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離亞洲還是主宰亞洲，日本為侵略戰爭都找了什麼藉口？_風聞

作者： lyw

編輯：Thomas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情報員（ID：huanqiuqby）.

日本在近代對中國，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的佔領，給這些地區帶來了許多痛苦的回憶。然而，與歐洲列強花了數百年在美洲和非洲圈佔殖民地不一樣的是，日本對其周邊地區的侵佔活動是在明治維新後的短短幾十年間完成的。

▲ 1942年日本控制的區域

明治維新後，國力日漸強盛的日本看到衰落的亞洲，發生了一場著名的思想爭辯。 當時的日本社會圍繞究竟是脱離亞洲成為西方的一員（脱亞論），還是留在亞洲成為亞洲的主宰者（泛亞主義）展開了討論。

隨着時局的發展，“泛亞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功壓過了“脱亞論”，成為了日本社會的主流思想。而這兩種思想，亦在這場爭辯之中為日本發動各類侵略戰爭提供了種種藉口。

究竟發生了什麼，讓“泛亞主義”壓過“脱亞論”成為了日本的主流觀點呢？“脱亞論”和“泛亞主義”，又是如何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的？

一、從鎖國到開國

1603年，德川家康結束了應仁之亂後日本混亂的戰國時代，在江户建立了最後一個幕府政權，史稱江户幕府。在這一時期，西方經過地理大發現後，進入了海洋時代，並不斷向海外輸送基督教傳教士進行傳教。

而日本的近鄰中國，卻選擇了逐步閉關鎖國。1633年，由於天主教勢力在日本的日益壯大，以及與西方進行貿易可能會讓部分大名（封建武裝領主）的實力超過幕府，江户幕府也效法中國，頒佈了第一次鎖國令，禁止大部分外國船隻進入日本。

然而閉關鎖國終究不是時代的潮流。18世紀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列強為了打開市場，獲取更多的原材料，進行了很多擴張活動。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滿清緊鎖的國門自此被西方列強撬開。

1845年，藉着中國國門被開的勢頭，同樣處在工業發展階段的美國也順勢和中國簽訂了一份雙邊協議。次年，美國試圖和日本商談貿易事宜，卻被江户幕府拒絕。於是在1853年，美國人再次來到日本，希望日本可以打開國門和美國進行商業往來。迫於美國人的強大實力，江户幕府不得不簽下《神奈川條約》，和美國人做起了生意。緊閉的日本國門重新打開了。

▲ 1853年黑船事件，美國將領佩裏叩開日本國門

重開國門後，一些地方開始勢力不滿江户幕府糟糕的外交手段，便打算推翻江户幕府，重新恢復天皇的權勢。當時在位的明治天皇也非常支持這些地方勢力。1868年初，明治天皇宣佈廢除幕府，並重獲大權。

▲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人穿上了西洋服飾

明治天皇掌權後，與西方列強相比，日本還是處於很不發達的狀態。1871年，天皇派出了岩倉使節團到西方各國遊歷學習。使節團向天皇報告了西方的發達程度之後，天皇便決定對日本進行現代化改革。他大刀闊斧地對教育，經濟，軍事，基礎建設做出改革，並鼓勵大家學習西方文化風俗。這些改革都帶動了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國力的飛速增長，也為日後的擴張奠定了物質基礎。

▲ 明治維新後日本煤礦開採量

二、“脱亞”還是“泛亞”

明治維新帶給日本帶來了進步，但此時西方對亞洲的態度卻非常糟糕。滿清政府自鴉片戰爭起屢向西方低頭，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讓日本非常害怕自己會不會淪為第二個清朝。出於自保和對西方的恐懼，日本人開始思考自己未來的出路。

於是日本發生了一次激烈的討論：日本應該脱離亞洲擁抱西方，還是留在亞洲做亞洲的主宰者？宣稱脱離亞洲這一主張的説法，被稱為“脱亞論”。其中最為著名的論斷來自一篇刊登於《時事新報》的匿名文章。

▲ “脱亞論”部分內容

《時事新報》是維新派思想家福澤諭吉創辦的一份報紙，福澤諭吉今天也被印在了一萬日元的紙鈔上。這篇文章強調日本應該不再與中國和韓國這些亞洲國家為伍，而是應當全面西化。西方如何對待亞洲，日本就如何對待亞洲。這樣一來，日本就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了。

▲ 福澤諭吉被印在一萬日元鈔票上

與“脱亞論”支持者相左的便是“泛亞主義”的支持者。“泛亞主義”認為日本和他的鄰居，甚至亞洲各國都有着緊密的聯繫，大家應該團結一致對抗西方，而日本在這其中將扮演着領導者的角色。

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俄國，成為首個擊敗歐洲列強的亞洲國家。這一結果讓泛亞主義者歡欣鼓舞，因為這預示着日本身為亞洲國家也是有能力抗衡歐洲的。 孫中山先生甚至稱這次勝利是亞洲人“自己的勝利”。

▲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學生所作的反俄海報

然而無論是“脱亞“還是“泛亞”，都將殊途同歸，他們都成為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擴張侵略的藉口。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攫取了台灣，在日俄戰爭中擴大了自己在東北亞影響，並在1910年將朝鮮半島併入自己的版圖。這種種侵略活動背後，既有“脱亞論”，亦有“泛亞主義”的影子。

從“脱亞論”的角度看，既然日本要效仿西方列強，那日本也可以像西方列強那樣通過種種不平等條約來欺壓自己的鄰國。既然英國可以通過條約讓中國割地，那日本也可以通過條約讓中國割地，通過條約把朝鮮半島吞併。

日本甚至還可以用列強對待亞洲的方式來對待列強自身，比如在日俄戰爭中日本通過條約讓俄國放棄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脱亞論”相信這些舉措可以讓日本成為和西方平起平坐的大國。

而從“泛亞主義”的角度來看，清朝國力羸弱，因此不能帶領亞洲對抗西方的侵擾。那此時的日本就應該崛起，替代清朝成為亞洲的領導者。只有在更為強大的日本的帶領下，亞洲才可以抵禦西方的侵略者，並且走向繁榮。《日韓合併條約》就強調了日韓合並可以“增進相互幸福，永久確保東洋和平”。加之“泛亞主義”認為日本和亞洲同根同源， 那麼讓鄰國成為日本統治的一部分似乎説得通的。《日韓合併條約》就聲稱了日韓擁有“特殊而親密之關係”。

▲ 《日韓合併條約》

三、一戰後的失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出於對德國在中國和太平洋所控制的土地的覬覦，日本自然無法對一戰坐視不理，也想趁機從德國人手中撈上一筆。日本對德宣戰後，旋即佔領了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

▲ 1898年德國在膠州灣設租借地

一戰結束後，日本作為戰勝國獲得了參加巴黎和會的機會。日本非常渴望可以在和會上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共同瓜分勝利果實。代表日本出席會議的近衞文麿（二戰時期曾三任日本首相），就在與會前直呼巴黎和會不應該被歐美主導。為了消除當時西方社會的“黃禍”論調，日本代表在會上還提交了“人種差別撤廢提案”，認為日本人作為有色人種不應被西方歧視。

然而日本人並沒有在巴黎和會上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山東問題由於中國代表團的拒絕簽字而成為懸案，“人種差別撤廢提案”也沒有得到通過。在隨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中，山東被歸還給了中國，這並不是日本代表想要的結果。再加上英日同盟也在華盛頓會議上沒有得到續約，日本與西方更加形同陌路了。

▲ 日本巴黎和會代表團

帶給日本的打擊卻遠不如此。1924年，美國出台了“反日本移民法案”，這份法案對日本與西方之間的關係更是雪上加霜。日本二戰甲級戰犯嫌疑犯德富蘇峯在當時評價到，這份法案意味着日本將把自己的外交中心轉向他的亞洲“兄弟”。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苦心積慮地設法融入西方建立的世界體系，但到頭來卻還是沒有被西方平等對待，大國地位也沒有得到西方的認可。在戰後和會上的碰壁以及西方對亞洲的持續歧視，讓日本人咽不下這一口氣。

於是在一戰後，“泛亞主義“逐步取代了“脱亞論”，成為了當時在日本更受人追捧的理論。“泛亞主義“裏的“亞洲大團結”和“對抗西方”這些論調，更能舒緩日本人的心中的不甘。

四、當“泛亞主義“遇上軍國主義

到了1930年左右，又有一支宣揚擴張的勢力在日本崛起了，那就是軍國主義者。先前的泛亞主義者主要是由學者和政客構成，而軍國主義者則主要由日本軍官構成。

在1929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中，日本也深受影響，迎來了昭和危機。此時的日本人口已經超過到6000萬，對糧食等各類物資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在這種背景下，一批以日本陸軍軍人為首的軍國主義者站出來，鼓吹只有擴張和計劃經濟才可以把日本從種種危機中解救出來。 他們還認為現有的議會制度是讓日本無法繁榮的直接原因，日本應該建立一個軍人領導的政府。

▲ 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口開始暴漲

與此同時， “泛亞主義”和“軍國主義”產生了融合。由於二者都可以作為侵略的藉口，兩種觀點自然可以融洽相處。“九一八事變”的策劃人石原莞爾就是兼備這兩種觀念的代表性人物。石原堅信日本應該對外擴張，通過在海外佔領區實行計劃經濟模式，讓這些佔領區提供相應資源來滿足日本國內的需求，使日本與海外佔領區的經濟合為一體。

另一方面，石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東方和西方終有一戰，而日本理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帶領亞洲戰勝西方列強。為了實現這些想法，石原決定佔領中國東北地區，並建立一個“滿洲”傀儡政權。“滿洲”豐厚的自然資源可以用來滿足日本國內的物資需求，而統治中國東北也符合日本想統領亞洲的目標。

▲ 日軍佔領瀋陽

“九一八事變“後，軍國主義勢力愈發猖狂。其中發生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對日本內閣則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次事件之後，日本內閣重新允許軍隊的現役軍官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

在這一情況下，如果軍隊不滿內閣的政策，便可以讓陸軍大臣或者海軍大臣辭職，這樣內閣不得不進行重組。如此一來，日本軍隊便和政府內閣牢牢掛鈎了，軍隊在內閣的影響力也達到了一個峯值。隨着軍隊對日本內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內閣中對戰爭的支持度愈發強盛，“泛亞主義”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 1935年日本促進“中日滿和平”海報

1937年6月，近衞文麿成為了日本的內閣首相。他既是一名堅定的軍國主義者，又是一名堅定的“泛亞主義”者。他的上台預示着日本將成為瘋狂的戰爭機器。次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在近衞文麿的許可下，日本發起了全面侵華戰爭。

1940年，近衞文麿提出了充滿“泛亞主義”色彩的 “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概念。這個概念鼓吹日本應該作為亞洲地區的領袖，帶領亞洲團結一致走向繁榮。這為日本全面侵略中國進行了辯解。

另一方面，這個概念也反對了西方對亞洲的殖民統治，並號召亞洲團結起來擊敗西方。如此一來， “大東亞共榮圈”也為日本之後入侵被西方殖民的東南亞提供了藉口。這一切實際上只是為了掩蓋日本發展殖民勢力的意圖。

▲ 近衞文麿內閣成員合影（1940）

當然，東南亞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是吸引日本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本身並不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而此時位於西方殖民統治下的東南亞，又盛產戰略物資。為了維持戰爭機器的運作，日本人需要通過控制東南亞來維持自己的物資需求。

最終在1941年底，日本將槍口對準了東南亞。日本將入侵東南亞解釋成為一場“聖戰”，宣稱其目的為了團結亞洲，建設亞洲，並驅逐西方勢力。日本雖然表面上趕走了西方列強，但其對東南亞的統治，依然充滿着暴行，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共榮”。

▲ 日本二戰宣傳海報

總而言之，日本走向擴張之路的過程是複雜的。先是19世紀末在“脱亞論”和“泛亞主義”兩種理論的共同支持之下，日本選擇打壓中國和朝鮮以謀得亞洲霸主地位，從而試圖獲得西方對日本的認可。

但一戰後由於日本發現自己並沒有真的被西方列強平等對待，便摒棄了“脱亞”的想法而全力投身於“泛亞”的構想中。隨着快速的工業化發展，本身資源稀缺的日本開始覬覦其他國家的資源。國內暴露的經濟問題又讓軍國主義者趁勢上台鼓吹擴張的必要性並打壓了代議制政府，使得日本內閣成為了軍人的內閣，為發動戰爭提供了便利。

▲ 1943年11月在東京舉行的“大東亞會議”，用於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

加之軍國主義和“泛亞”在擴張侵略的理念上不謀而合，便衍生出了“大東亞共榮圈”這種帶有“泛亞主義”的擴張思想。這種思想甚至成為了國內高層的主流觀點。最終，日本在侵略擴張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左傳》有云，“多行不義必自斃“。即便日本一開始侵略的藉口聽起來多麼合理，他的戰敗表明，侵略的結局終將是搬石砸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