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你認識美國：對帝國主義不應當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_風聞

2020-05-17 18:11:01     作者：耿來意 

　　近些年來，中美之間的關係出現了一種頗為怪異的走勢，尤其是特朗普總統上台以來，直接就不按常理出牌了，從表面上看，本來我們是想跟它搞命運共同體的，但它偏要搞分家，偏執的很，決絕的很，翻臉不認人，搞貿易戰，搞武力威脅，綁我人質，制我企業，侵我海域領空，辱我國格，更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流行以來，美國不專注於防疫治病，卻一個勁地甩鍋中國，美國的所作所為讓人感到摸不着頭腦，連那些尋常視美國為燈塔，以美國為師，甚至自我感覺良好、把自己當成美國其他不恰當關係的人，也是一頭霧水，再對美國搞甜蜜蜜，是一件不好意思或者是不合時宜，又或者是一件比較丟人的事了。

　　美國這是怎麼了?美國變了嗎?美國吃錯藥了嗎?

　　不從歷史中找答案，是緩釋不了這些疑問的，其實美國並沒有變，也沒有吃錯藥，這就是它本來的樣子，以為它變了，變成了不認識的樣子了，只是多年來形成的一種幻覺罷了。

　　毛主席曾經憤筆疾書“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七十年來，還沒有叫醒一些個對美國心存幻想的人。

　　在蔣介石國民政府敗退大陸前夕，美國國務院組織一幫專家學者編寫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在白皮書編好之後，國務卿艾奇遜還給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白皮書洋洋灑灑八大章，敍述了從一八四四年美國強迫中國簽訂《望廈條約》以來，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基本勝利時為止的中美關係，特別詳細地敍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間，美國怎樣實施扶蔣反共政策，又是怎樣遭到失敗的經過。雖則是為了甩鍋蔣介石，美化自己，但也披露了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秘密，可謂自我坦白，讓人們看清了美國的本來面目。毛主席針對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連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並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説明。在這些文章裏，毛主席對美國本質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是一種總結性的剖析，即便拿到今天來看，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一點都沒有過時。他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文中，總結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得出結論説：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説“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説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針對艾奇遜們坦露的侵略中國的史實以及要鼓勵和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論調，他在文中説：

　　“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經過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佈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一‘鼓勵’，據説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尚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卻要幹這些混賬工作，而且公開地發表出來，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説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在《別了，司徒雷登》文中，毛主席針對白皮書披露的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這樣一個史實，説：

　　“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説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毛主席針對美國公開表示對於中國的干涉這一事件評論説：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説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説話了，他所説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他先進人們所説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説，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羣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雲外去。”

　　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毛主席艾奇遜重重複復地説的一大堆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例如至今都在欺騙着很多人的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戰時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所謂的“友誼”，毛主席指出“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註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他同時對那些“友誼”的謊言進行了駁斥：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姦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佈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説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毛主席提醒人們警惕美帝國主義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這樣一些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同是駁斥了美國人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麪粉，即是説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這樣一些奇談怪論。針對艾奇遜所説中國因為“西方的影響”才有了“進取性”之説，毛主席説：

　　“‘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説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着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毛主席密集發表的這一系列文章，是對美國本質的一次系統的總結和揭露，是對那些對於美國存在模糊或糊塗意識的人們的一次生動的教育。毛主席對美國的這種態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從歷史中，在多年跟美國人打交道的現實教訓中形成的，是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

　　毛主席對於美國的初識的認識，應該説是懷着一種好奇的，印象也不是很壞的那種，甚至可以説是滿懷好感的。1936年，他在頭一次接受外國記者斯諾採訪的時候，説自己小時候讀了一點外國的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論美洲革命的文章裏，我初次聽到美國，記得文中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當斯諾問起蘇維埃政府目前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希望是什麼? 美國政府和人民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中國人民?這個問題的時候，毛主席回答：

　　“我們認為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是有遠見的， 形勢註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並且相信，他們將同中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戰線。這是他們目前能幫助中國的最好辦法。許多美國人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中國人 民之 友’、‘ 太平洋 關係學 會’、‘ 泛太平洋協會’、‘ 中 國學會’ 等等，表達了他們對中國的感情，證明了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真正同情。我們以全體中國人民的名義對‘ 中國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別表示感謝。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我們共產黨人認為這是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實際情況是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連結在一起。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隨着歷史面貌的進一步暴露，我們相信他們會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美國將覺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責任是同直接威脅美國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

　　1938年2月，毛主席接受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採訪，當王公達問毛主席對於美國的感想時，毛主席説：

　　“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 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 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羣眾對於中國抗日鬥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不過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面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侵略威脅的國家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

　　日本推行的大陸政策與美國東方利益存在着不可調和的衝突，1939年1月28日，毛主席在第十八集團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總結時講話時分析了戰爭的局面和政治形勢，他説：

　　“現在日美關係搞得不好，因為日本要獨吞，英、美在華利益被削弱了;同時，因為英、美與中國重洋相隔，加了很多運費，貨價高於日本，就不能與之競爭;而且現在日本藉口軍事關係，不準英、美商船在長江等地航行，英、美在華的商務利益幾被盡奪了。”毛主席預言説：“ 世界一定會打更大規模的戰爭，但何日爆發，是無法佔卜的。”

　　後來的戰爭發展正如毛主席所料，美國再也不能坐山觀虎鬥，大發戰爭財了，戰火燒到了自己的頭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戰略反攻時期，美國出現了一股要求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思潮，加上美國有一種在華登陸計劃，把中國當做反攻日軍的基地，這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幫助。1944年，美國記者團、美國軍事觀察組相繼到延安地區，進行採訪、觀察，瞭解中國共產黨政治、經濟、軍事情況。毛主席對此非常重視，他在1944年7月19日發給李先念和中共中央華中局、 山東分局、冀魯豫分局、北方局、晉察冀分局、晉綏分局的電報中説：

　　“英、美、蘇記者到邊區已一個多月，他們感到興奮。但是蔣在事前沿途佈置反共宣傳，蔣又派一批人同來監視他們，進行破壞中共工作，但未達到目的，這些人現已離邊區， 他們出去後可能進行破壞宣傳。但是英、美、蘇三國主要記者尚留邊區，他們願意多看一看，並將赴晉西北參觀。他們對英、美、蘇的新聞報道有利於我們。羅斯福 三次電蔣要求派美國軍事代表團來延安，均被蔣拒絕;此次華萊士 來華，率美方在渝有關人員全體見蔣，正式提出羅斯福第四次電報，蔣始被迫答應。美軍事人員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不久，適逢美國建國168週年，毛主席還特地指定《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慶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稱讚美國總統羅斯福、華萊士副總統戰時團結的外交主張，“符合於美國利益，也符合於全人類利益的。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慶祝美國國慶日的今天，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個外交路線，能夠成為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毛主席還親自修改《解放日報》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説“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美國陸軍少將赫爾利也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來華調處國共關係，於該年年底飛抵延安，在與中共領導人毛主席、朱德、周恩來進行了三天的會 談後 ，表示贊同中共關於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 政府的主張，雙方共同擬定了《 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草案)》。

　　這一段時期，毛主席對美國是有所期待的，這種期待表現在他對於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美國軍事觀察組的突出接待上，表現在他對於美國的諸多讚許語言上，他花大量的時間與美國官方、軍方人員進行接觸，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與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誼。例如觀察組最年輕的成員高林斯後來還寫了一本書，認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光是在延安度過的。觀察組組長包瑞德説“八路軍給予美國陸軍的衷心合作和實際協助幾乎是盡善盡美的。”一位被我根據地軍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臨走前曾懇切地説“中國共產黨前途之大，除蘇聯外無可比擬，而蔣介石的不進步為世所聞。”毛主席期待與美國建立一種友好合作的關係，為未來的聯合政府跟美國的外交作鋪墊，也藉以積累中國共產黨人與美國打交道的經驗。然而這一段美好時光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蔣介石拒絕了中共與赫爾利簽定的協定，赫爾利也亦步亦趨，隨着蔣介石的步子起舞了，他改變了在延安的諾言，試圖使壓中共，對中共軍隊進行改組，成為國軍的一部分，甚至異想天開地提出一個方案，要為中共軍隊設一個美國軍官作總司令，毛主席氣憤地指出，這個方案是“將中國軍隊，尤其是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軍隊，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

　　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開始直轉直下，1945 年4月2 日，赫爾利在華盛頓國務院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宣稱美國政府只同國民黨合作，不同共產黨合作。6月，美國發生‘美亞事件案’，那些主張與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間諜罪遭到逮捕。美國朝着與中共決裂的方向奔去了，曾經燃起的那些熱度迅速到了冰點。毛主席在6月的中共七大上分析國內形勢時指出：

　　“有人提出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我看這個提法很對。在抗戰以前近一百年中間，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後，國民

　　黨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賴美國，這樣中國就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國為主控制國民黨，英國可能插進一隻小腳。這一變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我們共產黨要好好準備，以應付這個變化。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這將是一九三一年日本進攻中國以來十六年中的大變化，這個變化對我們是有利的。 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來了一個“ 特殊繁榮”的美國，它現在控制着國民黨，所以我們要做國際聯絡工作，爭取美國的無產階級援助我們。我們黨的高級幹部，應該特別注意美國的情況。 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毛主席還提出要做好“準備吃虧”的打算，列舉了17條困難，其中第一條便是”外國大罵”，他説：

　　“現在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都在罵共產黨，將來我們發展越大，他們會罵得越有勁。他們有人曾經向我們示過威， 説：你們那樣不行，美國輿論要責備你們。我説：你們吃麪包， 我們吃小米，你們吃麪包有勁，嘴長在你們身上，我們管不了。這叫做沒有辦法， 要準備着挨外國人的罵。”

　　他還説:“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美國政府要破壞我們，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但是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我對這兩個美國人説：告訴你們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我們解放區禁止你們到那裏去，因為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假如你們是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區是可以去的，但要訂一個條約。倘若你們偷偷摸摸到處亂跑，那是不許可的。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説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

　　1945年7月，毛主席撰寫了《赫爾利與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評赫爾利的政策的危險》等幾篇文章。在《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這篇新華社評論文章中，毛主席説：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以羅斯福私人代表的資格來到延安的時候，他曾經贊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計劃。但是他後來變卦了，赫爾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説的話。這樣一種變卦，露骨地表現於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聲明。這時候，在同一個赫爾利的嘴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變成了美人，而中共則變成了魔怪;並且他率直地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當然這不只是赫爾利個人的意見，而是美國政府中的一羣人的意見，但這是錯誤的而且危險的意見。……可以確定地説的，就是贊助中國反人民勢力和以如此廣大的中國人民為敵的這個赫爾利式的政策，如果繼續不變的話，那就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這一點，必須使美國人民認識清楚。”

　　1945年7月30日，毛主席在為南方局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徐冰、張明擬就的關於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電報中，提出了批評的原則：

　　“我們的批評是將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分開，又將美國政府中決定對華政策的人物與其他人員分開，又將美國政府一部分錯誤政策與其他正確政策分開。只要美國政府的現行扶蔣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變，我們就將停止批評這個政策， 否則是不可能停止的。”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分析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方針，他指出在人民中間，主要是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多的人相信蔣介石，存在着對於國民黨和美國的幻想，要求採取切切實實的工作，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他同時指出：

　　“美國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國帝國主義是外強中乾的。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這裏包括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曾經有個美國人向我説：‘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裏去做官。’我説：‘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説：‘不做不好。’我問：‘為什麼不好?’他説：‘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説：‘你們吃飽了麪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麪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願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麼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同志們，這個美國人的話是嚇人的。帝國主義者就會嚇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許多人也就是怕嚇。他們以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嚇，但是不知道中國有這麼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們過去對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作了公開的批評和揭露，這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揭穿它。”

　　然而，美國並沒有在批評和揭露下止步，反而變本加厲地對蔣介石撐腰壯膽，通過對華軍事援助法案，推動着蔣介石不斷擴大內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然而物極必反，僅依靠外力是無法壯大自身力量的，再多的援助也不會讓一棵枯樹發芽，這種援助只會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蔣介石依附外國出賣民族利益的真面目，激起人民普遍的反抗意識，反而加速了蔣家王朝的覆亡。從赫爾利1945年宣佈跟蔣介石穿一條褲子，到1949年敗退中國大陸，4年多的時間，就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於是就有了毛主席的這番嘲諷：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着不動，睜起眼睛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羣一羣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羣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毛主席對於美國的認識的重大發展和轉變，是來源於實踐的，是在屢屢碰壁的情況下對於實踐經驗的總結，並最終應用於實踐，服務於實踐，找出了一條與美國打交道的正確方法和路子。

　　第一條，要克服恐美的思想。

　　1946年8月6日，毛主席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進行談話，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他説：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國帝國主義，人們似乎覺得它是強大得不得了的，中國的反動派正在拿美國的‘強大’來嚇唬中國人民。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並沒有什麼力量。在美國，另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這就是美國人民。拿中國的情形來説，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着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説：

　　“我們既要反右， 又要反‘ 左’，以便劃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敗。現在反右，第一是反對對敵人估計過高，不敢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害怕美國。美國在中國搞得這樣久，現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實它並不可怕……美國的戰爭景氣，僅僅是一時的現象。它的強大，只是表面的和暫時的。國內國外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脅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就是坐在這座火山上……我們應當在自己內部肅清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一切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和過低地估計人民力量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之不能發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統治，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

　　1949年1月8日，毛主席在為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中指出：

　　“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的。這一種計算現在仍然不要放棄，以免在事變萬一到來時， 我們處於手足無措的境地。但是，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 愈堅決，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幹涉的可能性也就將愈減少， 並且連同用財政及武器援助國民黨這件事也就可能要減少。 一年以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以來，美國政府的態度的搖擺不定和某些變化，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人民中和我們黨內存在着的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力量的過分估計的錯誤觀點， 必須繼續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乘機圍堵中國的戰略意圖日益明顯，1950年9月5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 會議上分析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時指出：

　　“中華民族就是這樣一個堅決戰鬥的民族。雖然在我們的鬥爭過程中，有時曾遇到一些困難，但是我們不是靠觀音菩薩來救命，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去克服困難。……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 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 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着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 敵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裝腔作勢和氣勢洶洶是嚇唬人的。但是，美帝國主義也可能在今天要亂來，它是什麼都可能幹出來的。假如它要那樣幹， 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了，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所謂那樣幹，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 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我們的願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 住你的弱點，跟着你打，最後打敗你。對戰爭打起來的時候， 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彈，我們要有充分準備。你如果一定要那樣幹，我們就跟上來。我們要隨時準備對付美帝國主義來侵略。我們所進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要考慮到敵人就在面前這個情況來討論和決定。 ”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聽取彭德懷作《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他講到：

　　“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於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在跟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談話時，談到美帝國主義這個紙老虎時説：

　　“在美帝國主義幫助下的國民黨打不贏我們。強大的打不贏，弱小的總是勝利。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 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脱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 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 總有一天，紙老虎會被消滅的。但是它不會自己消滅掉，需要風吹雨打。我們説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説的。從整體上來説，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説，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 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後總能成功。從戰略上説，完全輕視它。 從戰術上説，重視它。跟它作鬥爭，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 的，要重視。現在美國強大，但從廣大範圍、從全體、從長遠考慮，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歡，它壓迫剝削人民。由於這一點，老虎一定要死。 ”

　　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講到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個問題時説：

　　“朝鮮戰爭，在開始的時候， 美國一個師有八百門炮， 中國志願軍三個師才有五十多門炮。但是一打就像趕鴨子一樣，幾個星期就把美國人趕了幾百公里，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以南去了。後來美國人集中了力量進行反攻，我們和金日成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線相持，構築陣地。一打，整個朝鮮戰爭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國的飛機就像黃蜂一樣，我們在第一線一架飛機也沒有。雙方同意講和。在什麼地點?他們説在一條丹麥的船上，我們説在開城，在我們的地方。他們説：好。因為會址在我們的地方，他們每天開會得打着白旗子來，開完會打着白旗子回去。後來，他們感到不好意思了— — 天天打白旗子。説改一個地方吧，改到雙方戰線的中間，地名叫板門店。我們説也可以。但是又談了年把，美國總是不甘心簽字，拖。最後，在一九五三年，我們在三八線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線，美國人嚇倒了，馬上簽字。那麼厲害、有那麼多鋼的美國人，也只得如此。這個戰爭，實際上是三國打的，朝鮮、中國、蘇聯，蘇聯出了武器。但是敵人方面呢，有十六個國家 。……還要講個紙老虎問題。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開始向我們進攻的時 候，我們許多同志，全國人民，都很憂慮：戰爭是不是能夠打贏?我本人也憂慮這件事。但是我們有一條信心。那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這個人就是在蘇聯住了二三十年，後來被斯大林趕走，以後又被赫魯曉夫同志恢復了名譽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談話的時候談了許多問題，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國、原子彈等等。我説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脱離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紙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嗎? 我也談到沙皇是紙老虎，中國皇帝是紙老虎，日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國主義沒有倒，還有原子彈，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紙老虎。 ”

　　195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團談話時説：

　　“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散佈他們是文明的、高尚的、衞生的。 這一點在世界上還有影響，比如存在一種奴隸思想。 我們也當過帝國主義的奴隸，當長久了，精神就受影響。現在

　　我國有些人中還有這種精神影響，所以我們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宣傳破除迷信。過去中國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響。你們有沒有人有恐法病?想必會有的，法國一直在宣傳那些

　　東西，總會有人跟着它走。我們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這種思想。”

　　1960年5月7日，毛主席在同非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活動家、和平人士、青年、學生代表團會談時説：

　　“一九四九年，我們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陸。那時他們的空軍在我們頭上轟炸，也沒有把我們嚇倒。後來變成他們怕我們，不是我們怕他們，不僅蔣介石怕我們，而且美國人也有點怕我們，因為我們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團結起來了。 還是人要緊，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團結起來，手裏掌握着武器，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就怕我們。當然不是隻有打仗這一種方法，還有別的方法。”

　　第二條，破除對美國的幻想。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為新華社寫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針對美國的“和平”陰謀和説辭，他説：

　　“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裏用得着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着。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甦醒了，等到回覆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説：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1956年12月8日，毛主席在跟工商界人士談話時，談到向哪個陣營靠攏的時局問題，他説：

　　“美國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會給你一些東西，但不會給你很多，帝國主義怎麼會給我們國家吃飽呢?帝國主義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壓迫的，壓迫了幾十年、幾百年，從來不給它們吃飽過。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曾燒了我們的圓明園，奪走了我們的香港、台灣。香港是我們中國的，為什麼他們要奪走?萬隆會議為什麼能夠團結這麼許多亞非國家?就是因為帝國主義是侵略壓迫人家的。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幻想處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做橋樑而有所得益，這種想法是不適當的。大工廠我們還不會設計， 現在誰替我們設計的呢?例如化工、鋼鐵、煉油、坦克、汽 車、飛機等工廠，誰 給我們設計的 呢?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替我們設計過。在我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宗教界、工商界中，甚至在一部分無 產階級中，也還有人幻想美國會幫助我們，英國會幫助我們。這是不會的。”

　　1960年5月14日，毛主席在同日中友好協會 、工會總 評議會等訪華代表團以及古巴、 巴西、 阿根廷訪華代表團的談話時指出：

　　“最近美國派U — 2型飛機侵入蘇聯，進行間諜活動， 被蘇聯擊落，蘇聯人做得很正確。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國主義在虛偽和平的幌子下所進行的準備侵略戰爭的真面目，進一步向全世界證明了這樣的真理：對帝國主義不應當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曾經有些人把艾森豪威爾説成是一個十分愛好和平的人，我希望這些人能夠從這樣一些事實中覺悟起來。”

　　第三條，要勇於鬥爭，善於鬥爭。

　　1946年7月6日，毛主席為時任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政治委員李富春、司令員黃克誠發出指示，指出對付美蔣的主要政策不是讓步而是鬥爭，他説：

　　“ 如果我黨既有相當的讓步，而對其無理壓迫與無理要求又能出以堅決的鬥爭，則其結果比較付出更多更大的讓步反而要好些;如無堅決鬥爭精神，則結果將極壞。”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起草黨內指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其中指出：

　　“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衞的地位，採取了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政策、 發動內戰的政策和加強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政策的情況之下形成的。在美蔣這些反動政策下，全國人民除了鬥爭，再無出路。為獨立、為和平 、為民主而鬥爭 ，仍然是現時期中 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擊傷阻撓渡江的英國紫石英號軍艦，英國反咬一口，揚言要武力報復，毛主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了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嚴正指出：

　　“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麼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衞，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人民解放軍要求英國、美國、法國在長江黃浦江和在中國其他各處的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項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的敵人打內戰。”

　　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

　　閉幕會上的講到打敗美帝國主義的問題時説：

　　“ 這個仗要打多久時間，我看我們不要作決定。它過去是由杜魯門 ，以後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將來的什麼總統來決定的。這就是説，他們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們完全勝利!”

　　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準備作戰問題時説：

　　“我們不怕打，要打就打。我們現在只有手榴彈跟山藥蛋。氫彈、原子彈的戰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是這個決定權不操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末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説，死了一半人也沒有什麼可怕。這是極而言之。在整個宇宙史上來説，我就不相信要那麼悲觀。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着覺。無非是打死人，無非是一個怕打。但是它一 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彈，這個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幹部和人民裏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因此，我們現在搞民兵，人民公社裏頭都搞 民兵，全民皆兵。要發槍，開頭髮幾百萬枝，將來要發幾千萬枝，由各省造輕武器，造 步槍、機關 槍、手 榴彈、小迫擊炮、輕 迫擊炮。人民公社有軍事部，到處練習。在座的有文化人，你們也要號召一下，單拿筆桿不行， 一手拿筆桿，一手拿槍桿，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1964年3月19 日，毛主席會見波多黎各學生代表，在談到美國要派記者來中國時，他説:

　　“我們不要他們來。我們説要解決幾個問題才讓他們來:從台灣滾出去;在外交上承認我們;在聯合國趕走蔣介石，讓我們進去。實行了這三條，美國新聞記者可以來，我們的新聞記者可以去。”

　　1964年6月23日，毛主席同智利新聞工作者談話時指出要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他説：

　　“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帝國主義説我們是‘ 好戰分子’，在某一點上講也有些道理。因為我們支持卡斯特羅，支持本·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戰爭。還有一次，一九五○ 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國侵略朝鮮時，我們支持了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 我們的這一方針是公開宣佈的，是不會放棄它的，就是説，我們要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如果不支持， 就會犯錯誤，就不是共產黨員。 ……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着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 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1965年10月20日，毛主席在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時，高度評價了越南南方和北方反抗美國侵略的鬥爭，會談中他指出“解決問題還是靠你們打仗，當然也可以談判。過去在日內瓦曾經談過，但是談了以後，美國人可以不算數。我們和蔣介石、美國都談過。臘斯克就説，美國和中國談判的次數最多。可是，我們要啃住一條，它一定要從台灣撤走，其他問題都好解決。這條它不答應。中、美兩國已經談判十年了 ，還是重複老話。這一條，我們放鬆不得。 美國曾想和我們交換新聞代表團。它説，從小事情開始，大的 問題好解決。我們説，要從大的 問題開始，小的問題才好解決”，他總結了同美國打交道的經驗，那就是：

　　“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鬥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 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 不可以打敗的神話。我們都有很多經驗。 你們和我們都打過日本人，你們還打過法國人，現在你們正同美國人打。美國人訓練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沒有美國人就是不好，這個教員不可少。要打敗美國人，就要跟美國人學。馬克思的著作裏沒有教我們怎麼打美國人，列寧的書裏也沒有寫。這主要是靠我們向美國人學。”

　　僅有鬥爭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講究策略，講政治，精於準備，這樣才能在鬥爭中抓住最佳的主動權，實現最大的鬥爭效果。

　　全面內戰爆發初期，美國表面上“調處”國共關係，實際上在幫助國民黨訓練和裝備運送軍隊，供給蔣介石以大量的軍火和其他作戰物資，協助國民黨進攻解放區。出於對國民黨及美軍的簡單仇恨，一些駐解放區發生了對北平軍事 調處執行部軍調執行小組的中國民黨和美國方面人員故意留難、檢查、扣留以及態度上不禮貌甚至隨便放槍打傷國方、美方組員等問題，毛主席發電指示：

　　“這樣事件，許多當系出於誤會，但許多亦由於下級對國、 美的簡單仇恨心理所產生，若不予糾正，儘管我方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可講(特別是我方組員被扣被侮辱傷害之事件不少) ，但在政治上總是無理及喪失同情的。請中央訓令各戰略區，必須切實約束部下，並進行教育，求得不再發生上述事件。對於國、美之調處不公，我方隨時都必須有嚴正態度，但在小組來往相處的關係上，任何時候都需講求適當的禮貌和很好的友誼，使我外交鬥爭處於更加有理的地位。當否請中央決定施行等語。所述甚為合理，望各局通令各有關機關、有關部隊普遍進行教育，嗣後對國、美兩方人員待以禮貌，尤不得有傷害之事發生，是為至要。”

　　南京解放後，南京市委給中央發電請示有關與留在南京觀察的司徒雷登進行接觸的事項，毛主席於1949年5月10日回電指示了多條關於時任南京市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同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表示可以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見面時 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説自己意見。談話時如果司徒雷登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對來電中的“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一句 ，毛主席認為説法有毛病，他説：

　　“你們這樣説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 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 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説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了若干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只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他‘ 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 的講話中説：

　　“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它的強大是表面的、 暫時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樣地援助蔣介石。對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總的方面我們應該輕視他們，但對具體的敵人就不能輕

　　視，如果輕視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原則性有兩個，對總的敵人我們是輕視的，對具體的敵人不能輕視。我記得我在紅大 講過這個道理。當時有個同志説：‘ 你講了這麼多道理，

　　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來，沒有那麼多道理，就是一衝。’我跟這 個同志講，你有你的道理，你的 一‘ 衝’是對的，但是，你只有 一‘ 衝’就不對了，要再加 一‘ 衝’，變成兩‘ 衝’。勇敢是一‘ 衝’，智謀又是 一‘ 衝’，有勇無謀只是一‘ 衝’，智勇雙全才是兩‘ 衝’ ……我們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在戰鬥中要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奪取。總之要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給總前委等的電文中關於各野戰軍進行進軍部署，防止美國軍事幹涉，他指出：

　　“二野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幹涉，此項準備是必需的，有此準備即可制止美國的干涉野心， 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寧波、福州等處被我佔領，並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協助山東攻佔青島( 假如上海佔領後，青島敵軍尚未撤退)以後，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政協一屆全體會議上指出：

　　“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 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 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

　　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談起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時説：

　　“我們的想法是，早一點承認也好，遲一點承 認更好。到那時候，他們到中國來，就悔之已晚，就無能為力。而且，我們還有第二條，那就是，要他們在全世界面前丟臉。 因為是他們不承認我們，而不是我們不承認他們。我們天天要同他們建交，而他們不同我們建交。不是我們不進入聯合國， 而是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天天要他們解除禁運，但是他們不解除。結果，就會使美國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一切理由都抓在我們手裏，都抓在我們朋友手裏。對付美國人是要有一點辦法的，要有兩條，一條不行。第一是堅決鬥爭，每天都要叫，這是你的辦法。第二是不要着急，這一條是不登報的。”

　　1963年8月9日，毛主席會見索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 德·阿里·舍馬克，指出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他説：

　　“現在我們不為西方國家生產財富而為自己生產財富， 所以它們就天天罵我們，特別是美國。你們的主要鬥爭對象不是美國吧? 我們的主要鬥爭對象是美國，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後面去。美帝國主義在我國周圍建立很多軍事基地來包圍我們，這是你們知道的……現在美國還在佔領我們的台灣，假如：第一條，美國把台灣交還給我們;第二條，聯合國讓我們進去，趕走蔣介石;第三條，取消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第四條，兩國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係，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美國帝國主義。 因為這不僅是我們自己一國的問題，我們要團結世界大多數人民， 這樣才能打倒帝國主義。”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説：

　　“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講得很粗。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美國嚇唬一些國家， 不讓它們跟我們做生意。美國是隻紙老虎，你們不要相信它， 一戳就穿了的。蘇聯也是紙老虎。 我們不信它們那一套， 我不迷信。也許你們是有神論者，我是無神論者，啥也不怕。 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法國是小國，中國是小國， 只有美國和蘇聯才是大國，難道一切事都要照它們辦，要到 它們那裏‘ 朝聖’?……我們同美國在台灣問題解決了以後，要恢復外交關係。即使恢復了外交關係，美國如果還像今天這樣到處干涉、控制，我們還是要反對。我們要求美帝國主義從亞洲滾出去，從非洲滾出去，從拉丁美洲滾出去， 從歐洲滾出去。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人去幹什麼? ”

　　觀毛主席一生，中美關係佔了非常大的比重和份額，從好奇到希望，從破滅到對抗，從對抗到緩合，就其個人而言，他對美國並非懷有天然的敵意，他對美國人民，對美國許多先進的東西，都是很讚許的，也有很高的評價，他與許多美國人建立了很深的、甚至是終生的友誼，但這些都無法改變兩個國家之間的根本關係，毛主席對美國認識與思想的轉變過程，實質是兩個國家之間反抗與壓迫、解放與奴役、獨立與侵略之間的關係，美國資本的天然本性是要利益均沾的，是要擴張的，是要門户開放的，是要獲得利益最大化的，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它都是選擇別人打得精疲力盡的時候再參與，世界大戰它就成了最大的贏家，成了世界老大。為了滿足資本擴張需要，它希望全世界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一份，就象毛主席對美國的評價：“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這樣就需要全球建立軍事基地，保持軍事存在;全球尋找代理人，保持政治存在。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腐敗是出了名的，二戰結束後，美國卻義無反顧地選擇蔣介石，不惜提供60億美元協助蔣介石打內戰，美國的政要們對蔣介石集團的腐朽心知肚明，有時也被蔣介石氣的牙根痛，甚至用粗話罵他，也決不改變對蔣的支持，原因就是蔣介石可以成為美國利益的代理人，而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卻不可能做到，因為毛主席的目標是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民主，是對資本的限制，是公有制經濟，完全堵死了美國國際資本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印尼總統蘇加諾曾跟毛主席有一段對話：

　　蘇：剛才主席説，美國不怕中國。其實不是這樣，美國是怕中國的，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已經工業化，或者有原子彈。

　　毛： 它是怕我們的政治。

　　蘇：是的，怕中國的政治，怕中國的思想意識。

　　這段對話揭示了中美關係的實質，即只要中國存在原有的思想意識，影響到美國利益的實現，這種關係就不可能親密到哪裏去，無論你怎麼一廂情願，想把它上升到如膠似漆程度，美國也會經常性地進行騷擾，生出許多事端，讓你不得安生，讓你驚詫莫名。但中國是個大市場，美國也不會輕言放棄的，它也是要垂涎的，毛主席當年只所以説不急於同美國建交，一直等到美國想要建交的時候再建交，就是基於這一點，他看透了美國資本的本性。最近聽説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要跟中國斷絕一切關係，並不是他不想要中國這個市場了，他一定是另有所圖，這應該是一種超限戰，對中國施壓，迫中國妥協，從中國獲取更大利益。現在的形勢是非常複雜的，美國勢力敗退中國大陸的時候，曾寄望於中國的“個人民主主義者”，寄望於“第五縱隊”，美國在這方面其實是下了血本的，只是在毛主席時代被浩浩蕩蕩的羣眾運動嚇阻了，但在後毛主席時代美國的這個血本是收穫頗豐的，無論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都是有深入和廣泛滲透的，也許，美國在這個時候把火力對準中國，是想檢驗一下多年來辛勤耕耘的成果吧。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井岡山跟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談話時説起對包產到户的擔憂，他説：“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

　　這是毛主席對帝國主義，尤其是對美帝國主義的認識，因此，在跟美帝國主義合作的時候，毛主席堅持的原則是一邊合作，一邊“還是要反對”，有人不明白為什麼尼克松來到中國的時候看到的標語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