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在貧困中的女性：現實不是勵志故事_風聞

《小偷家族》

我們常把“貧窮”二字掛在嘴邊，諸如“窮得要吃土了”、“貧民窟女孩/男孩”等短語，都是我們自嘲的標準句式。

可是，我們真的瞭解貧窮是什麼狀態嗎？

真正的貧窮像一座沒有窗口的牢獄，家徒四壁，沒有出路，沒有未來。所謂尊嚴和底線在這裏都不堪一擊。

通常，我們很難把日本與貧困劃上直接的等號，但就是在日本，卻有一羣“看不見”的女性，過着許多人難以想象的貧困人生。

有的高中女孩因為要打幾份零工而無法兼顧學業，有的家庭直接寄居網吧，有的單親媽媽要依靠風俗店託管孩子，有的女性乾脆將色情行業視作自己生活的最後一層保護網……

貧窮與性別壓迫常常相輔相成，交織成一個沒有盡頭的黑洞。

更準確地説，貧窮是一個結果。它不僅僅是缺少金錢，更伴隨着信息匱乏、性別歧視等附加條件。

因此，貧窮不像影視作品中的勵志故事，能通過自力更生而擺脱，它更像是彭羅斯的階梯，一旦進入，便永遠在同一水平面徘徊。

正如《女性貧困》一書指出，貧窮是會代際傳遞的“遺傳病”。

對於女性來説尤其難掙脱，這些日本“下流”（日語中的“下流”有“底層”的意思）女性，僅因性別身份就不斷被壓縮着生存和向上爬升的空間。

她們被困在了一個時間靜止的困局中，永遠在努力，永遠在原地——更可怕的是，她們幾乎不被“看見”。

01.

“白夜行”

我們常説人生不能苟活，做人要有起碼的尊嚴和底線，但對於下流階層來説，尊嚴和底線都是上流階層才配擁有的“奢侈品”。

日本NHK特別節目製作組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之前曾推出過《無緣社會》《老後破產》以及《三和大神》等反映社會現實的經典紀錄片，這些紀錄片一經推出往往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和討論。

《看不見明天——越來越嚴重的年輕女性之貧困》也是其中之一。由這檔紀錄片集結而成的《女性貧困》一書，再次帶我們回憶了大量關於女性貧困觸目驚心的案例——與無學歷無資本無技術，往往身負鉅債、常年流浪在網吧的中國“三和大神”相似，這些日本“下流女性”寄生在色情機構、網吧，過着只活在今天的生活。

節目組採訪了一位在性服務派遣公司工作的四十多歲的母親。這是一位心理承受能力強大的女性，為了償還債務，她在白領合同工和夜店賣春之間靈活切換，下班接孩子回家後就開始做飯、打掃等家務勞動。

在色情行業，有不少像這位母親一樣過着雙重生活的女性，她們把賣身之外的普通工作稱為“白天的工作”。

那麼，讓她們不惜躲在“黑夜”裏也要從事的色情業，到底有着什麼“白天的工作”給予不了的好處呢？

答案比想象中單純——托兒（育兒援助）。

《坡道上的家》

毫無疑問，錢是媽媽們投身色情行業的最終目的，但使她們找不到工作、掙不了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找不到託兒所。

節目組探訪了一家聘用了許多單身媽媽的性服務派遣公司，那裏不僅有合作的民辦托兒機構，公司甚至還給員工報銷一半的費用，因此解決了許多單身媽媽找不到託兒所的燃眉之急。但是，這也意味着孩子們會在色情店裏長大。

可悲的是，很多無經濟基礎的單親媽媽生下孩子的原因恰恰是因為缺乏良好的原生家庭教育。

她們之中有的因為家裏貧窮無法上學而早早地出了社會，在沒有父母也沒有學校教育的情況下，她們對自己的身體變化反應遲鈍，導致錯過了墮胎期限才得知懷孕。

孩子的父親通常也會銷聲匿跡，這些意外懷孕的年輕女性無依無靠，只能投奔提供補助和託管服務的色情行業。相似的人生就這樣傳遞給她們的下一代，無限循環。

節目組採訪的另一家色情店店主三上對“下流女性”現象有着更深入的觀察：“這樣的女孩一個接一個地懷孕，然而她們又無法好好撫養孩子。由不能適應社會的母親養大的孩子一旦增加，會導致日本的國力下降。“

三上的話道破了許多問題。眼下的日本雖然在大力鼓勵婚育，但鼓勵對象中是否包括了這些掙扎在底層的女性？日本也有針對底層羣體的社會保障體系，但為何年輕女性們還是投奔色情機構？對於這些女性生下的孩子，又該如何幫他們掙脱貧困，扶持成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帶着這些疑問，節目組採訪了民間救助團體“融合網橫濱”的負責人，臨牀心理醫生鈴木晶子。她表示，去申請政府救助金需要提供太多資料，並且每種福利的發放機構不同，需要奔走的地方太多，還不保證一定成功。很多人在申請被駁回後都不會有信心再嘗試第二次。

此時，提供一條龍服務且零失敗的色情店對於底層女性來説是更人性化的選擇。

除了迫於育兒壓力的單親媽媽，還有更年輕的女孩踏入色情行業。

十六歲的“吉吉”是一名援交少女。她的家境一直不好，母親再婚，繼父因意外失去工作，還對她實施了數次性侵。為了躲避這一切，吉吉在初中就離家出走，然而因為未成年無法打工，最終走上了援交的路。

“活到三十歲”，就是她的人生目標。

《小偷家族》 

**色情行業作為年輕女性最後的庇護所會進一步加速女性自我物化的過程。**隨着越來越多良家婦女加入賣春行業，這從反面戲謔地揭露了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潰敗，以及結構性性別壓迫之可怖。

唯有在出賣身體的地方，女性才能求得最周全的生存救助；唯有當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時，才能被“善待”，得以存活。

難怪一名二十一歲的女孩會説出“將來女兒要是幹這一行，我覺得我會同意”的話。在知道了這些女性所遭遇的一切後，很難想象日本該如何扭轉愈發下墜的未來。

02.

出賣身體的女人

色情店店主三上總結了想來從事這一行的女性的特點：

1.人際關係破裂

2.不具備適用社會的知識

3.沒有貞操觀念，對色情業不牴觸

4.很多人有抑鬱症等精神疾病

5.年紀輕輕就有了孩子

6.稀裏糊塗地欠下債

7.對安眠藥等處方藥有依賴

這些特點中，異常的精神狀態佔了很重的比例。

電影《小偷家族》中有着這樣一幕，在風俗店打工的妹妹雅紀對一名啞人常客動了情。事實上，不能分離工作和私人情感的風俗從業者不在少數，《女性貧困》中便有記載。

二十七歲的幸惠很活潑，她中學離家，最終紮根於某風俗店。在經歷了家庭變故和失敗的感情後，幸惠發現自己反而能從顧客身上得到精神安慰，店內的工作人員也給予了她從未感受過的關懷。

由此可見，女性從事色情業的動機不再僅僅關乎金錢，更關乎社會關係的斷裂。

《小偷家族》 

不可否認的是，色情產業成為底層女性的最後一層保護網，是父權社會下厭女症最極端的體現之一。

更扭曲的是，這不僅適用於經濟能力薄弱的“下流”女性，也適用於世俗標準中的“成功”女性。

東京大學著名社會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在其著作《厭女》中提到了一則案例：1997年，東京電力公司的一名女職員被殺害，最後發現兇手是一名外籍嫖客，由此揭開了這位女職員不為人知的一面——她也從事着“一白一黑”兩份工作。

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她的“白天工作”足夠體面，也能支撐她的日常生活，為何還會主動去賣身，而且還是以低價“賤賣”？

上野千鶴子在書中給出了答案——這位東電女職員以低價標價自己身體的同時，其實是在以低價標價男人的性慾。

“大學二年級，A子（東電女職員）的父親去世，身為長女責任感極強的她，一心想着要由自己來支撐這個家。她進了與父親同一個公司……作為經濟學學者也展露頭角……（但）她不能被特殊對待，照樣要給男職員端茶。”

回溯A子（東電女職員）的人生，就能發現她一直在厭女症中掙扎。

作為“父親的長女”，要擔負起養家的責任，成為了實力與男職員比肩的女職員後，又不能忘了細心體貼的“本職”。據調查，A子在公司常年被孤立，在被公司兩次調派後開始了賣身的工作。她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後會去便利店隨便吃點東西飽腹，換好裝束後去澀谷站街。

在這種“黑白”撕裂的狀態中，A子一步步地深入賣身這條路，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奪回自己身體的掌控權。

上野千鶴子總結到：“通過自主地成為‘男人性慾望的對象’，女人想達成什麼？當然，就是通過把男人還原為‘僅僅的性慾’、‘僅僅的性器官’，正如男人對女人所為…….買娼，使男人憎恨女人；賣娼，讓女人輕蔑男人。“

在一眾看客眼中，主動投身色情行業，糟蹋自己身體的A子是自甘墮落的“蕩婦”。可就是在這麼一條人人唾棄的臭水溝裏，一名女性找回了自己凌駕於男性的尊嚴。

這或許是極端的個例，卻暴露出糜爛已久的社會傷口。

​03.

被啃食的女性未來：

與其被社會撕裂，寧可不婚不育

從事色情行業的女性們的現狀表明，育兒負擔是造成女性貧窮的元兇之一。

對於深陷“少子高齡化”社會的日本來説，鼓勵生育是他們的當務之急，但是積極鼓勵生育的背後，卻沒有深刻意識到減輕女性育兒成本，以及重新分擔家務勞動份額的重要性。

那麼在灰色地帶外，日本女性整體的生存狀態又如何？答案恐怕依然不容樂觀。

日文版《紐約時報》的首席記者Motoko Rich在多篇報道中揭露了越來越多日本女性選擇不婚不育的原因。

排在首位的，幾乎可以説是全球女性都必須面對的困境——不平等的僱傭制度，以及建立在性別偏見上的家務勞動分擔的嚴重失衡。

根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日本男性平均每天分配給無償家務的時間僅僅是41分鐘，女性則是224分鐘，是在東亞三國中份額相差最大的。值得一提的是，中日韓三國女性的每日家務勞動時間都超過了200分鐘，這也是為什麼《82年生的金智英》和《坡道上的家》等"主婦文學"能引起無國界的共鳴。

家務勞動和職業發展像一個鐐銬一樣扣住了女性的雙腳，一隻腳想往前邁，另一隻腳在後面拖。這種強烈的撕裂，常常讓女性被迫選擇、被迫放棄。

在日本，女員工懷孕後直接辭職迴歸家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有着公司給有育兒責任的女員工降薪、勸退也無人反抗的職場“潛規則”。

《我，到點下班》

對於日本女性來説，家庭與事業僵持在一個二元對立的狀態，因此，很多年輕女性只能通過不婚來實現職業夢想。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低欲社會中“期望差距”的一種表現——正因為看不到未來，才進行自我閹割。

近年來，安培政權積極推進“女性經濟（Womenomics）”，希望通過動員女性進入市場生產而復甦經濟。然而該策略一直被詬病只是將女性當“救急工具”使用，對性別平權並沒有更深的認識。

其中一個例子是“Ikumen Project”。該計劃希望通過鼓勵男性分擔家務和育兒勞動來減輕婦女的負擔，從而有機會外出工作，可簡單理解為日本的“奶爸計劃”。

經過幾年的推行，“Ikumen”的概念在民間得到了一定的傳播，政府機構也通過設立“Ikumen Star”（Ikumen之星）等獎項來提高“奶爸們”的凝聚力和參與度。

然而，該計劃對迴歸家庭的男性的褒獎機制暴露出了計劃本身的侷限性：做家務、帶孩子對男人而言是“加分項”，更不用説大多數男性甚至並沒有將這些“加分項”放在眼裏。因此，幫助已婚女性迴歸職場始終難以逃離“男性對女性勞動的佔有”的父權制敍事。

作為一個本來出生率就常年低迷的國家，日本城市仍然存在育兒資源不足的情況，加上其小心嚴謹的民族特質，日本媽媽們的生存壓力可謂雪上加霜。

就此現象，記者Motoko Rich在《Japan desparetely needs more day care workers. New mothers need not apply》一文中報道了一位懷孕前從事早教行業的日本女性的遭遇。

儘管日本政府希望通過幫助已婚已育的女性們留在職場，以此提高婚育率和推動經濟，這位媽媽卻因為懷孕被供職的早教機構以“一般女員工結婚生子都會主動辭職”的緣由勸退。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局面：一方面，日本育兒資源的嚴重短缺不斷加重着工資微薄的幼師們的工作量，使得幼師成了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冷門職業，另一方面，當有幼師成為母親時，卻又因為其工作能力下降而被降薪、降職或勸退，這就導致了育兒資源的持續匱乏，母親們始終無法從家庭中被解放。

這篇2019年的報道還提到，日本有超過兩萬名嬰幼兒在排隊等候有補貼的託管服務，這説明很可能有一批單親家長的生活會因為等不到補貼託管服務而被壓垮。

在普通家庭中就缺席家務勞動的日本男性，自然更不會在離異後承擔育兒責任，所以在單親家庭中，家長是女性的比例無疑是更高的。

很多單親媽媽正因為要照顧孩子而無法兼顧工作，大多數公司也不會聘請她們為正式員工，貧困的代際傳遞由此開始。

《我，到點下班》

在《女性貧困》的一則採訪中，一位單親媽媽向NHK的記者告白到：

“我覺得如果要是停下來喘口氣，就會什麼都不想幹了，會一直躺下去起不來，一蹶不振。因此我不會回孃家。

也許是我害怕放鬆精神，一放鬆，那根緊繃的弦就會斷掉。那樣的話，我就再也沒有力氣奮爭下去了。”

她們不是沒有努力過，但又是什麼將她們鎖進了貧窮的牢獄？

現實裏既沒有《小偷家族》的抱團取暖，也沒有《寄生蟲》的“天真”富人。性別和階層的枷鎖，真的有打開的鑰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