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國富論》描述中國長期處於靜止狀態，為什麼呢？_風聞

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麼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麼多交易。

這種管制（國家和君主幹預經濟生活）幾乎毫無例外地必定是無用的或有害的。”國家只起“守夜人”的作用。它的職能是：“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儘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説，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

——英國 亞當·斯密《國富論》

這是斯密在十八世紀對中國的看法，當時明朝，農耕文明恢復到宋朝的水平，人口過億。在農業社會主導的封建王朝，農業發展取決耕地數量，畝產量很低，不象現在化肥大量施用，在明清畝產量只有三百市斤左右。王朝要養活更多的寄生階層，如地主官僚，就需要更多的人口開發更多的耕地。中國王朝更替有個週期性規律，每個王朝不會超過三百年，人口和王朝更替週期性規律是一至的，人口增減與王朝更替幾乎同步，王朝農耕經濟規模取決於人口數量。

在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國共計9619254户，人口在五千萬左右，但是“安史之亂”爆發後，中國經歷了五代十國的動盪時期，到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全國共計6418500，人口在三千二百萬左右。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人口則已經實現了首次破億，靖康之變前夕的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全國人口更是達到了1.26億！清朝建立之後，人口則從康熙末年的一億左右激增到雍正末年的三億之多。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刺激了人口的增長——雍正將傳統的以人口收税轉變為以土地面積收税。

可見，從二千年跨度來看，中國社會一直在緩慢發展，而非靜止不動。但從秦到清，每個王朝社會結構都是一樣，都是被專制禁錮的社會，社會思想被上層禁錮，實施愚民政策。每個社會階層，都是皇帝官僚階層在塔尖，地主富商在中，大量佃户和自耕小農居底部。封建王朝用各種禁錮和暴力專制，維護着這個金字塔結構二千多年。中國社會和經濟是在一個固定物理結構裏進行量變，在清康乾盛世達到頂峯，大清是封建王朝的頂峯，人口近四億！但這種固定結構社會，不允許有化學反應的質變，沒有重商主義的土壤，只有農本主義！養活統治階級的國家税收，要麼按人頭，要麼按地畝數。經濟規模有多大，養活的寄生階層規模就有多大！經濟規模又取決於人口數量，所以上層炮製出“無後為大”香火傳承理念，保持人口繁殖，他們知道下層人在養活他們。

商人歷來不受上層待見，部分富商靠捐官進入官僚階層，而平民百姓幻想靠科舉當官進入上層，非常難，你根本沒有多餘財力接受教育，私塾很貴，只有上流人才能享受。佃户與小自耕農的剩餘餬口都難，遇到天災人禍就會餓死很多人。而農業又是靠天吃飯，遇天災就會有動亂，如果階層對立社會矛盾很嚴重，起義遭到普遍響應，包括上層內部勢力或北方遊牧民族，遊牧民族受災只有到相對富庶的農耕中原來搶攄，為了生存不得不這樣幹。所以王朝更替主線，就是農民起義和軍閥起義或北方遊牧民族，而矛盾激化都是在不超過三百年內完成。

中國地形和氣候，有一個明顯的農耕分界線，大致延着長城，長城內適合農耕，長城外只能是放牧，這就400毫米降水線。這條線是農業耕作的界線。大多數農作物生長，都需要相當的水熱條件，如果降雨量過少，莊稼就難以生長。沒有前途的莊稼地，自然要被農民和統治者們"嫌棄"。而農作物需要的降水量底線，就是四百毫米，中原政權的實際統治範圍也會在這條線以內。當中原抵擋不了遊牧民的進攻，中原政權必遭破壞更替，在中國歷史上，北方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清。

中原農耕社會上層安於自己的安樂窩，在塔尖享受着下層的剩餘，過的大都有嗞有味，在靜止不動的金字塔社會結構下，雖不人道，又壓抑人權人性的解放，但卻很穩固。中原王朝深受北方搶攄之苦，所以中原王朝不想擴疆拓土，就守着自己的地盤，而地主階層守着自家莊園，自耕小農守着自家幾畝薄田，整個封建社會就這樣守了二千年，直到重商主義的西方崛起。

西方是農牧結合的農業文明，歐州實行休耕輪作制，一半耕地種植，一半長草放牧，進行輪作。因為西歐光照不足，平原農耕條件不如東方的印度與中國，印度與中國都是靜止平衡的社會結構。農牧結合的農業文明，需要穀物與肉奶交換，有了交換才有商業，商業又促進航海貿易，商業又需要司法制度保證信用體系。而西歐文明源頭的希臘城邦制，除神學還有自治和公民理念，還有海盜的航海文化基因。而東方中國明實施海禁，封死了海外貿易開拓，中國錯過了海外殖民的機遇！要不然，強盛的大明，説不定會殖民北美，就不會有當今帝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