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觀察，視角獨特！國際學者貝淡寧：中國抗疫模式是什麼？_風聞

貝淡寧（Daniel A. Bell），國際知名政治哲學家，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

核心提示：

1. 政治體制應旨在選拔和提升具有卓越能力和美德的公職人員。賢能政治源於儒家，但是是由法家啓發的秦朝所制度化的，法家強調的是能力而不是美德。

2. “外儒內法”是賢能政治的理想，不僅在中國政治中傳承了2000多年，也為中國提供了政治優勢，激發了改革動力。

3. 法家思想的遺留隱性而明顯，法家傳統的最新體現是國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動員，有能力採取嚴厲的措施應付對社會秩序構成嚴重和直接威脅的事件（如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

4. 儒家式的信念有助於解釋中國抗疫的成功：願意配合政策措施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對隱私和自由的限制，儒家對於孝順老人的價值觀，以及對專業人士的尊重與敬佩。

5. 作為政治理想的賢能政治可能最難以輸出到其它國家，西方式選舉民主是輸出賢能政治的最大障礙。賢能政治與頂層競爭性選舉並不兼容。

6. 中國不應參與到美國黑暗的選舉遊戲中。我們應保持警惕，致力於與有才華的人士合作，嘗試用經驗來激勵他人。同時提高公職人員的能力和品德，並給予盡職盡責的專業人員更多的言論空間。

▎貝淡寧（Daniel A. Bell），國際知名政治哲學家。出生於加拿大，現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1991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新加坡、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任教。其著作包括《中國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賢能政治》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是當代最具破壞力的事件，且完全顛覆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數十萬人失去生命，數百萬人失去工作，世界上大多數人民被隔離在自己的家中，沒人知道何時才能恢復“正常”生活。

然而，從整體來看，這起事件當中存在着一個驚人的事實：與相對富裕的眾多西方世界國家相比，當前境內病例清零的中國似乎已經控制住了疫情，其死亡人數和社會混亂程度均低於其它國家。此外，韓國和越南等周邊國家在疫情控制方面也似乎做得更好。

這些“成功”控制疫情的東亞國家有哪些共同點？從表面上看，它們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難斷定成功的源頭。然而，它們的共同點是起源於中國，從唐朝開始傳播到東亞的儒家傳統。值得一問的是，儒家思想在與新冠病毒作鬥爭的過程中是否發揮了重要作用？

何為“君子”？能力與美德同等重要

在歷史實踐中，儒家思想往往與中國的另一種主要政治傳統——法家思想相結合。在理想的情況下，儒家思想位於前列：孔子本人修改了對“君子”一詞的定義。在孔子之前，君子的定義就類似於西方的貴族：一名紳士，由於家庭和血統而被賦予特權。

然而，孔子對此説“不”。一名君子是具有超乎平均水平的能力和美德的榜樣，而政治體制應旨在選拔和提升具有卓越能力和美德的公職人員。稍為誇張地説，在接下來2500年的中國政治史中，人們一直爭論着儒家倡導的賢能政治的理想：政治領袖的美德，能力的重要性，如何結合美德與能力，如何衡量美德和能力等等，這些爭論一直持續到今日。

賢能政治源於儒家，但是是由法家啓發的秦朝所制度化的，法家強調的是能力而不是美德。事實證明，秦國在集權和推行殘酷無情的軍事精英管理方面最有成效（根據被斬首的敵軍首領人數提拔士兵），而秦國在秦始皇一人的統治下成功地統一了中國。

然而，國家需要承擔道德使命，而只有在幫助實現該使命的前提下，效率才是合理的。大秦帝國僅維持了15年，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短的大王朝，而背後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它忽略了國家的道德使命。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期開始推行

下一個大王朝——漢朝——建立了持續近兩千年的規範化體系。漢朝統治者採用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倡導通過仁慈的政治來使人民受益的哲學思想——作為其執政思想。儘管漢武帝並沒有放棄使用法家風格的嚴厲法律和刑罰，但他使用儒家思想為其統治提供了合法性，為隨後的帝國政治歷史設立了典範。

賢能政治的理想：外儒內法

法家遺留的影響並不明顯，因為法家在官方話語體系中已經消失了近兩千年。儘管如此，法家思想仍被應用於提高國家的能力以及保障行政效率。

無論官方有何説辭，其政治制度經常採用法家的標準來選拔合格的公職人員，即選拔有能力實施強有力和高效的執行計劃的官員，以及願意使用強權為皇帝解決問題的官員。然而，法家並沒有過分關注目標本身是否正義的問題。

因此，儒家設定了政治的目標——説服皇帝奉行“天下為公”。儒家主張選擇和晉升能夠掌握道義，執行有益於人民的仁慈政策，並保護平民免受殘酷政策侵害的公職人員。在中文語境中，政治精英指的是具有較高（儒家風格）美德和（法家風格）能力（賢能政治）的公職人員的選拔和晉升，即那些很好地掌握了公務人員的理想，同時具有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並且以有效實施“一視同仁”為宗旨的公職人員。

被我們稱之為“外儒內法”的賢能政治的理想，不僅在中國政治中傳承了2000多年，也為中國提供了政治上的優勢。更令人驚訝的是，它也激發了過去四十年左右的中國政治改革。

西方媒體的典型説法是，中國進行了實質性的經濟改革，但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然而，這是因為最高選舉民主被視為政治改革的唯一標準。如果我們擱置這一標準，很明顯的，中國的政治體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歷了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主要的區別是，人們已經在認真努力地（重新）建立賢能政治。

從那以後，賢能政治激發了上級政府的政治改革，其中更多地側重於下級政府的教育，考試和政治經驗。儘管理想與實踐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實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動機仍然是賢能政治的理想。

儒家文化抗疫更有優勢？

與新型新冠肺炎的鬥爭中，一旦中央政府在科學建議的指導下，決定封鎖武漢和湖北，並對中國其他地區實施嚴格管制，疫情在幾周內便得到了控制。與其他受到疫情打擊的重災區（如北美和歐洲）相比，中國境內的死亡人數相對較少。

中國和與其相鄰的東亞國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功於近年來與非典和中東呼吸綜合徵等病毒流行病作鬥爭的經驗。中國領導人及其人民已經意識到病毒流行病的實際和潛在危險，並且能夠在沒引起太大爭議的情況下采取迅速措施加以控制。

▎5月6日，新加坡獨立民調機構Blackbox Research發佈了一項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政府抗疫滿意度的調查報告。報告結果顯示，在全球23個經濟體中，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抗疫的滿意度最高，而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府的疫情應對普遍感到不滿

然而，法家-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體系的持續影響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法家思想明顯的遺留影響，是必須擁有一個強大的、集權的國家，使其有能力採取嚴厲的措施應付對社會秩序構成嚴重和直接威脅的事件。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經常依據法家的手段來推行國家施加強權和嚴厲的懲罰以達到目的，因為法家的手段在處理對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造成直接威脅的事件特別有效。

1949年之前的“百年屈辱史”和內戰帶來的一個教訓是：國家需要有一個強大，集中和有效的政府來維持社會秩序。法家傳統的最新體現是國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動員，以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當然，武漢地方政府應該更早採取行動，而不是阻止有關新疾病的信息的傳播。

然而，一旦中央政府在1月下旬發佈了明確的指示來應對該疫情，整個國家就進入了完全或半隔離狀態，所有級別的政府都嚴格遵循命令，優先考慮與病毒的鬥爭，將最新的技術應用到控制病毒擴散當中，而過程中幾乎不需要顧忌隱私或個人自治。

如此強有力的措施有助於在幾周內遏制病毒在中國境內的擴散，但是受法家啓發的嚴厲手段本身無法解釋當中的成功，而儒家傳統也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願意配合政策措施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對隱私和自由的限制，因為他們具有儒家式的信念，即政府在為人們的最大利益行事。如果人民認為對其日常生活的集權控制是永久性的，那他們也不會遵守限制，這當中的假設是人們最終將恢復他們所期望的平常生活和責任，並且擁有很大的自我完善空間和履行家庭職責的時間。

此外，更具體的儒家價值觀也有助於解釋對抗疫情的成功。儒家對於孝順老人的價值觀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東亞國家採取如此有力的措施，來保護人們免受對老人特別危險的疾病的侵害。

相反，像瑞典這樣重視年輕人的國家則選擇了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多薩特稱之為“讓老年人死於羣體免疫”的做法。相較於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常見的接吻和擁抱，相對保持距離的“問候習慣”（例如東亞國家的鞠躬和拱手）有助於將傳染病的擴散減到最低。

▎疫情全球性爆發以來，不少西方國家選擇“羣體免疫”之路。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家特格內爾在近期表示，首都斯德哥爾摩將在5月份實現“羣體免疫”，並強調這種防疫策略更適合面對疫情二次爆發

或許最重要的是，儒家對專業人士的尊重敬佩在東亞國家的人民中幾乎是常識，這也保證了有科學依據的政策的有效性。以中國為例，當84歲的鐘南山院士於1月20日向民眾警告新冠病毒的嚴重性時，全國都聆聽其勸告併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在諸如美國這樣具有更強烈的反精英精神的國家中，以專業知識和仁慈之心而聞名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發揮同等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毫無疑問，在中國，對儒家價值觀的自豪感只會持續增加，因為儒家思想幫助中國人民克服了近年來面向人類福祉最嚴峻的挑戰。

向西方傳播儒家思想，可能嗎？

然而，我們是否有理由認為，遭受重創的西方國家將尋求在政治上與日常生活中學習法家儒家思想？

在這點上，我們很難保持樂觀態度。一方面，西方社會的文化基礎不同。優先考慮隱私和個人自主權的社會有可能會拒絕“法家風格”的措施，即便那只是面對緊急衞生危機所採取的短期反應。

而且，對於拒絕接受社會等級制度文化的民眾，即便他們掌握了科學知識並服務於廣大人民的利益，也不太可能忠實地追隨那些要求他們在危機時刻做出犧牲的領導人。話雖如此，強迫性的社會隔離可能導致人們更加認識到儒家對社會關係的重視，並將其視作美好生活的關鍵。

▎貝淡寧在（與汪沛合著）最新出版的《正義等級論：社會等級何以如此重要》（2020年3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著作中，展開討論哪種形式的等級制度最公正，以及它們如何服務於實現道德理想的目標

在西方國家，社羣主義思想家也有類似申言，人類是社會性的存在者，他們更像是成羣生活的獅子，而不是獨居的老虎。直到最近，在優先考慮個人自治的西方國家，社羣主義思想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然而如今，社會隔離已迫使人們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缺少與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日常互動，人就無法健全發展，而強調社會關係重要性的社羣主義觀念也可能在西方社會中變得更為主流。

儘管如此，作為政治理想的賢能政治可能最難以輸出到其它國家。一方面，在規模較大的政治社區中，賢能政治的理想對上級政府最為吸引，原因是要統治和管理像中國這樣龐大而極度多元化的國家是非常艱難的，而將中國與相對較小，相對同質，且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進行比較並無幫助。

而且，大國的上級政府所面對的問題非常複雜，並且往往對多個社會領域，世界其他地區以及子孫後代造成影響。對大國而言，具有較低政府層級政治經驗和良好表現記錄的領導人更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選舉民主可能適用於小國或者大國政府的基層政府，因為即使出了問題（舉例説，過度的民粹主義和狹小視野忽視了長期規劃和對子孫後代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關注，從而造成代價），這並不會造成世界末日。

然而，如果在大國的頂層領導中發生嚴重失誤，世界很可能就此走向盡頭。龐大的政治共同體的上級領導人，其政策影響着億萬民眾，包括子孫後代和世界其他地區人民的生活。

儘管如此，選舉民主是輸出賢能政治的最大障礙。那些視選舉為選拔領導人的方式，且這一思想根深蒂固的國家很可能會拒絕賢能政治。賢能政治可以，並且應該輔之以民主做法，例如基層政府的整頓，公民投票和選舉，協商和審議以及言論自由。

然而，賢能政治與頂層競爭性選舉並不兼容，因為頂層領導人的選舉民主將破壞旨在選擇和晉升具有經驗，能力和美德的領導人的制度的優勢：沒有任何政治經驗（例如唐納德·特朗普）能夠成為最高領導人，但卻犯下許多初級的錯誤。當選的領導人將不得不花費寶貴的時間籌集競選資金，並一遍又一遍地發表相同的講話，而不是着重考慮國家政策。而且，當選的領導人將出於對短期選舉的考量而受到諸多約束，而這當中的代價是需要捨棄為政治社區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利益進行長期規劃。

或許仍然有人會認為，在遏制疫情大流行方面相對成功的中國可能會迫使人們重新審視西方國家根深蒂固的政治價值觀和做法。

美國大選阻礙了世界向中國學習

不幸的是，中國的“成功”不太可能被中國以外的國家視為成功。

以接下來的隱喻作為思考：想象一下如果我感染了一種新的傳染性疾病，起初會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並且顯得我有點粗心。我和朋友們去參加一個盛大的宴會。我的母親在疾病控制方面有更多的經驗，她敦促我要更加謹慎，但我將她從微信羣中刪除了。最終，我的父親在科學建議的指導下，為我的家人做出了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他將我的家人與社區和世界其他地方隔離開來。

最終，我的父親採取了艱鉅而必要的措施，成功地制止了這種疾病向其他家庭的擴散，但這對其他家庭來説為時已晚。他們也受到了這種疾病的影響，當中許多人在控制該疾病方面做得很糟糕。我的家人試圖幫助他們。其他家庭為我的家人所提供的幫助表示感謝，但他們仍對我的家人感到不滿，因為這種疾病最初是從我的家庭擴散出去的。

更糟糕的是，其他在照顧自己受感染的家庭成員方面做得不好的家庭，卻將問題歸咎於我的家人，而不是專注於修正自己的錯誤。用“中國”替代“我的家人”，這下我們便知道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遇到的困境。

現在回到現實世界。無論中國如何成功地在其境內遏制該病毒，其它國家都將中國視為病毒的源頭，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將病毒大流行歸咎於中國。這使得西方國家更不可能學習中國的政治體系和對抗病毒的經驗。

那麼中國能怎麼做呢？中國應該分享經驗，幫助其他國家，並盡最大的努力確保將來能夠控制疫情。當然，越南和韓國等其他國家也樹立了典範，在某些方面它們甚至比中國做得更好。我們也應該嘗試借鑑國外的最佳做法。

對於向中國學習，這其中最棘手的短期障礙是美國的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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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民主制度的缺陷之一是通過妖魔化對手和創造敵人的手段往往更容易獲得選民的支持，而不是反省自己在問題上應負的責任並試圖有效地解決問題。不幸的是，這一缺陷在選舉期間尤其明顯。在美國，候選人們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通過“抨擊中國”來獲得選票。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領導人當選後會變得更加理性。

同時，中國不應參與到他們骯髒的遊戲當中。我們應保持警惕，並致力於與有才華的人士合作，以解決諸如全球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我們也可以嘗試通過我們的經驗來激勵他人。

我們需要提高公職人員的能力和品德，並給予盡職盡責的專業人員更多的言論空間，以便他們在問題爆發之前能夠進行通報。我們應該通過謙卑，善行和從錯誤中汲取經驗來啓發他人，而不是過度吹噓我們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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