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訕國賣直”之風與“漢奸文化”之弊_風聞

目前的中國，有一種極其醜劣的風氣正在日復一日地瀰漫。這種風氣的主要表現，概括地説就是：訕國賣直**。**這種謬論宣稱：愛國觀念其實是一種醜陋可恥的狹隘民族主義觀念，愛國者其實都是“愛國賊”。這種可鄙可恥的觀念正在從深層次上毒害我們的國家。許多立場詭異的學者乃至少數思想偏激的政府幹部，在這種風氣的持續侵染下，變得陰陽怪氣、兩面三刀，明裏暗裏地以“訕國賣直”為榮。更嚴重的是，我國許多新一代青年，在這種謬論的持續蠱惑下，思想變得非常混亂，對大是大非的問題幾乎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甚至通過詬罵母邦來標揚其“獨立思考”。

自古以來，歷代固然也不乏漢奸，但在鴉片戰爭以前，歷史上並沒有出現多少真正像中行説、張弘範、吳三桂那樣的漢奸。更多的是如李陵、王猛、張賓、韓延徽之輩，雖於故國有“不忠”的情跡，但大都還知道守本敬祖。他們對於母邦始終存有深情，甚至能在關鍵時刻，暗中對母邦加以保全。然而自近代以來，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一幫完全是賣祖棄宗、天良喪盡、視母邦如敝屨的漢奸，層出不窮。他們使國家在生死存亡之際，還要面臨腹背受敵的慘痛。雖然在抗戰結束之後，漢奸們受到了一定的整肅，但當時政府的這種整肅，也終究只是為了收攬民心，並未徹底窮治，更沒有試圖把“漢奸文化”的毒瘤從中華文明肌體中徹底拔除。而且，令人痛憤的是，當時的政府因為在後來的內戰中接連失利，竟然暗中垢納戰敗的敵國武裝人員為自己效力。而許多曾在抗戰時期為敵寇賣命的奸蠹，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搖身一變成了當時政府的得力干將，凡此種種，對於民族品質之敗壞，可想而知。

直至新中國肇建，我國才第一次對漢奸文化進行了徹底整肅。出於對鴉片戰爭以來漢奸禍國的深切痛鑑，新中國政府對漢奸文化展開了全面系統的清算。雖然期間某些做法不免過激，但總的來説，在建國初期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的“漢奸文化”受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而且，當時國家的發展形勢、思想觀念和國際環境，也決定了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任何一隙可供漢奸生存空間。然而，自改革開放後，由於國內國際間各種思想風潮的持續變化和激盪，新的“漢奸羣體”開始死灰復燃。尤其是邁入新千年之後，一種“訕國賣直”的風氣愈演愈烈。隨之而來的，是許多學者對歷史上的大漢奸的公開“翻案”。拜這種“翻案風”所賜，石敬瑭、秦檜、汪精衞等歷史上有名的大漢奸，竟然一個個都成了忍辱負重的英雄。這樣的惡劣的“翻案風”，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可謂聞所未聞，令人驚詫。而且，與以往的漢奸相比，21世紀之後的漢奸們有着更加明顯的“新特色”，這種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一、目的明確，手段多樣；其二、更加不知廉恥，唯恐九州不亂；其三、注重對民族精神發動釜底抽薪式的文化反噬。

如果説以前的漢奸們多少都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那麼新時期的漢奸們，在內心上不僅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羞恥感，甚至覺他們在做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當然，這並不是因為從事漢奸的勾當在21世紀不再是一種罪惡了，而是因為漢奸們自身已經為自己拼湊了一種抵制這種羞恥感的思想工具，這種工具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漢奸總是對“普世價值”極盡粉飾和裝扮，將之定義為評判一切社會現實的最根本標準。這種“普世價值”總是力圖使人們相信這樣一種歪理即：無論在任何類型的社會中，人們生活的實際狀況的好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這個社會的外在形式是否符合“普世價值”所預定的某種模式。如果一個社會的形式與這種預定模式相符，那麼即使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活得非常窘迫甚至悲慘，它也是一個良好的社會。反之，如果一個社會不尊奉這種模式，那麼即便其中的大多數人都能生活得富足安樂，這個社會也仍然是一個罪惡的社會。也就是説，在這種價值觀中，人的實際生存狀態是不足掛齒的，而人的抽象的存在形式，才至關重要的。這種論調或許只有在18世紀，在黑格爾學派的老學究們那裏才説得過去，或者説，它本身就是陳腐的黑格爾唯心論的死灰復燃**——只有概念才是好的，概念永遠是至上的****。至於人們的現實生活，在普世價值的擁躉們看來，其價值可能還不如一根棍子。很難想象，這種始自於18世紀的詭辯，竟然仍能在21世紀的世界發揮難以想象的欺騙和蠱惑作用，這不能不説的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不過也難怪，當我們聯想到費爾巴哈和馬克思**——這兩位批駁黑格爾哲學最徹底和最深刻的思想巨匠，正在被遺忘的現實（某些蹩腳的二流“官方理論家”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時不斷重複的那些陳詞濫調和胡吹亂侃，對此也負有責任），我們其實也不難理解這種現狀。

實際上，現代漢奸的工作與“販毒”無異，只不過這種“販毒”是精神性的，或者説是一種 “精神販毒”，而且是一種“以販養吸”式的“精神販毒”，因為漢奸們自己也定期服用他們所販賣的“思想鴉片”。而許多外國勢力，則不遺餘力地為這些漢奸做出相應的積極配合，他們不僅組織“理論僱傭軍”為漢奸們供應“思想鴉片”，還為不斷地為漢奸們帶高帽子，為他們煞費苦心地“攢人氣”。這也導致眼下的漢奸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漢奸都更具破壞性，因為他們的破壞指向的不再是一些具體事物，而是精神領域，是我們的文化、思想，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內核，這種破壞遠甚於武器的危害。因為，武器是不能摧毀文化信仰的，而只要文化信仰還在，哪怕這個國家在物質上被打倒了，她依然不會淪亡**。反過來説，如果一個國家的精神內核被絞殺了，那麼即使這個國家在物質上依然強大，但卻已在事實上****淪亡了。**所以，徹底肅清漢奸文化，非常迫切和必要。否則，這種罪惡的、骯髒的、卑劣的文化，它的流毒就會繼續毒害這個國家的思想肌體。

我們悲哀地看到，我國許多優秀的傳統文化，都在近代200年間的各種革命浪潮中被解構和拋棄了，反而是臭名昭著是漢奸文化卻日益“生機勃勃”。這種悖論般的現實，對於任何有識之士來説，都是難以接受的。由於漢奸文化從未受到徹底清算，因此它本身始終保持着潛在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讓它躲過了兩百年間的各種思想風潮和社會運動的絞殺，安然地生存了下來，並上世紀末以令人驚詫的速度重新瘋狂地繁殖起來。以至於到今天，我們現在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在我們這個正是依靠“愛國主義”的偉大力量，才一次次地從亡國滅種的劫難中生存下來的國家裏，人們現在對於“愛國”二字竟然有些避諱。不僅一般人不敢輕談“愛國”，甚至許多名人都對此小心翼翼。我們無數次地看到，許多具有很高社會名望的各界名人，僅僅是因為發表了一兩句與“愛國”稍有關涉的言論或一兩張圖片，就在網絡上遭到不勝其擾的持續圍攻，這種狀況極不正常，也讓人寒心。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中，僅存的一個依然能在精神和文化上保持無中斷的連貫延續的國家。我們的文明之所以能夠在數千年的磨難和艱舛中巍然屹立，一脈相承，關鍵就在於優秀傳統文化所賦予我們的精神團結和文化自信。正因為如此，無論風雲如何變幻，我們始終都能守住我們文化的靈魂。如果這些靈魂有朝一日被架空甚至絞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為新時代的漢奸“孜孜以求”的，正在從這個民族的根基上，施加一種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就無法逆轉的傷害。而那些漢奸們自己，對此美其名曰：清除中國人的“劣根性”，推動中國的“文明進程”。

是到了要徹底得地對“漢奸文化”進行批判、清算和剿洗的時候了，它的流毒已經延續得太久。如果任其發展，後果必然是民族精神的逐漸瓦解和湮滅。如果我們對此熟視無睹，將來，後人的史書上，將充滿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嘲笑、譏諷甚至痛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