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印度貧民窟：失業、借債與抱團自救_風聞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程靖

疫情下的達拉維貧民窟陷入了寂靜。

這座位於印度孟買市中心、曾拍攝了《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貧民區面積僅2.1平方公里，聚居着約85萬人口。相當於2891人擠在一個11人制標準足球場裏。他們中有出租車司機、傭工、手工匠人、裁縫、拾荒者和小商販。他們支撐着印度的經濟，卻因封鎖而失去生活來源，被病毒與貧困兩面夾擊。

（圖説：達拉維貧民窟，一位婦女坐在家門口。圖/Reuters）

居住環境擁擠、難以社交隔離、缺乏公共衞生設施……達拉維貧民窟曾被國內外媒體稱為“印度疫情的定時炸彈”：截至5月23日，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已成為印度疫情最嚴重的邦，累計確診近2.9萬例；達拉維貧民窟則是“震中”的熱點地區，23日單日新增確診36例，累計確診達1514例，累計死亡58例。

但被病毒感染是明天的危險，飢餓與貧困才是今日的威脅——封鎖下的貧民窟裏，一些居民開始積極自救。

底層居民的失業自救

食品、消毒液、肥皂、牙膏……蘇雷什·庫馬爾和同伴們正在清點物資，分成一包一包裝好，準備分發給因疫情而失業的鄰居們，購買物資的錢是蘇雷什與友人們眾籌來的。

43歲的蘇雷什是孟買達拉維貧民窟的居民，3月14日起，他所任職的出租車公司因疫情停工；25日，達拉維被封鎖。蘇雷什告訴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自己和家人已在家“自我隔離”兩個月了。

蘇雷什的家是達拉維貧民窟裏一間13平米的小屋，與妻子和兩個孩子共住。他每月要花7000盧比的租金（約合人民幣657元）。他告訴記者，身邊的司機同行通常一天收入1000盧比，其中300盧比是油錢，此外還要維護車輛，支出生活開銷，一旦失業，日子將難以為繼。

（圖説：蘇雷什一家人。圖片由採訪對象提供。）

“生活在達拉維的司機中有80%～90%都不是合同工，是按月、甚至按天結工資。”蘇雷什告訴記者，“現在我估計80%以上的司機都失業了。”

達拉維的司機只是疫情下印度勞動力境況的縮影。據《華盛頓郵報》引用高盛經濟學家的分析，印度的全國“封鎖”造成了至少1億人失業或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失業率已飆升至27%。

德里國際經濟關係研究協會的高級顧問卡普爾表示，在印度數目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沒有社會福利網，甚至沒有最低保障” 。

（圖説：希奇（右）和兒子。圖/The Washington Post）

今年45歲的拉利塔·希奇是一名家政工，每週為三個家庭打掃衞生。自封鎖以來，她無法外出，兩個分別在審計事務所和藥店工作的兒子也丟了工作。存款所剩無幾，所幸當地援助組織發了一些大米和小扁豆。她對《郵報》説：“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吃的，會餓死。其他問題都可以解決。如果繼續封鎖，我和我兒子馬上每天只能吃一頓飯了。”

蘇雷什和友人們決定幫助失業的人。蘇雷什是個熱心人，曾與友人們一起運營着一個叫做“傑賓姆基金會”的非營利團體，旨在用印度“賤民之父”安倍多伽爾的理念來幫助達利特人（印度種姓制度中的“賤民”階層）爭取權益。蘇雷什和達拉維另一些非營利團體一起發起了眾籌。

蘇雷什告訴記者，四月份他們在網上眾籌到了30萬盧比，用這筆錢，他們購買了足夠分給300户人家的口糧，以及消毒液、肥皂、牙膏等清潔物資，給每家每户發了10公斤大米和10公斤麪粉。

蘇雷什説，現在有15個志願者一起為互助項目工作，五月份已籌到了15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4077元）的資金，能為150户家庭送去援助，“這個月能幫多少人還得看籌到多少錢。”

4月14日，印度總理莫迪在一次講話中承認了全國封鎖帶來的“巨大苦難”，並推出了一套經濟援助方案，包括為貧困家庭提供食物援助和小額現金救濟等舉措。但有媒體認為，相比美國使用GDP的11%來實施經濟補助，印度政府劃出GDP中不到1%的金額很難滿足貧困人羣的需求。

另據報道，儘管印度政府制定了每人每月5公斤的派糧計劃，但每個邦的執行情況不盡相同，而且只有持有配給卡的人才能領到糧食。很多達拉維的居民都是從其他邦移居過來的，無法註冊配給卡，因此並沒有領取糧食的權利。

此外，孟買市政官員每天為近2萬人提供兩次便餐，但對於達拉維85萬人口來説只是杯水車薪。因此，蘇雷什等人的民間互助尤為重要。

（圖説：除了蘇雷什的團體外，有不少公民組織為貧民窟內的貧困人羣發放援助。圖/The Washington Posst）

疫情下的零工經濟難以為繼

比大多數鄰居幸運的是，蘇雷什的司機工作有份合同，儘管沒有出去開車，他依然收到了三四月份的工資。但他告訴記者，不知道五月的工資還發不發，“月底我就知道了。”

沒有承諾和保障的工作就脆弱得多：希奇做家政工的20多年裏都在為固定的三户人家打工，但從疫情開始後，她試圖聯繫服務了小半輩子的僱主，希望對方能夠伸出援手，但僱主不是不接電話，就是閃避她的請求。希奇到現在也沒法相信，有些絕望：“如果連他們都不幫忙，我還能指望誰呢？”

達拉維也不僅僅是貧民們的住所，更是生產經營場所。自19世紀中葉印度城市化進程啓動以來，全國各地的低收入人羣遷徙到此地，定居在達拉維，各式手工作坊，裁縫鋪、麪包店到製陶工場、皮革工廠，肥皂工坊和廢品回收站平地而起，帶動了貧民窟裏大量非正式就業——在這面積僅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約5000家小企業和1.5萬家小型工廠，生產的商品不僅能自給自足，還遠銷海外，每年商品交易額超過6.5億美元。

（圖説：達拉維貧民窟。圖/EPA-EFE/Shutterstock）

“橡子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坎伯的父母就是達拉維一家小型廢品回收公司的經營者，他們擔憂，如果公司關了，就無法給員工發工資。而拾荒者原本就處於勞工階梯的最底層——每撿到一塊塑料，只能賺3美分（約合人民幣0.2元）。坎伯對《郵報》表示，如果封鎖持續，不知道達拉維居民該何去何從。

平日裏開着一家手機維修店的喬達裏要養活一家七口人，但維修店關閉後，他失去了生活來源，甚至沒有拿到非營利組織發放的援助食品。喬達裏告訴《郵報》，他的錢只剩侄子儲蓄罐中約合人民幣70元的錢，還夠全家人吃一週，再往後就不得不去尋求援助。

貧民窟防疫有多難？

蘇雷什告訴記者，上週接到了公司人力資源部的電話，讓他近期不要去公司，“大樓管理處要求，不讓司機進來，達拉維居民也不得入內。”拉利塔·希奇的二兒子也因達拉維居民的身份而被藥店解僱。平日裏“達拉維居民”就是底層身份的象徵，在疫情中更是讓人避之不及。

但達拉維的生存環境與衞生條件確有諸多防疫難點：建築物密集低矮，排水溝暴露在外，污水遍地，多數家庭居住面積不足10平米；自來水每日限時4小時，約73%的居民使用着180個公共廁所……早在印度零星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時，就有媒體擔憂貧民窟會是印度疫情的“定時炸彈”。

當達拉維確診病例僅有100餘例時，印度病毒學家賈米爾·薩希德就指出，孟買核心地區1200萬人口中有65%的人生活在貧民窟裏，疫情在貧民窟暴發“只是時間問題”。

（圖説：達拉維貧民窟，一名男子穿過路障。圖/The Washington Post）

為避免貧民窟疫情出現燎原之勢，當地政府採取了相當積極迅速的防疫舉措。在報告確診病例後，孟買政府在達拉維設立了多個路障封鎖了重點地區，所有居民都不允許隨意走動。達拉維的一所學校、一個體育場和一間廢棄醫院被改造為隔離點。

《印度斯坦時報》外文版總編喬杜裏稱，印度軍方於4月初進駐了達拉維，在貧民窟裏建起多個隔離帳篷作為“方艙醫院”，若居民接受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就會被送到隔離帳篷接受治療，重症患者則會被轉移到當地醫院。

孟買市政助理、負責達拉維片區的官員迪加夫卡爾曾説，由於貧民窟很難嚴執行社交隔離，最好的辦法是篩查出潛在感染者並儘早將其隔離。另據《印度快報》報道，本週四起，為大規模篩查達拉維的潛在感染者，孟買市政集團（BMC）啓動了18個流動診所，每個流動診所由一輛救護車、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組成。截至週四，達拉維已有40萬居民接受了篩查，約佔總人口的一半。孟買官員稱，希望對達拉維所有人口進行兩次篩查。

但政府紙面上的抗疫舉措與現實依然有一些落差。蘇雷什告訴記者，他所住的社區，至今沒有見到過醫護人員前來進行篩查。防疫物資的價格很高：一瓶免洗洗手液要價200盧比，抵得上達拉維居民兩天的伙食費。蘇雷什有幾個N95口罩，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些人用布料、手帕自制口罩，“許多人連飯都吃不起，怎麼可能花錢買口罩呢？”

（圖説：達拉維貧民窟內的居民們戴着口罩或用面紗遮面。圖/ThePrint）

貧民窟內外的封鎖還在繼續。對於蘇雷什説，“宅家抗疫”生活並非沒有好處：不用早出晚歸，打破上下班的時間表，有時間和家人呆在一起——明顯的壞處則是體重長了12公斤。

達拉維的防疫圖景只是印度城市貧民生活境遇的一個縮影。印度有約6500萬人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中。他們多數打着零工、拿着低薪，支撐着經濟金字塔的最底端，卻無法享受良好的公共資源和社交距離的“特權”，在大流行病與貧困的兩面夾擊中度日。

黃昏中，喬達裏和家人們在等待夜幕降臨後的開齋。作為穆斯林，齋月應是一年中節日氣氛最濃重的月份，而家門口平日裏總是摩肩接踵的窄巷，如今是一片死寂，“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達拉維。”

喬達裏的手機維修店已經兩個月沒有交租了。隔離意味着沒有收入，他的不安與日倍增。父親患有心臟病，喬達裏不敢讓他出門冒險，只能讓他戴着口坐在窗邊透氣。上週家裏的錢用完了，喬達裏不得不向朋友借了1萬盧比，以購買家裏的伙食。

“活了四十年，我從來沒有這麼無助過。我好像被斬斷了手腳一樣，被迫乞討。”喬達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