民進黨執政的4年時間裏,兩岸關係進一步擴大分離、對抗上升會是主基調,而民進黨的任何“台獨”冒險言行均有可能點燃兩岸危機的爆發。從這一角度看,當前兩岸關係的內外環境均非常不利於和平穩定。總體而言,兩岸關係大小環境在近中期難以有轉折性的改變。從兩岸關係的顯性力量博弈結構看,兩岸關係中對抗性博弈的一面會在未來較長時期佔據主導地位。雖然兩岸之間的理性力量和相互依存仍然是維持兩岸關係基本穩定的關鍵力量,但是兩岸之間鬥爭性的上升,危機風險的升高,將會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兩岸關係的顯性特徵。
第一,兩岸關係在未來4年乃至更長時間將處於下行階段或者説下行週期,其主要表現是兩岸關係逐漸趨冷,兩岸交流合作的流量逐漸收縮。雖然,兩岸經過40年的發展融合,已經形成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但是對於民進黨這樣一個追求“台獨”的政黨而言,它希望儘可能擺脱大陸的引力,為此,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聯繫逐步脱鈎屬於民進黨當局的一種藍圖和想像。這是民進黨當局為抗拒兩岸統一而尋求的兩岸之間的一種物理隔離方式。幾十年來,兩岸關係有鬥爭、有合作;有交流、有對抗,總體看一直呈起伏波動式的曲線發展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中期,兩岸關係發展處於上升期、熱絡期;從90年代中期,特別是從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到2008年陳水扁下台,屬於兩岸關係的鬥爭期;經歷了2008年到2016年的兩岸關係高速發展的大交流大合作上升期後,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兩岸關係再次掉頭向下,進入交流冷卻期、鬥爭摩擦期。民進黨當局在2019年底強行通過所謂“反滲透法”就是為兩岸關係的剎車而準備的。只要民進黨不下台,也就是説至少在2024年政黨輪替前,這一趨勢都難以改變。當然,民進黨推動兩岸物理隔離或脱離接觸政策,活生生撕裂兩岸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繫,其可能的結果就是兩岸脱離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社會代價。這一可以預期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進黨的兩岸脱離政策形成牽制和反彈。
第二,中近期兩岸關係中的高風險點。在兩岸關係下行期或鬥爭激化期,兩岸之間的鬥爭、對抗將會常態化。在這一時期,兩岸關係將長期處於高危環境之下,極易形成或引爆兩岸關係重大危機。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極易引爆兩岸危機的關鍵風險點有兩個:一個是美台關係的突破;另一個是民進黨當局搞“法理台獨”。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台海危機的爆發,就是由於美國允許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而引發。2018年美國通過了《台灣旅行法》為民進黨當局各級政治人物訪問美國打開了大門。如果未來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或相當級別的政治人物訪問美國,將意味着美台政治關係的突破,兩岸關係極有可能重蹈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台海危機的覆轍。此外,美國近期通過的“台北法案”意在國際空間問題上幫助台灣當局,如果美國與台灣當局聯手在國際組織或國際空間問題上嚴重破壞了一箇中國原則,兩岸關係演變出重大危機的風險也是極高的。“法理台獨”一直是潛在挑戰兩岸關係穩定,引發兩岸關係危機的重大政治隱患。通過2020年台灣地區選舉,民進黨幾乎全面掌控了台灣地區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在缺乏島內其他黨派有力制衡的情況下,民進黨通過“修憲”、“制憲”、“釋憲”、“立法”、“修法”等方式改變島內現行的“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相關法律規定,推動“法理台獨”的條件已經具備。“法理台獨”對於島內“台獨分子”的政治誘惑力越來越強烈。特別是在知名頑固激進“台獨分子”游錫堃任島內民意機構負責人的情況下,“法理台獨”的風險在未來4年將居高不下。
除上述兩種情況外,兩岸關係中偶發性的擦槍走火引發重大危機的風險也在升高。例如,類似之前台灣軍方在澎湖海域的所謂“導彈誤射”事件;或民進黨當局故意在大陸軍機軍艦繞島巡航中製造偶發衝突或摩擦等突發事件。一旦危機管控不當,都有可能引發重大台海安全危機。
第三,關於當前兩岸關係中甚囂塵上的民粹情緒。毋庸諱言,當前兩岸關係中的民粹情緒已經到了“壯志飢餐胡虜肉”地步。這種情緒的確對兩岸關係的惡化有着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但到今天為止,決定政治問題的依然是憑藉實力而不是民粹情緒。解決台灣問題這樣的政治問題更需要靠實力,靠物質基礎,靠理性判斷。兩岸關係的解決最終還是需要回到實力層面或物質層面。缺乏實力為基礎的民粹情緒都是內部虛火,形不成積極有效的外部效果。如果激情或民粹情緒可以解決問題,或統一或“台獨”,台灣問題都不會拖延到今天。無論島內泛綠民粹多麼仇恨大陸、反對大陸,但這種民粹情緒終究擋不住兩岸走向統一的歷史車輪。儘管民進黨善於利用民粹在島內政治中爭奪政治權力,但是島內民粹卻不可能幫助民進黨實現“台獨”的目標,因為與日益崛起強大的大陸相比,民進黨當局根本就不具備那個實力。
兩岸關係需要理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偏激民粹在輿論方面的負面影響,讓兩岸關係回到理性空間之下進行處理。民粹情緒的消退和理性迴歸主導地位,有利於避免兩岸關係出現重大危機。
**作者:**李振廣(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
**編輯:**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