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真相：大屠殺的白人見證者_風聞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

那就摸黑生存。

——曼德拉

引子

試想一下，從打開這篇推文到現在，數秒內，一個活人就已倒在了血泊之中。而這個人，可能就是你的鄰居、朋友，亦或者家人。如果沒有特別好的運氣，那個倒下的人，很可能就是你。

最可怕的是，殺害這些人的兇手，可能也是你的鄰居、朋友、家人——甚至，就是你自己。

26年前，這樣的事曾真實發生、並持續了近100天。一位親歷者曾無力地問道：“當有人舉着裝有子彈的手槍，站在你身後。威脅你做可怕的事情：比如用刀砍死自己的鄰居。不然就開槍打死你。你會聽從他嗎？”

“他們會在你面前殺死路上搶來的孩子，威脅不聽從指令，你或者你的孩子就會有同樣的下場。你又該如何拒絕？”

反派死於話多隻存在於電影裏。他們不會給你時間來聽你談談自己的想法。除了服從外，你沒有其他任何選擇。這場把普通人變成冷血屠夫的事件就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樁被聯合國宣佈為“反人類罪”的種族清洗罪行——盧旺達大屠殺。

大屠殺期間，僅三個多月，不分男女老幼，80多萬人被殺害。每十秒殺一人，效率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3倍。不同的是，納粹多用毒氣於集中營內實施集體殺戮，而這近100萬人多數都是被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用最原始野蠻的方式，一刀刀砍死。

就在不久前（2020年5月16日），法國巴黎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資助盧旺達大屠殺的嫌犯。一週後，另一名嫌犯被確認已於約20年前死亡。於是，時隔26年，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事件再次重回世人視線。同時，也揭開了一位老人永遠無法癒合的心靈瘡疤。

盧旺達大屠殺發生於二戰結束近半個世紀的1994年。那年，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在談論辛普森殺妻案。到了年末，世人又爭論起了《阿甘正傳》和《肖申克的救贖》究竟誰更應該拿奧斯卡。

而對加拿大人羅密歐.達萊爾來説，1994這個數字卻在他心裏永遠烙印下了三個字：盧旺達。

司令官的舞蹈

羅密歐.達萊爾的腦海裏時常浮現一個畫面：到處都是屍體，好多狗在屍叢中巡吠，搜尋食物。

狗吠聲和腐屍味，這是達萊爾印象中的盧旺達。而在大屠殺發生的前一年，達萊爾心中的盧旺達卻美好無比。

1993年8月的一天，達萊爾接到了一通來自聯合國的電話。電話那頭問他知不知道盧旺達。達萊爾回答大概是在非洲的某個地方。

“那你就去那執行任務吧。”聯合國並沒有對局勢做詳細説明，也沒有提供任何具體情報。因為是首位派遣到非洲的加拿大籍維和司令官，達萊爾還是接下了這個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官的職位。

頭戴聯合國維和部隊標識藍色貝雷帽的達萊爾

盧旺達的天氣總是如春天般祥和，森林、山丘和湖泊葱綠旖旎，風光壯麗。生活在這的人們並不富裕，但司令官總覺得他們心裏有着某種神聖的嚮往，因為他們神態祥和。

達萊爾覺得自己來到了人間天堂。但他似乎並不清楚，在一張張祥和麪孔下，還掩藏着兩個民族跨越世紀的恩怨糾葛。這兩個民族，一個叫胡圖族，一個叫圖西族。他們共同生活在盧旺達這片風景秀美的土地上，卻你來我往，彼此攻擊長達半個世紀。

在達萊爾赴盧旺達任職前，這兩個民族已經打了三年內戰。司令官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他仍然很樂觀。因為不久前，圖西族武裝軍和胡圖族當局簽訂了和平協議。雙方約定22個月後，進行全國普選，重新選出兼顧雙方的新政府領導班子。

達萊爾是被這兩個陣營共同請過來執行維和工作的。因為雙方隨時可能為了爭奪席位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司令官要做的，是以一個第三方的中立身份，讓這份和平協議能順利推行。

1993年11月1日，司令官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一處小房間外，戰戰兢兢地升起了聯合國旗。飄舞的旗幟之下，只站了60名維和隊員。周圍卻擠滿了持槍的武裝分子。這些人是盧旺達政府軍和由胡圖族激進人員組成的民兵。因人數過多，武裝分子甚至站滿了屋頂。

身着彩色服飾的胡圖族激進派民兵

舉行升旗儀式時，司令官滿腦子想的都是如果周圍的人開槍了，該怎麼辦？因為他手下的這60名維和部隊成員，多數來自殖民過盧旺達的比利時，盧旺達人對他們只有仇恨。通常來説，聯合國並不允許原宗主國在原殖民地進行維和活動，但當時，能提供充足人手的除了比利時外，已無處可求。

充滿象徵意義的儀式結束後，達萊爾司令官很快找到了當時的圖西族武裝軍司令保羅.卡加梅。他希望卡加梅能跟時任胡圖族政府總統哈比利亞馬納舉行一次和平會談。

圖西族武裝軍愛國陣線司令卡加梅和達萊爾

會談選在一個四周空曠的偏僻地進行。會上，達萊爾找準一切機會，跟胡圖族當局政府不斷強調，和平協議簽署了，和平就一定會到來。他甚至在會上説道：希望將就此誕生。

但無論激進派、強硬派還是温和派，所有胡圖當局政府的政要們都知道，內戰還將繼續。因為一場大屠殺正在有條不紊地策劃中。

1994年4月6日晚，一架載着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的專機，在接近首都基加利機場準備降落時，突然“墜毀”。專機被炮彈擊落，總統和機上全部人員當場遇難。

時任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

總統遇難幾小時後，首都基加利就響起了槍聲。胡圖政府指責是圖西族的反政府軍為了奪權暗殺了總統；而圖西族軍方領袖卡加梅則義正嚴辭地指責，是胡圖人中的激進分子殺害了總統，為的是嫁禍圖西族，以便趕盡殺絕。

於是，胡圖政府軍和圖西反政府軍展開了激戰。短短一週內，就有兩萬多人死於非命。這兩萬人多數並不是死於內戰帶來的流彈，而是周圍普通人的砍刀。在總統去世一天後，全國的胡圖族普通人就很神奇地獲得了武器，並像事先説好的那樣，在第一時間向身邊的圖西族同胞揮起了砍刀。

達萊爾對此並不驚訝。早在總統遇難三個月前，他就知道這天遲早會來。

1994年1月11日，此時距離大屠殺爆發還有近三個月時間。一名安插在胡圖族激進組織的線人發來了一份密報。線人透露，這些激分子正在密謀一場大屠殺，並告知了達萊爾司令官，為實施大屠殺事先準備好的武器隱藏地。

這是盧旺達大屠殺的第一個真相：這場屠殺並不是由某個具體事件的發生成為導火索，再由此引爆兩個民族由來已久的矛盾衝突。而是一場徹頭徹尾、事先嚴密組織的、有預謀的種族大清洗活動。

幾乎所有媒體都將大屠殺發生的直接原因歸為總統遇難，也就是1994年4月6日引爆了這起屠殺。但這場屠殺的發生，甚至可以追溯到達萊爾前往盧旺達任職之前。沒人知道屠殺究竟策劃了多久，它甚至很可能被激進派當作某項政治計劃。在它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後來發生的一切。

回到達萊爾，得知存在武器庫的那一刻，他立馬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決定連夜趕往武器庫，取締這批武器。出發前，達萊爾給紐約聯合國總部發去了這個重要情報。但很快，聯合國向達萊爾下達了明確指示：不允許衝擊武器庫。

達萊爾的副官説：我認為他們並沒有理解司令官的報告，或者説，總部的那些傢伙，只是假裝沒有理解，因為膽怯、怕麻煩。

聯合國的決定影響了一個國家的命運。

達萊爾失去了事先阻止這場屠殺的唯一機會。從武器庫暴露的1月到矛盾逐漸升級的2月，政府軍一直在逐一核查全體國民的身份證，以便記下每一個圖西人的住所，為大屠殺做準備。

總統墜機後的第三天，司令官派了10名擔任維和部隊的比利時士兵保護當時的盧旺達女總理：這名女總理也是圖西族，司令官希望她能儘快掌權，並阻止屠殺。當天，女總理和這十名比利時士兵在街上遭到了胡圖人劫持，慘死街頭。女總理全家被殺害。

死於大屠殺的盧旺達首位女總理阿加特·烏維林吉伊馬納

當時，盧旺達的普通百姓都知道，這些維和士兵總有被殺的一天。因為收音機裏一直在宣傳，不要害怕這些白人士兵，殺他們幾個就自動撤軍了。

而利用媒體煽動民眾犯下暴行的主要案犯，就是不久前在法國被捕的卡布加。他是“地下電台”——“盧旺達自由千山電台”的主要資助人之一，也是當年在離奇的“4·6空難”中死去的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的親信。

接到女總理和10名比利時士兵犧牲的報告後，達萊爾馬上找到了當時的盧旺達國防部內閣主管。在司令官看來，按這名主管的身份，是能阻止大屠殺的。但司令官卻不知道，正是這名主管的上司，前盧旺達國防部長，下令殺死那位圖西族女總理和達萊爾的十名維和士兵。這名兇手於2020年5月22日被確認於20年前死於剛果。

前盧旺達國防部長 胡圖族激進派核心人物 奧古斯丁·比齊馬納

達萊爾還記得，那天，他只敲了一下內閣主管辦公室的門。在沒有獲得同意的情況下就徑直闖了進去。主管衝了上來，大喊着將他趕了出去，並讓他撤走手下的維和士兵。

4月10日，盧旺達大屠殺的第四天。西歐各國緊急撤走了本國居民，也帶走了前來保護本國居民的軍隊。制止事態惡化的最後機會就此喪失。當時，意大利、比利時和法國派出了飛機和2500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卻沒有一個人向達萊爾提出申請，去解救圖西人。

“如果當時這些軍隊能以達萊爾為核心，不出三四天，事件就能平息。”可軍隊還是走了。走時還帶走了全部武器。留給達萊爾的只有不到300人、裝備簡陋的維和部隊。他無助地坐在辦公室裏聽廣播。收音機裏傳來一則消息，説在教堂發生了屠殺事件：盧旺達軍方將圖西人帶到教堂，交給激進派的民兵組織肆意屠殺。

教會本可以制止殺戮。只需盧旺達最大的教會説一句敵視圖西人有違神的教誨。但教會只是説，應該少數服從多數。

在講訴盧旺達大屠殺事件的影片《殺戮禁區》裏，曾還原過一名年老神父拼死解救圖西族難民的經歷。當2500名難民湧入一所有兩名白人工作的學校後，幾乎所有人都慘遭不幸。但仍有人在神父的庇護下活了下來。夜晚，神父用貨車載着倖存的圖西族婦幼逃離。路過關卡時，面對胡圖軍官的質詢，神父思考着該如何躲過這次檢查。不等神父開口，子彈已經射入他的額頭。

當整個羣體都陷入瘋狂後，渺小個體的清醒與努力只會顯得格外蒼白而無力。達萊爾想明白了這點，為避免無謂犧牲，他對副官説道：你還有妻兒，想回去就回去吧。

副官回答：只要司令官還在這兒，我就在這。

那一刻，達萊爾決定留在盧旺達，戰鬥到最後一人。

5月19日，星期四。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部遭到攻擊。炮火聲響起，所有人第一時間都奔下樓梯。他們面如死灰，坐在樓梯口。更準確地説，是坐以待斃。

維和司令部實際上不堪一擊。他們沒有裝備，也沒有藥品，什麼都做不了。所有人都屏息瑟縮，臉上只剩驚恐與不安。看到這樣的情形，達萊爾又跑回了樓上辦公室。

他翻出了一台小收音機，把它放在地上，給自己的士兵放了一首故鄉加拿大的歌曲。鼓點響起，一個略帶滄桑的聲音歡快地唱道：

我們頭戴藍色貝雷帽奔赴戰地

只為使聯合國的旗幟再度飄揚

我們站在強大與脆弱之間

站在因戰爭使得兒童無法玩耍的地方

那裏的母親為和平努力

子彈飛來飛去

飢餓永無止境

我們試圖給這個醜陋的世界帶來一些希望

屋外街道上堆滿屍體，人們手拿武器砍向昔日好友，整個基加利充斥着孩童的啼哭和人們於臨死前發出的哀嚎。炮火紛飛中，司令官和自己的士兵拍着手、唱着歌。他們在音樂中舞蹈。

歡聲笑語中，一名士兵衝達萊爾喊道：

“嘿！司令官！你知道嗎，我們正在祈禱有個和平的週末！”

“哈哈！要真是這樣的話，那這可是我們來這裏後的第一次啊！”

這是司令官在盧旺達最開心的一段記憶。即便那時，司令官和他的維和戰士已經被聯合國、乃至全世界拋棄。

同樣被世界遺棄的，還有盧旺達。

孤獨的盧旺達

常有人説，一名記者就相當於一支步兵營。大屠殺爆發後，達萊爾不遺餘力地用媒體向外界傳遞盧旺達的消息。

一名加拿大記者感概道：通常來説，加拿大軍人從不喜歡和媒體交流。簡直到了事後只能拼湊出隻言片語的地步。而在整個屠殺期間，達萊爾都對我們有問必答，讓我很是吃驚。

記者曾問他為什麼在聯合國讓他撤退時還堅持留在盧旺達。

“撤退就等於告訴他們，我們等你們打完再回來。”

“那你留在這裏又能做什麼呢？”

“對我來説，能多救一個盧旺達人，就是有意義的。”

“但是每天都有幾萬人在被殺。”

“那麼我就作為目擊者，將這裏發生的一切公諸於眾。”

司令官決定做一名見證者，將這裏發生的一切公諸於眾。

但這一切，又遠非一個正常人所能承受。電台裏每天都在説圖西人是蟑螂，甚至開始播報政府事先記下的圖西人住所，煽動他們的胡圖人鄰居前去殺死這些圖西人，因為要‘殺光每一隻蟑螂’。

胡圖人將無反抗力的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殺害、凌辱、折磨至軀體變形……

因為要殺的人太多，有時殺累了，胡圖人就圍坐在一起煮東西吃。旁邊是滿臉驚恐的圖西人。他們跪着蜷縮在一起，像屠宰場裏待宰的羔羊，無望地等着這些胡圖人吃完飯、恢復體力後，繼續屠殺他們……

1994年7月19日，一名男孩遮起臉掩蓋屍體的臭味

到了7月，由卡加梅領導的圖西族軍隊對首都基加利發起了總攻，持續三個多月的屠殺終於看到了結束的徵兆，可司令官的精神卻在此刻崩潰了。他的眼睛逐漸暗淡無光，像一具空殼，甚至認不清身邊的副官是誰。

他時常一個人走在基加利夜晚的街道上，一走就是兩三個小時，想着不如在屠殺結束之前，讓胡圖族把自己殺了。

他為自己在整場大屠殺中始終無能無力感到憤怒、內疚、無望和崩潰。這種狀態至今仍伴隨着達萊爾。在返回加拿大後，他經常飲酒過量，然後醉倒在公園的長椅上度過一個晚上。開車時，時常想着不如撞死算了。

2004年4月2日，為出席大屠殺十週年追悼儀式，達萊爾重返盧旺達。在飛往盧旺達的航班上，達萊爾吐露心聲：這十年來，有時會想回盧旺達看看，但一聽到有人提及盧旺達我就受不了。

但他還是來了。

他要進行一場控訴。

2004年春天，盧旺達國立大學的體育場內擠滿了聽眾。達萊爾受邀於此做一場演講。演講開始，達萊爾義憤填膺：

“當時列強各國關心的，是南斯拉夫。因為那兒牽扯到了宗教，而且是與歐洲安全保障緊密相連的複雜問題。而在盧旺達所發生的事，被視為種族糾紛，而不是羞辱文明的大屠殺。並且，南斯拉夫是白人社會，盧旺達是黑人國家。”

聽到“黑人國家”四個字後，在場的盧旺達人紛紛哽咽。達萊爾的控訴還在繼續：

“盧旺達在戰略上也不具備任何價值！甚至被認為是人口過剩的國家！”

此時，台下發出了陣陣意味深長的“呼”聲。

“因此，本人，羅密歐.達萊爾司令官，在1994年1月以後，也辜負了盧旺達國民的厚望。”

他指責自己的無能，指責西方國家的冷漠。但同時，他還指責了盧旺達。這便是盧旺達大屠殺的第二個真相：對西方國家來説，發生在這兒的事兒不值一提。因為盧旺達不具備戰略價值，落後的經濟也讓它同西方發達國家少有利益牽連。

當所有人，甚至圖西族武裝軍領袖卡加梅，也在指責達萊爾身為維和司令官卻不作為的時候，經歷了10年精神折磨的達萊爾，終於點破了這個比西方國家袖手旁觀的冷漠更加難以接受的客觀現實：你的生死存活都無關緊要，因為你落後。

1994年1月，達萊爾向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發出那份關於武器庫的重要報告時，總部沒有理會。於是，他又向駐守在盧旺達的美國大使館通報情況。當時，有人權組織説美國很快就會派飛機前往盧旺達。但胡圖人領導的政府軍卻對此不屑一顧：“我們這兒既沒有石油，也沒有鑽石。它來幹嘛？”

事實正是如此。當時美國更關心的，是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科索沃、索馬里和海地，國內則對辛普森殺妻案興趣正濃。對於遙遠盧旺達發生的一切，美國並沒有什麼興趣。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得知盧旺達正在發生的屠殺事件後，做了一次發言：“現在全球地區都充滿着血腥。從盧旺達到格魯尼亞。我們是否涉入世界上任何一個衝突事件，都必須視美國利益而定。”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永遠只看利益。這是達萊爾一改加拿大軍人常態，積極向媒體傳遞信息的原因：沒人願意為那個同自身利益扯不上關係的窮國家出兵出力。他只能借媒體的力量，呼籲人們注意到盧旺達，以便尋求轉機。

但有一個國家卻並沒有對盧旺達發生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它甚至不是因為達萊爾的呼籲才注意到盧旺達；從始至終，它都密切關注着盧旺達的一舉一動，並主動參與到事態進展。

這個國家就是法國。

在整個大屠殺期間，法國一直都在給策劃大屠殺的胡圖人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他們還直接出動傘兵，擊退了圖西族的自衞武裝。在屠殺即將進入尾聲之際，法軍甚至設置路障，讓2000名圖西族武裝軍無法及時到位，好讓大屠殺繼續蔓延……

法國支持胡圖人掌權，因為他們是能給自己種咖啡的農民；

法國也不在乎死了多少圖西人，因為他們是隻會放牧的牧民；

胡圖與圖西，兩個民族爆發的武裝衝突，卻像是兩套文明遲到許久的大碰撞。

分裂與統一

盧旺達人口約700萬。這裏面，胡圖族佔全國人口的85%，是土著農民。圖西族佔14%。他們是後來從北方遷移過來的遊牧民族。此外，還有一個很小的民族羣體，叫特瓦族，他們多生活在森林。從15世紀以來，只佔14%人口的圖西族就一直統治着盧旺達。

關於胡圖族、圖西族和特瓦族之間的關係，有這樣一種傳説:

盧旺達的第一位國王有3個兒子，分別叫加特瓦、加胡圖、加圖西。國王為了挑選一個兒子繼承自己的王位，就交給每個兒子一罐牛奶，要他們第二天早上交回來。

貪吃的加特瓦一轉身就把牛奶喝光了;加胡圖晚上打瞌睡，牛奶潑了，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只交回了半罐牛奶;只有忠誠的加圖西整夜沒睡覺，守着牛奶罐，所以他交回了整罐牛奶。

於是，老國王選定加圖西作為繼承人，永遠不用幹體力活;缺乏自制的加胡圖則充當國王的奴僕;貪吃的加特瓦就被拋棄了，只能住在森林裏。 

這個傳説的結尾反映了400多年來三個民族之間真實的生活情形。加圖西的後代圖西族雖然人數少，卻牢牢佔據着盧旺達統治地位；加胡圖的後代胡圖族雖然人口最多，也只能作為奴僕供奉圖西族。至於人數最少的加特瓦族，則只能生活在森林，鮮少被人提及。

生產關係就是這麼個關係，至於產生的原因，則不是簡單的看守牛奶。15世紀末，身處北方的圖西遊牧民族入侵盧旺達。那時，生活在盧旺達的還只有以耕種為生的胡圖族農民。

在冷兵器時代，農耕文明面對機動性更強的遊牧文明入侵幾無反抗能力。更可怕的是，這支名叫圖西族的遊牧民族早早就完成了以國王為核心的中央集權，能組織起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此時的胡圖族卻還是一個個分散的小部落。

打不過的胡圖族不戰而降，自此將統治權交由圖西族。但胡圖族的自動讓權其實還有着經濟考量。

隨着圖西族一同到來的是成羣結隊的長角牛。能耕地的牛大大提高了胡圖人的農業產量。但牛卻只掌握在少數圖西人手上。於是，靠着出租長角牛，圖西族自然而成地成為了盧旺達的地主，過起了一手收租，一手放牧的小日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事農業的胡圖族在經濟上不得不依賴圖西族，也對人口少於自己數倍的圖西族掌權少有抱怨。這種農民與地主式的平衡關係維持了近400年。直到19世紀末，殖民成為世界的主旋律。盧旺達先是成為德國的殖民地。一戰後，戰敗的德國沒有能力進行賠償，於是，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將盧旺達作為戰利品，劃給了比利時。

自此之後，盧旺達的內部矛盾發生了改變。

殖民時代前，圖西族和胡圖族除了生產方式不同外，雙方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他們住同一間山洞、説同一種語言。到了殖民期，比利時人將外表更符合西方審美的圖西族定義為高等民族，這滿足了統治盧旺達4個多世紀的圖西族人的心理優越感。

同時，比利時對盧旺達進行了意識形態入侵。基督教傳入盧旺達。教會宣揚着人人平等的觀念。

一面跟飽受階級壓迫的胡圖人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一面又大肆宣揚圖西族更高貴。

如果只有前者，胡圖人多半會上演一出90年代非洲版的‘打土豪分田產’，然後重新分配生產資料。但加上後者後，圖西族過的比胡圖族更好不再是因為有牛和更先進的體制，只因為他們是圖西族。

在長時間的洗腦下，胡圖人逐漸認定了一個觀點：要過得跟圖西族一樣好，靠努力擁有屬於自己的牛並沒有用，唯一的辦法就是殺光他們。於是，胡圖人對圖西人的殺戮不再是單純地搶奪生產資料，而是為了滅族。

彼時，盧旺達的主導產業還是圖西族從事的畜牧業，胡圖族在經濟上仍依附於圖西族。他們還不具備反抗能力。但圖西族的畜牧業銷售渠道主要通往烏干達等英語區，這就引起了另一個國家的不滿。

盧旺達有着“千丘之國”的名稱，十分適合種植咖啡，而咖啡的銷售對象又是法語區和法國本土。一片對法國經濟有利的咖啡種植地，被一個跟自己不可能產生利益交集的牧民政權掌握。法國不甘心。它開始扶持盧旺達的胡圖族農民種植咖啡。隨着咖啡種植的普及，胡圖族的農民們不再需要牛了，收入也隨之增加。

1930年，咖啡成為當時盧旺達小農唯一能賺取收入的農作物

就此，胡圖族對圖西族的經濟依賴開始減弱，並轉身依附了法國。於是，他們也終於具備了推翻圖西族的能力。1962年，在法國的直接資助下，胡圖人推翻了統治盧旺達4個多世紀的圖西族。自此之後，直到今天，胡圖族和圖西族的武裝衝突仍舊很頻繁。但誰對誰錯早已無法分辨。

在絕大多數的媒體宣傳和學者文獻中，都將盧旺達大屠殺的根本原因歸結於西方國家的民族仇恨引導，這點毋庸置疑。但同時，我們也要思考，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兩個民族，在和睦相處400多年後，為何還會被西方國家挑撥成近百年的世仇？

這就是盧旺達大屠殺的第三個真相，也是整個盧旺達的真相：胡圖族與圖西族並不是真由西方國家靠頭骨大小和膚色人為劃分出來的兩個民族，而是存在許久。

一片土地，兩個民族，兩種生產方式。胡圖族和圖西族，它們並不是生活在同一國家的兩個民族，而是兩個民族恰好生活在了同一個國家。他們誰也沒有真正融入進誰。原先放羊的還是放羊，種地的還是種地。只是屬於遊牧文明的圖西族恰巧擁有着胡圖族農耕文明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牛。

雙方的和睦靠的是一頭長角牛，而非出於對某個文明的認同。當牛起不到原先的作用後，勢必會為了爭奪盧旺達那有限的生存資源爆發衝突。此外，因沒有強大而統一的文明力量，藉由西方意識形態的入侵，原先的階級矛盾被輕易轉化為種族仇視，並直接造成了大屠殺的發生。

我們認同元和清是中國朝代，是因為他們融入了中華文明。而在盧旺達4個多世紀的歷史長河中，很難説有沒有形成一個屬於盧旺達的國家向心力。

殺死盧旺達好像並不難。

1993年的聯合國維和司令官達萊爾沒看到這一點，但2004年的滄桑硬漢達萊爾似乎看到了這點。他在承載了盧旺達未來的大學裏，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憤怒，也為明明一個國家，卻被他人輕易分裂成兩個，並由此製造了一場人間悲劇感到悲憤。

他甚至指出了盧旺達未來該走的路：不要奢望他人沒有緣由的善意和憐憫，而是要憑藉自身的強大與統一，抵禦外人從實際生產到意識形態的侵略。

1994年7月，卡加梅領導圖西族武裝軍佔領基加利，並很快控制了全國。大屠殺結束。7月20日，新內閣成立。新政府上台後，收繳了數十萬在大屠殺期間充當兇器的砍刀。失去武器後，因擔心圖西族報復，200萬胡圖人逃出盧旺達，成為難民。在逃亡途中，數千人死於飢餓和瘟疫。

逃亡途中的盧旺達難民

出人意料的是，新上台的圖西族政府只給法院押送了300多名大屠殺策劃者。那些參與屠殺的胡圖族普通人則並未被追究責任。新政府還將國旗上的紅色去掉，深怕這個血一樣的顏色刺痛盧旺達的神經。同時，又取消了原先國民身份證上的民族標識，努力淡化殖民時期被人為劃分出來的種族區別。

廣播裏日復一日，不停地重複着：我們都是盧旺達人。

盧旺達開始走向統一。

尾聲

1998年，盧旺達制定了2020年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2020遠景”計劃，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信息產業和會展經濟，努力緩解能源短缺困難。

2000年，曾率軍攻入基加利結束大屠殺的卡加梅擔任盧旺達總統，並一直連任至今。在他連任期間，曾多次出訪中國。中國資金被引入盧旺達，用來促進當地商業發展，並在農業、基建等各方面提供援助。

盧旺達現任總統保羅.卡加梅和馬雲

如今，中國痕跡在盧旺達四處可見。各種酒店、學校和醫院，以及80%的道路，都由中國建造。中國進入盧旺達後修建的第一條道路全長160公里，至今路況良好，保持着“非洲樣板路”的美名。此外，中國工程師已經設計和建造了盧旺達最高的建築，基加利城市大廈，這是一座20層玻璃摩天大樓。太陽下，大廈閃閃發光，如同這個飽受戰亂與拋棄國家的未來。

基加利地標建築城市大廈又稱基加利城市塔

2018年，距離“2020遠景”計劃截止還剩2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就難民問題宣稱海地和一些非洲國家是“糞坑”國家，盧旺達也未能逃過川普的這次跑火車。特朗普的談話被公開後，受到侮辱的國家紛紛要求特朗普道歉。但只有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在公開演講中，坦然接受川普的污衊，並以此警戒國民只有努力建設國家才能讓人刮目相看。

經歷過大屠殺的卡加梅認清了盧旺達的病根，也認清了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幫助下，盧旺達走起了盧旺達製造的路，並開始實施工業化轉型。2016年，卡加梅親手從穆杭加無人機機場升起了世界第一架醫藥運輸無人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19年，盧旺達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生產結構的轉型正在解決盧旺達一直以來都客觀存在的階級矛盾。如今的盧旺達，街道整潔乾淨，人們開始富有，臉上呈現着安詳與滿足。這份美好，就像1993年，剛來盧旺達時的達萊爾心裏認為的那樣。

達萊爾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心裏的盧旺達，但腦海中的噩夢仍舊揮之不去。那場改變了達萊爾生命的大屠殺，也是每一個盧旺達人都在努力遺忘卻又時刻銘記於心的慘痛歷史。

時間回到16年前。2004年，司令官重返盧旺達。當時，他已經出版了自己關於盧旺達大屠殺的回憶體自傳《與魔鬼握手》。一名記者問書名是什麼意思。達萊爾這樣解釋道：

“我曾經有兩次機會跟胡圖族激進派幹部見過面。當時我們握了手。幹部們的手都異常冰冷，不是因為體温低。那是一種異常生物般的冰冷。他們雖然有着人的外表，但眼睛卻不是人類的眼睛。放射着我從未見過的邪惡光芒。那是披着人類外表的魔鬼。”

記者會結束後，達萊爾前往參加大屠殺十週年追悼會。獻玫瑰花的時候，廣播裏念着紀念碑上刻着的每一位遇難者名字。於是達萊爾想起了十年前。當時他也曾親手觸摸過一些遇難者的遺體。那些同樣冰冷沒有體温的死者曾讓他的雙手結冰。那是一種刺痛人心的冰冷。

沉浸在回憶中的司令官很快被拉回了現實。他看到人們的臉上是悼念往生者的沉痛，他決定對先前的回答進行補充。

時間點燃一根煙，羅密歐·安東尼厄斯·達萊爾，這位十年前那場大屠殺的見證者已經58歲。老人靜靜地説道：

“如果我真的和魔鬼握過手，那就一定還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存在着終究的邪惡，那在另一個極端，就一定存在着善。也就是美好的心靈。”

在拒絕執行聯合國的撤退命令後，達萊爾依靠不到300人的維和隊伍，努力控制着基加利周圍的一些難民避難所，並想方轉移難民。最終，他成功挽救了2萬多名盧旺達平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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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地中海螃蟹，血鑽故事研究員。重點研究方向：東亞，歐洲。

部分參考文獻：

1、《與魔鬼握手》.羅密歐·安東尼厄斯·達萊爾

2、《胡圖族和圖西族：歷史糾紛與現實矛盾》.謝國先

3、《總統遇難與部族仇殺》.劉紹平

4、《盧旺達內戰的由來與前景》.徐濟明

5、紀錄片《盧旺達100天》.雲南衞視

6、紀錄片《與魔鬼握手：盧旺達大屠殺真相》.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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