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飛：試論邳州梁王城遺址發現的西周墓葬— —兼論銅山丘灣社祀遺蹟的年代_風聞

摘要：本文將邳州梁王城遺址發現的西周墓葬分為三期，年代分別相當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晚期早段，初步建立蘇魯豫皖交界地帶西周時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標尺。西周墓葬隨葬陶器羣具有濃厚的殷墟文化遺風，並首次發現商系文化的男女合葬墓。根據全新材料及全新認識，銅山丘灣社祀遺蹟的年代應屬西周，該遺蹟年代的改定，對於深入認識西周“殷社”的考古學面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在江蘇邳州梁王城遺址2006年和2008年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並清理了一批重要的西周墓葬，對於建立蘇魯豫皖交界地帶西周時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標尺、探索該地區西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及文化傳統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筆者擬對這批墓葬的分期年代和文化因素進行分析，並對與之毗鄰的銅山丘灣社祀遺蹟提出新的年代認識。

一 梁王城西周墓葬分期與年代判斷

在梁王城發現的西周墓葬中，22座隨葬陶容器，器類包括鬲、豆、簋、罍、罐，除M209僅隨葬1件非典型形制的小陶罐外，其餘墓葬均可根據隨葬陶容器的形制及組合進行分期。選取的典型單位有M25、M26、M27、M31、M34、M36、M43、M45、M80、M169、M171、M173、M177、M178、M183、M186、M210，這些墓葬隨葬器類較多，組合關係可靠，能夠通過組合關係確定分型及器類共存關係。

（一）鬲根據器表紋飾和襠部特徵分為四型。

A型素面，聯襠。標本M25∶2（圖一：1），式別特徵為長方體、高折沿、高襠，素面屬於本地特徵。

B型腹部飾繩紋，聯襠。根據足部特徵分為二亞型。

Ba型足部飾繩紋。根據沿下角、腹部及足部特徵分為四式。

I式沿下角為鈍角，腹部近直，飾繩紋，繩紋飾至足尖。標本M186∶2。（圖一：2）

II式沿下角為鈍角，腹部微鼓，飾繩紋，繩紋飾至足尖。標本M43∶1。（圖一：3）

III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微鼓，飾旋斷繩紋，繩紋飾至足尖。標本M173∶2。（圖一：4）

IV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外鼓，飾旋斷繩紋，飾繩紋的足尖之下添加疙瘩足。標本M31∶4。（圖一：5）

Bb型足部素面或被刮抹。根據沿下角、腹部及腹部紋飾分為四式。

I式沿下角為鈍角，腹部近直，飾繩紋。標本M171∶1。（圖一：6）

II式沿下角為鈍角，腹部微鼓，飾繩紋。標本M183∶2。（圖一：7）

III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微鼓，飾旋斷繩紋。標本M26∶2。（圖一：8）

IV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外鼓，飾旋斷繩紋。標本M178∶1（圖一：9），在腹部旋紋之下加飾斜向劃紋構成三角劃紋，屬於個體特徵。

C型腹部飾繩紋及扉稜，聯襠。即仿銅陶鬲。標本M27∶4。（圖一：10）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徵為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外鼓，腹部飾旋斷繩紋。

D型腹部飾繩紋，分襠。根據頸部和足部分為二式。

I式頸部留白較窄，柱足。標本M169∶3。（圖一：11）

II式頸部留白較寬，疙瘩足。標本M27∶9。（圖一：12）（二）豆根據器體特徵分為兩型。

A型矮胖。根據口部、唇部、盤腹、柄部特徵分為五式。

I式斂口，尖唇，盤腹微外鼓圓折，飾少量旋紋，柄中部稍細飾少量旋紋。標本M34∶2。（圖一：13）

II式斂口，尖唇，盤腹外鼓圓折，飾少量旋紋，柄中部稍粗飾少量旋紋。標本M183∶5。（圖一：14）

III式斂口，尖唇，盤腹外鼓圓折，飾少量旋紋並通常飾泥餅，柄中部稍細飾少量旋紋。標本M26∶1。（圖一：15）

IV式侈口、方唇，盤腹外鼓方折，飾少量旋紋並通常飾泥餅，柄中部稍細飾少量旋紋。標本M31∶1。（圖一：16）

V式侈口，方唇，盤腹外鼓方折，飾密集旋紋，柄下部較細下部飾密集旋紋。標本M80∶3。（圖一：17）

B型瘦高。根據盤壁及柄的紋飾特徵分為二式。

I式盤壁和柄中部飾少量旋紋。標本M27∶3。（圖一：18）

II式盤壁和柄下部飾密集旋紋。標本M80∶2。（圖一：19）

（二）簋根據腹部紋飾分為四型。

A型腹部通常飾旋紋。根據口沿、腹部、圈足特徵分為五式。

I式卷沿較高，腹部微外鼓，圈足甚矮。標本M25∶1。（圖二：1）

II式折沿較高，微鼓腹，圈足稍高。標本M169∶1。（圖二：2）

III式折沿較低，鼓腹，圈足較高。標本M210∶2。（圖二：3）

IV式折沿較低，鼓腹，圈足瘦高。標本M45∶1。（圖二：4）

V式折沿較低，鼓腹，圈足極瘦高。標本M80∶1。（圖二：5）

B型腹部飾繩紋。根據口沿、腹部和圈足特徵分為三式。

I式卷沿較高，腹部微鼓，圈足稍矮。標本M34∶1。（圖二：6）

II式卷沿較高，腹部微鼓，圈足增高。標本M173∶4。（圖二：7）

III式折沿較低，腹部外鼓，圈足較高。標本M31∶3。（圖二：8）

C型腹部飾三角劃紋。根據頸部和腹部特徵分為二亞型。

Ca型束頸，鼓腹。根據頸部及腹部特徵分為二式。

I式頸部收束較甚，腹部外鼓，飾人字形三角劃紋。標本M183∶1。（圖二：9）

II式頸部微收束，腹部微外鼓，飾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標本H492∶2。（圖二：10）

Cb型微鼓腹。根據腹部所飾三角劃紋和圈足特徵分為二式。

I式腹部飾人字形三角劃紋，圈足粗矮。標本M177∶1。（圖二：11）

II式腹部飾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圈足瘦高。標本M36∶1。（圖二：12）

D型腹部飾網紋。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徵為圈足粗矮。標本M186∶1。（圖二：13）

（四）罍根據肩部及腹部紋飾特徵分為二型。

A型微折肩，腹部通常飾三角劃紋。根據腹部所飾三角劃紋特徵分為二式。

I式腹部飾人字形三角劃紋。標本M183∶3。（圖三：1）

II式腹部飾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標本H492∶1。（圖三：2）也有腹部省略三角劃紋者，如標本M173∶3。

B型圓肩，肩部飾旋紋及梅花樁分佈狀泥餅。根據紋飾的簡化過程分為二式。

I式肩部飾較為密集的旋紋和泥餅。標本M169∶4。（圖三：3）。

II式肩部飾稍疏的旋紋和泥餅。標本M26∶3。（圖三：4）

（五）罐根據紋飾分為三型。

A型素面。根據口沿特徵分為二亞型。

Aa型無口沿。標本M34∶3。（圖三：5）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徵為肩部較高，小平底。

Ab型折沿。根據折沿及底部特徵分為二式。

I式折沿較高，小平底。標本M36∶2。（圖三：6）

II式折沿稍低，大平底。標本M31∶2。（圖三：7）

B型肩部飾旋紋，腹部飾繩紋。標本M31∶7（圖三：8）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徵為肩部低至通高的一半。

C型肩部和腹部均飾繩紋。標本M169∶2。（圖三：9）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徵為肩部較高。

根據上述器物形制分析，可將典型器物中式別特徵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典型單位歸為5組：

第1組：M25、M34、M171、M186；

第2組：M43、M169、M177、M183；

第3組：M26、M36、M173、M210；

第4組：M27、M31、M45、M178；

第5組：M80。

根據隨葬陶器的相同式別特徵可將M181歸入第2組，M165歸入第3組。M29僅出有1件陶鬲M29∶1，其長方體、高折沿、高襠均屬較早的時代特徵，但腹部外鼓、飾旋斷繩紋的特徵不見於西周早期，主要流行於西周中期，故應以相對較晚的時代特徵確定年代。由於“M29→M35→M36”，M36屬於第3組，同樣可知M29的年代不早於第3組，暫將M29歸入第3組。M46所出陶罍M46∶1腹部所飾三角劃紋內部已出現單向劃線，H492所出陶簋和陶罍的腹部均飾有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屬於第3組典型特徵。屬於第1組的M25開口於北區T11、T12和T15的第⑦層下，北區其餘墓葬開口於第⑥層下，屬於第1組的M186開口於南區的第⑦層下，南區其餘墓葬開口於第⑥層下，據此可知第1組在上述分組中的年代最早。檢驗各典型器物的式別順序，應為由第1組依次發展至第5組，無顛倒現象。各典型器類及其型、式在典型單位中的分佈情況見統計表。（表一）

考慮到上述分組的式別特徵之間存在差異，為了更容易把握器物變化的期別特徵，有必要進行並組。第1組和第2組的B型鬲腹壁較直，腹部通常飾繩紋，第3組和第4組的B型鬲腹壁外鼓，腹部通常飾旋斷繩紋，第1組和第2組的A型豆盤壁外側飾旋紋，第3組和第4組的A型豆盤壁外側飾旋紋且通常貼泥餅，第1組和第2組的陶簋圈足較粗矮，第3組和第4組的陶簋圈足相對較高，可知第2組和第3組之間差異較大。第5組的陶簋圈足瘦高，與第3組和第4組的陶簋圈足相對粗矮特徵差異顯著，第5組的陶豆盤壁及柄外側所飾密集旋紋也與第3組和第4組的陶豆盤壁及柄外側飾少量旋紋特徵差異顯著，可知第4組和第5組之間差異較大。據此可將第1組和第2組合併為第一期，第3組和第4組合併為第二期，第5組僅有1座墓葬，但時代特徵鮮明，歸為第三期。

陝西寶雞周原遺址出土西周陶器被分為三期，分別相當於西周早、中、晚期，各期又均可分為早、晚兩段，是目前流行的西周陶器分期方案之一。商人故地的西周陶器羣面貌與關中地區差異較大，安陽地區也已建立西周陶器的分期方案。將上述分期成果與周原、安陽等地西周遺存已有的分期年代標尺進行對比，可對上述分期成果的絕對年代進行推定。

第一期：A型鬲的高折沿、腹部近直、高弧襠特徵與周原IVA1M17∶7相似，Ba型I式鬲的扁體、低折沿特徵與周原IA1M55∶3相似，D型I式鬲的分襠近平及添加柱足特徵與安陽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5∶1相似，A型II式豆的深盤腹、斂口、粗柄特徵與周原73QHM5∶6相似，B型I式簋的寬折沿外侈、圈足稍高特徵與安陽孝民屯M788∶3相似，B型I式罍的肩部飾較多旋紋和泥餅特徵與周原73QHM5∶4相似，C型罐的高肩近折、底部上凸特徵與安陽孝民屯M742∶1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後者的年代均為西周早期。

第二期：Ba型III式鬲的扁體、低折沿、上腹部飾一道旋紋、柱足特徵與周原IA1M6∶25相似，Bb型III式鬲的扁體、低折沿、足部抹光特徵與周原IA1M52∶5相似，C型鬲的束頸、腹部飾旋紋、扉稜特徵與周原IVA1M3∶10及安陽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2相似，A型III式豆的斂口、尖唇特徵與安陽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4相似，A型IV式豆的敞口、方唇特徵與安陽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5相似，A型III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粗矮圈足特徵與周原60齊家M16相似，A型IV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圈足稍細特徵與周原IVA1M40∶5相似，B型II式簋的寬折沿、下腹部飾繩紋、圈足稍高特徵與周原IVA1M19∶4相似，B型III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淺腹、圈足粗高特徵與周原ZIIA3M7∶6相似，Ab型I式罐高折沿、肩部降至通高一半的特徵與周原ZIVB2M48∶4和安陽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1∶6相似，Ab型II式罐的低折沿、大平底特徵與周原ZIIA3M16∶5和安陽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29∶2相似，B型罐下腹部飾繩紋的特徵與周原IVA1M3∶13相似，後者的年代均為西周中期。

第三期：A型V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瘦高圈足外撇特徵與周原IVA1M25∶8相似，後者的年代為西周晚期早段。A型V式豆和V型II式豆的盤壁外側及柄下部飾密集旋紋的特徵為西周晚期陶器的典型特徵，常見於西周晚期的陶罐肩部，如安陽小屯東北地M2∶4和安陽大寒南崗M5∶2。梁王城西周墓地中明確屬於西周晚期的墓葬僅有M80，隨葬陶器特徵屬於西周晚期早段。

通過對梁王城西周墓葬隨葬陶器典型器類的演變規律進行總結，將以隨葬陶器為核心的梁王城西周墓葬分為三期，年代大體與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晚期早段相當。通過對梁王城西周墓葬隨葬陶器的系統梳理，初步建立該墓地隨葬陶器的分期年代框架。該年代框架的建立，為判斷蘇魯豫皖交界地帶西周遺存的分期年代，以及重新認識銅山丘灣社祀遺蹟的年代提供了一把較為詳細的年代標尺。

二 梁王城西周墓葬反映的文化傳統

江蘇邳州及鄰域的蘇魯豫皖交界地帶屬於商人故地，梁王城發現的這批西周墓葬具有濃厚的商系文化特徵，但又與殷墟文化墓葬存在較為明顯的不同之處。

（一）隨葬陶器形制及其文化因素

梁王城西周墓葬隨葬的陶鬲不見太行山東麓地區西周遺存中最流行的肥袋足無實足根鬲，也缺乏殷墟文化墓葬中常見的小型侈口高束頸鬲及小型旋紋弧襠鬲。A型鬲的聯襠特徵屬於周文化特徵，素面屬於本地文化特徵。Ba型鬲的聯襠及繩紋飾至足尖等特徵屬於周文化特徵，此型陶鬲與關中地區西周典型特徵的聯襠鬲最為近似。Bb型鬲的聯襠特徵受到了周文化的影響，但足部的刮抹特徵屬於商系文化傳統。殷墟文化陶鬲的錐足為素面特徵，河南滎陽關帝廟遺址所出殷墟文化陶鬲靠近錐足的下腹部繩紋也會被抹光或刮削。C型鬲及D型鬲屬於商人故地的柱足鬲系統，通常呈現商、周文化的有機融合特徵。整體上看，梁王城西周墓葬隨葬陶鬲與安陽地區的商代墓葬及西周墓葬隨葬陶鬲的形制差異較大，卻與關中地區西周墓葬隨葬陶鬲的特徵較為近似，表明在陶鬲形制方面受到了來自周文化的較大影響，但Bb型鬲的足部抹光、D型鬲的分襠及素面柱足等特徵屬於商系文化特徵，表明殷墟文化的持續影響仍然存在。

梁王城西周墓地隨葬的陶豆、簋、罍及罐均受到了來自殷墟文化的強烈影響。（圖四）陶豆以A型為主，B型屬於A型的派生型。A型I式豆的形制特徵接近殷墟文化第四期特徵。陶簋根據腹部紋飾分為旋紋簋、繩紋簋、三角劃紋簋和網紋簋，這些陶簋均常見於殷墟文化晚期。陶罍中的A型來自殷墟文化，B型見於前掌大墓地，皆屬商系文化典型器物。陶罐出土數量較少且形制較複雜，A型罐（圓肩罐）源自殷墟文化的陶罍，B型罐屬於A型罐的派生型。整體上看，梁王城西周墓葬隨葬的陶豆、簋、罍及罐幾乎均可在殷墟文化中找到祖型，三角劃紋簋、網紋簋和三角劃紋罍等器型已罕見於同時期的西周遺存，在此地卻可延續至西周中期，足見殷墟文化的持續性影響。

（二）葬俗

梁王城西周墓葬以東向墓的數量最多，存在少量南向墓，這樣的墓向為殷遺墓葬的常見墓向。墓主葬式幾乎均為仰身直肢，缺乏殷墟文化男性墓常見的俯身葬。腰坑僅見於西周早期墓葬，其中M25、M169、M186腰坑內殉狗的頭向與墓主的頭向相反，屬於殷墟文化墓葬的常見特徵。

殷墟文化同穴合葬墓的數量極少，據統計僅有5座，排除了男性合葬和“殉夫”的墓葬，屬於相對平等地位的男女合葬墓僅有殷墟西區M2686。（圖五：1）該墓墓底中部的土梁將墓室分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墓坑，東側為俯身葬的男性，西側為仰身葬的女性。梁王城發現了一座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合葬墓M49（圖五：2），男女之間及腰坑內各殉狗1只，這樣的男女合葬墓在商系文化中系首次發現，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 銅山丘灣社祀遺蹟年代再認識

在梁王城的南、北兩區墓葬之間也發現了零星分佈的西周時期墓葬，以ⅢT4205第⑦層下的M55和M56較為特殊。M55似為平地掩埋，人骨架呈俯身狀，雙臂似被綁縛於後背，下肢彎曲，M56與M55的情況基本相同，唯下肢呈直肢狀，兩具人骨架均為男性，頭向均為140°，反映出相同的非正常死亡特徵。這樣的非正常死亡人骨架很容易聯想到江蘇銅山丘灣社祀遺蹟中的人骨架，兩者具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特徵（圖六），梁王城遺址與丘灣遺址相距也僅有約35公里。（圖七）

無獨有偶，在非正常死亡人骨架鄰近的ⅢT4102內也發現有西周時期的立石遺蹟。S8開口於第⑥層下，打破M54及第⑦層，平面略呈橢圓形，直壁，平底，坑北壁處立有較為規整的石塊，類似的立石遺蹟亦見於銅山丘灣及陝西周原鳳雛三號基址（圖八），鳳雛三號基址庭院內的立石恰好也位於鋪石地面的北部正中，兩者的相似性應不是巧合。坑內還發現兩具豬骨，其中坑內北部靠近立石處的幼豬骨骼散亂，西南部的成年豬骨架保存較好，應具有祭祀性質。

M55、M56開口於第⑦層下，S8開口於第⑥層下，打破第⑦層，且M55、M56人骨架的頭向並不是朝向S8，表明兩者並不屬於同一處祭祀遺存，但足以説明此地在西周時期仍然存在立石社祀的習俗，但由於受到嚴重破壞，難以還原其原始面貌。

銅山丘灣曾發現一處保存完好的立石社祀遺蹟。發掘者指出丘灣遺址的“商代文化層”分為上、下兩層，社祀遺蹟位於上層，又可按照深度細分為“第一層”和“第二層”，“第一層”的人骨架較多而狗骨架較少，“第二層”的人骨架較少而狗骨架較多，不排除這樣的堆積屬於同一次祭祀行為的前後次序，即先殺狗而後殺人。另外需要強調的是，“第一層”中的第14、15號人骨架並未與其他人骨架及狗骨架一同朝向立石，而是朝向立石的相反方向，且這兩具人骨架與其他朝向立石的骨架之間留有一定的空白地帶，推測丘灣的社祀遺蹟可能不止一處。

發掘者指出“商代文化層”的“上層的陶鬲、陶簋、陶豆等與安陽商代晚期器形特徵接近。下層的陶鬲、陶甕、陶簋、陶豆等，則與安陽商代早期、鄭州商代遺址器形特徵相近”（下文皆以“丘灣上層”“丘灣下層”指代丘灣遺址“商代文化層”的上層和下層）。不可否認，丘灣下層所出陶器確實存在時代特徵較早者，但早年發掘中的“大層”概念會將若干情況複雜的“小層”合併，因而造成不同時代遺物混出的現象。

丘灣下層所出陶簋屬於梁王城西周墓葬陶器分期中的A型簋，其敞口、折沿近平等特徵與A型III式及IV式簋的式別特徵相同，屬於西周中期陶簋的典型特徵。（圖九）由於A型簋在西周早期時的口沿為侈口、折沿較高，在西周晚期早段時已出現明顯的束頸及上腹外鼓的特徵，據此可將丘灣下層所出陶簋的年代卡定在西周中期。

丘灣下層還出有1件肩部飾旋紋、腹部飾繩紋的圓肩陶罐。圓肩旋紋罐出現於西周早期，商人故地在西周早期晚段開始出現下腹部飾繩紋的圓肩罐，但此時的圓肩罐肩部仍然較高，如孝民屯M882∶3和劉家莊北地（電業局）M27∶1。梁王城西周中期晚段墓葬所出圓肩罐M31∶7的肩部已下降至通高的一半。（圖一〇）丘灣上層所出圓肩罐的特徵介於西周早期晚段與西周中期晚段之間，年代應大體相當於西周中期早段。

通過上述兩件典型標本的形制分析可知，儘管丘灣下層出有時代特徵較早的器物，但其年代下限可晚至西周中期早段。若此，則丘灣上層社祀遺蹟的年代上限不會超過西周中期早段。丘灣上層出有與丘灣下層年代下限相接的陶器標本。《1959年冬徐州地區考古調查》發表了一件出自丘灣的陶簋線圖，《江蘇銅山丘灣古遺址的發掘》再次發表了這件出自丘灣上層的陶簋線圖及復原口徑，清晰可見陶簋腹部所飾三角劃紋內填單向劃線。在殷墟文化中，腹部飾三角劃紋的陶簋最早出現於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腹部所飾三角劃紋通常為人字形特徵。在梁王城西周墓葬中，西周早期陶簋、罍腹部所飾三角劃紋仍然延續殷墟文化典型的人字形特徵，至西周中期早段才出現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屬於三角劃紋的簡化特徵。（圖一一）根據梁王城西周墓葬陶器分期標尺，丘灣上層的年代上限最早不超過西周中期早段，與丘灣下層的年代下限相接。

由於鄰近的滕州前掌大墓地所出陶簋和陶罍也有腹部飾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者，故需要對這些墓葬的年代進行討論。《滕州前掌大墓地》發表的墓葬中M14、M25、M31、M101、M102、M114、M115、M121、M202出有此類器物，僅有M14、M31、M121出有銅容器，其中規格最高的墓葬為M121（圖一二），可作為典型單位對其年代進行重點討論。

前掌大M121所出陶壺M121∶19及陶罍M121∶18的肩部飾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該墓所出銅尊M121∶3腹部直稜紋上下及圈足部位所飾鳥紋具有尾羽三股的特徵，與西周昭王時期的令方彝所飾鳥紋相似。所出陶鬲M121∶24的低折沿、上腹部飾一道旋紋等特徵與周原IA1M31∶4近似，後者的年代為西周中期早段，根據梁王城西周墓葬陶器分期標尺，該鬲腹部飾有一道旋紋的特徵也屬於西周中期陶鬲的式別特徵。從隨葬器物形制及組合特徵推測，M121的年代下限有可能已晚至西周早、中期之際。《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發掘報告》發表的材料與《滕州前掌大墓地》情況基本相同，有學者指出ⅢM301的年代為西周中期早段，該墓所出陶壺ⅢM301∶15腹部飾有內填單向劃線的三角劃紋，同樣驗證此類紋飾見於西周中期早段。

丘灣上層中還出有一些時代特徵可延續至西周的陶簋殘片。（圖一三）如，腹部飾網紋的陶簋常見於殷墟文化中，但在梁王城西周早期墓葬中仍然可見。正是由於丘灣上層所出陶片與殷墟文化晚期陶片具有較為相似的特徵，才會在過去將丘灣上層的年代誤判為商末。

由於丘灣下層的年代下限為西周中期早段，丘灣上層所出陶片的最晚特徵同樣為西周中期早段，可知銅山丘灣社祀遺蹟應是發生在西周中期早段的社祀活動留下的遺蹟。俞偉超先生曾指出，蘇魯豫皖交界地帶的“殺人祭社之俗在春秋以前是很盛行的。……應當引起注意的是人祭之事皆用於殷社”，表明銅山丘灣社祀遺蹟可以具備西周殷遺文化背景。銅山丘灣社祀遺蹟年代的改定，對於深入認識西周“殷社”的考古學面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