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國際調查和中國的應對_風聞

美國早就在施壓，要求獨立調查。接着澳大利亞等國挑頭，拉起世界上100多個國家，要求獨立調查。現在歐盟出面，在非盟、澳大利亞、英國、日本、韓國、印度、墨西哥、俄羅斯等支持下，在世界衞生大會上提出“公正、獨立和全面地評價世界衞生組織對疫情的響應、找出病源和尋求全球疫苗合作”，中方則表示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後”，願意接受一個由“世界衞生組織領導”，科學與專業的、不偏不倚的國際評估。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前者是事故追責調查，後者是吸取教訓。説起來，追責調查也有吸取教訓的內容，但這是有罪推斷，事故已經出了，現在追責不是要拿你怎麼樣，而是找出以後不再犯錯的方法。這是處理人禍的典型做法。吸取教訓則是避開了責任問題，或者説責任根本不是問題（“本來就不是任何人的過錯導致的事故”），完全集中在如何預防下次出現。這是處理天災的典型做法。

中國的評估重點在於兩個：

1、由世界衞生組織領導

2、研究抗疫路線的優劣

這首先是肯定了世界衞生組織的領導作用，這與中國肯定多邊性國際關係架構的大原則符合；其次是需要等疫情都過去之後，才談得上對比評判。也只有到那個時候，才可能有更多線索，開展全球追索，確認病源。但這對“非中國病源論”未必有利，因為現在發現美國、法國都有早期病例，不等於中國沒有更早的病例，只是沒有報道，也無法追源，因為中國的傳統是火葬，無法對幾個月前的死亡病例做屍檢了。

對抗疫路線的優劣評判實際上是更重要的，判據不難：病例總數，死亡總數，疫情延續時間，社會經濟影響。這是中國更有信心的，但也是歐美極力迴避的，因為這是他們最沒有信心的。這也是隻有全球主要疫情都過去才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評判的。拖時間對中國有利，越拖越有利。

歐盟的評估重點也在於兩個：

1、獨立調查，也就是説，不能由世界衞生組織自己調查自己

2、追查病源是未來抗疫的關鍵，杜絕病源是關鍵，抗疫路線並不重要

如果世界衞生組織不能領導調查，這就必然由“獨立專家組”負責了。歐美有獨立調查的傳統，但這對中國是很不以為然的東西，因為授權等於領導權，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獨立性。中國對獨立調查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克林頓拉鍊門的獨立調查官肯·斯塔克是共和黨主持的國會任命的；特朗普俄羅斯門的獨立調查官羅伯特·穆勒是民主黨主持的國會任命的；美國國務院檢察官（inspector general）負有獨立調查權，但調查到蓬佩奧濫用職權頭上時，就被特朗普以“喪失信任”而開除了，獨立性因此蕩然無存。獨立調查只有在“當家的”自己承認有罪而需要無直接利害關係者協助調查清楚自己到底罪在何方、如何避免再犯，才是有效的。但這顯然不是中國的立場。

在歐美的國家內部，有立法機構授權任命獨立調查的程序。但在世界衞生組織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裏，既沒有相應的法律程序，更沒有足夠的授權對主權國家發起調查。聯合國是超主權組織，但聯合國的超主權很有限，只有安理會有一定的超主權權力。世界衞生組織作為聯合國下屬組織，沒有這樣的超主權權力。在現在的世界大勢下，也不可能授予世界衞生組織（或者任何其他國際組織）這樣的超主權權力。國際法庭、世界貿易組織、世界反興奮劑組織都是在合作式架構下才具有可執行力的，如果主權國家拒絕執行，只有在國際行為中通過其他合作的國家而獲得執行力，而對拒絕執行的主權國家內部行為是無執行力的。

在執行層面，如果世界衞生組織的專家們被排除在外，但被調查國家的專家應該避嫌，所以中國專家大概率不能參加，或者只能少量參加，獨立專家組必定主要由歐美專家或者由在歐美受教育的亞非拉專家組成。不出意料的話，這些專家在個人層面上如果不反華，大概率不會親華。在高度政治化和極端化的語境裏，真正的中立是不存在的。事實上，在疫情遍佈全世界的現在，基本上不存在自己祖國未受疫情影響的流行病專家，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因此在個人層面上，也不存在真正的獨立調查。不過，反過來説，如果對多個國家同步展開獨立調查，中國專家沒有理由不能領導對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巴西、俄羅斯的調查，這或許是“意見平衡”的機會，但這畢竟被動。

因此，獨立調查問題必然政治化，也必然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裏的國際政治熱點，但必然最終在中國的堅決反對下不了了之。中國可能會為此消耗國際政治資本，但這是沒辦法的。中國經受過的國際壓力多了，不能開國際獨立調查這個口子。公共衞生只是一個方面，擴大到人權、言論自由、經濟政策、貿易、環保……，這就沒完沒了了。

追查病源是一個科學問題，但也是一個對抗疫貌似關鍵、實際無用的問題。野生動物市場需要取締，這是有沒有獨立調查都已經在做的事情。新冠來源於動物，但到底是什麼動物，怎麼傳染到人類的，作為科學發現，這需要弄清楚，但弄清楚任何問題的目的是“然後怎麼辦”。撲殺所有相關的野生動物是不可能的，切斷野生動物市場這一渠道是已經在做的，加強一般公共衞生是永遠在路上的，現在弄清楚動物源和傳染渠道對未來防疫的作用並不清晰，但可以肯定的是，類似的動物到人的傳染在未來還可能發生，還會一樣甚至更為兇險。這是自然災害，就像颶風、地震、乾旱、水災一樣不可避免。國際社會需要做的是評估應對方法，確立最優抗疫戰略，並建立最大限度的國際合作架構，以便在未來疫情到來時，不再像這次這麼人仰馬翻。這正是中國的立場，也是最有建設性和實際意義的做法。

歐美還提出，要給世界衞生組織增加授權，在未來疫情時，可越過主權國家而直接發起疫情調查，指導相關國家的防疫抗疫。這是貌似合理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的。這個建議的重點在於不需要得到主權國家的合作。這完全無視了主權國家的主權，對於小國有可能壓服，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那是一點門也沒有。慢説國際組織的強制性、擾亂性（disruptive）調查，國家衞計委專家組到武漢的時候，還要看地方衞計委的臉色。這在一國之內可通過法律和體系來打破門户界限，但只要國家主權還存在，就不可能由國際組織實行這樣的非合作調查。

在可預見的將來，國際疫情調查是中國外交最大的挑戰。這是泰山壓頂的壓力。這和貿易戰交織在一起，使2020年格外驚險。但時代畢竟不同了，要是現在是1920年，恐怕國際壓力就是抬一抬小指頭的問題，而不是搬動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