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專訪：讓公衞體系迴歸公益和專業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科學網”

作者 | 馮麗妃

在這場疫情影響下的特殊兩會上，公共衞生體系“補短板”“重建”成為熱議話題。

中國疾控中心（CDC）主任、全國政協委員高福近日接受了《中國科學報》獨家專訪。他表示，公衞體系建設的關鍵“一要回歸公益，二要回歸專業”。

疫情期間，作為CDC主任，高福曾因發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論文而飽受流言困擾。

不過，他在此次採訪中堅持認為，不能把做研究與發文章割裂開來看，文章是交流工具，有助於促進同行交流和合作。

“像新冠肺炎這樣的‘文章’，就是一份展現給全球同行的報告，更是一劑通過全球同行的‘批判性’交流找到疾病防控的良方，可以讓大家團結一致認識新病毒及其引起的疾病。”高福表示。

此外，他還説，“我就是一個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位技術部門管理者，知道自己的責任……” 

高福在工作中

讓公衞體系迴歸公益和專業

《中國科學報》：經歷這次新冠疫情後，大家現在都在討論公衞體系“補短板”，您認為“短板”是什麼？

高福：

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説明我們協調還是有問題。一方面是基層醫院發現問題後要及時向CDC上報，安全意識要有，這個“短板”要鞏固。

最重要的還是公共衞生領域要給CDC話語權。在緊急情況下，如果通過行政決策，層層“消音”，專家的聲音就不能及時地被聽到。

《中國科學報》：網上呼籲給CDC行政權，您認為這是關鍵嗎？

高福：

我覺得重點不是行政權，而是對話權和一些事物的獨立操作權。

《中國科學報》：從整體來看，我國公共衞生體系建設狀況如何？

高福：

這幾年針對公共衞生體系的投資太少，人才流失太厲害。CDC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説，醫改10年是公共衞生衰退的10年。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公共衞生體系的縣、區、省市、國家——四級機構系統非常好。但也正因為做得很好，很少出大問題，大家感覺不到它的重要性。

同時，因為這些工作平時似乎看不到重要性，專業技術知識顯不出來，所以一些單位安排的是非專業人士。大家都講“平戰結合”，結果“平”時乾的事不能解決“戰”時的需求。這個格局需要改革。

《中國科學報》：您對當前的公共衞生體系改革有什麼建議？

高福：

在今年的政協會議上，這也是我的一個提案內容。公共衞生體系的重建，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迴歸公益，二是迴歸專業。

一個公益性和專業性這麼強的單位，首先需要國家經費做保障。其次需要引進人才，合起來知識面要很廣，研究的東西要很廣。這個舞台上需要很多條腿，而不是“一條腿”。不能新冠疫情來了就只研究新冠，也不能國家出錢讓你研究什麼，就只研究什麼。那太狹隘了。

生物安全別庸俗化

《中國科學報》：生物安全是今年兩會的熱詞之一。您怎麼看待它的重要性？

高福：

談生物安全，首先要改變一個概念。從國家層面來講，它是指廣義的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安全（bio-safety）和生物安保（bio-security）兩個部分。

很多人理解的生物安全是狹義的，只包括第一部分。比如一個做生物安全的實驗室，老鼠、流浪貓到處亂跑，這個問題就是生物安保的範疇。

但是生物安全是專業上的事，不能喊過了。我們強調生物安全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但一定不能把它庸俗化。如果變成了每個人天天都在談生物安全，就像全民搞科研一樣，這就過了，對社會發展不利。

《中國科學報》：應如何理性看待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

高福：

我國生物安全領域發展起步晚，經過近20年的迅猛發展，已經極大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也有趕超。但整體上仍存在體系不完善、發展不均衡等問題，制約了我國生物安全的發展。

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和美國之間還有差距。以開展人類病原研究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為例，全國共有18個省建有生物安全實驗室，其中三級實驗室48個，四級實驗室1個，而美國僅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就有10餘個，三級實驗室有近1500個。

生物資源方面，我國缺少資源收集和共享的有效機制。一些病原微生物的合理分享和引進受阻，審批手續不暢。

《中國科學報》：您對進一步強化我國生物安全能力建設有何建議？

高福：

首先是進一步完善我國生物安全法律體系，依法建立和完善國家生物安全部門協調機制，各部門協同完成國家生物安全監測預警、信息收集與分享、風險評估、應急響應、監督檢查等工作。

其次是強化基礎能力建設。設立傳染病、動植物疫病監測哨點，完善國家生物安全監測網絡，完善監測信息網絡直報系統，開展主動監測和病原檢測。

此外還包括規範生物安保管理。強化生物安保的理念和意識，着力研究和開發安保技術和手段，防止有害生物劑或生物技術被惡意使用。依法合規推動傳染性疾病樣本資源庫構建與應用；拓展國際交流，規範出入境管理。

在防範疫情的同時，防範“信息流行病”

《中國科學報》：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您一直身處輿論風暴眼。面對輿論壓力，您是怎麼做的？

高福：

首先，我們積極抗疫、“戰場”上大家越做越猛，沒有時間去想個人的事。再次，網上的許多東西都是流言蜚語和謠言，這些東西怎麼能影響抗疫工作呢？

中國對新冠病毒的“鬥爭”是個“閉卷考試”，答得非常好。我們一定要在防範疫情的同時，防範“信息流行病”。大家一定不聽謠、不信謠、不傳謠。

《中國科學報》：最近，《細胞》《科學》《自然》三大頂刊都發了您和團隊關於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您如何看待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和做科研發文章之間的關係？

高福：

不能光説發論文，文章是交流工具，我們往往割裂開來。

就像記者採訪完以後不去寫文章，你得到的消息只你一個人知道，是一樣的道理。

科學家就是通過文章去交流思想，而且通過同行評議給你把關，同行評議了大家拿來讀；如果同行都不評議，信任度就要打折扣。所以，發文章對科學家也是個約束，不能亂説。

像我們這些時日發表了好幾篇論文，多個抗體已經在產業化的路上，跨種傳播機制研究也應用到了防治上，這是既上“書架”又上“貨架”的研究，屬於“頂天立地”的工作。所以，當今科學與技術甚至是產品，可以是“零距離”。一定不能把科研、論文、防控割裂開來。

《中國科學報》：您每天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如何保持高效率和好精力？

高福：

堅持兩點。第一，堅持學習，增加知識面；第二，好好休息，保持清醒頭腦和邏輯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