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性格_風聞

成吉思汗性格

他(成吉思汗)一想到他的後代們將拋棄艱苦的草原生活而嚮往定居生活時，他悔恨地沉思：“我們的後裔將穿戴織金衣，吃鮮美肥食，騎乘駿馬，擁抱美貌的妻子，［但］他們不説：‘這都是由我們的父兄得來的’，他們將忘掉我們和這個偉大的日子！”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議下刻建而成，李志常於1220－1223年曾伴隨著名的邱長春訪問過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於哲理性的語言細緻地複述了這位遊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績給這位中國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堅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圍環境和種族結構，他似乎是一種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識，特別善於權衡利弊和聽取別人的意見。他對友誼忠貞不移，對堅定跟隨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滿深情。他具有真正統治者的素質——雖然是遊牧民的統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對於定居經濟，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這一限度內，他顯示了對秩序和統治的天才。

與粗野的蠻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還有一種高貴和崇高的思想，靠這種思想穆斯林作家們所“詛咒的人”獲得了他作為人的適當地位。在他的頭腦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是對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惡。那些背叛倒黴的主人而討好他的奴僕們，被他下令處死。另一方面，他常常獎勵他的敵人中對其主人忠貞不渝的人，並吸收他們為自己服務。《史集》和《秘史》把諸如此類的品質都歸於他身上，強調他不僅在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而且他的統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礎的。

他把弱者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並且以始終不移的忠實保護他們。汪古部首領阿刺忽失的斤因與他並肩同乃蠻人作戰而被謀殺。他恢復了該家族的首領地位，將其子納為部屬，並嫁女兒給他為妻，確保其家族財產不受侵害。在以往戰爭中的失敗者們——回鶻人與契丹人——發現他是他們可信賴的保護者，正像以後的敍利亞基督教徒和亞美尼亞人找不到比他的孫子們更為可靠的保衞者一樣。在遼東，契丹王耶律留哥從一開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屬臣，他在與花刺子模的戰爭期間去世。當成吉思汗在甘肅進行他的最後一次戰爭時，耶律留哥的遺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歡迎她，對她和她的兩個兒子表示了慈父般的關懷。在所有這種情況下，這位身穿獸皮的遊牧人，滅絕民族的人，表現出天生的高貴、極端的謙恭，是一位甚至連中國人也感到驚訝的真正貴族。作為高貴家族的顯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國王，但是，比起其他人來，他並不是那麼以自己飛黃騰達的生涯而趾高氣揚的。

最後，儘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他對文明化經驗的聲音並非充耳不聞。他的許多輔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鶻人塔塔統阿，穆斯林馬合謀·牙刺窪赤，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統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蠻王宮中他也任其職，他還教成吉思汗的兒子們學習回鶻文［畏兀兒文］。牙刺窪赤成了他在河中居民的代理人，是河中地區的第一位蒙古長官。中國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國文化的色彩，有時甚至避免了大屠殺。在耶律楚材的傳記中説，從蒙古人劫掠和燒掉的城鎮中，耶律主要關心的是收集遺書，其次是尋找藥品，用來防治因大屠殺帶來的流行病。儘管他忠於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當他為某些被斥為有罪的城市或地區乞求寬恕時，他常常掩蓋不住他的感情：“你還要為那些人傷感？”窩闊台總是這樣問他。耶律機智、果斷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無可挽救的破壞。雷慕沙寫道：“耶律楚材具有韃靼人血統和中國文化，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天生的調停者。”他不可能懇求蒙古人施仁政，他們將不會聽從他，他竭力地向他們證明仁政是上策，在這一點他乾得很明智，因為蒙古人的野蠻行徑主要是出於無知。

當成吉思汗在甘肅進行他的最後的戰爭時，一員蒙古將軍向他指出，他新徵服的中國人對他將是無用的，因為他們不適宜戰爭，因此，最好是把他們都消滅掉——幾乎有一千萬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為騎兵們的牧場。成吉思汗認為這一提議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駁，他對蒙古人解釋説，從農田和各種勞作中可以獲利，這種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從對土地和商業的各種税收中，他們每年可以得到“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他説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擬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於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鶻輔臣們的作用，蒙古行政機構的雛形在大屠殺中產生了。在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貢獻，即對文化的一般性傾向。他似乎特別接近契丹人和回鶻人，他們是突厥－蒙古社會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兩支。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國喪失它的民族性的情況下，向它引進了中國文化；而回鶻人能夠使蒙古人分享鄂爾澤和吐魯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敍利亞的、摩尼教－聶思托里安教徒的和佛教傳統的全部遺產。確實，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繼承者們正是從回鶻人那裏學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機構，正像他們從回鶻的大臣們那裏學到了語言和文字一樣。後來，回鶻文幾乎沒有多大變化地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殺已經被忘記了，而行政機構——成吉思汗的紀律和回鶴人的行政體系（或部門）的混合物——仍在繼續。在經歷了早期的嚴重災難之後，這一工作最終將有利於文明。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成吉思汗的同時代人對他作出瞭如此評價：馬可·波羅説：“他的去世是一大遺憾，因為他是一個正義、明智的人。”約因維爾説：“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這些結論表面上看是荒謬的。由於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統一於一個唯一的帝國之中，由於在從中國到裏海的範圍內強行貫徹鐵的紀律，成吉思汗平息了無休止的內戰，為商旅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齊寫道：“在成吉思汗統治下，從伊朗到圖蘭（突厥人的地區）之間的一切地區內是如此平靜，以致一個頭頂金大盤的人從日出走到日落處都不會受到任何人的一小點暴力。”他的札撒在整個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塊“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時代無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繼承者們的統治時代，札撒變得温和一些，並且為14世紀的大旅行家們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蠻人中的亞歷山大，是打開通往文明之新路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