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富國強軍國防工業政策歷史性轉折_風聞

改革開放——富國強軍國防工業政策歷史性轉折

——駁“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

楊瑞華

【共和國同齡老三屆紅衞兵知青安慶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機修工下崗觀大商店業主兼咬文嚼理獨編】

（“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簡稱——路文）

路文在“‘富民’邏輯及政策影響”這章中稱：

很清楚，被動搖的“根本路線”就是包含自主技術研發在內的“自力更生”，這也是中國國防工業被拋棄的歷史背景。

時隔30年之後再回顧這個政策轉折，很難令人相信它是出於發展經濟的客觀要求或必然選擇。一部世界發展史證明，自主的技術研發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此外，國防工業可以壓縮和調整，但被拋棄則不是一個想要保持獨立自主的大國所能承受的。

路文關於改革開放國防工業政策轉折的論調——保守僵化，顛倒是非。

如果在****30年前持這種論調，不必説平常人，即使是路風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和“路文”所羅列的權威“證人”都情有可諒——畢競受幾十年政治運動洗腦，這些人頭腦一時轉不過彎——要用時間來證明。

但是，時隔30年再回顧這個政策轉折，路文還持這種保守僵化，顛倒是非的論調並公開宣揚就是——誣陷或心懷鬼胎！

事實勝於誣陷：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美蘇等國仍忙於擴充軍備、冷戰對抗之時，第二代領導集體，把握國際、國內全局和發展趨勢，預見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世界兩大主題。適時作出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策——**把軍隊建設由過去的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準備，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實現了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加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全黨工作的重心；堅持經濟建設，推動改革開放，是我們國家的建設大局。

1985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會議作出的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的實質，就是要正確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正確處理軍隊與國防的應急性建設同長遠性、根本性建設的關係，使軍隊建設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堅持軍隊和國防建設走以現代化為中心的發展道路。

為貫徹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會議作出減少軍隊員額100萬的決策，並通過《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會議確定，搞好改革體制、精簡整編，是軍隊今後兩年中心任務，並號召全軍指戰員顧大局、識大體，保證這一決策的順利實現。參加會議的全軍高級幹部堅決擁護黨和政府的重大戰略決策，決心按照中央軍委的要求，有秩序有步驟地完成這一任務。

90年代我們黨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兩大戰略任務”。

2002年黨的十六大要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

這個發展過程表明，我們黨對包括國防和軍隊建設在內的國家總體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昇華。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系統的富國和強軍相統一的戰略思想。這一戰略思想的政策核心是：

1. 不斷強化國防科技工業的軍事保障功能及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職能的構建，這是國防科技工業工作重點的轉變。

2. 制定科技創新戰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粗放型機械化向集約型信息化的轉變，快速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3. 國防科技工業佈局打破自成體系的封閉式“固性”結構，實現向開放型和協作化“動態”體制的轉變。

4. 完善國防科技工業法規體系，改革管理方式，引入競爭機制，實現由單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經濟和法律手段相結合管理的轉變。

（一） 不斷強化國防科技工業的軍事保障功能及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職能的構建，這是國防科技工業工作重點的轉變。

經過30多年的建設與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突破了“姓軍不姓民”的傳統思想，建立起“軍民結合、亦軍亦民”的生產結構。在確保充分滿足軍隊對軍事裝備需求的同時，以剩餘生產能力參加國家經濟建設，找到了國防科技工業生產力合理利用的科學途徑。

國防科技工業所擁有的先進技術設備和大批優秀人才，是國防科技工業寓軍於民、發展民用產品的客觀有利條件，能夠對發展國家能源、電子、機械、交通、通信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為了將科學發展觀在國防科技工業建設中落到實處，必須大力發展軍民結合高技術產業，充分發揮技術、人才、裝備、管理優勢，結合國家及區域發展戰略，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努力解決好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老、大、難”問題。

30年來，走軍民結合道路的國防科技工業成績斐然。到2007年，民品產值在國防科技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達到80%。科技成果和技術能力轉讓，不僅推動了我國民用工業生產水平的飛躍，而且有助於國防科技工業本身產業研發能力顯著提升。如在新材料研究、信息運用、新型運載火箭研製、大型靜止軌道衞星平台、核能控制技術等領域都取得了長足進步。

（二） 制定科技創新戰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粗放型機械化向集約型信息化的轉變，快速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高技術產業在產業結構中僅佔2%，這直接影響我國武器裝備研究開發能力以及更新換代的速度。為了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我國積極推進科技創新戰略，制定高技術發展計劃，努力提高新技術在國防工業的總產值中比重，使國防工業的部門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尤其是把電子計算機、信息技術和各種柔性技術廣泛地應用到傳統部門，使傳統的軍工產品向着戰術技術性能更為先進、軍事效果更加良好和經濟效益日趨提高的方向發展。目前，我國現代化國防科研體系基本形成，國防科技新技術正在形成產業鏈條，對新產品的開發以及對傳統工藝技術改造方面，與世界軍事強國的差距正在縮小：**已建成300多個核心軍工科研機構，90餘個重點實驗室，科研基礎設施得到大幅改善，軍工技術基礎保障能力明顯提高，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總體設計、系統集成、專業化協作和社會化配套的國防科研體系，有力保障了國防科技工業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

30年來，國防科技工業戰線成果豐碩，對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人造衞星和核潛艇的科研、試驗和生產的體系日臻完善，常規武器在逐步實現精良化；“十五”期間國防科技堅持自主創新，武器裝備的研製生產能力取得重大突破，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和關鍵技術凱歌高奏，獲國家科技進步獎130多項。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北斗衞星定位導航系統成功發射，嫦娥一號月球探測工程、神州系列飛船載人航天飛行，大大增強了我國在高科技領域乃至太空領域的競爭能力。2006年頒佈的《國防科技工業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更為今後的創新發展指明瞭方向，即要以實施高新工程和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為切入點，努力突破一批重大核心關鍵技術，着力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

（三） 國防科技工業佈局打破自成體系的封閉式“固性”結構，實現向開放型和協作化“動態”體制的轉變。

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防科技工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強化了橫向聯繫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和民用工業的協作也更加廣泛，聯繫也更為密切。徹底打破了橫亙于軍地之間的森嚴壁壘，廣泛建立各類型專業化經濟技術聯合體。如20世紀90年代，核工業部堅持“軍民結合，多種經營”的方針，積極發展核電事業的同時，研製開發了近千項高技術民用產品，並與國防科技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開展科技合作交流；國防科技工業結合戰略方向任務，正確處理平戰結合關係，調整國防科技工業佈局，構建“平衡配置”，有機發揮沿海地區經濟技術優勢和內地大型能源與原料工業基地作用，建立發展型外向經濟，在材料、信息等領域形成了一批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的先導和輻射作用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日益顯現。動員全國優勢力量和科技資源，集智創新，協作攻關，民事單位因此成為國防科研生產堅實的配套力量。開放式的動態社會大協作，調動和利用全國科技資源服務於國防建設，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獲得了良好的機遇和巨大動力，許多重大工程和計劃由此起步。

（四） 完善國防科技工業法規體系，改革管理方式，引入競爭機制，實現由單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經濟和法律手段相結合管理的轉變。

國防科技工業是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不僅與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繫，而且受到經濟規律的影響和制約。過去往往以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計劃對國防科技工業進行管理，嚴重影響其積極性的發揮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國防科技工業管理方式，也實現了相應轉變。主要表現是：對軍品研製、生產全面實行合同制；以法律形式保證軍工科研生產順利進行。為此，國防科技工業必須千方百計改變經濟管理模式，適應市場機制，以市場為導向研製開發以及生產新產品。目前，我國軍工科研生產合同簽訂率已達90%以上。這種以合同製為主的新型運行機制，完全改變了過去行政管理定點供給的封閉體制。

尤為突出的是，國防科技工業破除了傳統的“供給制”觀念，變“輸血”機制為“造血”功能，努力實現決策的準確性，管理的科學性以及生產的效益性。國防科技工業運用法律、經濟、行政手段相結合辦法，調動了科研生產單位和使用部門雙重積極性，這就為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長效合作機制，使產學研結合成為國防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途徑。

30年實踐證明——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對於促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總體建設，增強綜合國力和綜合國防能力，推進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深遠的歷史意義。實行這一戰略性轉變，標誌着國防和軍隊建設步入科學現代化****的發展軌道。

二****0二0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原文節選]

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

路風

✪ 路風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富民”邏輯及政策影響

……

從理論邏輯上講，開放就可以帶來更好的技術學習條件，所以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的技術能力不能在通過自力更生階段建立起來的基礎上繼續壯大。

但在“改革開放”開始後，“富民”逐漸壓倒“強國”，形成了“富民”必須以犧牲“強國”為條件的政治思維。

這個政治上的轉向使中國的技術政策在1980年代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自力更生”被當作落後的東西而拋棄，完全依靠“引進”來實現技術進步被當成“改革開放”的必然。

有三個例子可以生動地反映這種變化。

根據新華社資深記者李安定在2013年寫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北戴河召開會議，聽取一汽的彙報，把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的領導人饒斌和李剛（兩人都擔任過一汽的領導人）叫去旁聽。在那次會議上發生了一個意外：生產了25年的紅旗轎車被勒令停產。

李安定以記錄饒斌口述回憶的形式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會上談到了紅旗轎車時，國務院領導當面對饒斌説：“紅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饒斌當場進行了爭辯，説車子大、自身重，當然耗油就高些，但是並不比國外同類車多。饒斌接着説：“生產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紅旗轎車，紅旗轎車送給中南海的領導坐，也是我們的一片愛國心吧。”領導説：“你別打腫臉充胖子了，你給我停產就完了。”饒斌問，以後這個事怎麼辦？領導回答：“以後就進口吧。”

於是，紅旗就這麼當面給槍斃了，後來上海牌也在組裝桑塔納的過程中被拋棄，中國轎車工業走上一條自己不開發而是組裝外國產品的道路。

被“槍斃”的還有運10——中國開發出來的第一個起飛重量超過100噸的大型飛機。運10項目由毛澤東提議和周恩來批准，於1970年啓動。經過10年的開發，運10於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試飛成功。至1985年2月，運10累計試飛130架次，170飛行小時，七次從成都飛到西藏拉薩。但運10剛剛試飛成功，中國開始與美國麥道公司商談合資組裝麥道飛機的計劃。1981年2月11日三機部以三飛（1981）179號文向中央財經小組上報《關於運十飛機進展情況和下一步安排的請示》，提出替代運10的方案是引進美製DC9-80飛機，但因民航總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項。以後又由上飛從1985年開始執行與美國麥道公司合作組裝25架麥道82飛機的項目。1984年6月，上海飛機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員“聯合上書”，呼籲不要去組裝麥道飛機，提議在運10的基礎上發展一個新的幹線機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來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議”。1985年2月，因申請3000萬元燃油費未獲批，運10停飛，事實上下馬。

政策的轉向在“槍斃”紅旗和運10之前就已經開始。根據張勝的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理張愛萍與總理趙紫陽發生了一場“劍拔弩張”的爭論。在會上，張愛萍提出不能因為引進法國核電站（功率90萬千瓦）就拋棄秦山核電站（中國自己設計的第一個核電站，功率30萬千瓦）。儘管張愛萍並沒有反對引進，而且從戰略上和核工業“軍轉民”上陳述了建設秦山的意義，但趙紫陽顯然不以為然。最後趙紫陽不耐煩地説：“就這樣決定了。説我賣國主義就賣國主義吧！”張愛萍説：“總理，如果你是這樣理解的話，那我從此就再不説話了！”會議不歡而散。

由於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壓力，秦山核電站最終被批准上馬（1983年6月破土動工，1991年12月併網發電，是中國建成的第一個核電站）。不過，由於這個項目獲批是以“30萬千瓦的核電站就此一個，下不為例”為條件的，所以它並不構成“路線”，後來20年的中國核電發展還是走上以購買外國核電站為主的道路。

槍斃或拋棄這些項目的邏輯是什麼？直接説出來的原因是它們在技術上落後，如紅旗耗油、不可靠，運10超重，秦山核電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拋棄紅旗後，中國汽車工業就走上只能組裝外國產品的道路；拋棄運10後的20年時間裏，中國再沒有能力開發大型飛機；在購買了法國、加拿大和俄羅斯的核電站之後，中國為了技術上的“跨越”又在21世紀初年購買美國核電站。造成這些後果的原因在於被拋棄的不僅是產品，而且是開發這些產品的技術活動體系，即技術能力基礎。這種拋棄並不是無意的，而是被認為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更有利於發展經濟。

從張勝的隱晦敍述中，當領導層在1984年年末決定改革國防工業體制時，有關的文件中曾經有一句話：“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這句話後來在重新印發文件時被刪除）“這種説法含有讓軍隊和國防工業忍耐和等待的意思。不過，張愛萍對它的評價是：“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既然在根本路線上都動搖了，我説何益呢？”

很清楚，被動搖的“根本路線”就是包含自主技術研發在內的“自力更生”，這也是中國國防工業被拋棄的歷史背景。

時隔30年之後再回顧這個政策轉折，很難令人相信它是出於發展經濟的客觀要求或必然選擇。一部世界發展史證明，自主的技術研發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此外，國防工業可以壓縮和調整，但被拋棄則不是一個想要保持獨立自主的大國所能承受的。

中國後來的局部政策轉變，如領導層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興國”、對國防工業重新投入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創新方針，也同樣證明了這個道理。

因此，如果自主技術研發、教育和國防工業被當作發展經濟的包袱，那隻能説是來自戰略思維和意識形態的變化，不僅與對技術的看法有關，更與對“強國”的看法有關。否則，我們無法解開把發展市場經濟與自主掌握技術對立起來的歷史懸案。

當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中國並沒有迎來一個“科學的春天”，反而經歷了一箇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歷史階段。

根據從1959年初就領導中國第一支核潛艇反應堆開發團隊的孟戈非回憶，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參考”上看到日本媒體的報道説，中國要求日本幫助審查秦山核電站的設計圖紙。他深感屈辱地説：

須知1958年我國開發核動力研究時，國際上對二次大戰中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還在進行管制呢。

尤其讓他難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審查的條件是“限於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報不會轉用軍事”。備受刺激的孟戈非寫道：

……我不反對向一切先進國家去請教、去學習，我也不是一個排外主義者或主張閉關鎖國的人，説句詼諧的話，我也親身證明地球是圓的。我認為：國際間的技術交流和必要的技術引進都是應該的，但必須立足於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引進先進技術，而不應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孟戈非講的這個事件發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箇中國在困窘階段發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國社會心理開始發生巨大轉折的一個標誌。從那時起，中國進入了一個各級領導都迷信“外國先進技術”的時代，一個形成“外國技術一定先進、中國技術一定落後”社會心理的時代，一箇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時代。

何以見得？再舉一個例子。

從2004年起，中國開始大規模引進列車技術，除了高鐵，還有機車。鐵道部廢棄了中國從1950年代末開始開發的“韶山”系統電力機車（同時廢棄的還有“東風”系列內燃機車）。鐵道部先從德國西門子引進8軸雙機重聯電力機車（EuroSprinter原型車，由兩台4軸機車並聯組成），即“和諧D1”，又在對方的極力推薦下引進世界最大軸功率（1600千瓦）的6軸機車（命名為“和諧D1B”），交由中國南車集團的株洲電力機車廠（株機廠）“消化吸收”（實際上是散件組裝）。

可嘆的是，

“和諧D1B”核心部件之一的轉向架是由株機廠設計的，

原因是西門子根本沒有做過6軸機車。但為了表明這是引進技術，鐵道部要求株機廠把全部設計圖紙交由西門子審查，一方面向對方支付技術轉讓費，另一方面把中國企業開發的而西門子沒有能力做的技術拱手讓給對方。

在中央提出自主創新方針後，鐵道部因為連續大規模引進而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被迫鬆動控制。株機廠順勢於2008年提出自主開發6軸7200千瓦交流傳動貨運電力機車，這就是“和諧D1C”——它繼承了“韶山”“血統”，與西門子的技術毫無關係。

株機廠開發和諧D1C的過程創造了業內奇蹟，6個月完成從設計、試驗到裝車的流程，於2009年6月份下線，同年10月份批量交付，到同年年底就交付了60台，到2012年年底已經出廠約1500台，銷售量遠超過世界上所有其他型號的電力機車。相比之下，

從西門子引進的和諧D1型機車卻因為在中國市場不實用，僅生產了220台就被迫停產，同樣引進的和諧D1B也不了了之。

如果以上述兩個事件為標誌，那麼中國工業精神衰落的時代持續了大約30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