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大決戰還是鬥而不破_風聞

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以來，各大經濟體大量放水。然而即便各國政府強力刺激，全球經濟前景依然不妙。美國申請失業救助人數已超3600萬，有評論認為美國失業率可能達到駭人的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2020年GDP增長只有1.2%，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都將負增長。

疫情還在發展，病毒正向防範能力差的南美，南亞和非洲地區擴散，這是否會形成更大的經濟停滯？會不會發生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全球性大蕭條？各國大量印鈔會不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會不會形成新冷戰甚至戰爭？

歷史發展自有軌跡，温故而能知新。疫情後世界走向何方？當前最普遍的判斷是全球化的逆轉，那麼就先從全球化説起。

一，全球化和美國二元化

1990年美國推出了宣稱對經濟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華盛頓共識”。這個共識的要點是私有化、市場化、浮動利率匯率、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

“華盛頓共識”無疑為全球化吹響了號角，資本和技術大量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從1991年到1993年，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相當於國際貿易的兩倍。波音747飛機四百萬個零部件分佈到65個國家1500個大企業和15000箇中小企業共同協作生產。

全球化對美國造成的影響極其深遠，首先是美國從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變成了一個二元化的社會。美國的跨國公司，高科技公司，金融，會計審計，法律和大學是全球化的大贏家，其財富在全球化中突飛猛進。美國通過法律，政府科研撥款，税收政策精心維護這個上層社會；美國創造了最好的私有化的醫療，教育機構服務於這個社會。圍繞這些大公司和大學有美國最好的社區，高房價和高薪工作崗位自然把低端人口拒之門外。這些社區充滿美國基督教文化和民主自治的契約精神。美國的這個上層社會吸引着世界無數的人才，使得美國高科技發展不斷領先於世界。

然而美國在整體實力上卻是全球化的輸家。美國在二戰後如日中天，美國一國的GDP差不多佔了世界的一半，到2019年時卻下降到16%，而且美國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律師費，諮詢費，各種票房收入，賭場營業收入、醫療保險和醫藥費等等，實體經濟的部分已經小於中國了。

美國一般老百姓是全球化對美國衝擊的首當其衝者，他們組成了美國二元社會中的下層社會。美國製造業大廠在2008年時的工資標準是20美元/小時左右，12年後這些工作要麼不復存在要麼大量流失。據統計從1977年至1999年間，美國國內製造業的崗位流失超過300萬個。四成的美國居民沒有儲蓄，2500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

為什麼美國會走“自殘”的全球化道路？這即是美國國家利益使然，也是美國資本發展的必然結果。從1960年代以來的歷史證明，美國的輕工業，鋼鐵，汽車，造船和電子工業都競爭不過日本，韓國和中國。如果美國要保護這些產業就必須實行高關税和其他保護措施，這與美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燈塔國的地位不符。美國在全球貿易份額中的縮小也不利於美國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合縱連橫，作為“華盛頓共識”的發起國，美國只有走支持全球化這一條路。

但不要認為美國在全球化中只有資本和技術的流出，事實上，美國大公司憑藉其領先世界的金融和科技實力，開發並壟斷核心技術，通過海外直接投資，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組織國際化生產，獲取了極大的利潤。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給美國帶來的好處。簡單的説，美國向世界提供大量美元以維持以美元計價的國際貿易，美元的價值由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決定而不是對美國生產力的認定。美國向世界提供美元的同時購買回各國的產品，維持美國的低通脹；同理，世界各國使用美元和購買美債也稀釋了美國的負債。這就是所謂的美元鑄幣税。

**二，**2008年金融危機

美國享受美元鑄幣税是有代價的，美國必須承擔世界警察角色，美國四處用兵必然導致債台高築。

進入新世紀，互聯網經濟泡沫的破滅加上耗資萬億的伊拉克戰爭，使得美國政府亟需擴大税收來源，房地產成為目標。為了鼓動美國人買房，美聯儲11次連續下調，把利率從2000年時的6.5%降至2003年時的1%；同時商業銀行為招攬顧客不斷降低房貸首付比例，宣傳只要買房就會賺。美國投資銀行，例如房地美和房利美，將商業銀行的房貸利息加碼後打包成金融產品（次級債）賣給各種投資銀行。與房貸相關的美國證券由1990年的7400億美元爆增到2007年底的4.9萬億美元。

當時很多美國房貸的對象沒有還貸能力，這些人的違約直接導致次級債的違約，然後雪球越滾越大，導致歷史長達158年的美國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整個美國金融體系面臨資金鍊斷裂的危險。

為了保護美國的金融體系，美國政府買進了大量不良資產，對“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例如兩房，美國國際保險公司（AIG）實行增持股份和接管等方式搶救。為了通過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救助的撥款議案，當時的共和黨財政部長保爾森甚至向身為民主黨眾議院議長的南希.佩洛西下跪。

大量的政府資金盤活了美國大大小小的金融機構，使得資本，信貸，消費的產業鏈得以繼續，接着大量資金開啓了美國長達10年的股票牛市，股市的財富效應進一步帶動消費和就業，美國經濟漸漸復甦繁榮。

美國從2008年危機中復甦過來的過程也是一個向世界各國轉嫁危機的過程。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世界上非美國銀行的27萬億國際債務中，18萬億以美元記賬，美國大量印鈔發債，勢必造成貶值的美元流向世界各國的銀行系統，這實質上稀釋了美國的債務。

三，“中美國”的破裂和貿易戰

美國雖然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走了出來，但危機對美國震撼至深，美國的左、右兩派都對美國的現狀極為不滿。保守派和民粹派攻擊美國資本和民主黨的全球化主義造成了美國的空心化，縱容大批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福利主義褻瀆了基督教教義、養了大批懶漢。左派的學生髮起佔領華爾街運動，抱怨1%的富豪搶走了美國99%的財富，公然表示接受社會主義。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説美國已經變成“1%所有，1%統治，1%享用”的社會（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美國社會的撕裂推動美國做出根本性的戰略調整，這種戰略調整首先就是重新評估中美關係。

金融危機前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可以用“中美國”這樣一個概念來概括。這個概念由學者尼爾.弗格森在2007年提出，其基本內涵是美國向中國開放市場，提供技術和資金，中國向美國輸出價廉物美的工業品幫助美國維持低通貨膨脹率。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之一使用美元進行貿易結算，中國購買大量美國國債，中國通過對美國移民，旅遊和留學向美國反哺大量美元，支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

然而“中美國”結構也有不利美國的一面：美國必須長期承受貿易逆差，實體經濟逐漸萎縮，美國國債和財政赤字不斷升高。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在於不斷萎縮的美國實體經濟難以支撐美國金融體系的畸形擴張。痛定思痛，“中美國” 結構自然受到美國人的詬病和攻擊。

按照原來美國人的設計，“中美國”結構會導致中國成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但現實中，中國努力維護其政治體制和國家能力，並憑藉國家能力努力提高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科技創新能力。美國人意識到中國不會走“華盛頓共識”的道路，中國人的長遠目標是民族振興。

美國右翼民粹勢力在攻擊全球化和“中美國”結構上打起了頭陣。其學術代表人物納瓦羅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致命中國》等書，指控中國通過出口補貼，操縱貨幣，偷竊美國知識產權等不公正競爭佔領了美國市場，導致大量美國人失業。

美國極右民粹派靈魂人物史蒂夫. 班農更是把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上升到中國共產主義要改變世界次序，達到主宰世界的目的。班農還把矛頭指向美國資本集團和跨國公司，他把基辛格、保爾森、伯克南、比爾.蓋茨，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物稱之為“達沃斯人”（因為這些政商精英每年去瑞士達沃斯小鎮舉辦論壇），稱他們為了資本的利益，大肆鼓吹全球化，不惜和中國勾結，出賣美國利益。

近來經常看到這樣的觀點：導致中美矛盾激化的原因在於中國放棄了韜光養晦立場以及“中國製造2025”計劃刺激了美國。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沒有認識到中美兩國基本國策的變化有其內部必然規律。中國不可能長期依賴低水平發展模式；美國也無法容忍嚴重的空心化。事實上美國現今的當權人物在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還未接班，“中國製造2025”計劃還未醖釀之時，已經在搖旗吶喊遏制中國。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把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是守成帝國對追趕者的本能反應，具有國家競爭、種族和文明衝突，意識形態鬥爭的內在邏輯。

2016年，美國右翼民粹派彙集在特朗普的麾下獲得了美國大選勝利，隨即美國特朗普政府把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關係的立場從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時期的半接觸半圍堵走向全面圍堵和對抗。特朗普在2018年發動了對華貿易戰。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打貿易戰有兩個基本目標：第一，阻止中國通過國家力量實行“中國製造2025”；第二，逼迫產業鏈離開中國並返回美國。

然而中美貿易戰的歷程證明特朗普右翼民粹力量難以全面實行他們的計劃，他們首先受到美國資本力量的牽制。

美國資本力量指幾百家美國金融巨頭和跨國公司組成的集團，這個集團的人口不會超過美國人口的10%，但佔據了美國的主要資產，並且遍佈全球。美國資本集團當然支持特朗普政府壓制“中國製造2025”計劃，但美國資本也看重中國的金融，保險，能源，電信，飛機和汽車市場。當中國在這些領域示意進一步開放後，美國資本對中國市場的垂涎隨即轉化為對特朗普的壓力，而特朗普是難以和華爾街、波音、通用電氣、福特、微軟、高通等等這些 “達沃斯人”的巨頭長期直接對抗的。

因此，當中國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實行表面上的冷處理後，特朗普政府就順水推舟地把貿易戰訴求聚焦到開放中國金融市場和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上，美國對華為的絞殺也成了半拉子工程：雖然竭力阻止華為進入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市場，但再三延長華為購買美國芯片的准許。

至於特朗普貿易戰的第二個目標，既把產業鏈移出中國搬回美國，的確一部分低端的工廠離開了中國，但同時高端的、大型的，例如特斯拉、巴斯夫、三星、富士康也源源不斷的進來。至於多少產業鏈回到了美國，則是個問號。

2020年1月，中美兩國簽訂了貿易戰的階段性停戰協議，幾乎所有人都喘了一口氣。特朗普當然有資格把這停戰協議當成他勝利的象徵和大選連任的資本；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性交手似乎要在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裏展開。

但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把一切打亂了，表面繁榮的美國經濟不堪狂風驟雨，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遇到的問題再一次暴露，甚至更為嚴重。首先美國的產業空心化仍然嚴重，製造業只佔GDP的12%，特朗普竭力推行的美國製造業迴流並沒有實現。美國的第三產業比重高達81%，需要大量人流的航空、旅遊、體育比賽、酒店、文化娛樂業難於抵禦新冠病毒的攻擊。

支撐過去三年特朗普經濟繁榮的支柱主要是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例如量化寬鬆，企業減税，降低利率等等。這些政策形成的資產價格上漲更多的有利於富人 ，美國的兩極分化仍然嚴重。

疫情之前，特朗普看上去穩操大選的勝算，但疫情使得形勢複雜化了。特朗普現在是兩頭難：失業率如果上升到30%的話，他的連任很可能就沒戲了。但為了經濟而放鬆社會疏離，疫情很可能反彈；而疫情反彈的話，經濟是不可能搞好的。特朗普越急越甩鍋，他現在一定把爭取選票的寶壓在打壓中國上。儘管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為了轉移視線，煽動民粹，但西方世界的保守主義者，極端右派，種族主義者，文明衝突論者以及不明真相的民眾都會支持他。但特朗普的極端動作必定受到各方面的制約，他玩火過頭的話，有可能弄巧成拙。

四，人民幣國際化和多極化

對特朗普的第一個限制是美國能否故伎重演，再一次利用美元特殊地位轉嫁危機。

疫情以來美股數次熔斷後反彈，美元也跌跌漲漲，這些漲跌並不能用市場供求關係來解釋，其中的關鍵是全球資本仍然認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信用。

美債已經達到24萬億並且宣佈無限量化寬鬆。但這次疫情對各國影響巨大，各主要經濟體都印鈔發債。在這種情況下，中，俄，歐洲，日本，韓國甚至中東產油國未必心甘情願的接受美國的鑄幣税。

如果美國徹底和中國撕破臉，中美關係將難以為繼。中美將展開決戰，戰場之一就是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經濟學家陳平教授提出用人民幣國債與部分國家交換他們的美元國債，具體操作是當一些原材料輸出國要還美元債務時，中國可以向這些國家提供人民幣貸款，這些國家可以用人民幣（向中國）購買美元還債，這樣中國就可以和這些原材料輸出國建立長期的原材料供應和人民幣借貸支付關係。

翟東昇教授提出在當前美元流動性緊缺的情況下（因為美國經濟停擺，美元信貸和流動受阻導致市場上美元週轉放慢，導致美元緊缺，這是近來美元匯率上升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人民幣信貸，中國可以用巨大的產能，市場容量和發展潛力來錨定人民幣的信用，藉助一帶一路項目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信貸和支付功能。

如果中國走出這一步，會不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正面響應？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東北亞，雖然中日韓三國因歷史原因有很多糾葛，但中日韓三國都有擴大合作的意念。擴大三國貨幣互換，增加中日韓三國本幣在東北亞地區的儲備和支付功能對三國都十分有利，而中日韓在這方面的合作必將削弱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

在東北亞和東南亞，日韓和東南亞國家在中美相爭中更可能採取的策略是坐山觀虎鬥，以自我為中心，爭取自我利益最大化。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2018年9月指出，歐盟作為能源進口大頭消耗了全球約1/10的燃料，然而80%的歐洲能源進口都以美元結算。歐洲空客的總收入超過一半都是以美元結算，歐洲企業購買歐洲飛機也要用美元而非歐元。

歐盟的成立就是為了擺脱這種困境，目前歐盟做到了貨幣和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但還沒有做到財政和政治的一體化。就擺脱對美元的依賴而言，歐洲可能和中國一樣強烈；不排除中歐雙方或中國與歐洲的主要國家在貨幣互換和金融互相支持上取得突破。

中歐現在的衝突主要是意識形態的，是哪種體制更優越的比賽。但在市場互相開放，金融互相支持方面，中歐有大量的共同利益。美國不可能向歐洲提供足夠的實際利益而迫使歐洲為了美國利益與中國為敵。

中國在沙特、伊拉克很活躍；中國和俄羅斯、伊朗更是保持緊密關係。美國因為頁岩油已經和這些石油輸出國形成競爭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中國可以和這些國家進一步開展人民幣石油貿易。

區塊鏈和數字貨幣技術的出現，在幫助中國和其他國家建立新的國際支付體系上有獨特的作用，有利於繞開現在的SWIFT 美元結算系統，打破美元一家獨霸的地位。

疫情後全球化必有退潮但不會逝去，當今條件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關起門來發展。疫情後，中美相爭，歐洲圖謀壯大，俄羅斯爭取復興，土耳其，伊朗，沙特和以色列在中東的纏鬥，印度的崛起將是世界多極化的主題，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大國建立區域性經貿組織的競爭會日益激烈。美國只能在這種多極化框架裏折衝樽俎，而不能主宰這種多極化。

現在到美國大選還有5個多月，特朗普很可能推出極端政策，例如5.15日對華為的封殺，以及對香港和台灣的干涉等等。特朗普推出這些極端政策首先是為了連任，是為了煽動更大的民粹浪潮擴大他的支持率。這些極端政策未必有利於美國本身和美國的盟友。中國應該靜觀其變，以靜制動，不要跟着特朗普的節奏走。中美真正的交手將在美國11月大選之後。是大決戰還是鬥而不破取決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