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未來一段時間裏的世界變化的思考 ——以西方國家為主要考慮方向_風聞

對未來一段時間裏的世界變化的思考

——以西方國家為主要考慮方向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反覆刷新着人們的預測，而同時，人類對其本身和其造成的影響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隨着疫情的進一步發展，人類社會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已經是可以嘗試進行一定程度預測而且應該嘗試去認識的了。

總的來看，這次疫情已經必然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雖然不確定性還很大，但是各國的社會制度，國際經濟，國際關係都將會迎來變革，疫情已經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強有力的催化劑。

關鍵詞：新冠疫情 國際關係演變 社會制度變革

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邏輯

萬事萬物都在遵守着一定的規律進行永不停息的精確的或者不是十分精確的運動，人類社會也不例外。由於人類社會必然處在一定的環境中，與環境發生各種各樣的相互作用，與環境構成一個系統，單純考慮人類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都很難得出一個長期準確的結論，因此更準確的説，人類社會——環境系統，這個系統也不例外的遵守着一定規律進行着永不停息的運動，而這些規律是可以被有意識的人類認識的。這些規律的突出一部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類社會——環境系統的運動不被外界因素所決定，而是由自身決定的。也就是説，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該系統未來的運動狀態的決定條件來自系統之內。（在一定條件下，被外界因素決定和不被外界因素決定運動狀態的系統在自然界都是常見的，如地球表層系統整體上被外界的太陽輻射所決定，而一個不受外力的力學系統則由自身決定，筆者不認為人類社會和這些系統所遵守的規律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人類社會——自然系統存在這樣的規律並遵守這樣的規律運動，而人類對這些規律的正確認識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這是本文的理論基礎。

正如上文所述，人類社會——環境系統遵守着一定的規律，而規律的條件，或者説人類社會——環境系統未來的運動狀態的決定條件絕大多數情況來自於系統之內（下文將不再明確指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因此我們只要知道一個特定時刻的人類社會狀態，就可以知道在這一時刻人類社會所遵守規律的條件和初始狀態，人類社會也就會沿着這些規律進行一定程度上有跡可循，可以預見，有內在邏輯關聯的運動。我們把在這一時刻的條件和對應規律的總稱稱為人類在這一時刻的歷史邏輯。顯然，在很多情況下，某一時刻的歷史邏輯與接下來一段時間的歷史邏輯有明顯的延續性，這是因為下一時刻的這些條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一時刻所決定的，我們把這樣一種情況下，這一系列的規律稱為這一時段的歷史邏輯，而在這樣一段歷史邏輯下人類社會所被決定的運動稱為這一時段的歷史脈絡。

不同層次上的運動遵守着不同的規律，因而規律有層次性。上層的規律對下層有制約作用，而下層又參與構成和表現了上層的規律。這一點在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中則體現為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同樣有層次性，上層的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對下層有制約作用，而下層又參與構成和表現了上層的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

雖然人類社會——環境系統被這些規律所決定，但是這些規律所決定的運動並不像牛頓定律一樣能夠精確的預測未來的每一時刻，也不能決定一些概率性事件的發生，因此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人類社會——環境系統中發生了某一概率性事件，雖然這一事件同樣根本上要遵守人類社會——環境系統的規律，但是其遵守規律的運動仍使人類社會脱離了過去的運動狀態，進入了新的運動狀態，從而開始導致人類社會——自然系統的規律的條件發生改變，因而進入新的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中。這是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改變的可能原因之一，我們把這一過程稱作“翹板效應”。“翹板效應”可以在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的各個層次上發生，具體發生在那一層次上取決於改變的大小。

由人類社會——環境系統遵守規律所產生的歷史邏輯，歷史脈絡和“翹板效應”的存在和其性質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邏輯。

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翹板效應層次

新冠肺炎疫情顯然是一次人類社會——環境系統遭遇的概率性事件，要分析它是否構成翹板效應，第一步應該是確認這樣一點：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是人類社會——環境系統遭遇的，我們之前沒有討論的“非絕大多數情況”？

要判斷這一點，一方面要從歷史中找經驗，即過去是否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其發生的可能性如何，人們對其發生的可能性是如何看待的？另一方面要看其對現實社會的影響。從歷史上看，雖然這次疫情深度廣度都十分深刻，但並非整個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例如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1918年大流感，等。這些過去的疫情都重創了當時的人類，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看來，雖然固然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疫情，但新冠疫情的嚴重性也未必能遠超這些人類歷史上的大疫；從可能性上説，這種疫情發生的可能性也並不是極小的，事實上，人們對全球化時代出現這樣的疫情並非完全沒有考慮，專家學者曾反覆地警告一場“全球化”的疫情發生的可能性，如2019年1月21日發表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豐富內涵》一文中就明確指出：“經濟全球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加上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災害、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移民難民等全球性問題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擴散”；從疫情對人類社會對影響來看，固然疫情已經對人類社會照成了巨大的衝擊，但並沒有根本上摧毀或動搖人類社會的體系，使人類社會陷入徹底的混亂和倒退。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是人類社會——環境系統中的一個概率性事件，但並非“非絕大多數情況”，我們是可以使用未考慮“非絕大多數情況”的結論來討論它的。

既然可以用我們上述的結論來討論它，那必然要討論的一點是：新冠疫情是否構成翹板效應？如果構成，它是哪一層次上的翹板效應？這一點應該從疫情發生前後人類社會的各種對比加以判斷。從人類社會的根本制度而言，目前依然是資本主義佔主導的階段，顯然新冠疫情沒有改變這一點；從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的情況來看，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情況來看，西方國家逐步陷入治理困境，社會矛盾尖鋭，貧富差距拉大，經濟泡沫氾濫，以中國為代表的亞非拉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崛起已經構成必然之勢的歷史進程同樣沒有被疫情改變；但是，最明顯的改變是，所有這一切矛盾都在疫情的“催化劑”下快速發展，急劇擴大，原本的歷史進程被大大加速，開始在新的條件下發展，從這個角度看，疫情確實引起了“翹板效應”，而且其發生的層次主要體現在於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演進的速度上。

但是，加速並不是將未來的事件簡單的堆砌到一段不長的時間力，而是諸多事件的疊加和集中爆發。一些原有可能消除的矛盾不得不爆發，一些本不會照成這麼大破壞力的危機由於集中爆發而產生了空前的破壞，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説到底，這已經是新的歷史邏輯，新的歷史脈絡了。

雖然目前新冠疫情影響的層次任只是“速度”的層次，但不能否認未來各種矛盾集中爆發以至於影響到了更高的層次的可能性。但是，更高的層次歸根結底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難以被根本撼動，因此這種可能性並不大。本文除了最後討論戰爭可能時會涉及這種可能，其他時候不討論這種可能。

從這一角度看，我們已經可以對未來做一些有把握的結論：資本主義的時代不會被這一場疫情徹底終結，2008年後東西方的一系列深刻複雜的演進構成仍會繼續，中國崛起依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大勢，是歷史脈絡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結論是從疫情沒有大幅改變的歷史邏輯層次上得到的。

當然，我們不僅會對這些沒有改變的情況感興趣，我們對在疫情中會發生改變的，發生了“翹板效應”的演進速度層次上同樣十分感興趣，並且想知道：這種快速的演進會產生什麼樣的歷史事件？要認識這一點，顯然就要具體的考察疫情對人類社會——環境體系照成了什麼影響。

新冠疫情引起的翹板效應的具體分析

由上文的論述我們已經可以得出：新冠疫情已經引起了翹板效應，它極大的激化了西方社會已有的矛盾，本來這一矛盾的發展和演變已經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歷史邏輯發展的必然，而疫情並未改變這一歷史邏輯，只是大大加速了這一歷史進程，這就會導致西方社會的各種本可以短時間緩解的矛盾激化，本可以化解的一部分矛盾難以化解，各種本可以逐步爆發的矛盾不得不集中爆發，這些必然導致新的歷史脈絡不是假如不發生疫情的幾十年的歷史脈絡的簡單疊加，而是系統的，更具破壞力的爆發。

雖然疫情已經大大加速了這一進程，但這是相對於假如不發生疫情的可預見的進程而言。事實上，由於現代資本主義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和完善，應對危急的能力遠非1929年大蕭條時可比。因此，這一已加速後的歷史脈絡，歷史進程，到底會像蘇聯解體一樣，在極短的時間裏發生，還是相對平穩和緩的發生，依然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和考慮。

矛盾的爆發是發生在現實世界的而不是抽象的，因而其必然有現實的承載，必然在具體的方面有所表現。我們將從社會制度、國際經濟、國際關係這三個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的方面加以論述。

社會制度

本節最主要討論的是疫情發展中和疫情後西方國家的制度演變。之所以首先討論社會制度是因為在當前即使存在歐盟這樣的組織也並沒有改變各國之間的社會依然相對獨立的現實，國際經濟和國際關係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各國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首先考慮這些“相互作用”的主體自然是合理的。

2008年以來的西方社會憑藉着自身已經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模式，成功的將當時社會藴含的巨大矛盾“隱藏”，所謂“隱藏”是指西方國家並沒有解決當時的問題，只是避免了複雜的矛盾的爆發，從而使西方社會保持了表面上的平靜。但是其本質的矛盾，如西方國家僵化的生產關係，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意識形態的固化，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依然在“平靜的水面下”遵守着自身的規律，沿着歷史的邏輯，發揮着自身的作用。西方社會在“平靜”中社會鴻溝不斷加深，貧富差距持續拉大，民粹主義浪潮興起，經濟社會發展停滯或虛高，意識形態對立加劇，階級矛盾不斷激化，這一切正呼喚着一次社會領域的徹底變革。而新冠疫情爆發的催化作用則可能使其比原來早的多的爆發，爆發的表現形式更有破壞力，對原有的社會體系的衝擊更加激烈。

但是，這種衝擊所造成的後果，顯然不應該用“西歐劇變”之類的去形容，這次衝擊大概率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次發展和變革，難以動搖其社會制度的根基。這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經過了長期發展，本身抗衝擊能力強、資產階級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權力和社會資源、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當今西方社會有自己的發展，但經過長期的妖魔化，其發展遠遠比不上西方社會民粹主義的興起、各國共產黨組織羸弱渙散，難以在當前組織起羣眾。根本上説，現代資本主義還沒有到徹底覆滅的時候，這是疫情影響層次之上的歷史邏輯和歷史脈絡。因此，不排除個別國家真的可能出現社會制度的根本變化，但認為會出現“東歐劇變”似的情景是不太可能的。

意識形態是社會制度的心臟，意識形態的變化將是社會制度變化的先導。西方長期陷入自由主義的窠臼之中，帶着特有的自豪感拒絕變革，這是西方社會長期改革難以有成效的重要原因。然而，這並沒有讓西方社會產生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意識形態的創新，反而導致民粹主義的泛濫，極右翼政黨登堂入室，走上政治舞台。從根本上説，歷史的必然邏輯正在西方呼喚着理論創新。在疫情中，西方自由主義的表現不佳，中國的成功與西方的失敗對比鮮明，這必然會嚴重打擊西方社會對自由主義“特有的自豪感”，使其中一部分有識之士痛定思痛，開始意識形態上的理論創新；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衝擊下的經濟動盪正讓一大批普通西方人民陷入經濟困境，這也將是民粹主義、極端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温牀。西方的意識形態創新和鬥爭的結果直接關係着未來西方社會的制度，更關係着未來國際關係，國際貿易的形式。然而，遺憾的是，我們面前還難以真正的回答西方理論創新的結果，模式和時間表，因而後面的一切預測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西方社會制度必然有巨大的變革，卻是確定的。

國際經濟

國際經濟在現階段主要仍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活動。在疫情中，大規模的隔離，封鎖、油價的暴跌、失業人口的劇增業已展現了國際經濟面臨的巨大危機，短時間裏看，隨着疫情的進一步發展，原油產業的波動，失業潮的來臨，西方國家本來已經存在的經濟社會風險，美股二次連續暴跌熔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甚至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假如西方社會更快的發生變革陷入動盪，又在動盪中減緩經濟的復甦，就有可能形成“社會——經濟”的負反饋，假如這樣，經濟復甦的“U”型曲線就不會來臨。當然，隨着歐洲疫情的緩解和逐步開始的復工復產，以及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也許情況會好得多。但無論如何，不只是一次深度的經濟衰退必然來臨，沒有後續的一系列的深度的經濟動盪，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向更長遠看，在前一階段，國際貿易的主要方向可以説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源富足的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發達國家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國家產能利用”。雖然這個體系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但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並沒有完全徹底的從這一體現中獲利，反而由於負債的消費導致了社會巨大的風險，國際分工減少了本國的就業崗位，產生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這樣的全球化的變革已經是歷史邏輯的必然。而隨着疫情的“催化作用”，這一進程可能更快的到來，在西方國家社會制度的變革中，原有的國際貿易體系必然是討論和改革的重要方向。由此，原有的全球化將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展開，而這“全新的形式”，到底意味着全球化程度的倒退，全球化程度的停滯，還是新的發展擴大的全球化，依然要進一步觀察。

國際關係

當前的國際關係仍呈現“一超多強”的局面，而最重要的幾對國際關係又有中美關係，中俄關系，美俄關係，俄歐關係，中歐關係，中日韓關係，中國——東盟關係。無論是哪一對關係，美國的影響顯然都是巨大的。因此，未來國際關係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美國。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憑藉自己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強大的軍事力量，依託龐大的盟友體系和海外軍事基地，奉行霸權主義，號稱要“領導世界”，在這一過程中也承擔了一部分國際義務。但是，這種霸權主義並沒有給美國帶來徹底的利益，反而極大的消耗了美國的國力，孤立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抬頭，撕裂着美國社會，更以特朗普政府的執政而昭示着這些思潮的巨大影響。美國與自己“親密”盟友隔閡漸深，矛盾不斷；頻繁“退羣”，拒絕國際義務；這些無不損害着美國的“領導力”，這一切在疫情前就已經是既然事實。

而在疫情中，美國的表現更是混亂的令人錯愕。國內疫情擴散，社會矛盾激化、國際上拒絕義務，“打劫”盟友，斷供世衞，遭到各方譴責、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治理國務卿庫爾·坎貝爾（Kurt M.Campbell）直言美國領導力三大要素：提供全球公共品能力，美國國內治理能力，協調各國力量應對危機的能力全面衰落，下降以致喪失。短期來看，美國與盟友的隔閡進一步加深是不能避免的，美國國際的領導地位可能進一步的衰落。然而，美國大選在即，疫情發展也沒有停止，經濟社會上都有巨大的不確定性，現在就説美國來到了“蘇伊士運河時刻”可能為時過早。但即使這樣，今後很長時間裏美國的領導力逐步衰落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不小。

向更長遠看，在疫情後西方社會開始重大變革後，國際關係將更有不確定性。假如極右政黨乃至“法西斯”政黨執政，必然會給國際關係帶來更大的威脅；而全球化調整的必然更展示了國際關係變化的必然。即使世界強國依然存在，但到底還有沒有像過去美國一樣的“領導核心”，同樣值得考慮。有一種言論認為美國的領導核心將轉移到中國身上，這更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觀察和思考。

當然，正如本章開頭所説，這一系列變化到底會以像蘇聯解體一樣，在極短時間發生；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當然是比不發生疫情短）發生，不但意味着模式不同，而且也會導致具體歷史事件的很大差異，這同樣要進一步觀察和思考。

在國際關係中，有一類國際關係是我們特別關心的，即戰爭。疫情對各國社會的衝擊影響仍沒有完全顯現，油價暴跌也藴含着新的風險，假如各國社會陷入了動盪，是否會以戰爭為手段轉嫁國內矛盾，顯然是要特別考慮的。就現在看，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如美伊、美委、俄烏都存在着在疫情結束後不長時間裏爆發這種戰爭的可能。而根據對我們的影響，我們可以將在幾年內可能發生的戰爭分為幾類：沒有中國參加的局部戰爭、中美局部衝突、中美全面戰爭。這三種戰爭，無論哪一種都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但是事實上，都有一定可能性。

對於沒有中國參與的局部戰爭，如美伊戰爭，美委戰爭，俄烏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事實上是不小的。這些國家間本身就有着長期系統的矛盾，而其中至少一方又在疫情和油價暴跌中遭到巨大打擊，國內矛盾可能會更加尖鋭。這種情況下，戰爭顯然是一個選項。

對於中美局部衝突，可能性並不大。中國軍事實力有着強大的“威懾敵人，阻止戰爭”的能力，而中國又第一個從疫情中恢復過來，展現了旺盛生機。對於美國而言，打這樣一場沒有把握的戰爭，不但不能轉移矛盾，反而會加劇矛盾。因此，除了一些概率性事件的發生，即使大陸開始了武力統一台灣的進程，也不太可能與美國爆發局部戰爭。

中美全面戰爭的可能很小，但不得不警惕。美國短時間裏與盟友隔閡不淺、戰線佈滿全球，過於漫長、國內矛盾尖鋭，思想不統一、並沒有實力打一場中美全面的戰爭，或者説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在當今技術條件下，也少有國家希望以全面戰爭來解決矛盾。但是假如美國國內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其領導人都失去理智，不顧一切的發動戰爭，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假如這樣，未來顯然是完全難以預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