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份工作”——疫情下國際影視業務從業者生態調查_風聞

“我們的發行業務現在已經全部暫停了。”

“我太想離開了，但是離開這裏也找不到工作。”

“很多事都白忙了，搭進去的精力物力都沒有了。”

……

以上，是拍sir在近來的採訪中聽到的一些反饋，這些聲音來自一些國際影視業務從業者。眼下，國內疫情陰霾已然散去，社會生產生活正在逐步恢復正軌，兩會召開，電影院復工的積極信號也已經釋放，內地影市也將走上覆蘇的道路，這些對於影視行業從業者來説都是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與此同時，全球疫情局勢雖然趨於緩和但危機仍然，因此也直接影響全球多個電影市場的復市情況，那麼站在兩個甚至多個市場之間的那些影視從業者們是否面臨更多問題與挑戰？當全球電影市場都停滯下來的時候他們的生存境況又如何？一起拍電影（ID：yiqipaidianyinga）走訪了國內外的一些從業者，聽了聽他們的疫情故事。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疫情侵襲之下，大家的狀況其實都是同一個字——慘。

做了三年批片的小玲在年後復工的時候就被裁員了，她所在的公司是業內一家比較老牌的批片公司，在疫情大規模爆發、春節檔取消的時候，公司就已經告訴員工即將出現人事變動的可能，而等到春節之後，裁員和減薪的噩耗真正來臨。此次公司裁員幅度高達70%，有幸保住職位的人則被減薪。

在得到少量補償款之後，小玲離開了公司，開始漫長的求職之路。從事三年的批片業務，雖然資歷算不上有多深，但還是擁有一定的業務經驗，小玲接觸和詢問了不少同類型公司和職位，但得到的答案基本是否定的——“有些公司一直在招聘，但是就算面試通過了也一直不給確認入職時間”。

有着類似情況的還有雨熙，她也在一個月前離開了供職的公司，不過她是主動離職的。雨熙的前公司是業內一家負責電影國際版權銷售的小型公司，平時大大小小的國際電影節期間也是他們最繁忙的時候，要飛往不同地區洽談業務，也是與各國各公司的合作伙伴們見面面進行一下友好的商業social。而今年年初的疫情危機導致全球電影節延期或取消，雨熙他們也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長假。

“其實疫情對我們的影響還好，因為平時的工作就是線上進行的比較多，所以疫情來了，我們就還是照常工作，不過電影節沒了就少了那些見面聊天吃吃喝喝的機會了”，談及疫情襲來對於自己工作的影響，雨熙這樣説。

但是一個月前，雨熙向公司提出了離職，並在最短時間內辦好離職手續離開了。對於離開的原因，雨熙直言：“我想接觸更多互聯網內容，疫情期間互聯網內容再次爆發我覺得線上是個好機會。”

與此同時，另一位身處於業內資深批片公司的娜娜沒有遭遇裁員減薪，也沒有離開公司，但也受環境影響正處於渡過難關之際。據娜娜講述，她的公司在疫情之下也進行了25%的裁員，此外公司的一部影片已經拿到龍標原計劃3月上映，但因為整個市場檔期的震動以及電影院暫停營業，這部影片的上映計劃也處於擱置當中。

可以看到，身處國內的從業者境況艱難，那麼國外的人呢？

Angela在印度經營着一家小型影視公司，這家名為Power bridge的創業公司主營業務包括製片出品、發行和藝人經紀等，項目領域涉及中印兩國。受到疫情影響，目前Angela公司的發行工作全部被迫暫停了——“現在中國市場暫停了，印度市場也暫停了，所以我們的項目肯定也發不出去了”。

此外，Angela公司目前還有一箇中印合拍的項目正在籌備當中，年前已經完成了劇本創作，原計劃本月開拍，但是眼下印度疫情危機正處於嚴峻時期，印度電影產業也全面擱置，所以這個項目也不得不延期。

同樣遭遇的還有Chloé，已經在法國定居和工作了16年的Chloé, 不僅是法國昂西國際動畫節官方中國獨家代表，同時也擁有自己的一家影視文化公司“可洛依文化”，主要從事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國際影視與文化項目合作，自疫情爆發以來，Chloé的原定工作計劃已取消近50%。

因為工作性質的需要，Chloé每年都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基本上每月都會參加或被邀參加大大小小的電影節，而今年疫情以來，讓Chloé取消掉了一半的工作行程：

可洛依文化公司分別在香港電影節、戛納電影節、杭州動漫節和昂西電影節上有客户的項目落地，但因為電影節們的“消失”，這些工作也不得不進行調整。

同時她也表示：“現在3月份的香港節、4月的北京節、5月的戛納和杭州動漫節、6月的昂西都去不了了，其實還是需要多參加電影節，隨時掌握最新信息並及時溝通，經常聯繫的人不用見面（也能溝通），但不經常見面的人還是需要一個平台去接觸和聯繫，彌補跟進信息的疏漏。“

在以上從業者的經歷分享中，雖然各有各的故事，但其實大同小異，在國內電影市場暫停疊加全球影市危機之下，這些國際影視業務從業者們也在面臨着自己職業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危機。

旦夕禍福，來日方長

俗話説，有危必有機，在前所未有的疫情生態中，從業者們既面臨着危機也面對着轉機。

例如從公司離職的雨熙，目前正在尋求影視線上業務方向的工作，在她看來：“我覺得未來的觀影方式會發生改變，電影院觀影可能更像一種社交行為的存在，而隨着網絡和觀影手段的升級，以及這段疫情期間大家雲娛樂生活的嘗試，未來的觀影可能會有多種形式並存。“

誠然，在這場疫情危機之下實體電影院的集體失語將不僅是線下院線的一次涅槃，也在激發更多觀影方式、發行模式等的出現與革新，畢竟在互聯網語境下，電影也是時時刻刻與網絡掛鈎的，尤其疫情期間線上內容的爆發以及個別“院轉網”案例的出現，多少會讓不少從業者開始思考線上生態的發展。

同樣有考慮“轉變”的還有Chloé, 在2018年把工作重心暫時移向國內後，對於常年習慣生活在法國的她來説，已經是一次轉變了。而在疫情爆發之前，Chloé曾考慮繼續參與更多國外引進片發行，但疫情危機之下看到院線電影不樂觀的狀態，她放棄了。從公司經營的角度來説，目前也不敢大刀闊斧地去任何長久型的轉型，用Chloé的話説就是“不知道疫情何時結束，故無法鎖定目標做長期打算，用stand by的狀態邊走邊看。”

除此，從她全面負責昂西動畫節中國區的工作來看，今年的昂西國際動畫節已宣佈將於6月下旬轉移線上舉辦，因此目前Chloé也同時在忙着配合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籌備中國所有相關活動的組織工作。在她看來，“未來電影節可能更多會考慮同時做線上和線下兩種，今年昂西也是第一次做線上，無論從技術，還是模式，大家都是一個新的挑戰，相信會走出一條新的更堅實的道路。”也正因為受此次危機的刺激，反而激發了產業鏈條上更多形式的出現與嘗試。

有人考慮轉型，當然也有人選擇繼續堅持。娜娜所在的公司也是目前許多影視公司的一個縮影，即默默推進手頭現有的項目，默默等待着影市復甦，同時也變得比以往更加謹慎。例如，公司原本計劃在現有業務線的基礎上進行更多區域市場的拓展，但是疫情危機襲來暫時切斷了他們這方面的打算。

“至少我們是有囤糧的。不過工作量肯定相對變少了，以前有正在做的、準備要做的以及收尾階段的項目，現在沒有那麼多了，”娜娜這樣説道。至於公司的項目是否考慮轉網，她也否定地説“片子沒有龍標，轉了網連本都收不回來。”因此，目前公司的項目也處於等待和觀望狀態中。

同時在Angela的公司中，她也提到了受疫情影響而被耽擱的生意，“去年同期有好幾個項目都在談，但目前只有一個項目在溝通中，還沒有最終確定下來。”近年來印度電影在國內市場依然火熱，但在疫情影響下，中國市場對於印度電影也出現需求鋭減、門檻提升等新趨勢，畢竟國內還有大批等待上映的國產電影，新片採購的需求也不比以往了。

當然，疫情的影響也導致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受訪者接觸更多的批片領域為例，他們也不約而同地談到對於未來批片市場的預測，從Angela的角度來説，儘管國內市場對於印度影片不像曾經那樣狂熱，但是高品質的影片背後依然競爭激烈。同時，鑑於印度疫情發展進程晚於國內，所以國內市場上的印度電影或許會出現一隻兩個月的空窗期，而這個時期也會成為解決倉庫片的一個機會。

在經過這段特殊時期的工作後，娜娜也表示“和以前也沒有太大區別，他們（指引進片版權方）也沒有因為疫情的影響而降低標準，該嚴格要求的還嚴格要求，該橫的還是橫。”同時在小玲看來，疫情爆發之前（批片）市場已經不好了，比如市場飽和、各個公司手裏擠壓的項目也多，在審查階段也有相對的打壓，宏觀地説是受疫情影響，但自身本來也是有問題的——“宏觀説是受疫情影響，但實際也有自己操作的漏洞”，而這場疫情危機在影視行業的爆發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浪淘沙，“那些投機倒把的公司都被清洗了，比如一些版權分銷和溢價、項目融資的公司都消失了。“

毫無疑問地是，這場疫情危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每一位從業者的職業命運，在風浪中有人堅守有人調轉了方向也有人永遠地退場， 小玲在求職無望的過程裏也考慮過徹底離開影視行業，但是圈外的工作也不好找，她無奈地説道：“我需要一份工作。”

疫情之下，整個影視行業以不尋常的方式度過了四個月，可以確定地説，在這場危機當中“無人倖免”，或許有人不願意自揭傷疤而説着“我們還好”，也有人直言不諱道“真的太難了”，形形色色的聲音起伏於行業當中，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不好過。

以上這些故事並非個體，每一個他們也都是我們。

而在接觸和採訪了這些國際影視業務從業者後，也讓我們更深層地瞭解到這場疫情危機留下的深刻的傷痕，以及在困苦和無奈之下激發出來的新的思考方向，當然也讓我們更深刻地明白這個行業的本質與根基所在。

沒啥特別美好的祝願，就實在點説，希望每個人都還有力氣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