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芒在背寢食難安！這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而是軟實力的勝利_風聞

科工力量

【文/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華盛頓記者阿德里安·伍爾徳裏奇】

1651年，曾坦言“我和恐懼感是一對雙胞胎”的頗有紳士風度的學者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推出了他的名著《利維坦》，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政治學著作之一。在血腥的英國內戰（指1642年至1651年期間在英國議會派與保皇派之間發生的一系列武裝衝突及政治鬥爭——觀察者網注）時期，霍布斯曾逃往法國避難，而他在哲學層面最為關注的也是“人身安全”這個問題。

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華盛頓記者阿德里安·伍爾徳裏奇於2020年4月12日在美國彭博新聞網刊發評論文章：《西方應該在病毒面前醒來》。

他在書中指出：自然狀態下的人生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而又短暫的”，因為人們總是處於相互爭鬥之中（life in a state of nature was“solitary,poor,nasty,brutish and short”because people were always fighting）。因此，他主張所有公民都應訂立契約把個人權利讓渡給一位統治者，由這位統治者向大家提供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統治者的合法性取決於他是否能夠履行該契約並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

霍布斯的這一觀點在當時是真正革命性的，因為當時英國的國王們（包括同樣曾流亡巴黎的霍布斯的學生查理二世）仍然認為自己的權力來自上帝。霍布斯曾經歷過1665年至1666年期間肆虐倫敦的大瘟疫，1679年去世時終年91歲。在霍布斯看來，我們之所以與“利維坦”（原指《聖經》中一種威力無比的海獸，霍布斯以它指代君主專制政體國家——觀察者網注）訂立契約，是因為它能夠確保我們的人身安全。

如果霍布斯今天仍然活着，他會更加相信上述觀點的正確性。如今恐懼感正在全球四處蔓延，為了免於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我們願意在基本權利上作出妥協，我們甚至願意放棄個人行動自由每天待在家裏。新冠疫情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政府的重要性。政府不僅變得更加強大（相較之下可以去看看那些曾經不可一世、如今搖尾乞憐的大公司），而且對每個人來説變得更加重要了：你的國家是否具備優質的醫療資源、高效的行政體系和強大的財政實力對於你來説可能意味着生與死的區別。

繞了一大圈，我們又回到了霍布斯的時代。在他寫作《利維坦》時，中國（而非歐洲）的政府治理是全世界的榜樣。當時的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有着全球規模最為龐大的城市（北京的人口總數當時已超過了100萬），也有着全球最為強大的海上力量，而且中國還具備當時最先進成熟的行政體系，在廣袤國土上舉行的嚴苛的科舉考試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學者型官員（scholar-mandarins）。

相較之下，當時的歐洲仍然是一個由幾大互相敵對的封建家族統治的地方，是一片血跡斑斑的戰場。在當時的歐洲，官位要麼由出身決定，要麼像商品一樣被公開售賣。隨着歷史的演進，歐洲諸多新出現的民族國家實現了對東方“中央王國”的趕超，原因在於這些民族國家都經歷了一系列革命，其中一些革命由國家對立所引發，另一些革命則受到政治理念（尤其是霍布斯所主張的政治理念）的推動。在掌握了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借鑑了中國的文官制度）之後，西方實現了對世界長達400年的主導。

如今，西方的政府治理優勢卻已備受質疑。諸位讀者完全可以捫心自問，此刻你在紐約、倫敦更有安全感，還是在新加坡、首爾更有安全感呢？在政府治理方面，亞洲正在趕超西方，一些較小的亞洲國家甚至已經完成了這種趕超。其原因在於，儒家文化圈在過去數十年裏一直非常重視政府治理，而西方卻在這方面日益僵化且無動於衷。

西方的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相比在效率和活力方面差距極大。列寧曾指出：“有時數十年過去，這個世界波瀾不驚；有時只是短短几周，一個新的時代卻已開啓”。眼下的新冠疫情便是這樣一個能夠讓歷史進程獲得加速的事件。如果西方國家的政府能夠創造性地應對這場危機，那麼他們還有可能逆轉數十年來不斷衰落的趨勢；如果在亞洲持續崛起的同時西方仍然猶豫不決，那麼一個由東方主導的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將變得越來越清晰可見。

2014年，我們二人合寫了一本關於國家的書，名為《第四次革命：重塑國家的全球競賽》（The Fourth Revolution: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回首我們當年在書中闡述的觀點（尤其是考慮到當下各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的表現），必須承認那本書中的內容是對錯參半的。對的地方在於，我們指出政府治理是國家競爭優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來源（government was a vital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而西方在這方面已經落後；錯的地方在於，我們當時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將通過政府治理現代化、擱置一些瑣碎的爭議並效仿新加坡等更加精幹高效的國家給予回應（western countries would respond to China’s rise by modernizing their governments, putting aside petty squabbles and copying leaner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然而西方竟然毫無作為，如果説西方的確做了一點什麼的話，那就是西方已經轉向了所謂的“大政府民族主義”（big-government nationalism），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至於本該進行的改革，早已被人們拋諸腦後了。在歐洲大陸，情況也是如此，成功渡過了英國脱歐和歐元危機的歐盟在自身的改革方面同樣無所作為。

此次新冠疫情是否能夠推動上述局面發生改變呢？乍一看，情況並不那麼樂觀。無論你把目光投向哪一個西方國家，都會發現我們的“利維坦”已陷入於一個很糟糕的境地：低效的政府正在超負荷運轉，許多政府行為都是在恐懼感的支配下做出的，而不是按照預案按部就班進行的；西方的醫院正在以令人恐懼的速度達到其收治能力的上限，在紐約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醫生們在戴着滑雪鏡而不是醫用護目鏡拯救生命，而身上套着肥大垃圾袋的護士們沒有防護服可穿；歐盟浪費了大量時間去討論該如何應對當前的經濟困境，結果如往常一樣，歐洲央行還是拿出了印鈔票的老辦法去解決問題；在匈牙利和波蘭，專制的領導人正在試圖攫取更多權力；只有提高病毒檢測能力才能夠發現所有感染者，然而在整個西方世界，檢測能力都是嚴重不足的。

不過當我們把鏡頭拉近並觀察當前局勢的一些細節時，我們也能夠發現一些積極的現象。諸如丹麥這樣具備反思能力的國家以及德國等有着長久良政傳統的國家在應對新冠疫情時不但比美國、意大利這些表現糟糕的西方國家更加出色，而且也比中國那種缺乏透明度的專制國家更勝一籌。

這場全球大流行病雖然令我們感到有些焦頭爛額，不過令人激動的創新成果已在各領域不斷湧現。西方擁有技術實力、管理知識和自由傳統，這些優勢能夠使我們的國家獲得重塑（the West possesses the technology, the managerial expertise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 to reinvent the state）。如今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脅就在面前，這使得我們有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去重塑我們的國家。其實在西方歷史上，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當你回顧歷史，會發現西方曾經歷至少三次重大的政府治理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新思想、新技術乃至新威脅（new idea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threats）的驅動下進行的。

第一次革命是競爭性民族國家的誕生（the cre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nation state），霍布斯的思想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啓發作用。就在歐洲大陸上各君主制國家為了地位互相爭鬥的同時，他們在國內也在採取措施以規範各大封建貴族們。這是歐洲大陸上發生的一場以控制權為目標的鬥爭，其結果是西方的政府治理獲得了極大推動：歐洲的君主們掌握了技術創新成果（尤其是艦船和武器製造技術），並因此大大增加了自己在戰爭中生存的機會。當火藥最初在中國被髮明出來的時候，中國人用它去製造煙花，而當歐洲人獲得火藥之後，他們卻用這種新的技術發明去互相殺戮。當然，後來中國人也是敗在了掌握了火藥技術的歐洲人手下。

第二次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國的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思想家當時主張：應終結不道德的君主特權並由自由主義高效的政府治理取而代之（corrupt monarchical privilege should give way to liberal efficiency）。

鐵路以及後來出現的電報等新技術使得國家在運輸、通訊等領域大大提高了效率，而英國自由主義者的高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來自各種税賦的總收入從1816年的略低於8000萬英鎊下降到了1846年不到6000萬英鎊的水平。為了彌補上述虧空，自由主義者們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許多閒職、開除了許多不能勝任工作的人、向有德能的人開放了公務員崗位並消滅了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買官賣官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英國人仍在使用那個維多利亞時代裏修建的學校、醫院和下水道系統。一個島國規模不大的政府通過攻伐、誘騙和殖民等手段竟然能夠成功佔領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土地。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如當時的自由黨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曾認為，一個小政府也是能夠做成許多事情的（it wa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useful and smaller at the same time）。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今天的西方已經失去了這一信念。

第三次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為今天西方福利國家（the welfare states）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次政府治理革命中，“安全”（security）成為了關鍵詞，不過這個“安全”並非戰爭、瘟疫所涉及的“人身安全”，而是指與社會頑疾、個人不幸以及不平等現象等概念相對立的“安全”（security against maladies, misfortunes and inequalities）。甚至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偉大社會”（指1964年約翰遜總統發表演説宣稱：“美國不僅有機會走向一個富裕和強大地社會，而且有機會走向一個偉大的社會”。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國會通過了包括“向貧困宣戰”、“保障民權”及醫療衞生等領域的立法400多項，將戰後美國的社會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峯——觀察者網注），以及歐洲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可以被視為這次政府治理革命的後續影響。

不過在100多年前這次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其推動力量仍然是今天的我們十分熟悉的一種組合：新技術（工業化大生產的出現、蒸汽機的發明以及生產生活的電氣化）、新思想（即關乎社會公平正義的新“左派”觀點，其中最激進的如卡爾·馬克思的思想，不過在西方影響力更大的要數錫德尼·維伯及其夫人比阿特里斯·維伯等費邊主義學者的觀點）和新的威脅力量的出現（如剛剛統一不久雄心勃勃的德國）。其實，前首相温斯頓·丘吉爾等更加保守的人物就認為，大眾教育和醫療衞生服務對於現代福利國家來説是不可或缺的。曾在一戰時期擔任英國首相的大衞·勞合·喬治也指出：“你不可能靠三流的國民去打造出一個一流的國家”。

其實，即便在上世紀60年代，許多西方人仍然相信政府能夠為社會大眾帶來福祉：當時的美國政府正在忙於登月（他們的確成功做到了），而歐洲國家的政府則在忙於戰後重建。當時的人們都很信任專家，認為他們在問題面前是無往不利的。不過在越戰（正是美國最優秀、最智慧的人物發動了這場戰爭）和能源危機之後，西方人對政府的信任感開始逐漸崩塌了。

此後，西方國家的決策者們開始逐漸轉向了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和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派學者的觀點。這些學者相信市場（而非開明官僚體系）的力量，他們一直主張一種觀點：社會大眾向政府讓渡了太多個人自由權利，而以此換得的好處卻少得可憐。

在上世紀80年代，此類新自由主義觀點引發了半場革命（a half-revolution），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開始向福利國家發起挑戰。我們的“利維坦”於是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私有化，而政府也開始推行減税措施。不過，我們今天從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利維坦”當時只是暫時停下來消化一下腹中的積食，它並非真地在節食減肥（Leviathan was simply pausing to digest rather than going on a diet）。在今天的西方，政府消費了國內生產總值的40%，而上世紀之初，這個比例僅為10%。監管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在大西洋兩岸都已遭遇嚴重困境：在美國加州，理髮師需要有職業資格證書才能進入這個行業；而在歐盟，布魯塞爾就像蜘蛛網上的一隻飛蟲，已經被僵化的官僚作風搞得動彈不得。

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就好像是一個性情暴躁、無人愛惜的矛盾體。向國家交税的人認為國家向社會索取的太多，而依靠國家為自己提供服務的人又認為國家為自己做的太少。國家向社會承諾的越多，它自身就越不堪重負，而它越不堪重負，我們就越充滿怨言。當國家對某個領域實施嚴格監管時，我們會抱怨；而當國家固執己見不知變通任由情況惡化時，我們的抱怨聲就會更大。在英國，國有經濟與活躍的私營經濟之間的鴻溝正變得越來越寬——英國國有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在1999年到2010年期間下降了1%，而同期英國私營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卻提高了14%。

與此同時，西方左右兩派政治力量都已經失去了初心。最初的費邊主義者主張大政府（a big state），而且認為大政府應該讓教師們承擔起對學生的嚴格考核監督之責，然而如今美國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國的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等左派人士卻與教師工會（而不是那些上不起學的窮人）站在了一起。今天右派的政治人物也背叛了弗裏德曼和哈耶克的理想，這些人表面上主張政府幹預越少越好，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在用本來屬於政府的錢向華爾街輸送利益。以所謂的“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為例，它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政府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一種補貼。如果共和黨人真地喜歡“小政府”，那麼他們大可以帶着他們的“附帶權益”一起去剛果定居。

我們已經在表面看到了許多意識形態層面的爭執，然而西方政府治理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其實可以很簡單地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已經過時了（it is out of date）。我們可以從美國中小學的校歷中找到最明顯的證據：美國中小學的暑假為何如此之長？因為這一安排是在農業經濟時代做出的，當時美國的孩子們需要一個很長的暑假來幫助家裏收割莊稼。

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華盛頓記者阿德里安·伍爾徳裏奇於2020年4月12日在美國彭博新聞網刊發評論文章：《西方應該在病毒面前醒來》。全文共分為三部分，本文是第二部分。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例如，美國私營經濟部門在過去一個世紀裏就經歷了諸多變革：外包取代了垂直整合，管理結構的簡化取代了嚴格的等級制度，此外許多公司總部的選址也經歷了變遷（先是集中在市中心的高層建築中，然後大量遷往郊外開闊的辦公園區，如今又回到了市中心）。而在“創造性破壞”（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最有名的觀點，構成了其企業家理論和經濟週期理論的基礎。他認為“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本質特徵，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觀察者網注）永不停歇的循環中，大量公司在成立後最終走向破產，生滅不已。最後，我想提一下我在華盛頓看到的一個情況：美國農業部的規模至今仍十分龐大，然而農業佔美國GDP的份額實際上早已下降至2%。

在另一方面，政治僵局已經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美國建立在三權分立基礎上的複雜的國家機器，在黨派政治的綁架之下已近乎癱瘓。一方面共和黨拒絕增税（一美分也不能增），另一方面民主黨則拒絕削減政府津貼（一美分也不能減）。與此同時，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把他們的手伸到了每一塊能觸及的蛋糕上，關於墮胎和變性手術的情緒化爭吵已經讓整個社會陷入瘋狂，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美國政府治理的全面崩潰（a government dystopia）。眼下，各種政府資源已經從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部門轉移到了一些可有可無的部門，比如美國一些州就成立了專門對室內裝修設計進行監管的政府部門。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如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政府的工作方向是正確的，而上世紀80年代，這個比例是五分之二，在約翰遜總統時期（1963-1969），這個比例甚至高達五分之四。

西方國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已經衰退，而亞洲國家卻正在擁抱未來。在政府治理方面，新加坡一直是一個領先的國家。這個城市國家曾經是一塊十分貧窮的殖民地，而如今卻以治理最好的國家聞名於世。與曾殖民過自己的英國相比，今天的新加坡有更好的教育體系和醫療衞生體系，而且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也已經超過了英國人。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並非依靠政府的大量開支（新加坡在政府治理方面的支出僅佔其GDP的20%），其訣竅在於創造性的思考和果斷的執行（thinking more creatively and acting more decisively）。

新加坡政府把最聰明的人招募進來，付給他們高達200萬美元的年薪，同時還會淘汰掉表現不佳的公務人員。在教育領域，新加坡政府採取了一種把頻繁考試和豐厚獎金相結合的激勵策略。那些最優秀的學生會被送入全球最好的大學留學並從新加坡政府那裏獲得一筆獎學金，作為對國家的回報，這些學生畢業後將在新加坡政府或國有部門工作數年。新加坡的醫療服務水平極高而且基本是免費的，不過在前往門診就醫時仍然要付一小筆費用，其目的在於防止一些人對免費醫療資源的惡意侵佔。

在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私營經濟部門同樣展現出了高度的創造力。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助推本國公司向價值鏈上游攀升，他們先是從製造業着手，然後是服務業，如今更是在知識經濟領域（以信息技術和製藥兩個行業為代表）實現了向價值鏈上游的移動。此外，新加坡政府還要求一些跨國公司把高價值生產環節放在新加坡境內。

不過，新加坡的一些做法也對其國民的個人自由造成了侵犯。例如，新加坡政府要求各居住社區必須體現出居民種族分佈的多元性，以防止種族隔閡現象（這個問題已經對其周邊國家造成了嚴重困擾）的出現。此外，新加坡政府還要求國民必須將平時收入的一部分儲蓄起來以便在就醫時或退休後使用。毫無疑問，李光耀建立的是一個保姆型國家（a nanny state），不過與英美兩國政府相比，新加坡政府是一位充滿智慧和創造力的、勤儉持家的“保姆”。

那麼中國呢？中國的情況要更加複雜。中國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門給人留下了一種善變、腐敗、強勢的印象，一些官員積累了大量財富，此外中國人應用的一些技術（尤其是人臉識別技術）在西方人看起來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過，許多人沒有提到的是，中國也有更加積極正面的部分。中國一些開明的官員正在模仿新加坡模式去打造世界一流的政府治理體系，領導這個體系的都是中國最優秀的精英分子。中國共產黨已經構建了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部”，這個“人力資源部”能夠對全國各地各級幹部的詳細檔案做到完全掌握。中國對官員的考核遍及各個層面：省部級領導、大學行政部門領導、國有企業管理者以及地方官員，他們是否能夠獲得晉升取決於他們是否具備達成政府為其設定的工作目標的能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與中國之間在政府治理方面目前存在着巨大差異。

許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的表現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西方應該把自身和亞洲國家在應對疫情時的差距視為對自己的一個警告。就在西方浪費大量時間的時候，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卻都已研發出了自己的新冠病毒檢測試劑、增加了檢測用品所用原料的產量並在財政方面為病毒檢測和患者收治做好了準備。韓國甚至在首爾街頭搭建了臨時新冠病毒檢測站，路過的行人可以隨時進行病毒檢測。在這些臨時檢測站裏，醫生會戴着口罩坐在一塊防護玻璃後面進行檢測工作。而在新加坡，政府的表現堪稱完美，不過總理李顯龍還是宣佈該國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務的場所從4月7日起關閉一個月，這從側面説明了新冠病毒的威力之強。截至目前，新加坡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僅為8人。

中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現可以被評價為“持續改進中”（improving）。在我們看來，“中國的一些不當做法使得自己在全球陷入混亂狀況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個説法還是十分温和的。目前來説，最接近真相的情況是，新冠病毒很可能一直潛伏在武漢缺乏監管的海鮮市場中，在那裏蝙蝠等活禽與生鮮食品存放在一起。即便上面這種可能性最終被排除，病毒另有其他來源，那麼也不能否認武漢地方官員曾試圖掩蓋病毒已在武漢擴散的消息這一事實。甚至在疫情顯然已經失控的時候，中國一些官員的動作還是太慢了。因此，媒體上出現了“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這一説法。

即便如此，在疫情初期的糟糕表現之後，中國此後的一些抗疫做法還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國下達了全國性的旅行禁令，普通中國人的基本生活都停了下來。雖然在初期有掩蓋疫情以及未停飛國際航班等問題，中國還是與許多國家分享了自己的抗疫經驗而且向多國捐贈了醫療物資。意大利歌劇中的歌詞出現在了中國運往意大利的口罩包裝箱上，而運往匈牙利的物資包裝箱表面則印有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最喜歡的“加油，匈牙利”字樣。“我目前看到的情況是，西方基本上什麼物資都缺，我們能夠得到的幫助都來自東方”，歐爾班·維克托總理在接受中國國家電視台採訪時表示。雖然在統計數據方面受到質疑，但“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仍然很有可能最終會轉變為中國在軟實力領域的一場勝利。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這一軟實力勝利是在美國的襯托下取得的。

應該沒有人會認為此次西方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的表現為西方的軟實力加了分。不過，部分歐洲國家的表現還是應該得到認可的。與韓國、新加坡等國政府相似，德國政府在國內的信任度一直處於較高水平，德國在檢測試劑的大規模生產方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對降低病亡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3月底，德國完成病毒檢測的人口已經達到了100萬。在巴伐利亞州，每天會進行1.3萬次病毒檢測，其中1.1萬次是在私營的生物實驗室中進行的。

即便如此，大部分歐洲國家還是處於一種十分困窘的狀態。黨派之間的爭吵浪費了意大利數天時間，最終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意大利聯盟黨主張將一船非洲移民隔離起來，彷彿他們並非來自非洲而是來自武漢。當中國下達封城令的時候，英國政府奉行的卻是鴕鳥政策，他們浪費了在全球市場上採購病毒檢測試劑和醫療防護物資的寶貴時間。在探討了幾天“羣體免疫”方案之後，英國又轉而對所有非必要出行和聚集性活動下達了禁令。據統計，英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亡率比日本要高100倍。在首相入院接受治療的同時，英國的病毒檢測試劑仍處於短缺狀態，這樣一個脱歐後的英國很難説是一個令人感到欽佩的國家。、

至於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已經陷入了極為糟糕的境地（尤其是考慮到此前美國曾有幾個月時間為新冠病毒大流行預先做好準備這一事實）。無論特朗普總統的非傳統領導風格有何值得讚賞之處，他用這一行事風格去應對此次新冠危機是絕對不合適的。他先是輕視專家意見，也沒有重視來自中國和意大利的疫情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輕率地宣佈疫情在復活節（即2020年4月12日——觀察者網注）之前就能得到控制，甚至表示到時候美國人完全可以去教堂聚會對上帝表達感謝。可是後來他又警告稱，新冠病毒給美國造成的死亡數字將達到數十萬的規模。

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會通過媒體講話向民眾提供一些應對疫情的實用建議，可特朗普卻總是沉浸在電視講話收視率、病毒陰謀論以及關於是否應該赦免一位被判謀殺罪入獄服刑的私立動物園老闆等瑣碎事情上。一位有智慧的總統（其實任何一位總統都是如此）本該把各州州長團結在一起並動員所有政府部門共同去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可這位特朗普總統卻與來自民主黨的幾位州長陷入了口角之爭，他與國土安全部、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甚至與他自己的科學事務顧問也發生了意見分歧。此外，特朗普在國際社會也沒有展現出美國的領導力，在下達航空旅行禁令時，他甚至都沒有向歐洲盟友們提前通告一聲。而他一直在堅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責任推給中國，他要中國為自己面對的每一個問題負責。

公平地説，解決美國今天存在的各種問題實際上已經超出了特朗普能力的上限。美國許多重要的政府機構如今看起來都已經運轉不良甚至早已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的醫療衞生服務體系。美國的醫療費用是全世界最高的，這導致數百萬美國人在患病後無法接受任何治療；而且美國在聯邦層面也缺乏一個能夠在各州之間就醫療衞生事務進行協調的權威機構；此外，美國的醫療體系對某些高度專業的醫療領域投入了太多資源，同時卻對面向大眾的基本醫療服務過於輕視。因此，即便資金最終能夠到位，美國也很難做到讓應該接受病毒檢測的美國人都獲得檢測機會。

我們能夠從當前的局面中得出哪些結論呢？大多數人應該會得出如下兩個結論：第一，專制制度比民主制度表現更好；第二，為了應對此類全球性危機，我們將長期需要一個更大的政府。得出第一個結論的人往往會先提及中國面對疫情時的表現要遠遠好於美國，然後他們便會就專制、民主兩種體制的優缺點很快做出一個一般性的論斷。而得出第二個結論的人則會指出，從歷史角度來説，戰爭的爆發往往會極大地提升政府的地位，此次抗擊新冠病毒的“戰爭”也將起到類似作用。在政府的協助下，為應對未來大流行病的爆發，各國的醫療衞生服務體系都將得到加強。與此同時，國家也將難以擺脱對經濟進行大面積干預的全新角色。

然而，這兩個結論都不太能令人感到信服。正好像專制國家的表現有好有壞一樣，民主國家也不能一概而論。可即便如此，在應對此次新冠疫情時，民主的德國、丹麥、韓國和台灣地區仍然看起來比專制的中國表現更好。至於當前諸多民主國家所採取的具有“大政府”特徵的一系列舉措，它們更像是那些民主國家打出的一種臨時性的、具有實用主義特徵的組合拳：以刺激經濟為目標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為防止弱勢產業崩潰而採取的臨時性干預措施以及為暫時失業的人們提供的基本生活津貼。此次新冠危機並不會促使各國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動實施諸多重大項目，正相反，這場危機很可能會開創一個節制消費的緊縮經濟新時代（尤其是考慮到已深陷債務泥潭的意大利等國正在控制債務規模）。

在我們看來，在此次新冠危機中最值得我們吸取的教訓涉及人們很少提及的兩個概念：政府機構的效率（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apparatus）以及一般意義上政府治理的目的（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西方需要對政府治理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此外為配合此次改造還需要提出一套全新的政府治理理論（the West needs a wholesale program of modernization in government and a new theory of government to accompany it）。即便西方不再出現如托馬斯·霍布斯或約翰·穆勒這樣的偉大人物，我們仍然能夠通過摒棄農業時代的一些制度安排、更高效地應用科技成果、借鑑世界各國國有和私營經濟部門的成功經驗以及取消那些早已與時代不相適應的特權，來重塑我們的政府治理模式。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科學技術能夠在政府治理領域發揮怎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應對新冠疫情時有良好表現的國家往往是那些在技術應用（尤其是手機相關技術的應用）方面做得好的國家。在韓國，一位市民離開本市時會收到一條提醒短信（不隨身攜帶手機的人會被罰款）；在新加坡，該國醫療衞生部門研發了一款手機應用，該應用能夠追蹤到新冠病毒攜帶者的密切接觸者；在以色列，政府已授權該國國內安全部門“辛貝特”和警方，他們在授權下可以進入任何一個疑似新冠病毒攜帶者的手機系統以獲取必要的信息。

美國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華盛頓記者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於2020年4月12日在美國彭博新聞網刊發評論文章：《西方應該在病毒面前醒來》。全文共分為三部分，本文是第三部分。

所有這些與技術有關的政府行為是否會在疫情結束後繼續對個人自由權利造成侵犯呢？站在托馬斯·霍布斯的角度來説，政府這樣做至少從目前來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考慮到許多人為了享受數字服務的便利已經在個人數據隱私方面向私營公司作出了妥協，為了他們自己的健康，要他們向政府部門也作出類似的妥協並不是很過分的要求，況且這種妥協也只是暫時性的。即便在政府權力無遠弗屆的新加坡，該國衞生部門研發的手機應用也出於個人隱私方面的考慮被設定在在6個月之後自動失效。

隨着新冠疫情形勢的變化，一些國家的政府也許會提出一些新的隔離管控方案，人們可能會被允許走出家門，不過作為交換，他們必須接受某種形式的監控，相信屆時許多無法適應與家人長期相處的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會接受這樣的方案。

此外，一些國家（或地區）之所以在應對疫情時表現優異，其原因還與他們的學習精神有關，他們很注意向其他國家學習，甚至向歷史學習。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都對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H1N1流感進行了深入研究。此次新冠疫情發生後，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通過關閉邊境、對疑似病毒攜帶者進行追蹤和隔離以及定期更新疫情信息等措施迅速作出了反應。今年1月20日，當時中國大陸僅有幾個報告病例，台灣當局獲悉後立即恢復了SARS疫情時成立的防疫指揮中心的運作，台軍方在接到該中心的通知後隨即啓動了醫療防護物資的生產工作。位於歐洲的丹麥雖然沒有像台灣這樣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不過丹麥的行動也是相當迅速的。

與上述國家（或地區）形成對比的是，大多數歐洲國家和美國雖然有更加寬裕的準備時間，但他們並沒有就該採取哪些措施做出及時決策。從歷史角度來看，歐洲和美國是十分不擅長觀察其他國家的有效做法並加以借鑑的。

欠缺學習精神已經成為了西方的一個標誌性特徵。西方國家政府機構的最大問題就在於他們很不擅長學習他國的成功做法。可是當我們仔細分析遍佈西歐、北美的眾多國家就會發現，許多國家的政府在某些領域都有可資借鑑的做法：如果你希望找到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最優方案，智利和位於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即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和冰島——觀察者網注）有值得參考之處；如果你希望加強年輕人的職業教育，那麼德國的做法是應該學習的。

相較於政府部門，私營經濟部門的情況要好一些，“成功經驗”在私營經濟部門能夠快速擴散，因為願意向成功者學習的公司能夠繼續參與競爭，而那些拒絕學習的公司只有破產一條路可走。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威脅”之所以被最終挫敗，其原因就在於西方公司向日本同行學到了“適時生產”（just-in-time production）和“精益製造”（lean manufacturing）兩套生產管理體系。不過在公共部門領域，由於西方政府施行終身僱傭制而且難以擺脱厭惡風險的心理，西方的一些制度改革始終難以順利推進：英國自阿爾伯特親王（1819-1861）時代起就在討論如何借鑑德國的職業教育制度，而美國在仔細分析並借鑑了瑞典的福利制度改革後，始終無法拿出政治意願以推動相關法案在國會通過。

此次新冠疫情很可能會成為一股推動西方政府治理走向現代化的強大力量。西方各國政府將在兩股相反作用力的擠壓下完成這一轉變：首先是各國政府在疫情壓力下必須改善自己的社會福利體系，尤其是其中的醫療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否則他們將無法應對下一次疫情的爆發；另一股壓力來自公共債務，各國政府將不得不壓縮已經暴增的公共債務，使其更具可持續性。

我們可以看一看意大利的情況，意大利的政府治理體系也許是全歐洲最需要改革的。考慮到意大利人口的年齡結構，很顯然該國迫切需要改善其醫療衞生服務體系。然而，意大利同時也是全球債務負擔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終有一天，意大利人會明白一個道理：他們必須解決長期困擾意大利的高福利問題和腐敗問題，並讓國家財富流向那些貧窮和亟需資金的人。

下面我們來看看美國的情況。據説如今美國的富裕階層終於意識到窮人們在享受怎樣糟糕的公共醫療服務了。在美國的醫院裏，戴着自制口罩的醫生們套着黑色垃圾袋在拯救生命，而許多病逝的美國人只能被集中安葬在臨時挖出來的大坑裏。附帶權益也好，那些支撐起昂貴的商業醫保產品銷售的荒唐減税措施也好，難道這些給富裕階層帶來的好處真地抵得過上面那些悲慘境況給美國社會帶來的痛苦嗎？

其實，當美國打造出一套更好的公共醫療衞生服務體系時，美國富裕階層的錢包反而可以從中受益。6年前我們二人就提出過一個主張，那就是美國政府應該更多地參與公共醫療衞生服務體系建設，這一主張不僅是出於道義考慮（政府可以藉此把更多窮人納入醫保網絡），從經濟角度考慮美國政府也應該這樣做。美國政府的隱性補貼（hidden subsidies）——那些荒唐複雜的保險產品以及錯誤的激勵舉措都要從中獲得資金——意味着美國甚至比“社會主義”瑞典在公共醫療衞生服務體系上支出的GDP份額還要大，這還不算那些支撐起昂貴的商業醫保產品銷售的減税措施。

須指出的是，與此類減税措施相關的退税目前仍然在退給公司而不是直接退給個人，這又是一個體現美國政府治理體系已過時的例子。此次新冠疫情讓人們更加相信，如果更多美國人能夠被公共醫療衞生服務體系所覆蓋，那麼他們得到的醫療服務會更好，而且繳税額也會更低。

其實，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應該受到此次新冠疫情危機的觸動並向自己提出一些尖鋭的問題：政府是否應該向公務員們提供終身職位？政府是否應該規定只有持教師資格證的人才能進入教育領域工作？如果疫情期間醫生能夠通過視頻作出診斷、老師能夠通過視頻開展教學，那麼疫情結束後是否可以沿用這樣的做法？當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量機會都流向社會精英階層時，政府是否還應該繼續為在校大學生們的學習支付一些費用（歐洲大多數國家仍然在這樣做）？當建設醫院需要土地時，政府是否應該在首都繼續佔有大量土地資源？60週歲以上的老人是否應該享有購買打折火車票以及在倫敦免費乘坐地鐵的權利？美國政府一直在向最富裕階層發放房貸利息補貼卻在窮人購買經濟適用房時支出甚少，這種做法是否應該有所改變？

西方的改革者也許可以通過政府治理現代化和機構精簡在改革進程中取得不小的成就，然而當他們推進到某一階段時，意識形態問題便會介入進來。雖然我們傾向於把改革美國公共醫療衞生服務體系視為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舉措之一，認為這不過是對其他國家成功經驗的一種借鑑，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美國人會認為此類改革涉及某種哲學性問題。我們二人對此的回應很簡單：“不要想太多，幹就完了”。然而西方最終還是需要解答一個大多數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在盡力迴避的問題：國家的作用是什麼（what is the state for）？

此次新冠疫情危機強烈地提醒我們，國家的基本職能就是托馬斯·霍布斯在其政治學名著《利維坦》中所指出的：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這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並非指托馬斯·霍布斯寫作時所提到的“政府應防止那些自我意識過度膨脹的公民在對權勢無休無止的追逐中互相殘殺”，而是指政府應該為自己的老百姓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

“羣體免疫”（herd immunity）一詞也許會讓一些人產生某種負面情緒，不過這個詞的確能讓我們直接看到問題的核心：在大流行病肆虐的時候，社會上最具權勢的人物的健康與普通百姓的健康之間是息息相關的。這也就意味着抗擊病毒的戰役將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集體主義特徵。然而一旦涉及集體主義，人們的個人自由權利就有可能受到擠壓。因此，我們在接受托馬斯·霍布斯的思想時，還需要閲讀約翰·穆勒的一些著作（約翰·穆勒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極大，尤其是他的名著《論自由》，被譽為西方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觀察者網注）。

如果你問約翰·穆勒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他很可能會説：遇到危機時在個人自由方面作出妥協去換取人身安全是一回事，而將這種交換長期化就是另一回事了。約翰·穆勒之所以會這樣説，其原因在於，政府很可能會盡全力保住民眾在妥協之下讓渡的權利（這是政府的本性），或許還有更糟糕的一種情況，那就是民眾的集體心理會對失去那些被妥協的自由權利習以為常。霍布斯主義國家在保障民眾人身安全方面是很擅長的，然而與此同時它也會對自由和創造力形成壓制（托馬斯·霍布斯的母校牛津大學1683年在該校博德萊安圖書館的院子裏燒燬了包括《利維坦》在內他的所有著作）。

西方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優勢就在於自由以及這種自由所激發出的創業活力。西方若希望發揮出這一優勢，只有把約翰·穆勒所主張的自由主義中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加“高效”、更加針對特權和腐敗的那一面）展現出來才行。

約翰·穆勒最初是支持“守夜人”式的小政府的，也就是説他最初認為政府應該對社會干預越少越好。可是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的態度出現了軟化。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既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也無法被納入醫保網絡，那麼自由又有什麼用呢？為了讓老百姓能夠真正享受到自由的好處，國家必須向他們提供教育、醫療等最基本的服務。如此一來，“守夜人”便成了“保姆”，不過約翰·穆勒的出發點一直都是致力於讓人們享受到更多的個人自由的。

我們今天若要實踐約翰·穆勒的主張，很可能引發的是一波類似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 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英國開始由唯利是圖、效率至上的社會向尋求公平、和諧的社會轉型，這一時期同時也是英國自由主義新舊體系交替的轉軌時期，自由黨政府在這一時期所推行的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適時地呼應了英國思想領域的這一重大變化——觀察者網注）當年推行的那種改革。格萊斯頓首相當時果斷地對政府進行了改革，國家更“小”了，同時行政效率也獲得了大幅提高。格萊斯頓首相當時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讓真正需要補貼的人能夠獲得補貼，同時順應那些長期以來對國有體制（collectivism）的危害頗為提防的人。格萊斯頓政府的改革取消了當時西方體制內滋生的許多規則和特權，一直以來那些規則和特權纏繞在西方體制身上，就好像藤蔓植物纏繞在大樹身上一樣。在英國此次改革之後，坐在奢華辦公室裏享受各種税收減免且拿着各種津貼補助的西方各國政客們，與那些陷入權錢交易的政治人物一道，成為了19世紀自由主義者們批判的標靶。

西方之所以能夠在過去400年裏獲得巨大成功，其秘訣在於西方具備進行“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能力：就在失去了所有希望的時候，西方最終又成功地獲得了新生。英國在這方面堪稱西方的代表，我們在本文提到的許多偉大思想家都來自英國。當約翰·穆勒步入晚年的時候，英國已經因高效的行政體系聞名於世：英國官員獲得職位的前提是他應具備工作能力和美德；而精打細算的威廉·格萊斯頓首相也為自己能夠在“為國服務的過程中節省蠟燭以及合理搭配奶酪”而頗感自豪。

美國的政府治理在革新再生後同樣有不錯的表現。在美國的“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繼“鍍金時代”之後，美國進入了1890-1920左右的“進步時代”，這是美國推行改革和各種社會活動十分繁榮的一個時期，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對政府的淨化、消除腐敗和打擊政治寡頭，與此同時女權運動也逐漸興起，美國女性在這一時期獲得了選舉權——觀察者網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採取措施對壟斷進行了打擊，使經濟體系獲得了自由；此後其他幾位總統也開展了反腐敗和提高效率運動並建立了一系列國家機構；20世紀初，美國還沒有自己的中央銀行，當時美國不得不依靠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來擺脱金融危機，直到1913年托馬斯·威爾遜總統才建立了強大的美聯儲；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以創紀錄的速度建立了覆蓋全國的社會福利體系，並在幾年後實現了龐大的國內工業體系向戰時生產的轉型；20世紀60年代中期，林登·約翰遜總統啓動了雄心勃勃的消除貧困計劃；此後，羅納德·里根和比爾·克林頓兩位總統都在税收制度和社會福利方面推行了改革。

毫無疑問，西方正面臨自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這樣説不僅因為新冠疫情對西方社會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破壞，更因為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美國實力下降、中國實力上升的現實已被暴露無遺。如今一個地緣政治大問題已經擺在全世界面前：西方是否還能夠像歷史上多次做到的那樣勇於面對挑戰、對政府治理理論重新展開思考並對思考的結果真正去踐行？還是説西方會手足無措地任由中國重新取得歷史上曾一度擁有的全球主導地位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擁有這一主導地位的時候，一位心中充滿恐懼的老人正在伏案寫作一本名為《利維坦》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