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放開生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想結婚，卻對自己能合法地生幾個孩子十分在意。

沒問題，有公共精神總是好的。

2016年起，中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意圖是明顯的，一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趨勢，二是給未來增添勞動者數量。

從數據上看，似乎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2017、2018、2019這三年的全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723萬人、1523萬人、1465萬人，仍在持續下降。

當然，下降速度明顯放緩，但因為統計年份太少，還不足以得出明確判斷。

越貧窮的社會，人們生孩子的意願越強烈；反之，越富裕的社會，人們的生育意願越低迷。單就中國而言，不能説現在很富裕，現在所做的是一個縱向比較，但同樣可以印證這個規律。

當下中國人的生育意願不高，未必需要數據，訴諸經驗就已足夠。據此可以推斷，即便放開三孩，生育堆積效應不見得會有明顯差別。

不過一個矛盾的確存在：如果生二孩合法，而生三孩違法，那麼政策的初衷究竟是要鼓勵還是限制生育呢？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今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她主張取消生育限制。

如何理解這一主張？

1

計劃生育

“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這是宋元之際的歷史學家馬端臨的觀點。

這個“為”字，可以解釋為“決定”，“導致”。人口多少，不會直接決定國家盛衰，這是沒錯的。

但在古代中國，“盛世滋丁”，如果人口滋長，一般來説都反映着國家政治平穩，經濟發展。

也就是説，人多，象徵着好日子。

為什麼？因為人多，意味着糧食充足。

我們有五千年文明，星漢燦爛，但也必須承認，那些詩詞歌賦、風花雪月，基本是上層專利。盛世對佔社會絕大多數的底層人民而言，主要的意義在於不餓肚子，好一點的時代，糧食還有盈餘。

糧食有餘，做什麼用？

那時沒有能力把它加工成曲奇、薯片、粟一燒，做酒可以，但也沒有那麼大的市場，主要的消耗辦法就是把它在保質期內吃掉，否則就會腐壞。所以人們就會生出更多的人來，消耗糧食。

於是人口就會增長，於是標誌盛世。

盛極而衰，道家天理。然後我們就會看到，一旦發生旱澇，地震，蝗災，黃河決口，瘟疫橫行，政治陰謀，戰爭叛亂，往往就來到了一個王朝的拐點。這個時候，人已經有那麼多了，糧食供應縮減，就得有一部分人去死，而變數的性質本身決定了死法。

後來，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總結了這種規律，被後人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從常識上理解，在糧食總量有限的條件下，每一個人的生存，都是對他人生存的威脅。最終的結果，就是一部分人口的滅絕，重新達致平衡。

不過要注意，這種情況只適合於農業社會。

在農業社會里，生產力進步緩慢，幾乎在可預見的時間段內不會有太大變化。那麼，糧食生產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政治社會穩定程度，以及税賦政策的寬嚴程度。

1982年，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確定前後，我們大致上還處於農業社會。

那時候，農業是國本，國家税收的主要來源，工業化的基礎，邁向現代化的支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及，與其説是一種制度創新，不如説是回到人性常態。慢慢能吃飽肚子的功績，歸根到底還得歸之於政治社會穩定。

此時，如果放任人口增長，那麼就回到了數千年的歷史軌道，不但會把所有產出消耗掉，還可能進一步造成飢餓問題。

而當時的中國，已經清醒過來，意識到現代化使命在繼續，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農業盈餘，來支持新一輪工業化的積累，以及前行。只有這樣，才能擺脱黃炎培先生提出的“歷史週期律”。

而且，當時有許多事情是不能預見的。

一方面，不能預見雜交水稻會在科技推動下迅速進化，產量迅速增加，發展到今天的海水稻；

另一方面，不能預見工業化會如此神速進展，巨量的年輕勞動力會成為一定時期內最重要的國際競爭優勢。

於是我們計劃生育，原定30年，實際上持續至今。

2

錯了嗎？

很多人不喜歡計劃生育國策，這是個事實，不必迴避。

首先是因為，對於知識分子或者社會上比較有文化的人們而言，“計劃”二字不討喜。改革開放以後，隨着市場的地位在國家戰略中的位置越來越高，“計劃”成了一個貶義詞。

如果用英文來表述，計劃生育就是Family planning，或者birth control，家庭成員計劃，或者生育控制，好像就要容易接受得多。

事實上，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中國專利，二戰以後，百業蕭疏，加之民族解放運動興起，許多殖民地獨立為民族國家，擁有了自主權。

當時，全世界都在考慮人口問題，採取不同的措施。就世界範圍看，主要表現為歐美相對寬鬆，而亞洲相對嚴格。

印度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國家，它在1952年就已提出，但因為國情原因——不僅僅關乎糧食，還關乎文化，比如種姓制度、移植民主、重男輕女、宗教林立等等——導致許多政策無法落地，於是我們看到，今天它很快就會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而它的面積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弱，目前它正在享受人口紅利，但未來會怎樣，印度精英比任何人都要憂心。

除了印度，亞洲的韓國、越南、印尼、新加坡、伊朗，都實施過計劃生育政策，但可能名稱不一樣。

歐美國家在計劃生育方面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是因為它們是工業化的先行者，單位土地可以承受更大的人口數量，更少為糧食問題和發展基礎問題而擔憂。

甚至，我們還經常看到以福利措施鼓勵生育的例子，比如北歐國家。不過有一點總是被忽略，那就是，鼓勵生育也是計劃生育政策的一種。

在實施限制生育政策的亞洲國家裏，中國是行動很遲的，比印度整整晚了30年。社會討論經常自相矛盾，同一個人，可能會大肆鼓吹馬寅初先生，為他的正確主張未被重視而惋惜，同時又極力抨擊計劃生育政策，為西方主張的人權、自由未能在生育方面落實而生氣。

後一個情況很普遍，我們總是忽略一點——那不是根本主張的差別，而是個柴米油鹽問題。

計劃生育國策錯了嗎？

總的政策方向沒有錯，但執行上有可檢討之處。

生於計劃生育實施當口的人，都對強制結紮、拆房牽豬有深刻印象，這是個制度文化缺陷，也是方式、手段的錯誤，同時也還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一面。

所謂“不得已而為之的一面”，就是當時的客觀現實以及主觀判斷，都是我們還身處農業社會，受“馬爾薩斯陷阱”的規制。

今天在中國，人們還會提起“馬爾薩斯陷阱”，或者叫“馬爾薩斯魔咒”，但主要是作為一種歷史理論去追憶了。

因為工業化，或者比工業化更具概括性的現代化，就是它的剋星。

工業化、現代化讓糧食可以更高效地生產、更方便地儲存，以及可以轉變價值形式，支持更多的人在不顧慮食物問題的前提下脱離農業，投身工業、第三產業，以及其它更高的智力追求。

而且，這個過程對於中國而言，來得太快，超乎想象。

3

現在的問題

2016年，放開二孩。

回到我們前面陳述的規律——生活越富裕，生育意願越低。放開二孩，在大概率上，事實上已相當於不再限制生育。

因為可以斷定，除非有性別偏執或者防護措施不足等情形，絕大多數中國夫妻不會生育第三個孩子。

當然，意願是意願，政策是政策。就這個意義上説，既然放開二孩，不如干脆就取消生育限制。這樣就既可以解決邏輯矛盾，也可以清除一部分老百姓的顧慮。

那麼今天看來，生育一個兩個還是三個，已經不是一個板着臉孔的法律問題。

前段時間我在居委會聽到一個對話。一位懷孕女士在計生窗口諮詢生三孩的問題，工作人員説，不罰款，不強制結紮，就是現在還沒有生育津貼。

如果是一孩二孩，生育津貼有數千乃至數萬元。

“不罰就好。”

現在是一個經濟問題。

所謂“罰款”，現在叫“社會撫養費”，這是“超生”的對價。

1980年代初，稱為“超生罰款”；1992年，改稱“計劃外生育費”；2000年之後，叫做“社會撫養費”。

這個演變軌跡深藏奧秘。

“罰款”的意思是，你是錯的；“計劃外生育費”則不討論對錯，只看你的支付能力；“社會撫養費”所指，則是一種類市場行為，你佔用了資源，就要為之付出成本。

這三個，其實是同一個東西，但從中也可以看到鬆動過程。這裏面有社會文明進步的因素，即契約意識；也有治理現代化因素，即個人權利與社會福祉之間如何在衝突中妥協。這個過程其實很重要，至少在近20年來，我們已經很少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望風而逃的計生幹部形象了。

不過，也不要太過高估這個變化過程的意義。因為我們多數人還是在規制下謀生，底層建制還是制約着“對價”的實現，比如單位內連坐、所有人獎金與刻板的計生政策掛鈎等問題至今依然未絕。

不過，相信未來已來。

我們現在來討論兩個情境，當我們領會了情境的意義，也就理解了問題的實質了。

第一個，1980年代，農業時代。

那時候糧食不足，還要發展工業，全社會必須“勒緊褲帶過日子”。多生一個，生出來就不能讓他餓死，就意味着要分薄所有人的所得，影響資源在工農業之間的分配。而多生孩子，按傳統的觀念，在社會保障缺失的條件下，顯要的目的是為了晚年生活保障，也就是説，目的是自私的。

所以“超生”是錯的，侵害了公共利益，必須懲罰，於是就有了“超生罰款”。“超生罰款”的意義，和現在一些大城市局部徵收的交通擁堵費性質上是類似的。

後來，隨着農業科技發展、糧食問題緩解，“罰款”演變為“計劃外生育費”和“社會撫養費”，前已有言。

一言以蔽之，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社會的整體風險是在持續削弱的。

第二個，2020年代，工業時代。

此時糧食不成問題，制止普遍性的浪費成了公益項目。這就意味着，一個人的出生，不存在侵害公共利益問題，也幾乎不存在佔用公共資源問題——還是有，比如學位，但這是税收支持或者自費支付的。

這時候出生的人，從根本上説，被賦予的未來性質變了。他不是單純消耗糧食的廢物——在分工簡陋的時代，人真的很容易成為廢物——而是創造價值的實體。

如果國家勞動力不足，一個勞動力的出現，本身不但不僅是消耗公共資源（市場化條件下沒有任何人可以單純消耗），而且他本身就是公共資源的一部分——這是事實，沒有把人物化的意思。

那麼，今天的年輕人多生一個孩子，就意味着為國家的未來增加了一份公共資源。

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要不要放開三孩這個事實上的偽命題的原因。

為什麼説是偽命題？同樣還是在2020年代這個情境下，我們來看，現在生孩子的是誰？

80後和90後。也就是説，是那些獨生子女們。

一對夫妻，平均而言贍養兩對父母——有的會有退休金，酌情遞減——這個是硬約束。

這種情況下，生育幾個孩子，就是一個軟約束。80後和90後今天已經沒有晚年之憂，即便有也不會寄託於子女，所以養育子女就是一個純負擔——當然，親情的快樂不可折算，同時也不可一概而論。

軟約束的意思是，我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只要不突破法律底線。所以，有的人選擇不婚，有的人願意丁克，有的人最多隻要一個。

在生孩子這個問題上，個人風險意識在不斷提高。

生過孩子的人對此就會體會殊深。打個比方，現在有一對夫妻，妻子懷孕了，他們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胎停、死胎，會不會患妊娠期糖尿病，導致嬰兒過大，生產過程是否危及孕婦生命，產下的孩子會不會有先天疾病，撫養教育他長大需要多大代價……這些問題，是任何時代都存在的，不同的是，現在無論制度、文化還是未來保障，都不會逼迫他們生育，他們可以選擇。

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國家又需要更多的孩子。那麼，客觀上就是，賓主易位。

如果國家需要更多的孩子，就要去支付對價。至少，不應該設置障礙。

道理顯明，毋庸多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