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歷史本身的邏輯——方方們與“改革開放”、“極左“辨析_風聞

           前些天聽了系裏組織聽的南開大學劉一博老師指導如何培訓青年大學生思政骨幹的在線講座。

           我注意到：他和張伯禮院士一樣，提到並批判了方方日記和梁豔萍、王小妮等人。

           我有一位已經畢業幾年的思政專業學生現在教高中，也和我討論過相關問題，她認為她的學生甚至一些同事，在這些問題上認識是有分歧的。她甚至一度有些恍惚地問我：

老師，我是不是方方她們所説的“極左”？

           外省某高校的一位思政教師曾在我空間留言説：

“應該説現在老師們真正理解了馬克思後想把他講得牛些，可能會被學校領導視為被意識形態鬥爭的對象。”

            我問她：為什麼這麼説呢？

            她回答的大意是：

一方面，她們學校有些領導可能自己比較官僚主義、事務主義，覺得你一教公共政治課的不要那麼“出風頭”；

          另一方面，她大概説過一些“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好的，馬克思主義確實有“不斷革命”的提法”之類的話，被某領導聽課聽到了，就認為她是“極左”，來批判她。

           我説：

         ”你這樣説原則上沒有錯啊，《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這麼説的啊。“

          讓我們來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幾段原文：

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

           我們堅決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口號的錯誤，**這絕對不是説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鬥爭。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這種革命和剝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過激烈的階級對抗和衝突來實現，而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這個轉入和平發展時期的革命比過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艱鉅，不但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許多代人堅持不懈、嚴守紀律的艱苦奮鬥，英勇犧牲。在這個和平發展的歷史時期中，革命的道路決不會是風平浪靜的，仍然有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以及其他破壞分子在伺機搗亂，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隨時準備挺身而出，捍衞革命利益。我們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時期中一定要繼續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鬥志，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

         大家注意被我加粗的那部分文字，説的不就是這位老師所講的那兩個意思嗎？

         只是許多年來，這個被許多號稱”反極左“、”維護改革開放“的人視若”法寶“的歷史文獻，也一直被他們選擇性、歪曲性地利用而已。

       但她説：“你們學校是在湖南，毛主席家鄉，可能跟我們不一樣。你不知道在很多學校，這個“極左”的帽子很厲害的，我看比以前的右派帽子還厲害。”

        其實這個“極左帽子”，就是劉一博老師在講座裏講的“歷史包袱”。

        有人大概就是在利用這個歷史包袱，爭奪甚至壟斷話語權，讓我那位學生以及這位老師這樣的人不敢説話。

        劉一博老師認為：從大多數年輕人的反應來看，這個歷史包袱對他們已經無效了。

         

        但是我想，甩掉歷史包袱，恐怕不能靠年輕人“忘掉”或者“淡漠”那些事情，恐怕還是要在思想理論上進行整合引導，讓他們完成一個否定之否定，真正理解新中國的歷史和道路，理解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

        我自己學習黨史國史1949-1978這30年的時候，感覺我們要有針鋒相對的鬥爭意識，不只要像《後浪》那樣，宣傳我們今天的成就，今天年輕人的朝氣與活力，而且應該把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者所歪曲出來的“歷史包袱”變成歷史遺產、歷史財富。

        如果學生想要了解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我們應該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指出：

       那是革命史，是創業史，是探索史：

        革命史，是因為革命戰爭勝利後，還需要繼續進行革命鬥爭，建立新中國的基本制度，盪滌舊社會留下來的各種遺毒和污泥濁水，打破帝國主義的威脅封鎖；

        創業史，是因為要實現工業化，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創造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物質基礎；

        探索史，是要獨立探索適合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包括如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等等。要用生動鮮活的歷史事實説明這三個方面的偉大成就、歷史意義和所體現的崇高精神。

        同時要讓學生明白：

        革命有代價，創業有艱難，探索有風險——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我們並不迴避這些問題，但是我們要看清歷史主流，要敢於維護基本的歷史事實。

        這不是“極左”，而是一個追求偉大目標的民族應有的精神，應有的覺悟。

         否則，一有失誤就喪失自信，就全盤否定自己，否定歷史，那真的如某些人所言，是在“反對極左”，“反對僵化”，“解放思想”，維護“改革開放”嗎？

        恰恰相反，如果我們都是這樣經不起風險、失誤和挫折的膽小鬼、可憐蟲，那麼改革開放這樣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可以説一分鐘也進行不下去。

所以，這樣看來，到底是誰在維護改革開放？誰在反對、破壞改革開放？

  鄧小平同志曾經這樣解釋過什麼是改革開放，什麼是藉着”改革開放“的名義另搞一套：

”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

          ”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採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

        “**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所以，這樣看來，到底又是誰在維護改革開放？誰在反對、破壞改革開放？

        那些口口聲聲”擁護改革開放“，要中國向一個説不清道不明的”更先進、更文明、更強大“的社會”前進“的方方、梁豔萍們，有勇氣面對這些論斷嗎？有勇氣講清楚他們口中的”改革開放“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講的改革開放是不是一回事，不是的話，區別又何在嗎？

我想，用這樣的邏輯，或許有助於把這些問題説透，而且能更有效地反駁那些打着“維護改革，反對極左，反對倒退”旗號的歷史虛無主義，並教育和鼓舞青年繼往開來，發揚自己的自信與朝氣，創造新的歷史。

        此外，對某些人口中的”極左“，我們也應該做一個辨析。

        方方有一段被很多人當作”金句“轉述的話：

檢驗一個國家的文明尺度，從來不是看你樓有多高、車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強大、軍隊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發達、藝術多高明，更不是看你開會多豪華、焰火多絢爛，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遊客豪放出門買空全世界。檢驗你的只有一條：就是你對弱勢人羣的態度。

       我曾經讀過一個真心實意地高度讚揚”方方日記“的人寫的文章，文中把這段話奉為經典，認為方方具有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在替弱勢羣體説話，呼籲要以這樣的社會良知為指引，以弱勢羣體的需要為本，”還人民以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免費教育“ 。

這篇讚揚方方的文章，在我的朋友圈裏也有人轉載，因此才被我看到了。

        文章的作者是一個上了一點年紀的普通的中學或小學教師，對思想理論問題並沒有太多瞭解，因此他似乎完全沒有理清這樣一個邏輯：

        1.既然説”還人民以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免費教育“，那説明在他心目中，我們以前是有過”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免費教育“的時代的；

        2. 誰都知道，他説的就是毛澤東時代—— 當然，毛澤東時代，醫療、住房、教育也不是完全免費，只是相較於今天收費相當低廉，所以被很多公知們口中的”極左“所稱道、懷念，並且如果在今天的收入水平之下還那樣做，那幾乎就相當於免費了；

        3.而在擁護方方的那些”自由派公知“的語境裏，毛澤東時代正是一個瘋狂的、”極左“的”平均主義“、”民粹主義“時代；

        所以可以得出結論：這位擁護方方的普通教員，正是方方們所詛咒的”極左“——或者更確切地説，在思想上和那些被方方們詛咒的”反文明“的”極左“是屬於同一陣營的。

        不知道這位老師想通了這個邏輯之後，會作何感受。

        正是因為中國社會的普通百姓中（以這位老師為代表）廣泛存在着這樣一種對毛澤東時代（即“公知”們所謂“極左”時代）之後的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等社會問題強烈不滿，強烈要求大幅提高弱勢羣體福利，實現更大程度的社會公平，甚至為此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某些做法的”極左“思潮，方方們那些貌似為”弱勢羣體“發聲的言論，才會曾經有那麼大的市場。

 換言之，當方方們隱去或模糊自己的真實政治訴求的時候，他（她）們的許多言論正是被民間的很多具有自發“極左”傾向的老百姓當作“極左”而贏得“公知圈”以外的眾多擁躉的。

 ——詛咒“極左”的方方們敢於承認這個事實嗎？

         當然不敢。

         因為這正是“公知”們長期以來屢試不爽的“絕學”、“秘笈”：

        一邊做出某種“極左”色彩來吸引類似那位老師一樣的思想樸素的老百姓為自己的擁躉，一邊將“極左”的帽子扣在另外那些不吃他們這一套的老百姓頭上，嗾使他們心目中“主要是反左”的“官方”來加以“彈壓”，然後再告訴他們那些天真樸素的擁躉們：這些被他們想嗾使他們心目中的“官方”去“彈壓”的“極左” ，正是“官方”派來的或依附於“官方”的“五毛”、鷹犬！

        這一”秘笈“的施展路線圖大致如下：

         第一步，以“極左”色彩的話術挑動羣眾；

         第二步，挑動羣眾鬥“官方”；

         第三步，挑動“官方”鬥另一部分不聽“公知”們話的被扣上”極左“帽子的羣眾；

         第四步，挑動羣眾鬥羣眾，即挑動羣眾去鬥他們認為會被“官方”斗的羣眾

          ……

       如此一番上下其手的操作，結果：

    1.    ”極左“的惡名加給不聽他們話的羣眾；

    2.    ”鎮壓羣眾“的”髒活兒“留給了”官方“，甚至留給了那些被”極左“的羣眾自己；

    3.     ”公知“們則血不沾手，大獲全勝，收割越來越多的”粉絲“，同時也收穫”官方“對他們的忌憚，或許還有西方某些勢力的青睞。

        一箭三雕，妙不可言。其中的玄機，豈可被説破呢？

        但是客觀地説， ”公知“中的某些人比如方方對弱勢羣體的關心，也不見得都是惺惺作態。

         2015年，接受記者採訪時，方方談到了自己當搬運工的四年經歷以及對工人羣體的感受：

雖然只有四年，但在那四年當中我有一部分血肉是和他們在一起的。對他們，我很容易溝通，他會知道我們是有平等的東西。有時候，我們在寫底層人生活的作品時，我們容易有居高臨下的同情心。我覺得這樣真的很傷害人。其實，底層人需要的是真正的尊重，對那些高高在上的同情姿態，他們甚至很厭惡。

        我早期的小説都擺脱不了我當搬運工的生活，這段經歷不僅影響了我的寫作風格，更影響了我的性格和處事風格。這段經歷讓我感受到，生活在底層的人遇事不會懼怕，不喜歡別人威脅他們，也不喜歡別人同情他們，反感別人用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可憐他們，他們只需要尊重。雖然我只幹了四年搬運工，但是我並不是作為作家去體驗生活，而是把它當作我可能會幹一輩子的工作，所以我跟工人們是有很緊密的聯繫的，我能體會到他們的心情。

          這些話，當然並不錯，我也相信方方説這些話的時候是真誠的。——這不是因為我相信方方的道德水平，相信她那些信誓旦旦的保證，而是我相信一個人的經歷總會對這個人的思想觀念有所影響，也相信一種言論要打動那麼多善良的普通人（如我在《我的意識流日記》裏所描述的，方方的擁躉中有很多是這樣的人），多多少少總要先打動自己，多多少少總要有一點真誠。

        我肯定就是方方們詛咒的”極左“，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懂得，一種歷史的改變，必然會改變歷史中千千萬萬人的命運與性格（這是來自多年前電視劇《江山》裏，李幼斌老師扮演的軍管會主任的一句著名台詞：“只有改變了一種歷史，才能改變這個歷史中人的命運”）：

          

         新中國建國前後所進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民大革命和對社會各層面的強力而持久的革新，深刻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很多東西，也包括讓方方這樣的”名門之後“像我在《八十年代的另一條道路》一文中分析過的那位”張家少奶奶“歐陽瑞麗一樣，情願地、不情願地，半情願半不情願地，先不情願後情願地，或者先情願後不情願地和原本居住在和自己判如霄壤的另一個世界的勞動人民走到了一起。

        方方回憶道：     

在合作社工作以後，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也有失望，他們平常隨地吐痰、罵人、男女調情，這些都不在我的知識範圍以內，所以你會很苦悶，有強烈的不滿。可他們那種對待現實的達觀心態影響了我。所以我在寫小説《風景》的時候，是以棚户區為背景寫了他們的生活狀態，懂得了哪怕在最無奈的情況下，你該扛的事情還是要扛，你該扛的人生還是要扛。

      此外，底層還有很重要的特徵，就是江湖義氣。真正的江湖在哪裏？就是在這裏。當時，我們經常在倉庫裏扛鋼鐵，這是必須集體協作的活，有一個人鬆懈了所有人都會受傷，所以有強烈的合作精神。他們之間的義氣，是必須要依靠對方才能共同的生存下來。裝卸站的人都是有幫派的，有一次，我們裝卸站和另一個裝卸站的人發生衝突，開始羣毆。後來公安局的人來了，查誰是領頭的。因為很多人都有前科，有前科再領頭鬧事就會坐牢，所以必須找一個乾淨的人去頂包。有人很講義氣，就頂包了。被抓進去之後會捱打，會有檔案記錄，印象中似乎還有遊街。後來，他因此過了一段非常慘的生活。後來跟我講，他説你看這就是我講義氣的下場，但他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詮釋了義氣，我們今天是沒有義氣的。

……

      我記得有一天，一個同事帶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這個地方就是我在小説《風景》裏寫到的河南棚子。這裏是武漢市底層人居住的地方，住的都是做苦力的，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住在河南棚子。我同事帶我到他家，我看過後有一點兒驚嚇感，我原來經常從那兒路過，可是從來不知道里面是什麼樣子，我的生活環境接觸不到，無法得知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去的這位同事家，是一間七八平方米的房子，住着一家人，家裏要有人固定上夜班，不然就住不下。還有一位同事的家是一間大概六平方米的房子，上下鋪住着父子兩人。屋裏一個紙盒裏放着衣服，上面蓋着塑料布，平時就用來當飯桌。他們生活的這種困頓狀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從小生活的環境讓我認為家裏至少應該要有衞生間，要有專門的廚房，有壁櫥，加起來也有一百平方米。可我到這些同事家裏一看，嚇了一跳，完全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我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還會經常抱怨，而他們卻依然在這樣的環境裏堅持生活，他們要比我樂觀得多。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因此我在寫小説《風景》時，以這個棚户區的真實情況為背景，描寫他們的生存狀態。這也影響了我的人生觀，讓我明白，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該扛的還是要扛。

       方方甚至這樣談到了她在倉庫裏勞動時接觸到的一些她原以為會對新社會很不滿的前國民黨人員：

1976年毛主席逝世，每個單位都要開追悼會，每一個人都要到前面向毛主席三鞠躬。有一個平常穿得破破爛爛的老頭，那一天釦子扣得非常嚴，他鞠躬前先打了個立正，是很規範的軍人動作。當時我也覺得奇怪，後來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國民黨的一個少將。當時，我們裝卸站分了甲乙丙丁四個隊，甲是比較強的，乙是弱一點的，丙隊基本上是老弱病殘，還有一個丁隊，都是退休的或者是身體很差的人。我們女子隊基本上和老弱病殘的人在一起，好多都是國民黨的人。

      和他們熟了之後，我就會經常聽他們聊天，好奇他們現在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在做苦力。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少將姓劉，他是武漢市第一個被特赦的國民黨的人，因為在大別山的時候他給共產黨送過藥。熟了之後我就問他，你當時是將軍，家境好，手下又管着那麼多人，現在來做搬運工，是什麼樣的心情？他説敗了就是敗了，沒有什麼好講的。這個事情給我的印象也很深，這樣的失敗者給我一種很滄桑的心情。

       這種經歷，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説，不是一件小事情。它使得方方們即使如何想要”軟埋“革命，想要”回到民國“，卻也不能不發現：其實回不去了，“敗了就是敗了”，甚至就連他們自己，從生活習慣、思想感情、語言方式到為人處事的原則，都完全不是當年那個”名門閨秀“的自己了。一個粗野的、擺脱不掉的”勞動者“的幽靈，已經牢牢附上了身，”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雷打不動，”無計可消除“了。

        這背後的原因，就是革命——猛烈的、粗礪的、極不完美甚至有時跌跌撞撞洋相百出的，然而真實的、頑強的、無處不在的革命。

        革命對所有人進行了”基因重組“，讓所有人都發生了”進化“，即使有些人身上發生的基因重組是混亂的，甚至最終是返祖、倒退的，但也跟人類的所謂”返祖現象“一樣，終究不過是長出一臉黑毛，或者尾椎骨變長几寸，而不可能真的掉頭變回古猿的。

        這就是方方們的虛偽中所藴含着的真誠，也是他們的真誠中所反映出的尷尬： 

        改革開放以後的某些變化，讓他們萌發出某種此前幾乎已經被消滅的政治設想，他們想要打着時髦的也是他們認為“官方”所提倡或者至少不便於反對的“反極左”旗幟，來為實現這種設想鳴鑼開道。

        但他們發現：在已經被革命所完全重塑的中國，如果不向那場革命的理念（例如“社會公正”、“人人平等”、“反對特權”、“鋤強扶弱”等等）作某些妥協，甚至加以某些利用，他們所説的任何一個字都不會有人接受。

        更麻煩的是，在新中國耳濡目染這麼多年，和勞動人民比鄰而居甚至同甘共苦這麼些年，就連他們自己也隱隱約約地感到：這場革命以及它所建立的新國家，除了奪去了他們祖輩鐘鳴鼎食的天堂，其實並沒有別的什麼大錯。

        這可怎麼辦呢？拿什麼理由來攻擊這場革命和這個國家呢？

        這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極力指責這個國家並沒有做到所承諾的事情：

        你看，還是有貧富懸殊，還是有腐敗，還是有特權，疫情中也還是有官僚主義，還是有強橫者叫囂隳突，還是有貧弱者哀哀無告……

       所以這個國家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

       但是，要求一個社會一夜之間消滅所有這些現象，否則就要暴跳如雷，哀號終日，甚至宣佈整個“體制”一無是處，不如不要，這不正和當年要求紅軍立即打下大城市的李立三、王明、李德一樣，或者和當年文革時要“砸爛公檢法”、“踢開黨委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立即廢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那些人一樣，是屬於真正的“極左”嗎？

       所不同者，是那些“極左”真的以為自己是在“革命”，真的願意為了早日實現無剝削無壓迫無特權的社會而貢獻一切；

       而方方們們則是一方面以這些帶有“極左”性質的話語爭奪輿論上的主動權或曰“道德制高點”，來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標；另一方面給自己曾經的底層經歷，曾經有過的那份感情一個交代，好讓自己相信自己還算是個“好人”，以保持他們確實也很迷戀的那種“底層代言人”的自我感覺。

       因此我們可以説：

       方方們的“反極左”是真誠的，因為他們確實追求與“極左”背道而馳的目標；

       但方方們的“極左”也是真誠的，因為他們確實也需要“極左”色彩的東西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因為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所建立的國家的理念確實具有強大的説服力和感染力，甚至會以一種歪曲的、誇張的、但又確實不可擺脱的形式反映在那些對這個國家並無好感甚至滿懷敵意的人的頭腦裏。

       但方方們的致命錯誤，在於誤判了形勢：

       他們總以為——這恰恰也是不少“極左”的看法——改革開放就是背離新中國的紅色基因和革命傳統，而領導人一再強調的“不忘初心”只是虛應故事。

        所以，他們總是預計自己不要費什麼勁，“改革開放”（當然還有外部勢力的幫忙）會自動實現他們的政治設想。

       所以他們只需要考慮以怎樣一種姿態，更加優雅地、“純潔無瑕”地、“無可非議”地收割這個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政治果實。

       因為認為自己什麼實際事情都不需要做，所以他們可以採取互相矛盾的話語策略：

       一方面用“極左”色彩的話語指責當政者對弱勢羣體不聞不問，背離初衷，有負民望——這是把自己置於道義制高點，得到“名”；

       一方面打着反對“極左”的旗號，要求改旗易幟——這是自己要取而代之，得到“實”。

       但如果要求他們去做實事，比如控制疫情，就會發現：

        

       如果真的要拯救生命尤其是拯救弱勢羣體的生命，那就必須充分信任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就必須加強黨和政府的領導，必須團結教育和組織羣眾，提倡和發揚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而這些正是屬於新中國革命傳統的東西，亦即他們口中的“極左”時代形成的東西，因為正是那個”創業艱難百戰多”的時代的無數實踐告訴人們：堅強有力的組織和協調統一的行動，是弱者戰勝強者以及戰勝（方方們不讓我們説“戰勝”，但是對不起了）遠超單個人抵禦能力的巨大災難的不二法門。

       很多西方國家正因為沒有這些，自身原有的某些優良傳統又因為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日趨沒落，而日益無法成為社會共識，所以防疫工作才會弄得荒腔走板，舉世皆驚。

       但如果直面這樣的實際結果，又怎麼能以反對“極左”為由來要求向西方看齊，要求改旗易幟呢？

       正因為可以不要做實事，所以才能“人嘴兩張皮，正反都是理”，用互相矛盾的話語，來一個“大通吃”，左右逢源，內外兼顧，名利雙收。

       所以，當他們發現當代大多數年輕人並不跟他們走，而且表明了與他們截然相反的立場時，才會那樣忽忽如狂，惱羞成怒。

       因為這的確不但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也傷害了他們的感情，傷害了他們多多少少確實以之自居的“底層代言人”的自我感覺。

        方方説：

生活在底層的人遇事不會懼怕，不喜歡別人威脅他們，也不喜歡別人同情他們，反感別人用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可憐他們，他們只需要尊重。

          這話可以説並不錯，但問題是：

        1.從大家對方方的回覆中不難看出，現在的年輕人，即使收入不高，即使沒有什麼這主席那院長的頭銜，但大多都認為自己是**“普通人”，而不是“底層人”**。他們自然承認有人比自己有錢，有人比自己職務高，名聲大，資源多，門路廣，他們甚至會有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偶像，但不會認為這就會使得自己成為被人俯視的“底層”——這種意識自然和改革開放後尤其進入網絡時代以後，大幅度的生活改善、文化提高、視野拓展有關，但從深層次看，也是新中國歷史邏輯的必然：如果説連舊社會高門巨族的方方們的思想情感在新中國都發生了不以自身意志為轉移的不可抗拒、不可逆轉的改變，那些和新中國一起站起來的勞動羣眾和他們的後代，精神上會獲得怎樣沛然莫之能御的強大力量，豈不更是不言可喻嗎？所以今天的他們敢於在任何人面前以自己的方式有理有據地陳述自己的看法，而面對青年們這樣一種不卑不亢的姿態，正是大談“底層人只需要尊重”的方方們，感到了極不適應，感到對方怎麼沒有按照“圈子裏”的套路來請求得到自己的尊重。毫無疑問，這是因為當他們把自己設想為“精英”，把對方定位為“底層”的時候，本身就已經擺出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而這種方方們臆想出來的“上下關係”，在互聯網上遭到了年輕人的顛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這些年輕人的確很“左，乃至“極左”，因為話語權的平等在他們看來已經是毫無疑義的事實，而不是有待爭取更不是有待恩賜的東西。

       2.即使對於方方所説的“底層”，如何讓他們既不被“威脅“，又不被“居高臨下地可憐”，而是得到“尊重”呢？從根本上説，這都要靠更充分地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平等，使得沒有人能有條件來“威脅”他們或“可憐”他們——當然這一點又會被很多“公知”説成“極左”，因為這正是共產黨的初心，是毛澤東時代就確立的目標。而在此目標完全實現之前，對弱勢羣體的關心和同情，恰恰是極端必要的——方方自己當年看到同事的住房條件惡劣，不也感到很可憐，很值得同情嗎？這是一種很正常的情感反應，沒有人會因此而指責曾經住着高門大户的方方這是在“居高臨下，施捨同情”。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我們還要進一步發揚這種關心和同情，這並不包含絲毫的不尊重，而正是對中華傳統文化裏“人飢己飢，人溺己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道精神和“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俠義精神的繼承與發展。真誠的同情心總會有一種很自然的讓對方感到愉快的表現方式，而處處擔心自己的同情心會被別人看成“居高臨下”，而刻意作出某種自以為的“平等”的姿態，這倒可能正是一種更隱秘的“居高臨下”心理。

       我就是方方口中的“極左”，因為我堅決反對她的《軟埋》和“日記”所體現的那種政治立場，但我從不否定方方所曾經有的現在也未必完全沒有的對“底層”的同情。

       然而，如上所述，她的這種同情在她所要表達的政治立場和自我意識中是找不到根基的，甚至是與之相齟齬的，因此她無論在年輕人面前，還是在社會主義理念和價值觀面前，説到底都是茫然失據，無以自處的。

 方方這樣的人，是歷史的產物：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迂迴曲折中前進的極其偉大而艱鉅的事業。這種迂迴曲折，既有某些失誤和挫折，也有那種像登山隊員為了登頂而必須做的向左或向右的幅度不等的迴旋。出現這種迴旋的時候，就會有些人只看眼前，而不看最終的目標，就以為會沿着目前的足跡向左或向右一直走到底。方方等人，就是在改革開放伊始的年代裏，出現了這樣的錯覺，而且由於本身的立場導致這樣的錯覺越來越嚴重，以致於不可自拔：

       在這次新冠抗疫鬥爭再次昭彰證明中國姓“社”不姓“資”的時候，也證明中國的年輕人儘管還有些稚嫩，儘管還有待於“現實的暴擊”，但已經很明顯地不會跟着他們走的時候，他們仍然堅持着自己的錯覺，仍然緊抓住話語權不放，認為壟斷了這個話語權，就可以讓大家都接受這個錯覺。

      於是，也只有由歷史來給他們一個教訓，並終結他們對話語權的壟斷。

      **我仍然相信方方們是可以改變的：**他們曾經就被歷史改變過，有時改變得很“左”，有時改變得很“右”——他們今天的種種糾結，種種真假雜糅的話語和情感，時而歇斯底里不可一世時而像是用右手打自己左臉的“反極左”姿態，無不帶有着新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給他們打下的烙印——既然如此，他們在將來為什麼就不能改變呢？

       

      因為批評方方而被方方罵成“小丑”的台灣統派邱毅教授，其實在黃智賢女士的節目中講過，他讀過方方的《萬箭穿心》，認為這是一部反映了底層市民酸甜苦辣的好作品。

       我也讀過她們的一些作品，感到：方方也好，王小妮也好，其實都是很有文學才華的人（只有梁豔萍頭銜雖高，論才華還真看不出來有什麼），她們的某些閲歷也會賦予他們某些獨特的視角和藝術本能。在話語權不被他們壟斷，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旗幟鮮明的前提下，她們的某些作品會是有價值，有積極作用的——當然，《軟埋》、“日記”和王小妮對開國領袖的那些惡毒咒罵等等決然是不在其列的。

       但她們必須回想一下方方所遇到的那些前國民黨將軍所説的那句話，要老實承認無論70年前還是現在：

“ 敗了就是敗了，沒有什麼好講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年輕人正在成長起來。如同劉一博老師講的，這些“後浪”們將是心態更加健康自信的一代，不會再背歷史包袱，不會再被“極左”的帽子嚇倒了。  

       但應該提請“後浪”們注意的是：

       這個時代的中國留給你們的，並不只是物質的充裕。物質的充裕，是一個前提條件，但不是全部，而且這個物質的充裕，在不同的“後浪”那裏，是很不均衡的。

      更重要的東西，是新中國全部的歷史（這歷史還在你們身上延伸）所沉澱下來和凝鍊出來的偉大深厚的革命傳統、愛國主義傳統、社會主義傳統——這真正是你們所有人都共有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所沒有的，更是某些人冠以“極左”的惡諡，千方百計詆譭醜化，想讓你們疏離、害怕、拋棄掉的。

       你們已經表明了自己對它的認同，並且在當前的輿論鬥爭中贏得了初步的勝利。這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接下去你們還應該聯繫現實和歷史，對這些傳統有更深入的理解和領會，只有這樣，你們才能明白：

        改革開放應該如何進行？

        怎樣防止或“左”或右的偏差？

        我們現在的國家偉大之處在哪兒，不足之處又在哪兒？

        應該怎樣面對繼續前進的道路上必然還會有的各種風險、挑戰與必然還會出現的千奇百怪的各種思潮？

        以及在你們個人的成長中，怎樣去分析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的本質，怎樣對複雜社會里各種不同的看法、意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兼聽則明而又獨立思考，走好自己的路？

        歷史並不應該讓“後浪”們視為畏途，視為老掉牙的説教，因為恰恰是中國的歷史表明：

      “後浪”們的平均表現，總是比“前浪”們最高的期待還要好得多。

      大道如天，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