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經濟的繁榮_風聞

元朝經濟的繁榮

商業繁榮與工商業應該是一體兩面的。中國封建社會比歐洲封建社會的工商業大得多，並沒有因此首先進入資本主義。反而一次次的徘徊不前，一次次破壞性災難。

關鍵是還得需要在思想意識形態和政治科學進行科學革命，以往的進步缺少科學性，社會主義運動要進行思想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科學革命。

不能以為歐美資本主義會更早更快的首先的進入社會主義。恰恰相反，歐美資本主義更頑固反動，更是充滿既得利益階級社會到資本主義階段的一切陳腐、假偽、頑固、慣性。

《草原帝國》

9．元朝經濟的繁榮

馬可波羅書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畫的中國南北兩地經濟活動的圖畫：中國北方，他繼續稱為契丹（該名來自原契丹人）；中國南方，原來的宋王朝，他稱為蠻子。從他的書中，我們知道了在中國北方已經開採煤礦。“從山上礦層中開採的一種黑石頭，像木頭一樣地燃燒，它們很好燒，以致整個契丹不燒其他燃料。”水路的運用同樣使他吃驚，他尤其提到了中國經濟的主動脈長江在商業上的重要性。“這條河上往來的船隻和運載的貨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條河和任何一個海都要多。”他還説，“每年沿該河而上的船就有20萬條，更不用説順水而下的船隻了。”他還提到了帝國運河的經濟作用，這條運河是忽必烈時徹底鑿通的，經這條運河，大米可以從長江下游運到北京。

為管理繁榮的國內商業和開展與印度、東南亞的貿易，在中國中部港口和廣州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商會。這些商會可以與佛蘭德爾的行會和佛羅倫薩的技術協會相比，甚至還超過它們。關於杭州的商會，馬可寫道：“眾多商人云集在這裏，他們十分富裕，經營着大宗貿易，沒有人能估量出他們的財富。只知道貿易主（他們是企業的頭目）和他們的妻子們都不直接從事任何事情，但是，他們過着如此奢侈豪華的生活，以致人們會想象他們是國王。”紙鈔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業交流，馬可打趣地稱紙鈔為點金石。“我可以告訴你們，在中國，每個人都樂意接受這些紙幣，因為無論他們走到大汗領地內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難地用它們來做買賣。”中國人強烈的商業意識也令這位威尼斯人驚詫。他不斷地回憶起那些豐富的場面：從印度回來的船隻滿載着香料——胡椒、生薑和肉桂；或載着稻米的帆船沿長江順流而下，或沿大運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內，貴重貨物琳琅滿目，有生絲、錦鍛（很厚的絲織品）和鏽花織錦（有金線或銀線繡成花的絲織品），以及有特殊圖案的緞子，或稱“刺桐布”織品。

馬可波羅以同樣讚賞的語調描述了中國的主要市場：北方絲綢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輛滿載生絲的大車駛入，用它們製成大量的金布和成絲）；成都府（四川，成都）生產薄絹，並將這種絲織品出口到中亞；安慶或開封（？）和蘇州（江蘇省）生產金布；揚州（江蘇，揚州）是長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場。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師（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統治下，並沒有喪失它以往的商業活動。事實上，因為它現在與蒙古大帝國的一切貿易聯繫起來，商業貿易還獲得了發展。馬可把它描述成中國的威尼斯。首先是作為最大的食糖市場而提到它。無數的船隻把印度和東印度的香料帶到杭州，又從杭州把絲織品帶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於是，杭州城內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們。最後，是福建省內的兩個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積了大量的生薑和良姜，城裏還有一個相當大的砂糖市場和一個大的珠寶交易市場，這些珠寶是用船從印度羣島捎來的”。

元朝最大的貨棧仍要算馬可波羅所記的刺桐，“從印度來的所有船隻，滿載着香料、寶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簡直難以想象。蠻子［指中國南部］的所有商人們雲集在此，它是全中國最大的進口中心。可以説，如果有一艘載着胡椒的船從印度羣島駛往亞歷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個其他港口的話，那麼，就有一百多艘駛往刺桐。”這些記載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塔的證實，他在1345年左右談到了刺桐［泉州］。

顯然，在蒙古人統治期間，中國市場與印度和馬來亞市場有着密切的聯繫。按馬可波羅的陳述，大批中國船隻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帶回“黑胡椒、良姜、畢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們因經營這些商品而致富”。從另一些史書中，可以瞭解到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們與特拉萬可和卡納蒂克的大公們締結了真正的商業貿易協定。中國的商船隊載着大捆的生絲、彩色絲織品、緞子、薄絹和金絲錦緞定期在加韋裏伯德訥姆，卡亞爾、奎隆和錫蘭停泊；返回中國時，運載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薑、肉桂、豆蔻、平紋細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鑽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國促使了兩國之間的頻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們在伊斯蘭環境的包圍中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愛好，他們派人到中國獲取諸如絲、瓷器之類的奢侈品，當時的波斯袖珍畫像開始顯示出中國工匠們的影響。反過來，蒙古人統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馬具裝備、盔甲、青銅器和搪瓷製品輸往中國。

最後，馬可波羅的遊記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寫的《貿易實踐》（Pratica

della mercatura）都證實了這一點：蒙古征服使中國社會與歐洲發生聯繫。到13世紀末，貫穿大陸的兩條路把歐洲與遠東聯繫起來。第一條路是從欽察汗國到敦煌，對歐洲人來説，它起於克里米亞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商業據點，更準確地説，起於頓河河口處的塔那。該道的主要驛站有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即蒙古欽察汗國的都城，接着是錫爾河中游的訛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邏斯和八拉沙袞。從伊塞克湖起，有一條小道進入蒙古，途經葉密立河、也兒的石河上游［黑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到達鄂爾渾河上游的哈拉和林，從哈拉和林該路南通北京。從伊塞克湖西端出發的另一條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裏（固爾扎附近）、別失八里（今濟木薩）、哈密和甘肅肅州，然後進入中國本土。第二條路是穿過波斯的蒙古汗國，它的起點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臘國都城、黑海邊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從法屬敍利亞附近的西里西亞的亞美尼亞國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無論從哪一個起點，該路都要穿過與波斯的蒙古汗國保持緊密聯繫的屬國、小亞細亞塞爾柱克蘇丹國的東境，然後到波斯汗國的實際上的都城桃裏寺。從桃裏寺起，主要驛站常常是可疾雲［加茲温］、刺夷、莫夫［馬裏］、撒麻耳幹［撒馬爾罕］、塔什干（當時名柘析）、喀什、庫車、吐魯番、哈密和甘肅。還有另一條路可以選擇，即從莫夫到巴里黑、巴達克山、喀什、于闐、羅布泊和敦煌。經過這些不同的商路，從遠東來的商品被直接運往歐洲。

除了這些與古絲綢之路一致的陸路外，蒙古征服還重新開通了海路，或稱香料之路。當阿拉伯人和塞爾柱克人統治的伊朗一直對歐洲實行關閉時，而波斯的蒙古汗們則對要經海路去中國的商人和傳教士們敞開了他們的領土。從報達哈里發朝的滅亡到伊斯蘭教在波斯汗國內獲得最後勝利的期間，天主教的旅行者們可以從桃裏寺到霍爾木茲，暢通無阻地穿過伊朗，然後從霍爾木茲碼頭乘船去塔納、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這條路線旅行的典型。反過來，來自中國的絲綢和來自東印度羣島的香料在霍爾木茲卸下，由商旅們帶着通過蒙古統治下的波斯到達桃裏寺大市場，然後由此分發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須強調的是，道路所以這樣自由暢通是以大屠殺為代價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觀後果。中國、突厥斯坦、波斯、俄羅斯團結在一個大帝國之中，在蒙古王公們的統治之下，按嚴格的札撒進行管理，這些王公們關心商旅的安全，寬容各種信仰，重新開通了自上古末期以來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陸上與海上的大道。而波羅一家的旅行證明了比以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為標誌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動。歷史上第一次，中國、伊朗與歐洲互相之間開始了真正的接觸。這是震驚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同樣也是幸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