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頂級利好！重慶、成都、西安被委以重任，這些城市被點名_風聞

文丨西部菌

二十年節點，新一輪西部大開發重磅啓動。

5月17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正式公佈，全文共36條，超過1萬字。

根據《意見》要求，西部大開發的目標是：

到2020年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營商環境、開放環境、創新環境明顯改善，與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到2035年，西部地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通達程度、人民生活水平與東部地區大體相當，努力實現不同類型地區互補發展、東西雙向開放協同並進、民族邊疆地區繁榮安全穩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為了實現目標，《意見》推出了方方面面的利好政策和支持措施。那麼，在新一輪西部大開發中，各省、市定位如何？哪些城市被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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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西部大開發正式啓動。經過一個十年的週期後，2010年《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見》印發。距離今天，正好又是一個十年。

對比2000年和2010年的兩份指導文件，可以發現一個重大不同——2020版的《意見》，開宗明義地突出了“高質量發展”。這也反映出西部大開發背景的變化。

事實上，在大開發啓動之初，西部地區可謂積貧積弱。因此前兩輪的開發，更側重於基礎設施的完善，同時通過大項目帶動和扶持，比如青藏鐵路、西氣東輸等。

經過二十年的建設後，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有了明顯改觀。

比如交通層面，高鐵、航空的便利性明顯增強，像貴州早就已經實現了縣縣通高速。

來源：國民經略

經濟層面，伴隨着快速的城鎮化和工業化，不少西部省份展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如圖所示，去年GDP增速的前三名貴州、雲南、西藏，全都位於西部。

但另一方面，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快速工業化過程中，原本就生態脆弱的西部地區，增長過於粗放弊端逐漸凸顯。

因此，新一輪的開發，將更多的側重點放在了“高質量發展”上，也沒有像2010年的《意見》那樣，設置明確的GDP增長目標。

除此之外，本次《意見》還一大不同在於，無論是“強化開放大通道建設”，還是“構建內陸多層次開放平台”，對外開放的力度明顯加強，並被擺在了更重要的戰略位置。

這種轉變，是受國際貿易環境變化的影響。當然更是因為，沿海開放紅利式微，而西部內陸通過通道建設，可以扭轉區位劣勢，從大後方變身開放前沿，收穫開放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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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區位、生態等諸多限制，西部地區面臨着不少天然的發展瓶頸，因此作為綱領文件，《意見》推出了方方面面的政策利好，扶持西部發展。

比如川藏鐵路、沿江高鐵、渝昆高鐵、西（寧）成（都）鐵路等若干重大工程，再比如財税、金融支持，用地指標傾斜，“雙一流”建設等等，不一而足。

來源：網絡

不過這些政策禮包，並不是平均主義地分給各省市。“高質量發展”本身就有很強的市場效率導向。在這樣的邏輯下，不同地區的戰略定位和使命，也不盡相同。

比如城市羣層面，成渝和關中平原城市羣被重點點名，要“打造引領西部地區開放開發的核心引擎”。

比如省一級層面，重慶、四川、陝西三省市被重點點名，要“支持重慶、四川、陝西發揮綜合優勢，打造內陸開放高地和開發開放樞紐”。

具體到城市層面，《意見》要求，“提升併發揮國家和區域中心城市功能作用”，優先發展大城市、中心城市的思路再次確認。

西部三大核心，重慶、成都、西安也被委以重任——“鼓勵重慶、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設國際門户樞紐城市”。

重慶、成都、西安，是成渝和關中平原城市羣的核心，後兩者也是四川、陝西的省會。牽引帶動西部省市發展的任務，很大程度得落到它們頭上。

而“核心引擎”、“開放高地”、“開發開放樞紐”、“國際門户樞紐”等定位疊加，對於西三角三城而言，標誌着戰略地位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意味着新的發展機遇來臨。

比如《意見》提到：

不斷提升創新發展能力。支持西部地區在特色優勢領域優先佈局建設國家級創新平台和大科學裝置。加快在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創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等創新載體。

聯繫到成渝雙圈建設下，重慶和成都共建西部科學城的背景，這或許意味着，上海、合肥、北京、深圳之外，成渝地區距離國家科學中心又近了一步。

另外《意見》還提到，“研究按程序設立成都國際鐵路港經濟開發區”，至於沿江高鐵、渝昆高鐵等重大項目，對成渝等樞紐城市的輻射和影響力，會有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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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12省市覆蓋了全國7成左右的面積，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如此規模龐大的地區，靠三大國家中心城市帶動，自然遠遠不夠。

為了打造多層次的發展結構，幾大核心城市羣、省和城市之外，其他地區同樣收穫了不同的戰略定位和政策利好：

推動北部灣、蘭州－西寧、呼包鄂榆、寧夏沿黃、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羣互動發展。支持南疆地區開放發展。

對各大城市羣的分別點名説明，新一輪的西部大開發，將很大程度依賴於城市羣戰略的進一步強化。

當然放到全國來看，上述提及的城市羣，發展水平比較有限，競爭力、融合度偏低。不過對應的省份和城市，在西部地區開放發展的過程中，也有一些獨有的區位優勢。

支持甘肅、陝西充分發掘歷史文化優勢，發揮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通道、節點作用。支持貴州、青海深化國內外生態合作，推動綠色絲綢之路建設。支持內蒙古深度參與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提升雲南與瀾滄江－湄公河區域開放合作水平。

甘肅、陝西的通道、節點位置，貴州、青海的生態優勢，內蒙古的經濟走廊位置，雲南的邊境區位，在西部開發開放中，都可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利好。

而且，這些城市羣的中心城市，在所在省往往是最發達的，肩負着輻射帶動周邊的使命。對此《意見》提到：

提高昆明、南寧、烏魯木齊、蘭州、呼和浩特等省會（首府）城市面向毗鄰國家的次區域合作支撐能力。

提高“支撐能力”，也是對強省會（首府）戰略的進一步確認。

強省會（首府）是已經被證明有效的發展模式。由此，從中心城市到城市羣，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由點到面的路徑，已經相當清晰了。

04

每一次大的頂層設計來襲，都是一次區域發展的大洗牌。

比如隨着西部大開發推進，雲貴等省市成為經濟增長明星，重慶、成都、西安等樞紐城市，在承接產業轉移、交通完善後，競爭力不斷升級，躋身國家中心城市。

而對西部省市來説，相對於前兩輪，這一輪開發的背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一方面大量外流的人口不斷迴流，另一方面，貿易環境變化，各種宏觀政策利好疊加，機遇可以説前所未有。

比如在“一帶一路”的基礎上，去年，西部省市再次收穫了陸海新通道、自貿區（廣西、雲南）等大禮包，這次再次疊加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紅利。

不僅是中心城市，一些次級城市同樣獲益。像貴州畢節，同樣被單獨點名，要“繼續支持畢節試驗區改革發展”。

但話説回來，“打鐵還需自身硬”。如果只是等、靠、要政策，過度依賴國家的扶持，缺少修煉內功的積極性，和主動出擊的意識，發展自然是空談。

尤其是在當前區域競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沿海城市已率先一步抱團拆牆，通過都市圈、城市羣的一體化融合發展，來虹吸全國各地的經濟資源。

近期的深圳都市圈規劃，寧波和舟山的户籍打通，都是新競爭邏輯的體現。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落地之後，重慶和成都同樣開啓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局面。

來源：網絡

這其實也是種提醒，要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機遇，説到底還得主動出擊，告別封閉保守和單打獨鬥，以更開放的視野，融入時代發展的大趨勢。

像甘肅和青海日前就達成多項協議，宣佈共建蘭州—西寧城市羣，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對甘肅和青海代表的西部“小透明”省市而言，新一輪機遇期來臨，轉變思維，發展空間才會更加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