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後疫情就業蓄水池_風聞

撰稿|吳俊宇

一

身份轉移

這次疫情之後，我們正在迎來一場全社會的“身份轉移”。

所謂“身份轉移”其實指的是當下職業和過去職業相比，從傳統意義上看，似乎顯得變得沒那麼“光鮮”了。

上到明星，下到包工頭、畢業生，他們都在遭遇“身份轉移”的挑戰。

羅永浩可能是吹響“身份轉移”號角的第一人。

他從一位企業家，在抖音上變成售貨員，通過直播帶貨的方式償還離開錘子科技的債務。

更多的案例是，演員無片可拍搶佔綜藝節目檔期，電影小導演成為廣告製片人，北影畢業生到密室逃脱成為NPC，一批媒體人、公關人轉行賣保險。製造業技術員、搬家公司小老闆、工地包工頭最後成為滴滴司機。

最具代表性的羣體則是，浙江橫店當地最近新註冊外賣騎手人數創造歷史新高，其中超七成來自羣演隊伍。一羣橫漂，暫時閉上逐夢演藝圈的雙眼，成為外賣小哥。甚至，都市白領、健身教練等其他行業從業者，也開始送外賣。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工作報告中，提到了兩個關鍵數據：

今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5.5%左右；今年高校畢業生達874萬人，要促進市場化社會化就業，高校和屬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斷線就業服務；

2020年，全社會恐怕正在要面臨最難就業季。

二

誰來結網

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到福利國家制度時説：社會有一個梯子和一張安全網，梯子用來供人們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網則用來防止人們跌入深淵。

在我們當下這個社會發展狀況之下，社會保障其實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成了企業的責任。在中國，一批平台級互聯網企業承擔起了安全網的責任。

這些平台級互聯網企業體系內的產品，成為了吸納就業的最佳蓄水池：阿里（餓了麼、盒馬），字節跳動、滴滴、快手都是如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9年5月發佈過一份名為《製造業崗位都去哪了》的研究報告。

這份報告顯示，大批製造業人口減流。分流到了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租賃和和商用服務業。

“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這其實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餓了麼、滴滴、抖音、快手這樣的平台。

這段話如果深入理解會發現，新經濟平台在政策制定者眼中，它更像是一個“就業蓄水池”。

當然，“就業蓄水池”並不是對這些新經濟平台的貶低。事實上，這種定位並非疫情後才開始，早在2015年滴滴創業進入高潮期時，決策層就已經做出了這樣的定位。這背後的考慮因素是多方面的：

當下我們所遭遇的“技術型失業”引發了一定的社會挑戰，部分人羣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和兜底。國內製造業就業比重過低，不到20%，德國、日本都走過了製造業就業比重高達30%-40%的階段，中國過早脱實入虛不符合當下國情；部分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新經濟存在一定泡沫，如O2O、直播潮、共享單車，過多社會資源投入導致配置失衡。

種種考量之下，新經濟平台成為了最好的就業蓄水池。新經濟平台的特點是，不需要太多技術含量，也不需要再就業培訓，勞動者可以“即插即拔即用”。

無論是送外賣還是開專車，都是如此。

你會發現，阿里為代表的平台級互聯網企業很快適應了到了這一趨勢。尤其是2018年阿里商業操作系統這個概念的提出，它同樣也是阿里多方面思考的結果：

通過零售雲、營銷雲、金融雲、物流雲等雲化基礎設施，幫助企業客户完成數字化轉型；這也是賦能中小企業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阿里對國內就業問題思考的結果。

也正好是在2018年，阿里對餓了麼完成收購，加強了按需即時配送網絡，對本地生活兩大業務餓了麼和口碑的整合，設立了新的本地生活服務公司。

從這一系列舉動就能看到，阿里其實結成了兩張網。

一張網針對一批中小餐飲企業，畢竟民以食為天，這些餐廳企業其實是各地經濟的毛細血管，也承載了無數就業。今年西貝員工進入盒馬上班，其實就是在疫情就業危機下，阿里及時撒網餐飲企業。

一張網則是針對一批就業者，餓了麼這樣的送餐平台，可以承載起龐大的社會就業。像餓了麼其實已經累計已為國家級貧困縣提供30萬騎手崗位。疫情以來,餓了麼也已吸納數十萬新註冊騎手。

這兩張網，其實也構建起了一張龐大的零工經濟社會協作網絡。

三

零工經濟

今年3月，《財新》在一篇名為《如何發展數字經濟》的文章中有一段是説：

應當拓展就業渠道，用好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新的經濟形式，做好就業蓄水池的工作。

除了吸納就業，成為社會失業緩衝閥的作用外，實際上互聯網平台提供的臨時就業崗位，也在形成面向未來的“零工經濟”——這其實也是歐美發達國家同時在呈現的一種新經濟現象。

這種現象在這次疫情之後同樣在歐美市場進一步明顯。

AppJobs Global在一篇數據報告中提到了今年3月疫情爆發之後各種“零工經濟”的增長狀況——其中快遞員增幅驚人。

“就業蓄水”這四個字還是有些沉重，我們或許可以用另外一個視角去看待它的作用。

無論是送外賣還是開專車，其實都不丟人。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臨時選擇，它是一種Gap的方式。

餓了麼發佈的《2020餓了麼藍騎士調研報告》則是顯示，超過一半的騎手擁有“多重身份”：

26%的騎手同時是小微創業者，4%為兼職自媒體博主，騎手們還有可能是司機、白領等。此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加入到餓了麼騎手這個行業中，騎手學歷呈現逐漸走高的趨勢。

雖然我並不想用“上山下鄉”這四個字來形容“零工經濟”，因為我們當下的社會環境遠未到當年知青“上山下鄉”那種程度。

但實際上我想表達的是，“零工經濟”，它在客觀上可能會起到“上山下鄉”的作用：

它會讓一批面臨生活選擇、職業選擇、未來選擇的人在一個特殊環境中重新思考自我。

2019年，一篇名為《一個北大畢業生決定去送外賣》在朋友圈刷屏，文章其實講的是北大畢業生成為高薪白領之後遭遇迷茫，通過送外賣的方式對工作生活進行反思。

後來還有90後設計師放棄4萬月薪轉行送外賣的事件出現，4萬的月薪卻攔不住他逃離甲方的摧殘和嚮往自由的心。

當然，在開專車時，在車裏體驗生活，見識世間百態，也不失為一種退而結網的選擇。

要確定的是，這其實僅僅只是一種暫時的“蟄伏”，它大概率意味着接下來的生活重歸正軌。畢竟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後，依舊還是回到了社會各行各業中堅崗位，而且創造出了更大的社會價值。

四

給網織網

零工經濟這張“網”，其實還需要法律保障的“網”才能真正生效。

“零工經濟”的好處顯而易見。

對於企業來説，可以有效開發人力資源，降低社會成本，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對於就業者來説，工作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滿足了自主安排生活的需要；對於社會來説，可以有效地緩解全職人員的不足。

零工經濟下的個體實際上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面缺乏支撐，而在進入零工之前，這些保障其實也是構成企業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決策層而言，零工經濟其實更需要得到規範。零工下的勞動者無論是個人安全還是合法權益都容易遭受侵害，作為社會原子化的就業個體，他們需要的法律保障往往更多。

只有這樣，互聯網平台提供的零工經濟才能得到真正的社會保障。

美國勞工部前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和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拉隆德（RobertLaLonde）在面對零工經濟時都提出過他們的一些建設性主張：

比如建立某種收入保險，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收入不會下跌。

其中每種提案的技術性細節不同，但是理念相同，都是為了減少零工經濟中不穩定收入所帶來的波動。收入保險既可以是失業保險的補充，也可以替代失業保險。

2015年12月，西雅圖市議會投票賦予了Uber和Lyft司機集體談判權。後來美國加州出台法案，涉及保護通過按需平台工作的獨立臨時工。

目的在於阻止僱主從全職員工和臨時工的分類中套利來改善零工勞動力市場，並且支持工作者選擇如何工作。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澤伊內普·託恩（Zeynep Ton）在其著作《理想用人策略》中提到：

一份好工作會有“體面的工資、體面的福利和穩定的工作時間”，“員工能夠良好表現，並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尊嚴”。

即使是身份下沉，零工其實也需要他們的尊嚴。這需要政府、企業共同把完整的網絡編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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