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聯動： 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中的2019年香港暴亂（上）_風聞

來源：《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簡介：曾向紅，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峻溯，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學生。

摘  要：2019年6月以來，我國香港地區以“反修例”為幌子的暴亂活動迅速極端化，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構成巨大挑戰。將2019年香港暴亂置於更寬廣的視界中，可以發現此次暴亂是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中香港內部因素和境外干涉勢力內外聯動的結果。就內部因素而言，香港暴亂分子通過運用香港社會中發達的資金網絡、組織網絡、輿論網絡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並千方百計將這些社會網絡提供的資源轉化為煽動暴亂的實際行動。暴亂分子藉助的部分社會網絡具有雙重性，它們一方面紮根於香港本地社會，另一方面又與境外干涉勢力互為策應。而在境外干涉勢力中，西方有關國家主導的非政府組織和美國政府、英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顯著。它們通過資金支持、議程設置、話語塑造等方式肆意干預香港事務，極力推動香港社會問題的政治化與國際化，企圖以此牽制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的努力。2019年香港暴亂具有非常濃郁的“顏色革命”色彩。在話語上，暴亂分子在借鑑“阿拉伯之春”中的“變革”框架和以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代表的系列“佔領”運動中“佔領”框架的同時，在結合香港社會特徵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既有抗議框架的暴力轉型。2019年香港暴亂中動員框架的暴力特徵，有可能引發新的國際抗議浪潮並導致對西方社會的“反噬”。

2010年年底以來，西亞、北非地區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爆發的系列“佔領”運動，構成全球範圍內新一輪抗議浪潮 。受境外干涉勢力和香港特區內部社會矛盾政治化等因素的影響，2019年香港地區爆發了規模空前的違法暴亂活動。2019年9月3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在國新辦舉辦的發佈會上指出，現在香港一些激進分子身上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顏色革命”的特徵，他們的目的是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特區的管治權，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當前這場風波的走向是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少數暴徒及其幕後黑手的操縱下，當前事態已經完全變質。2019年11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時，就當前香港局勢表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習近平指出，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這場帶有“顏色革命”特點的暴亂繼承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佔領”運動的諸多特徵，並結合香港社會自身特點實現了框架的轉型。本文從梳理解釋香港社會不穩定的既有框架出發，採用內外聯動的視角解釋2019年香港暴亂的發生。筆者認為，2019年香港暴亂的發生是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的大環境下內部因素和境外干涉聯動的結果；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趨勢和大眾傳媒對“社會—政治”聯繫渠道的替代是香港暴亂的內部根源，境外干涉是香港暴亂擴大化的重要推手。

01

問題提出與現有解釋

（一）問題提出

2019年6月，以反對修改《逃犯條例》為導火線的“修例風波”在香港迅速蔓延，並迅速演變成一場亂港、禍港的暴亂。暴亂分子不但以極暴的方式衝擊香港立法會大樓，公然踐踏香港法治；更有甚者在暴力遊行示威過程中圍堵、衝擊香港中聯辦大樓，污損國徽，藐視中央權威，甚至鼓吹“港獨”，提出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挑戰國家尊嚴和“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這一場由香港反對派挑起的、被香港社會激進勢力和西方反華勢力利用的“修例風波”，最終演變成破壞香港法治與社會安定、危害國家安全的暴亂。2019年發生在香港的暴亂顯示，境外勢力在香港的活動及其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對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和我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挑戰。

現有成果對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動機、方式、路徑、影響等問題的研究仍有不足。長期以來，國內對香港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產業轉型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內部政治運作和“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等方面；國外對香港的研究興趣則在於香港選舉、港人政治傾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人口學、社會學調查。目前，相關文獻對境外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研究比較少。即便有相關研究，大多隻是將研究聚焦於美國非政府組織、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等某一方面境外勢力在香港的活動並評析其影響。這些研究未就境外干涉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手段和途徑進行詳細的梳理和闡釋，也沒有分析在出現重大社會危機時香港內部矛盾和境外干涉之間的內在聯繫和聯動機制。

（二）現有解釋

針對近年來“香港社會為何變得不穩定”的問題，國內外學界主要有兩種解釋：

1．“社會容納政治”機制的衰落

“社會容納政治”這一概念由香港研究學者劉兆佳在1982年首先提出，用於解釋港英時期香港社會維持穩定的原因。“社會容納政治”機制是指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通過社會上存在的各種資源網絡使社會成員的需求基本得到滿足，從而使成員的社會資源需求很少被政治化，社會有能力吸納一些可能被政治化的問題。劉兆佳認為，這種建立在經濟發展、社會資源豐富基礎上的“去政治化”機制，使得港英時期的香港並未像其他英屬殖民地那樣爆發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社會抗爭甚至革命。這種“去政治化”機制非常依賴經濟的高度繁榮，“如果出現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而政府又拿不出措施予以紓緩，它肯定會陷入政治麻煩的漩渦”。在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後，香港經濟發展的勢頭放緩；上海、深圳等內地城市崛起也影響着香港在中國整體經濟中的相對地位。香港的經濟增長動力出現問題，影響社會穩定，社會不穩定反過來影響經濟施政和經濟發展。

2．“局部民主化”弊端顯現

“局部民主化” 在本文主要指港英當局為了實現“光榮撤退”而在殖民後期對港人適度、有限地開放政治領域的行為。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港英當局預料到香港最終會迴歸中國，為了能在香港官僚體制中留下親英分子、事先安設干預迴歸後香港事務的“入口”，蓄意在香港範圍內開啓政制改革。港英當局主導的政制改革的核心為“民主化”，但這不是給予港人包括選舉權在內的充分的民主權利，更多地是將基層精英選舉出來，形成民意代表，組成區議會，緩解民眾集中在政府較高層級的壓力，將民眾日益高漲的政治訴求疏導至較易控制的地區層面事務。區議會形成初期，其主要職能僅僅是諮詢，沒有任何實際的政治權力。但是，隨着政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區議會職能和組成部分不斷變化，逐漸被賦予了管理地區事務的權力，特別是政制改革後期壓力團體的加入導致了區議會中成員間派系的分化。對香港特區政府來説，區議會變成一個更難駕馭、更喧囂吵鬧、更不願妥協的政治組織。

“局部民主化”的另一個方面體現在香港立法局的“民主改革”上。1987年，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僅兩年後，港英當局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發表了《代議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提出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的意見。1991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引入直選機制；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再次推出“政改方案”，提出立法會的全部議席均由普選產生。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是要把香港立法局發展成為一個制衡政府的獨立組織，使其具備所謂有效的代表市民所需的獨立性，擁有明確而獨立的管理自己事務的職權，能夠發展本身的委員會架構，能夠通過對港督的質詢、聽取港督對出訪和重要事務的彙報等方式監督港督，從而使香港的政制由行政主導向立法主導轉變。彭定康的“政改”與《基本法》中確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悖。這在政制問題上進一步分裂了香港社會，造就瞭如今香港立法會派系爭鬥、立法會決議“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香港社會政治亂局。

3．現有解釋的不足與反思

無論是“社會容納政治”機制還是“局部民主化”，在解釋香港社會動盪的原因時，其觀察視角都是香港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內部政治制度。從內部因素分析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能讓我們充分了解香港社會中存在的矛盾與衝突。但是，以內部視角研究香港社會的不足在於，忽視了香港社會建構和政制改革過程中的非本地因素，將香港社會政治的變遷過分歸因於香港內部因素，割裂了香港殖民地時期和迴歸後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港英當局在香港迴歸前15年就開啓了香港“局部民主化”的“潘多拉魔盒”，其主要目的是在香港迴歸後通過培植本土反對派力量制約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總之，香港社會與政制改革的推動力基本源自外部環境，且與殖民統治逐漸完結及主權轉移關係緊扣。在現階段探討香港政治社會的發展與現狀時，我們不能忽視外部勢力在香港的作用，且應該將內外部因素結合，在內外聯動的視角下研究發生在香港的動盪與衝突。

02

香港暴亂髮生的內部因素

香港迴歸祖國以來，其內部社會關係主要由於自身的原因發生了深刻變化，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響，香港社會關係及矛盾日趨複雜化。迴歸後，香港社會矛盾主要體現為：經濟發展與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匹配，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能力與香港社會治理要求不匹配。這兩大主要矛盾的相互交織構成香港社會複雜的內部環境。一方面，香港經濟發展勢頭下降，難以繼續提供原有的諸多社會資源，殖民地時期形成的“社會容納政治”機制由於缺少雄厚經濟資源基礎而走向衰落；另一方面，香港“局部民主化”是港英當局的單方面行為，而非從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出發，其弊端日益凸顯，成為香港社會發展中的薄弱部分。

（一）“政治化”成為香港社會的發展趨勢

港英時期的香港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20世紀70年代，香港外向型經濟隨着運輸科技的發展而逐漸繁榮，最終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的高度繁榮吸引着來自內地的人員輸入。他們追求財富且常常表現出一種疏遠政治的社會傾向。內地人員的輸入使香港的華人社會進一步擴大。這一時期的香港華人社會信奉“功利家庭主義”，即將家庭的利益放在社會利益之上，把提高自身家庭利益作為第一要務，較少關注家庭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在“功利家庭主義”的驅使下，香港華人羣體渴望通過香港自由的社會環境獲取財富，往往疏遠政治議題。香港華人羣體的這種政治心態是“社會容納政治”機制得以在香港發揮作用的社會基礎。相對於香港華人羣體，港英當局控制着香港的政治權力，傾向於利用政治權力中“法律”和“秩序”的能力，為香港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所需的社會服務和市政服務。總的來説，港英當局希望儘可能不介入經濟和社會事務。香港華人羣體的政治心態、訴求與港英當局的管治在政治策略和社會政策方面有所契合，從而實現了香港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彼此獨立，但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整合。

隨着香港社會政治的持續變遷，其中的一些因素髮生了變化。這使得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社會容納政治”機制出現了問題。政治上，香港主權移交的日期越來越近，香港社會普遍對於1997年之後的香港何去何從感到困惑和不安，加上港英當局的“反共”宣傳以及香港華人社會與生俱來的“避難心理”，港人對政治議題的關注在這一時期大幅上升。經濟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雖然香港經濟在中央政府的幫助下並未大幅波動，但經濟結構矛盾日益凸顯，如何實現經濟轉型成為香港社會面臨的一大難題。2003年非典疫情使得香港經濟下滑、失業率增高。香港內部勢力與境外勢力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歪曲與炒作使得港人的不安瞬間達到了極點，社會中瀰漫着挫折感和疏離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香港高端實體經濟和現代工業基礎薄弱的弊端更加突出：房地產壟斷加劇，社會流動困難，香港普通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社會愈加呈現出高度關注民生問題、政治問題關注度上升並與經濟問題相互交織的特點。收入增長的放緩和生活壓力的增加，使香港居民對現實的不滿增加，部分香港居民在反對派的煽動和歪曲下，將對現狀的不滿帶入現實生活，成為反對派所謂的“主流”。

（二）香港大眾傳媒與“社會—政治”聯繫渠道

隨着社會中挫折感和疏離感的增長，香港社會政治關注度逐漸上升。這意味着港人對政治參與的訴求在這一階段顯著上升，小部分中產階級的個人和組織要求擴大公眾對決策過程的參與，並認為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然而，這更多是為了宣泄喪失信心的情緒，而非政治上有野心、有組織的社會動員。這造成了三種嚴重後果：第一，港人的政治熱情迅速增長，突破了原有“社會容納政治”機制可以承受的範圍，原有機制逐漸失效；第二，要求參政的港人對政治的瞭解不充分，是完完全全的“政治素人”，不知道如何利用政治手段解決民眾的實際訴求；第三，作為政治權力的實際掌控者——香港特區政府對於如何分配政治權力以滿足羣眾需求並無有效方案和對策，只能按照“局部民主化”的思路加以應對。迴歸前港英當局設計的“局部民主化”存在顯著弊端，其中不僅摻雜着英國勢力，還包含了社會中眾多的壓力團體。這些受資本和外部勢力操縱的政治角色在解決香港社會內部問題時嘈雜且低效，甚至對香港特區政府形成掣肘。

在“局部民主化”的政制改革思路下，“直接的民主選舉”被宣傳成最為有效的“社會—政治”溝通渠道。但是香港市民不是在真空中參與選舉，當他們在競選宣傳中做出決定時，其實無時無刻不沉浸於大眾傳媒中。大眾傳媒以新聞媒體為主體，其手段與路徑囊括了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社交媒體等方面。由於香港社會沒有完全意義上的政黨，大眾傳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黨的作用，成為港人代議選舉的主要渠道。由於香港地區的政治派別與媒體存在某種共生性，“政黨媒體化”與“媒體政治化”成為香港社會的顯著特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眾傳媒由於資金問題而依附於許多大金主與財團，這一點在香港也不例外。《明報》《信報》等紙質傳媒集團在迴歸前後陸續被香港本地商業資本購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投資者也開始併購香港媒體集團，進入香港大眾傳媒領域。目前，香港大眾傳媒領域已經被香港本地房地產資本和境外資本牢牢掌控。這些媒體以市場為導向，向公眾發佈多元化的社會資訊，影響着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會政治領域。

大眾傳媒能夠通過輿論引導、建立和鞏固信仰、社會暗示及教育實現社會控制功能。在不完善的選舉政治下，港人的政治判斷與政治知識大多來源於大眾傳媒，尤其是香港的現代新聞媒體。因此，香港媒體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強勢的角色，能夠影響甚至操縱香港居民的政治認知。這意味着像“東方報業集團”（Oriental Press）和“壹傳媒”（Next Media）這樣控制香港八成紙媒的產業壟斷者，有能力將政治動機、機構網絡和媒體影響力相連接，以滿足其商業利益。在商業資本利益的驅使下，香港一些大眾傳媒不完全以“客觀真實”為自己的價值導向，而是把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作為運營的準則。面對香港發生的重大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這些傳媒集團的立場和觀點不一定真實和準確。在互聯網發達的時代，香港大眾傳媒的政治作用更為突出：親“泛民”的媒體在網絡上積極發聲，號稱維護公民利益，但其中不乏激進分子和“勇武派”，他們恰恰是破壞香港民主與法治的元兇。與此相反，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聲音較弱，原因在於媒體報道的偏見以及支持“一國兩制”的香港政治人物大多是對互聯網不太瞭解的年長者。

隨着香港青年一代進入社會，部分香港青年通過使用社交媒體瞭解和關心香港政治發展，但現實生活頻繁上演的政治爭拗蔓延至網絡空間，導致理性思維和情緒化表達的衝突，合理的意見表達在非理性的言語攻擊之下難以實現。最終，“泛民”的聲音佔據了香港媒體中政治領域的主流，對香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政策大肆批評，並引導青年以“泛民”的價值觀審視“一國兩制”與香港社會存在的矛盾，這就不可避免地與政府現行政策產生衝突與矛盾。另一方面，香港青年一代將大眾傳媒當作主要的政治參與渠道而不是輔助工具，這導致大眾傳媒的控制性功能被過分放大，甚至能夠操縱部分港人的政治行為，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

在原有“社會容納政治”機制逐漸失靈、新的“社會—政治”聯繫渠道尚未形成的情況下，由於香港發達的大眾傳媒以及青年一代對媒體政治替代性的認可，大眾傳媒成為實際的“社會—政治”聯繫渠道的替代品。另一方面，香港資本主義體制下新聞業資本的逐利性，不可避免地會誘發資本操控媒體從而控制新聞輿論的現象。境外勢力和香港反對派同樣非常容易利用大眾傳媒操縱港人的政治行為，反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將社會矛盾通過香港大眾傳媒轉化為香港青年過激的政治行為並煽動民眾與政府的對立，從而造成事實上的社會矛盾政治化。同時，香港的大眾傳媒具有民間性、社會性，能夠將單純的政治議題引向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羣體。對於香港社會而言，政治正在延伸到民間社會的更廣泛邊界，發展出涵蓋廣泛的做法，包括公開討論、志願協會、非正式網絡和社會運動。這種“開放”的政治邊界和過分社會化的政治參與渠道為外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提供了事實上的便利。

（三）香港社團組織

從殖民地時期開始，港英當局推行的“社會容納政治”機制使香港社會領域得到了較大程度的開發。通過社會中眾多互助性的社團組織，港人無需過多依賴政府就能滿足自身生活和工作上的需求。對於香港人來説，社會組織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殖民地時期，港英當局利用華人精英及其社團組織，讓他們為華人社會提供種種服務，補政府之不足，亦利用這些組織和服務發揮“社會控制”的作用。隨着香港社會領域的不斷發展，經濟的繁榮促使社會中不同羣體產生明顯分化，社團組織的功能也從互助的性質轉變為代表某一羣體的利益訴求。由於港英當局的統治性質，這些社團組織無法進一步“政治化”從而轉變為政黨，而是繼續以“社會化”的形式存在於香港社會之中。

迴歸前後，香港本地知識分子的崛起使香港社團轉變為一定數量的“政團”，成為社會中民眾就關切的問題與政府進行交涉的主體。這一時期，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將香港社會中對港英當局的壓力疏導到社會領域，並在政權內部開放一定的參政機會。“政改”機會使得包括“政團”在內的香港社會內部的社會組織先後組建“政黨”並希望進入政權內部。港英當局為了控制政權內部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勢必不會將重大政治議題的決策權交由港人。為了讓“政改”後的港英當局仍能按照英國的意願繼續運行，港英當局在社團組織中努力培植親英勢力，並使他們以“官守議員”的身份進入“立法局”。在此情形下，以時任“布政司司長”陳方安生為代表的一批“親英派”被港英當局安排進政府，成為迴歸後香港特區政府中親英“泛民”勢力的前身。經過港英當局對香港社會中社團組織的分化和重組，一大批“反建制”的社團組織在香港迴歸前後短暫的幾年內迅速成長起來，為日後香港社會內部“建制派”和“泛民派”的緊張關係埋下了伏筆。

可見，香港在殖民時期形成發達的社會領域，其中眾多社團組織成為與港人利益密切相關的行為體。隨着香港社會階層的分化，一些社團組織演變成為某一階層或團體發聲的社會壓力團體。鑑於港英當局曾經刻意培植社會領域中親英的社團組織，這些基於親英社團所形成的社會壓力團體成為香港社會中社會政治領域的薄弱部分。它們雖然代表了特定港人羣體的利益和訴求，但同時成為境外干涉勢力介入香港內部矛盾的工具。在香港暴亂中，以“民主黨”“公民黨”“職工盟”“教師協會”為代表的香港政治社團，成為“泛民派”組織暴亂遊行、反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主體。這些深度活動在香港社會、政治、教育等領域的社團組織利用開放的社會環境與西方反華勢力相互勾結，為了一己私利將香港局勢推向險境。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香港社會中不少社團組織與境外非政府組織、外國政府、反華媒體相配合，企圖藉助外部力量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

03

香港暴亂中的境外干涉

在國際政治話語體系中，境外干涉主要指影響一個主權國家內部事務的外部行為。這些行為的目的在於對主權國家進行干擾、侵蝕、威脅和顛覆，從而破壞國家安全狀態、削弱國家安全能力。境外干涉從形式上可以分為軍事幹涉和非軍事幹涉。軍事幹涉主要是運用武裝力量，如美軍對敍利亞動武，介入敍利亞內部衝突。非軍事幹涉主要是運用經濟、政治、輿論等非軍事手段，藉助不同類型的組織網絡對主權國家進行干擾、侵蝕、威脅和顛覆，“顏色革命”是非軍事幹涉的典型做法。香港暴亂產生的境外因素主要包括境外非政府組織、外國政府。由於中國具有完備的國防武裝力量且威懾可信性高，這些國際和地區行為體對香港暴亂所採取的干涉行為主要集中在非軍事幹涉領域。

（一）境外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一般是指不被視為政府部門一部分、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託、非營利公司及其他法人。非政府組織一般具有民間性、自治性、非營利性等特徵，其關注和活動所涉及領域十分廣泛，主要集中在環保、人權、民主、消除貧困等方面。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資金主要依靠社會捐贈。因此，非政府組織雖然名為“獨立且中立”的“第三部門”，但極易成為某一特定團體或財團的利益代言人。在資本至上的西方社會，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殖民時期香港“自由港”的特殊地位，使之成為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聚集之地。這些非政府組織打着“民主”“人權”的幌子，以“觀察選舉”“學術交流”“社會調查”等為由頭，向香港社會各領域乃至內地進行滲透甚至開展間諜活動。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西方許多以“社會調查”“人權保障”為活動目標的在港非政府組織分支，“搖身一變”成為西方反華勢力亂港、禍港的前哨陣地，充當美英等國干涉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的“白手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人權觀察”“自由之家”“大赦國際”等西方非政府組織或提供資金支持，或發佈所謂的“觀察報告”，公然發表支持暴亂分子和“港獨”的言論，詆譭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抹黑“一國兩制”。

直接的資金資助和發佈虛假“涉港報告”操縱國際輿論，是境外非政府組織介入香港暴亂的主要方式。在眾多西方非政府組織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涉港資金資助的核心組織。2016年至2019年四年間，“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港均有直接的資金投入，總額高達2 359 364美元。投入的數額在2019年達到頂峯642 933美元，佔近四年總額的27.25%。這些資金大多流向了“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等組織，通過這些“功能性組織”在香港社會開展滲透活動。這些非政府組織在港活動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為例，它在香港主要支持“職工盟”，對外宣稱旨在增強香港勞工的組織和團結能力、擴大工人的權利與民主，實則鼓動“職工盟”下屬工會對抗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命令，開展罷工活動。

與“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直接向香港本地社團組織撥款不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在香港的滲透更加隱蔽。“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作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另一大主要受贈者，其涉港資金主要用於香港政黨間磋商、香港民意調查以及為選民提供選舉指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所”正是“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一手資助並提供技術支持的。“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表面上聲稱將這些資金投入香港非政府組織倡導、專家學者研討會以及香港公民自由倡導等方面。實際上，“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以這些資金為基礎，支持香港社會有關調查機構以“金錢問卷”方式調查所謂“民意”，形成虛假的民意調查報告向社會公佈，並且以向香港選民提供選舉指南的方式干涉香港本地選舉。

此外，向香港本地社團組織滲透是“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在香港的另一種主要運作模式，意圖用資金控制的方法將香港本地社團組織發展成聽其操控的“傀儡”。“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還夥同“國際共和研究所”聯手炮製“歐洲民主青年網絡”。該組織的主要成員均來自於已被策動“顏色革命”的中東歐等國，並在暴亂未止的香港刻意挑選香港本地青年前往受訓，以期他們在“公民領域”發揮作用。

香港暴亂中的資金除了來自於境外非政府組織，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西方國家的私人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就是資助香港暴亂的背後“金主”之一。自1993年成立以來，“索羅斯基金會”在世界各個國家均有活動的蹤跡。“索羅斯基金會”及其分支機構大肆在所在國輸出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多個國家“街頭政治”乃至“顏色革命”的爆發均與之有關。2015年，“索羅斯基金會”在俄羅斯被禁，被指對俄羅斯憲法構成威脅。2017年，“索羅斯基金會”在土耳其被停止運營，埃爾多安指責索羅斯試圖分裂土耳其。該基金會表面上以構建“開放社會”為行動目標，實際上運用巨大的金融資本，以資本運作的手段扶植反對派，使其成為“民主化”和“私有化”理念的踐行者，從而通過“做空”的形式將他國數十年發展成果洗劫一空。亞洲金融危機時，索羅斯在香港慘遭失敗。但是2004年以來，“索羅斯基金會”以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再次進入香港。香港大學及其他學術、調研機構成為“索羅斯基金會”重點滲透的對象。根據DC Leaks披露的關於“索羅斯基金會”的內部資料，“索羅斯基金會”2015年以來一直活躍於香港大學“港獨”分子戴耀廷任職的法律學院，並設立專門的“公民領袖計劃”“人權獎學金”等獎項。在香港街頭鼓動示威者襲擊警察的“洋教官”布萊恩·克恩（Brian Kern），曾在香港多個學校開展名為“人權”的選修課，在課上妖魔化中國中央政府並大肆宣揚所謂的“開放社會”，其資金同樣出自“索羅斯基金會”。可見，香港發生的“街頭政治”和帶有“顏色革命”特徵的暴亂與“索羅斯基金會”在香港的滲透存在密切關聯。“索羅斯基金會”不僅為香港的反政府暴亂活動提供資金，更為暴徒提供技術上的“指導”。

以“大赦國際”“自由之家”為代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在香港暴亂髮生後發佈了一系列“涉港報告”。這些“涉港報告”的立足點均為西方視角下的民主與人權，極力鼓動香港民眾與香港特區政府的完全對立，把所謂“真人權”作為博取國際社會關注的虛假噱頭，大肆渲染暴亂分子對抗香港特區政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涉港報告”甚至與西方媒體和“港獨”媒體相結合，將報告中的所謂“建議”通過輿論加工擴大為暴亂活動的口號和訴求。2019年8月1日，“自由之家”發佈了題為“香港的民主危機：對政策制定者的建議”的報告，妄稱“美國國會應立即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隨後，“港獨”媒體大肆炒作“鎮壓關頭，（美國）與港同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標識與美國國旗也迅速出現在遊行隊伍中。香港發生暴亂期間，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涉港報告”儼然成為暴亂分子行動的指南。這也説明發生在香港的“修例風波”已經摻雜了境外勢力的因素。這一場看似“無領導”的暴亂，出現了以境外非政府組織為操縱者的、具體的“領導者”。

這些“涉港報告”更將香港社會問題的矛頭直指中國中央政府，將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與表態曲解為“北京對香港的紅線”，將香港所出現的暴亂歸因於“一國兩制”；並在報告中醜化“一國兩制”以及內地的法律制度，以此渲染所謂的“香港危機”。在無良媒體的報道和誇大下，這些報告不斷在示威人羣和香港普通民眾中擴散，引起香港社會的極度恐慌。“涉港報告”以曲解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大政方針為靶子，借“民主”“人權”之名，對香港特首、特區政府乃至中國中央政府進行惡意的造謠與抹黑。他們的目的在於人為地擴大矛盾，以“涉港報告”作為輿論基礎，企圖完全割裂港人與香港特區政府、港人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煽動香港民眾與政府的對立甚至衝突。

境外非政府組織和西方金融資本大鱷所控制的基金會在香港暴亂中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這些境外勢力已經通過策動東歐、北非的“顏色革命”總結出了一系列操縱社會運動併為其利益服務的手段與方法。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他們通過資金援助、輿論造勢等途徑，對香港教育界進行滲透、強力灌輸西方民主價值觀，以資金援助的方式勾結香港社會中存在的反政府團體勢力，以發佈“涉港報告”“提出政策建議”的方式為反對派發起的暴亂設置共同的“抗爭議題”；在抹黑、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的同時，將香港反對派塑造成“民主”“自由”“人權”的代言人，以博取香港社會中不明真相民眾的同情。在境外資本的介入下，香港的商業媒體幾乎都淪為反對派的輿論工具，社會中充斥着大量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和警隊的“假新聞”。境外資本介入而產生的巨大社會輿論壓力將民眾對社會問題的不滿歸因於香港特區政府，導致其公信力受到衝擊。同時，社會中瀰漫着的強大的輿論壓力使香港民眾與香港特區政府無法得到有效溝通，最終通過極端暴力活動宣泄出來。可見，境外勢力在香港社會中營造的輿論網絡使香港社會面臨暴亂的嚴重威脅。

（二）外國政府

1．美國政府

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美國政府及其國內一些政客無視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公然為香港激進勢力和暴亂分子撐腰打氣，在香港暴亂複雜化、擴大化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行政當局及國會主要通過國會立法、外交及國際輿論兩個方面干涉香港事務。一方面，在香港暴亂髮生後，美國國內反華勢力強推所謂“2019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將“二十三條立法”、香港政改進程等一些根本屬於中國內政的問題納入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應體系中；以國內商業出口限制的方式企圖干涉香港警方正常的執法行為，為暴亂分子撐腰打氣；以“香港自由”為藉口，形成針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及經濟制裁名單，企圖以此向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施壓。另一方面，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先後邀請李柱銘、李卓人、黃之鋒、何韻詩等亂港頭目竄訪美國，出席所謂“聽證會”。他們在會上歪曲香港暴亂事實，大肆詆譭“一國兩制”和香港特區政府。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成為美國介入修訂《逃犯條例》這一具體香港事務的重要推手和執行者。2019年2月開始，針對香港特區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頻繁在媒體上發表干涉言論，公開反對香港特區政府、詆譭“一國兩制”。香港暴亂升級後，新上任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史墨客立即與政治部主管朱莉·埃德會見李柱銘和陳方安生，並進行了長時間密談。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在暴亂髮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積極聯絡、培育香港反對派力量，以期對抗“建制派”和中國中央政府，甚至對“港獨”分子採取間接支持的態度。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高度關注香港反對派的政策表態和內部的勢力分配。香港反對派多名議員被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列為所謂的“重點保護對象”。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活躍於香港法律、教育、青年等領域。向香港青年進行利益輸送和價值觀洗腦，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介入香港事務最重要的途徑之一。非法“佔中”的骨幹、“港獨”組織“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人都是美國重點培育的對象。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甚至安排香港激進青年赴美參加所謂“民主活動”，與反對派議員會面，共謀推動所謂“香港民主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香港事務的介入在其盟友國家間引起了非常惡劣的示範作用。加拿大、日本等國的反華勢力在美國政府之後極力鼓吹效仿立法，妄稱對香港特區政府、香港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的相關官員進行制裁。2019年12月3日，意大利國會通過所謂決議，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調查香港警隊“濫用暴力”，並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對禁止黃之鋒等人赴意做出“解釋”。歐盟則在此之後呼籲成員國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形式積極立法，旨在對包括香港地區在內的赴歐人員進行所謂“人權審查”。

美國政府還慫恿台灣民進黨當局介入香港暴亂中，企圖營造“港獨”與“台獨”合流的趨勢。一方面，民進黨當局涉港政策完全配合美國的需要，在美國對港干涉行動上亦步亦趨；另一方面，香港暴亂正值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期間，民進黨當局在美國的授意下有意製造“港台聯動”，協助蔡英文連選連任。2019年6月9日，蔡英文在社交平台發表意見稱“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還將“台灣撐香港，我們守台灣”作為自己的競選口號。蔡英文藉助香港暴亂為自己競選造勢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面對由香港逃竄到台灣的暴亂分子，民進黨當局竟稱其為“來自香港的朋友”，甚至為香港暴亂募集物資、籌集資金。“民進黨在期望、鼓動香港激進勢力走向更為極端、暴力的近乎恐怖主義路線，製造更大的流血事件，藉此，民進黨當局就可火中取栗地製造‘台灣拒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有民進黨就沒有一國兩制’的輿論，在島內的統‘獨’鬥爭中佔據高地。”2019年9月3日，“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立法會議員朱凱迪等亂港分子高調竄訪台灣，請求民進黨當局對暴亂活動提供支持。港台有關勢力謀求“獨立”的非法活動和政黨派別之間的串連擴大，相互撐腰打氣的態勢持續發展。

2．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作為香港社會矛盾國際化、政治化——所謂“香港問題” ——的另一重要推手，在暴亂髮生後企圖繼續在香港顯示存在。英國政府及其國內政客在香港暴亂問題上表態不清，甚至對暴亂分子的行為採取縱容、支持的態度。2019年8月9日，英國外交大臣拉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通話，對香港局勢表示所謂“嚴正關切”。在這次“通話”中，英國政府表達“譴責雙方使用暴力”的話語，實質是以所謂“公正”為香港暴徒開脱，將香港警隊正義執法與暴徒的違法犯罪行為混為一談，企圖以此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此外，英國政府在所謂“香港問題”上繼續玩弄文字技巧，利用《中英聯合聲明》大做文章。在香港暴亂期間所發佈的“2019年1月至6月香港半年報告”中，英國政府表達了對“香港重大政治進程”的所謂關注，假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中包含“香港民族黨”被取締一事大肆渲染，聲稱“香港的自治地位應該繼續被維持”。在這份“香港半年報告”中，英國政府錯誤依據《中英聯合聲明》，站在“香港事務監督者”的角度對香港事務大加指責，無視香港暴徒破壞香港法治的非法行徑，以“支持和平的權利和合法的抗議”為幌子，暗中為香港暴亂分子撐腰打氣。《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雙方約定的權利義務已經完全履行完畢的歷史文件，在香港迴歸後它就已完成歷史使命。《中英聯合聲明》雖然提到了“一國兩制”，但這是中國政府單方面的政策宣誓。中國政府承諾“一國兩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五十年不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説明”，而不是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迴歸後仍具有效力。

04

暴亂髮生：內外因素聯動的結果

殖民地時期“社會容納政治”機制偏向於將政治問題引向社會領域，香港呈現出社會領域過度開發而政治領域過度未開發的現象。“局部民主化”的政改思路又在香港造成了事實上的“大社會、小政府”狀況，政府能力受到制度內部和外部諸多因素的制約。因此，香港社會中存在着豐富的社會網絡，但缺少政府層面對諸多社會網絡的有效管理。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內部“泛民”勢力和激進分子依靠豐富、發達、超越國界的社會網絡企圖在香港建立所謂“公民社會”，並以“永遠的反對派”自居。他們以社會網絡為基礎，勾連香港政界、商界、宗教界中與政府相左的組織和團體，通過煽動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以“社會動員”形式將不滿情緒與“民主化”訴求相互關聯，從而轉化為香港社會的政治運動。“資源動員理論”強調社會運動領導者在將抗議者、潛在支持者的怨恨、不滿等情緒轉化為街頭抗議活動過程中所能利用的各種資源，包括組織基礎、集體協調、金錢、社會網絡、網絡技術等。在香港暴亂中，境內外亂港勢力運用的社會網絡資源動員手段主要涉及資金、組織、輿論三個方面。

（一）香港暴亂中的社會網絡

資金網絡是勾連香港境內外亂港勢力的最主要途徑。在香港，資金網絡的運作通過香港本地社團組織實現，大量資金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等，以項目調研、“人權資助”的名義流入香港本地的非政府組織或者境外非政府組織在港分支機構，通過它們為暴亂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這些境外非政府組織將資金以“合法”名目轉移至香港境內，而後採取“調研”“資助”“獎學金”等形式為參加暴亂活動的人員特別是缺少經濟來源的香港青年學生提供支持。它們甚至將暴亂中的違法活動明碼標價，以此鼓勵示威者更加激進地挑戰政府權威。為了便於收受來自香港境內外的暴亂資金，香港反對派專門成立了“612人道支援基金會”。該組織的財報顯示，香港暴亂期間亂港分子黎智英控股的“壹傳媒”公司以“蘋果日報”的名義先後向“612人道支援基金會”捐款近165萬港幣。截至2020年3月，該基金會已經累計為香港暴亂遊行及相關違法示威活動籌集資金近1.1億港元。這些資金既用來為暴亂活動購置帳篷、雨傘、口罩等物資，同時用作暴亂分子逃避香港法律處罰的保釋金。

來源於資金網絡的大筆“政治黑金”是2019年香港暴亂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物質基礎，甚至成為香港內部反對派勢力和境外干涉勢力勾結的紐帶。以“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索羅斯基金會”為代表的境外資本勢力通過資助的方式在香港社會政治領域形成“交易模式”，表面上以資助名義促進香港社會領域的發展，但是在暗中以資本控制的形式將香港本地的社團組織發展成聽其操控的“傀儡”；並大肆宣揚所謂“公民社會”理念，企圖以資本商業運作的模式培育一批“唯金錢是從”的亂港組織及其人士。這些亂港組織依託境外組織提供的“政治黑金”，勾結香港社會內部的激進勢力，企圖將香港社會完全變成受資本支配的“法外之地”。

組織網絡是香港暴亂活動得以維持的關鍵。2019年的香港暴亂雖然顯示出“缺乏領導者”的特徵，但實際上仍有幕後黑手通過組織網絡對暴亂活動進行操縱。香港暴亂分子的手機上幾乎都有一個名為“LIHKG”的社交軟件，這個軟件能夠在線進行匿名的、加密的討論和即時通訊。暴亂分子在這些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進行着持續的資源動員和策略討論；傳統的政治團體和它們的領導人在這場運動中被邊緣化，僅僅起到了支持暴亂活動的作用。“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夥同香港有關教會成為暴亂動員的核心。一方面，“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在暴亂的組織中發揮“指揮”和“後勤保障”作用。該基金會向暴亂分子提供所謂的“法律支援”“醫療支援”“心理支援”“緊急經濟支援”，運用背後複雜的資源網絡為香港暴亂及暴亂分子提供行動便利。另一方面，香港有關教會極力煽動神職人員和信眾加入示威人羣進行非法集會，甚至藉機擴大宗教勢力活動範圍，暗中籌組“守望香港祈禱會”和“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企圖在為香港暴亂活動募集資金、招募人員的同時，向香港社會更深處進行滲透。香港基督教會下屬的諸多社團組織，如“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葵涌基督徒基層團體”等還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主要參與團體。在香港，基督教會深度介入香港本地的政治運動中。

香港暴亂中的組織網絡顯示出機動靈活、組織迅速的特點。這與非法“佔中”中香港反對派採取的“佔領策略”大為不同。這種組織模式的特點被香港反對派稱為“水策略”（be water）。依靠網絡新媒體技術，香港反對派的諸頭目無需出現在暴亂現場，就能對相關人羣進行遠程操控。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和專門的社交軟件，企圖在暴亂過程中基於靈活的組織方式使暴亂分子能夠實現暴徒和普通市民這兩種身份的快速轉換，以便他們能夠像“水”一樣混跡於香港各個街道並在統一的時間一起行動；試圖以“多點開花”的“水策略”逃避香港警方的追捕。這種“水策略”甚至與2014年非法“佔中”的“佔領策略”完全相反：暴亂分子不追求長時間的聚集，而是以快速且極端的方式向政府示威。暴亂分子的行蹤也因此變得更加隱蔽，這從心理上慫恿示威者做出更加激進的行為。逐漸地，人羣中瞭解、使用“水策略”的羣體越來越多，遊行示威行為愈加激進。此外，這種基於互聯網的組織動員還被反對派羣體衍生出諸多暴亂活動組織形式，如“快閃”“人鏈”等。香港暴徒可以隨機出現在任何一個街區進行暴力示威，待警察趕到後，又能迅速消失在普通人羣中。

在香港反對派倡導的“水策略”下，示威人羣不再遵循一個固定的路線或聚集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他們開始融入社會人羣之中，通過網絡社交軟件形成針對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的“鬥爭”共識；通過網上發佈的信息，根據距離遠近和自身的訴求對暴亂活動進行選擇性的參加。香港暴亂中靈活的組織策略和組織網絡動員了一大批對社會心懷不滿的人士，藉助“反修例”報復政府和社會。加上黑色口罩和麪具的遮擋，他們的行為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在香港反對派組織網絡的動員下，起初僅僅為了“反修例”而組建的遊行隊伍混雜了眾多激進分子和香港本地“勇武派”青年。他們通過組織網絡加入示威遊行之中，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以“反修例”為自身的訴求，更多的是以“獎金”為目的而參加暴亂並藉機發泄對社會的不滿。可見，暴亂中的組織網絡容納了香港社會中各種反政府的激進勢力。

輿論網絡是香港暴亂中又一重要的動員路徑。由於香港青年一代對媒體政治替代性的認可，來源於香港媒體的新聞報道對香港青年羣體的影響和控制力極強。香港暴亂髮生後，香港特區政府發佈的相關消息被香港青年羣體無視。與此相反，來源於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假消息”在香港青年中流傳甚廣，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612人道支援基金會”為代表的一批亂港組織紛紛建立媒體平台，把它們作為動員香港青年羣體的“輿論武器”。在香港暴亂期間，這些媒體平台不僅發佈遊行示威活動消息，還大量轉發來源於“港獨”媒體和境外媒體抹黑香港特區政府、歪曲事實的“假消息”，以此博取點擊量和曝光度，其關注量在短時間內甚至突破了百萬。Facebook、在線論壇等網絡社交媒體成為香港青年羣體走上街頭參加暴亂的最主要消息來源。香港反對派還利用以“壹傳媒”“蘋果日報”為代表的“港獨”媒體，夥同境外反華媒體無視暴亂活動給香港經濟社會帶來的嚴重損害，大肆抹黑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鼓譟境外勢力提出的所謂“香港危機”。在這種反對派“輿論高壓”的氛圍中，香港主流媒體的聲音逐漸被埋沒，反對派的激進發聲充斥着香港的互聯網空間，香港普通市民無法分辨消息真假，甚至將真假消息顛倒，最終淪為反對派輿論操控下的工具。這在無形中增加了參加香港暴亂的人數和規模。香港境內外的無良媒體還極力通過新聞輿論鼓動示威者進行所謂“攬炒”，將港人的社會訴求與政治訴求相掛鈎，謀求社會問題“政治化”，企圖引誘香港民眾將香港社會問題的矛頭指向“一國兩制”和中國中央政府。

香港一些大眾傳媒在輿論網絡中扮演了極壞的角色。這些以“客觀”“中立”自我標榜的傳媒機構無視香港暴亂給香港社會和香港普通居民帶來的災難，一邊倒地接受西方“民主”“人權”的政治話語，企圖以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為香港暴亂開脱。通過輿論網絡，這些傳媒機構向香港普通民眾特別是香港青年學生羣體強力灌輸“民主原教旨主義”。它們不談香港經濟結構中因為資本壟斷而產生的深層次問題，而將經濟發展的停滯和社會問題的凸顯歸結於香港現行的政治制度，大肆鼓吹“民主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終途徑”。在暴亂分子活動引起香港社會一部分人反對的時候，這些新聞媒體又通過“人肉曝光”這樣極度違反新聞業職業公德的方式，企圖將香港正義之士置於暴徒言語的合力圍攻之下，通過輿論手段在香港社會維持一種“黃色恐怖”的氛圍。

（二）暴亂動員網絡中的樞紐組織

社會網絡中的各種資源需要依靠一些實體組織才能發揮動員作用。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香港民間人權陣線”“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和香港有關教會等發揮了支持、組織的樞紐作用。

“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和香港有關教會利用香港社會中的資金網絡為暴亂提供鉅額資金和大量物資援助。作為暴亂活動的樞紐組織之一，“612人道支援基金會”由“港獨”分子陳日君、吳靄儀、許寶強、何秀蘭、何韻詩作為資金信託人而成立，旨在取代2019年6月16日臨時成立的“反送中受傷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宣稱“為反送中運動中受傷、被捕或有關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包括醫療、心理/精神，法律及其他有關援助”。在該基金會開展“援助”的同時，大批來源不明的資金流入其銀行賬户。該基金會與“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香港基督教會聯繫緊密。一方面，以捐贈的名義從“蘋果日報”將境外政治黑金“洗白”後注入基金會賬户。另一方面，“612人道支援基金會”與香港基督教會形成“612基金+教牧+社工-被捕支援–保釋金外借、醫療/驗傷、情緒支援服務”一整套針對暴亂分子逃避香港警方追責的手段和程序，連貫性和組織性十分緊密。為了確保“612人道支援基金會”所購買的暴亂物資不被香港警方查封，該基金會暗中組織暴亂分子與香港基督教會勾結，將散佈於全港18個區的基督教堂和宗教聚會場所等宗教設施當作暴亂物資的儲存地和補給站。這樣既確保了物資的分散性，又借用“宗教財產”的幌子使暴亂物資免於香港警方的搜查。這種分散的暴亂物資儲備為香港反對派在行動中貫徹“水策略”提供了完備的條件。2019年6月12日“金鐘暴動”後，大批暴亂分子將物資運送至“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位於港仔的“香港堂”，“香港堂”儼然成為暴亂物資站。

與基金會公開向社會募集資金和物資的方式不同，香港有關教會則利用眾多信眾對“樞機主教”的崇拜和信任作為籌集暴亂資金的主要手段。以前任“香港教區大樞機”陳日君為代表的“亂港牧師”，以虛假的宗教儀式為幌子，在禮拜日大肆動員信眾們捐款捐物，並聲稱“為香港自由民主的福音而祈禱”。香港有關教會還藉機發起“守望香港祈禱會”，以虛假的神學話語愚弄信眾，將眾多信仰虔誠但不諳世事的教徒納入暴亂活動的動員體系之中。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是香港“反修例”遊行的主要發起組織，也是香港暴亂中組織網絡的核心。自2019年3月以來，“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先後籌組和發起了7次大型的反政府遊行，累計參與總人數超過400萬。“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包含了香港社會中支持“泛民”勢力的社會、政治乃至宗教團體，這些原本分散的組織通過其網絡而聯繫在一起。這些羣體在平時並不接受“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領導，更多的是將其當作“抗議”表演的工具，企圖就共同的目標利益，採用“抱團”的方式向政府施壓。在香港暴亂中，香港反對派利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龐大的組織平台將香港社會內部的激進勢力整合為一個整體，通過設置共同的目標將遊行的規模逐漸擴大，將發生在香港的遊行活動從最初“反修例”的遊行逐步演變到後來實現所謂“五大訴求”的示威遊行。香港反對派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為工具操弄社會議題，將原本具體的社會層面的“修例”問題矛盾逐步轉化為更加泛化的政治問題矛盾。通過將議題“泛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他們企圖將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遊行當作實現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這種從具體的社會問題引申為泛化的政治問題、只談“民主人權”不談社會穩定和百姓民生的組織動員手段，與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手段如出一轍。從組織動員的角度看，香港反對派利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進行暴亂活動的組織動員已經具備了“顏色革命”的特徵，與西方勢力的干涉脱不了干係。

在香港大規模示威遊行轉變為暴亂後，“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組織者不分是非曲直甘當暴力活動的保護傘。“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公佈的所謂“合作網絡”中，“香港民間人權陣線”赫然在列。它在“612人道支援基金會”活動網絡中的主要角色是對暴亂分子實行所謂的“被捕救援”，也就是阻礙香港警方對暴亂分子的執法行動，將普通民眾作為暴亂分子與警方對峙的工具。除此以外，“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夥同“星火支援同盟”“香港人權監察”等行跡惡劣的亂港組織，將暴亂活動借“和平示威”之名加以美化，甚至在西方媒體面前將暴亂之中的香港稱為所謂“中國民主法治的橋頭堡”。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組織動員下，香港反對派操縱示威遊行、包庇縱容暴亂分子，以“顏色革命”的手段使遊行示威向着更加“政治化”、激進化的方向發展，最終使香港局勢滑向暴亂的深淵。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和香港有關教會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平台企圖為香港暴亂羅織一整套完整的“輿論網絡”，藉此向香港市民兜售他們的“政治理念”，並希望藉助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利用“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向暴亂分子分發記者證，甚至將一些所謂的“外國記者”納入暴亂行動中，企圖充當逃避警方追捕的擋箭牌。這些假記者在暴亂過程中阻撓警方執法並拍攝扭曲事實的照片，隨後在互聯網中利用“港獨”自媒體大肆報道抹黑警隊和政府的“假新聞”。鋪天蓋地的“假新聞”掩蓋了香港主流媒體的報道，眾多香港青年特別是香港高校學生缺乏鑑別信息真假的能力，接受這些“港獨”自媒體所提供的殘缺不全的信息，形成了對香港警隊“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在香港反對派的輿論操控下，針對警隊和政府的暴力行為愈加嚴重，甚至突破法治底線，對包括立法會和中聯辦大樓在內的政府設施進行衝擊、圍堵。在反對派的輿論高壓下，“違法達義”的暴亂理念很快成為他們的共識。

香港有關教會以“禮拜”的名義將大批信眾動員加入暴亂人羣中，而後藉助國外媒體向西方社會宣揚基督教徒在香港暴亂中顯示出“勇敢的立場”，以西方社會對基督教天然的好感為自己參與暴亂的行為進行辯護。香港基督教會在信眾中宣揚“教權高於一切”的思想，將宗教集會的權利凌駕於香港警察和政府的執法權與管治權之上，並以此為藉口組成大規模的基督徒遊行隊伍，深度參與暴亂活動。宗教非政府組織“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還在暴亂中鼓動信眾充當“監視者”，以宗教人士的身份為香港暴徒標記警察位置，為暴亂分子的行動提供便利。經過香港有關教會基於所謂“宗教信仰”的輿論動員，香港暴亂中不少人受所謂“宗教信仰”的驅使參加示威活動。在暴亂活動經過宗教話語的粉飾後，他們認為“這既是禮拜，也是抗議”。香港基督教會下屬的“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還在互聯網上開設名為“localprayers”的網站，表面上宣揚基督教信仰理念，實則通過網絡平台發佈非法集會信息，併為暴徒提供相互交流的“即時訊息室”。這些“即時訊息室”多被冠以“心理治療疏導”等“美名”，實際上以此為幌子對暴亂中的示威者進行在線心理催眠，將他們心中的恐懼和矛盾焦點引導至政府，使他們成為暴亂行動的“後備軍”。

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香港反對派非常注重運用香港社會中發達的輿論網絡。以新聞媒體為主體的有關大眾傳媒和宗教組織成為輿論網絡發揮作用的關鍵部分。以網絡自媒體和境外媒體為基礎的“港獨”新聞媒體將暴亂活動美化，並以假新聞的方式引導、利用香港社會中青年羣體的憤怒與不滿，以“反修例”為幌子將香港社會問題複雜化，並將反對的矛頭直指香港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企圖運用“輿論高壓”的手段將整個香港社會籠罩在暴亂的環境下，從而實現“民主化”的訴求。以香港有關教會為幕後主導的宗教勢力以所謂“宗教信仰”為幌子，通過宗教系統內傳教的方式影響信眾的行為，以舉行宗教儀式為由頭支持和參加暴亂活動。香港一些基督教組織甚至將“心理疏導”當作輿論控制的工具，鼓動教徒把繼續參加更為激進的暴亂活動作為緩解心理情緒的途徑。香港基督教會在香港社會的勢力和影響力向來很大。截至2019年，香港基督徒有88.9萬人，約佔香港總人口的10%；各種類型的教會小學、中學約520所，佔香港中小學總數的50%以上 。在此基礎上經過新聞媒體的加工和渲染，所謂“信仰虔誠”和“實現香港的民主化”成為輿論網絡中繼續進行暴亂活動的代名詞。在輿論宣傳中，香港反對派將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歸結於“非民主”，將“實現民主化”作為香港抵達“彼岸理想世界”的唯一路徑；企圖將“香港民主”神聖化，藉助輿論壓力使其成為每一名遊行示威者心中“美好的願望”。香港反對派將自身政治訴求與宗教話語相結合，就是為了在基督教盛行的香港社會實現對人羣長期的、持久的輿論控制。

（三）小結

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暴亂分子運用香港社會中發達的資金網絡、組織網絡、輿論網絡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藉助暴亂活動中的樞紐組織將這些社會網絡所提供的資源實體化，並轉化為支持暴亂的實際行動。這些社會網絡既紮根於香港本地社會，又與境外干涉勢力互為策應。境外干涉勢力利用這些資源網絡向香港社會中的亂港組織提供大量援助，甚至通過“政策報告”等形式妄圖在香港施展“迴旋鏢效應”。最終，香港社會內部的反對派勢力通過社會網絡與境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又通過輿論工具等手段推動香港社會中的矛盾不斷轉變為港人激進的政治行為，香港暴亂由此產生。

在香港暴亂中，境外干涉勢力藉助香港社會中的資金網絡向香港暴亂分子提供大批資金援助，將“政治黑金”作為勾結香港社會中激進勢力和反政府團體的紐帶。此後，香港暴亂分子又以社會網絡為抓手，運用組織、輿論的分支網絡將境外干涉勢力提供的資金資源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和影響力；藉助宗教、網絡自媒體等手段宣揚西方所謂“民主化”訴求，企圖構造香港社會對暴亂活動有利的“輿論高壓”，對香港遊行示威人羣實現輿論控制，進而將香港暴亂活動長期化。

境外干涉勢力藉助發達且不受香港特區政府有效管治的社會網絡向香港內部進行深度滲透，香港內部的反對派和激進勢力則利用社會網絡從外部獲取充足的資源和支持，對香港青年羣體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香港內外部的亂港勢力通過社會網絡形成了聯動。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