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聯動： 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中的2019年香港暴亂（下）_風聞

來源：《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簡介：曾向紅，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峻溯，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學生。

圖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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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暴亂動員框架的繼承與轉型

以香港發達的社會網絡為依託，內外部因素聯動下的2019年香港暴亂與香港之前所發生的社會運動大為不同。相比於2014年的非法“佔中”，2019年香港暴亂中示威者的行為更加激進、資源動員能力更強、影響的範圍更大、持續的時間更長。這場暴亂可能成為香港歷史和世界範圍內極具標誌性的事件。鑑於此，在明晰香港暴亂髮生因素的基礎上，本部分將香港暴亂中出現的組織動員特點與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下的“主框架”進行對比，明確香港內外聯動的暴亂動員框架的繼承與轉型特點及趨勢。這有利於為我們解決香港暴亂問題提供思考方向。

2010年以來，國際社會進入新一輪抗議浪潮，以中東地區相關國家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發生的“佔領”運動為主要代表的社會抗議運動成為這一輪浪潮的主流。國內外學界對這兩波主要抗議運動的研究得出兩方面結論。其一，“佔領”運動受到了來自“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影響。其二，這一輪抗議浪潮按照社會運動的“主框架”角度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以“阿拉伯之春”為代表的“變革”框架；二是以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代表的“佔領”框架。基於這兩種框架的聯繫與差別，筆者將其總結如下（表1）：

表1  “變革”框架與“佔領”框架對比

隨着“阿拉伯之春”和“佔領”運動的浪潮席捲全球，類似的社會運動在世界範圍內興起。在此浪潮下，香港同樣未能倖免。2014年9月，香港爆發非法“佔中”，大批示威者在香港中環等街區進行“佔領”行動，堵塞交通幹道，企圖通過施壓使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接受示威者的要求。這場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具有明顯的“佔領”框架的特徵。從非法“佔中”背後的組織領導方式看，它有以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為核心的發起者，這些發起者在整個過程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非法“佔中”所採取的組織手段、策略選擇和矛盾根源都與“佔領”框架相符合，但其不同點在於非法“佔中”的訴求焦點在於當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而不是要求政府對社會問題進行變革。這就使得在“佔領”框架的基礎上，香港反對派又對發生在香港的“佔領”套上了“政治化”的外衣，使非法“佔中”的訴求焦點向“變革”框架轉變。從“變革”框架和“佔領”框架所產生的系列社會運動的結果來看，“佔領”框架下的系列社會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雖然兩個框架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動員能力上具有很大差別。以香港非法“佔中”為例，在非法“佔中”進行的後期，原本“非暴力”的策略選擇出現了明顯激進化的趨勢，這激起了香港社會中許多人的反對，特別是“違法達義”的方式引起人羣的爭議。同時，由於缺乏統一的領導，“佔領”中後期出現許多所謂“領導者”，他們基於自身利益不斷爭奪話語權，這場非法集會最終走向瓦解。隨着時間的推移，全球抗議浪潮中“佔領”框架逐漸式微。

在香港，非法“佔中”也走向終結。但是，這場非法集會的結束並不意味着香港反對派就此停止活動。2019年香港暴亂的發生，説明在經歷了非法“佔中”失敗後，香港反對派並沒有善罷甘休，反而在香港社會中繼續進行着更加深層次的社會動員，香港社會運動的框架也因此逐漸發生改變。基於上文對香港暴亂髮生的內外部因素的分析，下文將對2019年香港暴亂的動員框架進行解構。從香港反對派所利用的內外部因素來看，香港暴亂既繼承了“變革”框架和“佔領”框架中的部分因素，又將其與香港本地社會的特徵相結合，並在香港暴亂的組織過程中實現了框架的轉型。

在組織領導方面，對於“變革”框架和“佔領”框架中無領導的特點，香港暴亂無疑對其進行了繼承，大批暴亂分子相聚於街頭，隊伍中沒有出現明確的領導者。與“佔領”框架下非法“佔中”不同的是，2019年香港暴亂甚至沒有出現清晰的發起者。黃之鋒等亂港頭目雖然支持示威人羣走上街頭，但沒有像非法“佔中”的戴耀廷等人那樣，對暴亂活動設置具體的議程和鬥爭策略。香港暴亂中的組織網絡更多地是基於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絡，這種更加開放的組織網絡使暴亂人羣中的任何一員都可能成為暴亂的發起者和領導者，甚至能對暴亂議題進行自身所偏好的設置。這就導致香港原本以“反修例”為訴求的社會運動很容易演化成無組織、無秩序的暴亂。

在抗議動員方面，2019年香港暴亂繼承了“變革”變革框架中“建構抗議者集體身份”的做法。香港反對派通過設置抗議口號的方式將暴亂隊伍中的“和理非派”與“勇武派”捆綁在一起，通過營造一種“不割席”的氛圍，企圖弱化不同羣體對手段的異議，增強暴亂人羣對訴求焦點的共識。在這種“集體身份”之中，主張暴力的羣體與主張非暴力的羣體因為訴求的相似性而實現合流，從而使暴亂隊伍難以分化。無疑，香港反對派對非法“佔中”進行了“經驗總結”，將“長期維持穩定的運動規模”作為暴亂動員的首要目標。因此，2019年香港暴亂至今仍然未見非法示威者羣體內部的顯著分化。

在話語體系方面，2019年香港暴亂更加依賴運用新聞媒體進行話語建構。這是由香港社會大眾傳媒極其發達的特點所決定。作為港人心目中事實認可的“社會—政治”聯繫渠道，香港大眾傳媒深刻影響着港人的政治行為。香港反對派將暴亂中的話語經媒體的包裝後置於所謂的“民主”“人權”之下，這種帶有濃厚西方色彩的話語體系在輿論層面掩蓋了香港暴亂禍港、亂港的實質。這既吸引了香港社會內部的青年羣體，又在國際舞台上博得西方社會的支持，從而為香港暴亂爭取了最大程度的境內外資源。香港境內傳統的大眾傳媒及網絡等新媒體在商業利益和外部資金介入的情況下，幾乎全部偏向香港反對派。以“壹傳媒”“蘋果日報”為代表的“港獨”媒體不但藉此在市場中擴大佔有量，更作為香港反對派輿論宣傳的工具，極力煽動羣眾對立情緒，鼓譟暴亂輿論。

在策略選擇方面，2019年香港暴亂模糊了暴力與非暴力的邊界。本次香港暴亂中的非法示威者不將“非暴力”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反而將對警察使用武力看作是合理合法的，“違法達義”的口號再次出現在人羣之中。在暴亂分子使用暴力手段的同時，一些“顏色革命”的手段也出現在香港暴亂中。香港暴亂分子打“港獨”旗、唱“港獨”歌，對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香港市民縱火燒身，破壞港鐵等市政基礎設施，佔領香港國際機場，曝光香港警察私人信息並對其進行恐嚇，鼓動“816全民提款日”等。這一系列行為表明，暴亂分子的行為深受西方“顏色革命”理論中關於“非暴力行動方法”的影響和指導。

在矛盾根源方面，2019年香港暴亂極力把社會問題政治化。相比於“變革”框架和“佔領”框架，2019年香港暴亂所體現出的策略選擇及其矛盾根源有着本質的不同。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反對派將社會問題作為香港暴亂動員的潛在因素。反對派並沒有把社會問題方面的訴求作為暴亂的訴求口號。但是，參加暴亂的成員往往是深受香港社會問題影響的學生、失業者和青年羣體，他們長期因為香港社會中高房價、低收入、固化的社會階層而產生失落、沮喪的心理，甚至產生了對政府的怨恨。在潛在動員因素的推動下，香港社會中的不滿逐漸積累，“反修例”成為導火索。

在擴散方式方面，2019年香港暴亂是“變革”框架和“佔領”框架中相關因素的結合體。香港暴亂中既有境外非政府組織、外國政府等干涉勢力的非法介入，也有香港反對派基於香港本地社會的動員。經過新聞媒體的煽動，大批香港民眾被輿論綁架而走上了街頭。境內外勢力通過香港社會中的資金、組織、輿論網絡實現了香港暴亂框架下諸因素的聯動。

綜上所述，香港反對派運用內外部網絡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繼承了“變革”框架和“佔領”框架中的部分因素，並將其與香港本地發達的社會網絡相結合，從而實現了暴亂動員框架的轉型（表2）。

表2  香港暴亂動員框架的繼承與轉型

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繼承與轉型後的新框架顯示出了一定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在“大社會、小政府”的香港政治生態中，新框架下暴力與非暴力合流、開放的組織網絡、網絡新媒體等因素相互綜合的效果明顯超過“佔領”框架。這樣一種新框架刺激了世界其他地方抗議示威活動的轉型。2019年香港暴亂髮生後，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出現的暴亂、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地鐵示威都顯示出和香港暴亂相似的特點：組織網絡更加開放，示威者遮擋面部，持續暴力行為，等等。這些事例表明，在西方國家的操縱下，香港反對派構建的新框架已經在世界其他地方產生擴散效應。開放的組織網絡、社會問題的潛在動員能力、暴力與非暴力界限的模糊，可能將給社會矛盾叢生但政府難以作為的西方社會帶來嚴重危機，甚至將進一步加深西方社會的分裂。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有關國家深度設計和推動而形成的這種新暴亂動員框架終將可能產生“引火燒身”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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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2019年香港暴亂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在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的大環境下，香港社會政治化和外部勢力介入干涉的結果。通過分析香港暴亂髮生的內外部原因，本文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其一，研究“香港問題”應該採取內外因素聯動的視角，將香港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統籌分析。殖民地時期的特殊歷史導致了香港社會摻雜眾多的外部勢力。以內部視角分析香港社會能明確香港社會存在的主要矛盾，但要想解釋“香港問題”發展演變的過程並最終解決“香港問題”，我們必須把外部因素納入考慮範圍內。採取一種“降維”的內部因素分析方法能明確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採取一種“升維”的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能釐清香港社會發展演變的具體脈絡。只有站在內外聯動的角度，才能以較為全面的視角解釋當前香港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

其二，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趨勢和大眾傳媒對“社會—政治”聯繫渠道的替代是香港暴亂的內部根源，境外干涉是香港暴亂擴大化的推手。香港社會發達的輿論網絡既給普通民眾以宣泄渠道，又給反對派勢力以政治動員的輿論資源。香港反對派利用大眾傳媒將政治問題擴展到更深層次的社會領域，並影響香港青年羣體的政治行為。受資本控制的大眾傳媒將社會矛盾政治化，為香港暴亂準備了充分的基礎。境外干涉勢力利用、推動香港社會的政治化趨勢，運用輿論手段將香港“民主”“人權”等話語與香港社會存在的社會矛盾相掛鈎，企圖將香港社會拖入“西方民主政治的陷阱”。

其三，香港暴亂所處的國際大背景是“阿拉伯之春”在世界範圍內掀起的新一輪全球抗議浪潮。本文通過借鑑先前對“阿拉伯之春”和系列“佔領”運動之間關聯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暴亂中出現的暴亂動員框架實現了對此前“變革”和“佔領”兩種框架的繼承與轉型。鑑於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和美國紐約發生的類似暴力行動的案例，內外聯動的暴亂動員框架或將刺激新一輪世界範圍內的抗議浪潮。

其四，瓦解香港暴亂動員框架的關鍵在於加強對香港社會網絡的治理。作為內外因素聯動的紐帶，香港社會網絡在2019年香港暴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要有效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必須加強對香港社會網絡的治理。首先，可以通過立法、行政命令等形式規範香港社會網絡，不能使香港社會網絡成為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淵藪”。其次，民生問題始終是影響香港社會運行的關鍵議題。香港穩定的抓手在於改善香港經濟結構、保民生、促就業，至於香港反對派鼓吹的“民主化”不是現階段解決香港既有社會矛盾的着力點。再次，要充分發揮好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香港社會穩定中的作用，將人大制度和人民政協制度作為聯結香港和內地的重點溝通渠道，緊緊依靠香港愛國人士把統戰工作沉下去，將“愛國愛港統一戰線”作為我們發動香港民眾與社會網絡同香港本土激進勢力、境外干涉勢力進行鬥爭的武器，維護香港的長治久安。

本文重要腳註如下：

1.抗議：本文中的“抗議”一詞是社會運動研究中對政治與社會動員現象的中性描述。香港“修例風波”處於此輪抗議浪潮中，但是所謂的“反修例抗議”實質上是禍港、亂港的暴亂，遠超出抗議的範疇。後文將會對香港暴亂的性質進行詳細的説明。

2.香港問題：香港主權歸屬非常明確，本不存在所謂“香港問題”。至於香港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部分矛盾，在任何一個國家均屬於正常現象，只涉及一個國家內部的地區治理事務，根本不足以成為一個“國際問題”。然而，西方有關國家刻意提出所謂“香港問題”，不過是為了混淆視聽，推進香港社會矛盾的國際化、政治化，模糊人們的視野。

（其餘腳註和參考文獻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