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社會的隱喻：新媒體革命_風聞

寫在前面

2017年，digital society blog邀請了全球頂級的社交媒體研究者，以“數字社會中的隱喻”為題，撰寫了十篇隨筆。本期推送為你分享了其中對於“新媒體革命”一詞的解讀。

如今。我們經常用新媒體革命（new media revolution）來比喻當今的傳播生態系統。本文探討的是“新媒體革命”是如何影響個人、羣體和政策制定者解釋媒介現實的方式。學者Noam Tirosh和Amit Schejter認為，儘管谷歌、臉書和其他媒介集團承認當今媒介生態系統的實質是自由與革命，但是他們仍欲圖增加對傳媒系統的控制。真正的新媒體革命，也許還並未開始。

​**顯然，每出現一種新鮮事物，人們都需要創造一個新詞——可以是為了覆蓋過往而創造一個新詞，也可以是使用一箇舊詞並賦予其全新的意義。(漢娜·阿倫特 ，《論革命》)**如今我們經常用新媒體革命來比喻當今的傳播生態系統。事實上，隱喻、圖景和想象對於理解我們身處的世界至關重要。當社會成員解釋和應對周遭現實時，通常需要個人和集體的想象、隱喻和其他語言手段幫助進行話語構建，用Arendt(1963)的話來説，新現象總是急需“一個新詞”。

這些話語建構也很可能影響信息政策的設計制定。媒介監管的歷史充滿了各種描繪圖景，比如"思想的自由市場"、“信息高速公路”、“數字鴻溝"和"賽博空間"等。形容、類比和描繪有助於更為簡化、形象地進行表達，同時也常常被用來掩蓋在政策制定與實施時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在這篇短文中，我們關注新媒體革命的隱喻，以及它是如何影響個人、團體和政策制定者來解釋其所處媒介現實的。

隱喻的使用

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谷歌的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可能是最熱衷於宣傳革命話語的三位，他們不斷地改變人們體驗世界的方式，並探索媒介技術在其中的角色作用。2014年，Zuckerberg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歷史上的新技術發明曾經徹底改變了社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未來的幾十年……我們將見證迄今為止最偉大的革命——億萬個體因互聯網而第一次實現相連”。Zuckerberg也在其他場合不斷地使用革命這個詞，如談到如何使印度“擁抱計算機革命”，認為印度擁有“充滿活力的計算機產業和眾多世界級別的優秀工程師”。2016年他繼續認為“一場大革命正在發生”，而這場革命中“老師和學生需要擁有工具，以適合他們的速度與方式來學習知識……無論是看視頻、玩遊戲、閲讀或教學輔導，人們都會得到他們需要的不同工具”。(Zuckerberg，2016)‍‍

Sergey Brin最近説到“深網的革命意義深遠，儘管我一直親眼見證，但確實還是感到驚訝。”他還評論道:“由於中國和一些壟斷企業的監管，推動信息革命的開放網絡正在消失。”他在谷歌的合夥人Larry Page則聲稱“改變往往是革命式的而不是漸進的”，“尤其在技術領域，我們需要革命性的而不是漸進的技術變革。”

藉着推動革命的比喻，谷歌正不斷出擊，打破任何試圖進行互聯網管制的企圖，他們非常關注限制新媒體革命的法規文件。例如當2014年以色列某委員會考慮對互聯網視聽服務進行管制的必要性時，谷歌用希伯來語回應寫道，互聯網應“鼓勵多元化，併為實現言論自由提供機會”。上述看來，互聯網因擺脱了時空的界限，促進了最廣泛意義的言論自由。他們所描繪的互聯網革命只面對唯一一個需要破除的障礙——直接的言論監管。

所謂革命

他們使用“革命”這樣一個古老的詞語來描述新的現象，並給予革命一詞“全新的含義”。儘管如此，重新回溯“革命”這個詞語的傳統含義是很重要的。革命通常被定義為“以社會正義之名，通過政治動員組織(軍事或平民組織，或二者兼而有之)強行推翻某個政府以建立新的政權”(Goldstone, 2014: 4)。

然而，一些著名學者認為革命絕不僅是某種表面“變化”（Arendt，1963）。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Thomas Kuhn（1962/1970）將革命定義為“能使社會有必要拋棄某個歷史悠久科學理論”的新發現。他解釋道，一場科學革命可以導致科學審查問題的變動，以及科學界給出合理公認解決方案的標準的轉變。每一次變化都拓展了我們認識科學的思維邊界。通過科學工作，這些變化也讓世界隨之發生變革。這些變化同與之相伴相生的爭議一起，構成了我對科學革命的定義。

與此同時，Arendt聲稱“革命”一詞應完全指稱在“自由基礎”上的社會事件(Arendt, 1963)。對Arendt來説，自由和暴政之間的緊張關係才是構成政治的內核。因此，她認為真正正確理解革命詞意就必須承認“所謂自由和新的開始是一致的”(Arendt, 1963: 19)。

對於Kuhn和Arendt來説，革命不僅是現實中的可感變化，更是現實基礎的內在變革。革命一方面是對事物舊有面目的拋棄，另一方面是從壓迫中的解放。因此，在Kuhn和Arendt的理解中，那些用一種形式的壓迫取代另一種形式的壓迫並不是真正的革命。

當谷歌與臉書在談論新媒體革命時，

他們在談論什麼？

谷歌、臉書和類似的互聯網企業聲稱，由於互聯網環境的革命性特徵，當代媒介應該脱離監管機構的管轄規制。然而事實上，這些互聯網企業一邊試圖增加自己對當代媒介環境的控制，一邊對外仍在談及互聯網環境時不斷使用“自由”和“革命”的隱喻詞彙。在谷歌和臉書的使用中，革命一詞就並不遵循Kuhn和Arendt的理解。谷歌意圖的革命是一場將自己從不得不遵守的法律中解脱出來的革命。谷歌、臉書和其他媒體集團實際上正在通過不斷清除所有法規的障礙。要知道，有些法規本可以增加自由，使用户受益。

更多的自由與解放是可能發生的。事實上，正是當代媒介的流動性、互動性、豐富性和多媒體性等特徵，引發了一場對監管的新討論。這些媒介提供的全新公共設施非常有可能推動以正義為基礎的通信政策，並改善邊緣人羣的處境(Schejter & Tirosh, 2016)。只有讓那些互不相連的個體和社區都能接觸到媒介，並確保他們能夠真正使用這些媒介，真正的自由才會增加，所謂的新媒體革命才會真正開始。但不幸的是，當前，互聯網企業的話語中並沒有藴藏而是隱藏了這種正義的法規潛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認識到革命這個詞的雙重用法：確保革命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新的信息統治者服務。

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劉瑞華同學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