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與明代政治文化 ——從明宣宗《花下狸奴圖》談起（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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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既隱喻為君主，也更多地被比喻為有德無私、恪盡職守的官吏，而貓鼠的關係常被視為君臣關係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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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與明代政治文化 ——從明宣宗《花下狸奴圖》談起（上）

君臣貓鼠之道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貓鼠是一個有趣且喻意深刻的話題，被賦予了許多政治含意。貓既隱喻為君主，也更多地被比喻為有德無私、恪盡職守的官吏，而貓鼠的關係常被視為君臣關係的象徵。明宣宗常將御筆書畫賞賜給楊士奇、楊榮、楊溥、夏元吉等朝廷重臣以及身邊的太監，藉以表達對臣子的勉勵、褒獎或讚譽。姜紹書《無聲詩史》記載，宣宗的畫作多“上書年月及賜臣姓名，用‘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圖印”。胡敏在《西清札記》中也説：“賜臣工御畫流傳後世未有若宣德之多者。”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宣宗《壺中富貴圖》，紙本設色，縱110.5釐米，橫54.4釐米。這幅畫是明宣宗賞賜給楊士奇的。畫中左上繪有虛懸着的古銅壺，中插三朵白牡丹花，花團錦簇，綠葉輕盈攀壺梁而上，畫面的下方繪一隻黃白黑三色貓，按《相貓經》中所載名為“玳瑁貓”。這貓兒仰頭望着花朵，兩眼炯炯，前足弓起，好像馬上就要躍起，貓的神態細膩而生動。畫面構圖簡潔古樸，用筆精細，設色典雅。

《壺中富貴圖》

自古人們將長壽者稱為“耄耋”，因為貓與“耄”，蝶與“耋”同音，牡丹花有富貴花之稱，所以多用貓、蝶和牡丹花入畫，稱為耄耋富貴圖。畫上右側有楊士奇的長跋。跋文除頌揚宣宗武功文德之辭外，也對宣宗的畫作給予了中肯的評價。

跋文先是用駢體文描寫了畫中貓的神態、身形、雙目、利爪和卷尾，或行或蹲，毛色斑斕，威嚴有勢，鳥鼠遠避。跋曰：“寫此狸奴，允中程式，爾乃動必肖形，蹲不違性，毛點斑斕，日消雪映，身矗矗以披雲，睃炯炯以夾鏡，爪揚厲而鈎連，尾捲曲而至頸，類騶虞而有章，號狻猊而勝稱，飛鳥見而回翔，社鼷望而自屏，蓋寫生之神妙，洵超凡而入聖。”明宣宗將貓畫得形神兼備，揮灑有度，楊士奇用文字對畫作進行了傳神重述。

楊士奇的跋文繼而寫道：“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無相鼠之刺，野無碩鼠之呼，則斯貓也。”正因為有貓的存在，朝野才沒有“相鼠”“碩鼠”之害。從畫作繼而講到治理之道，楊士奇借畫説明了君臣融洽、共同努力祛除弊病的重要性。

《壺中富貴圖》跋文部分

在這裏，楊士奇使用了兩個典故來説明君臣需要共同面對和解決的“相鼠”“碩鼠”問題，這是君臣的職責。這兩個典故都出自《詩經》。“相鼠”出自《詩經·鄘風》，諷刺那些用虛偽的禮節欺騙人民的統治者。“碩鼠”出自《詩經·魏風》，諷刺那些貪婪的剝削者。自古以來，貓鼠就是一對冤家。古人將貓鼠的關係引申到了治國理家時，常將鼠比喻成奸佞、無德、貪婪、盜竊的小人，將貓比喻為正直、廉潔、機敏和勤奮的君子。唐代舒元輿《養狸述》中説：“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這裏的“狸”就指賢臣良吏。

如果君主和官員不能做到賢良，就容易走向反面。以“貓”來代表賢臣良吏之後，“貓”又泛化為官員的代名詞，於是又誕生了“貓鼠同處”“貓鼠同乳”“貓鼠同眠”等成語。《舊唐書》和《新唐書》成為了這些典故的重要來源。《新唐書·五行志》中有“鼠妖”一節，記載了唐朝多起貓鼠相處之事，如“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貓鼠同處。鼠隱伏象盜竊，貓職捕齧，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職容奸”，“天寶元年十月，魏郡貓鼠同乳。同乳者，甚於同處。大曆十三年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於兵家得貓鼠同乳以獻。大和三年，成都貓鼠相乳”。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貓鼠同乳”的故事得到了史書的廣泛記載。《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五對此事進行了詳細記載：大曆十三年，“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軍士趙貴家裏出了家貓哺乳老鼠的怪事，隴右節度使朱泚認為這是祥瑞，上奏皇帝。在眾多大臣爭相慶賀時，中書舍人崔祐甫反對慶賀的理由值得我們思考。他上奏説：事物均有規律，反常的稱為“妖”。貓捕鼠是職責所繫，現在貓竟然給老鼠哺乳，這有什麼可稱賀的？崔祐甫進一步引申到治國之道，説：“貓受人畜養，棄職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須申命憲司，察視貪吏，誡諸邊侯，無失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將貓不捕鼠等同於官吏失職，官吏容奸，上下沆瀣一氣。

明宣宗在宣德元年不僅畫了《花下狸奴圖》，還將《壺中富貴圖》賞賜給了楊士奇，應不僅是“快一時之染翰”，更多的應是要告訴自己和臣子要恪盡為君王和做臣子的天職。如果我們回顧明初政治，不難看到從洪武至宣德，明朝經歷了廢宰相以強化皇權到執行內閣輔政制度的重大變化。明宣宗時，正是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蔘贊政務，他們共同輔佐明仁宗和明宣宗，才開創了“仁宣之治”。楊士奇、楊榮、楊溥，在歷史上合稱“三楊”，所謂“明稱賢相，必首三楊”。楊士奇是“三楊”之首，《明史》稱“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深受明宣宗的信任。正因為這樣，明宣宗才希望楊士奇成為“萬世之良模”。

《灌木遊蜂·山貓出谷》，唐朝刁光胤繪

清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五著錄了明宣宗的《宮貓圖》，是宣德三年(1428)四月八日楊士奇待直文淵閣時奉明宣宗之命以“仿宣和筆”所制題款。楊士奇題款共三章，其中一章雲：

有狸有狸，或白或黃。

黃者蝟縮，威斂而藏。

㩳身抖擻，白雄且獷。

我皇圖之，妙盡厥狀。

猛虎在山，百獸股戰。

靜者蓄威，動者御變。

《宮貓圖》所繪黃白兩隻貓，一動一靜，曲盡物情生動之趣。這一章主要是描繪圖畫本身，暗含君臣之道。而楊士奇第三章最後兩句“樂我皇道，牙爪是司”，便將立意明確放在了要做稱職的臣子上。

自古君臣關係是極其微妙的，“三楊”身處皇權至上、君臣疑忌甚深的明代初年，能夠得到皇帝的信任，位居閣臣多年，且能“事君有體，進諫有方”“恩遇亦始終無間”，有所作為，楊士奇可以説是深諳君臣貓鼠之道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乾隆皇帝在《花下狸奴圖》題詩中所云“責人則易責己難”一句了。無論是帝王還是將相，都需要做一隻稱職的“貓”，只是，每個管理者要求別人很容易，要求自己就不那麼容易了。一直試圖做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看來也是深解其中味的。

乾隆皇帝像，郎世寧繪於1736年

以美術作品去讀明宣宗的《花下狸奴圖》《宮貓圖》《壺中富貴圖》等作品，又因明宣宗養貓、畫貓並養了一批畫貓的宮廷畫師，很容易將其只視作皇帝的賞心樂事，甚至誤認為皇帝玩物喪志，不仔細去分析和評判，又有幾個人能解其中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