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勢崛起及其影響_風聞

本文原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2期的國際政治與安全欄目。

作者：王世達（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所副所長）

內容摘要

印度教民族主義誕生於19世紀的印度民族獨立鬥爭，其核心訴求是建立“印度教統治的國家”，與世俗主義並列為印度兩大社會政治思潮。自2014年執政以來，印度人民黨（印人黨）採取一系列政策，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勢崛起為印度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雖然主要着眼國內，但亦在潛移默化中塑造印度的對外政策，持續影響印度與大國及周邊國家的關係，已成為觀察印度外交的重要視角和不可或缺因素。未來該思潮將保持崛起勢頭，“國民志願團”等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的影響將持續拓展，但也面臨世俗主義、多元主義等傳統思潮的挑戰。

2019年12月11日，印度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根據該法案，印度當局將有條件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從阿富汗、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抵達印度的所謂“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而穆斯林則不在此之列。此事在東北部阿薩姆、首都新德里等多地引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進而演變成全國範圍的騷亂，至少導致幾十人死亡。印度輿論普遍認為，此次騷亂是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總理以來面臨的最嚴重全國性示威。筆者認為，印度當局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以及此前廢除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自治地位，推動在北方邦阿逾陀的巴布裏清真寺遺址上修建印度教羅摩神廟等，均彰顯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政府和社會的強勢抬頭。本文將回顧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演變脈絡，歸納其對印度內政外交產生何種影響，並分析其未來走向。

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勢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義誕生於19世紀印度人民反對英國殖民者的民族獨立鬥爭，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一度沉寂，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抬頭，2014年以來強勢崛起為印度的主流意識形態。印度教民族主義內容龐雜，但核心追求是把印度建成“印度教統治的國家”。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訴求是建立“印度教統治的國家”。近幾個世紀以來，印度次大陸屢遭征服與入侵，近代更是被英國殖民者所統治。19世紀以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興起，催生了印度教民族主義，並與世俗民族主義共同構成了印度民族獨立兩大思潮。世俗民族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不同民族、不同種姓、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人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英國殖民者，最終建立一個政治獨立、經濟富強的新印度。印度教民族主義則鼓吹將民族獨立與教派利益相結合，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打壓穆斯林等所謂“異教徒”，為印度教徒爭取更多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簡言之，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定義可以從印度教和民族主義兩個層面理解。在民族主義層面，該思潮產生於印度民族獨立過程之中，要求英國殖民主義者撤出印度，給印度以獨立；在印度教層面，印度教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教派意味，反對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統治的國家。其中，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印度教大齋會”領袖V.D.薩瓦卡所著《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書影響巨大，被視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印度教特性”是薩瓦卡所創造出來的新詞。薩瓦卡本人表示，印度教特性所重點呈現的並非宗教，而是“民族方面的內容”，包括歷史、文化和民族等內容，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薩瓦卡認為，儘管印度教徒內部存在不同與差異，但與穆斯林等非印度教民族相比較，其內部存在共同的宗教、文化、歷史、種族、語言，並以上述要素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確定的、同質的民族。薩瓦卡將基督教徒、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信仰者劃為另外一類人，即“不尊重印度教文化的人”。“儘管印度斯坦也是他們的祖國，但卻不是他們的聖地，他們的聖地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他們的神話、英雄等都不是源於這片土地”。薩瓦卡這種“我們”和“他們”的二元劃分可謂其思想的核心內容，即認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兩個有着不同宗教、種族、歷史和文化的民族。薩瓦卡反覆強調要恢復印度教傳統，建立一個印度教統治的國家。

印度教民族主義代表組織“國民志願團”領袖M.D.戈爾瓦卡在其著作《我們或我們的民族性界定》中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在印度這片土地上生活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並不屬於這個國家，因為他們在心理上對這個國家並不忠誠，不熱愛這個國家，甚至對印度教徒生活方式抱有敵意。在印度的每個穆斯林聚居區都是一個小“巴基斯坦”。按照這一邏輯，戈爾瓦卡將印度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都排斥在印度國家之外。

時至今日，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仍然將薩瓦卡和戈爾瓦卡等人的觀點奉為圭臬，認為相比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論宗教，印度教過於多遠和複雜，既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認可的唯一宗教經典，也不存在嚴格規定所有印度教徒必須執行的明確行為規範，而是存在諸多宗教經典，且神佛滿天，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唯一信仰的神。印度教這一特性導致印度教教徒的力量過於分散，因此歷史上沒能有效應對穆斯林和英國殖民者的入侵。為此，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着力通過“文化重構”打造“印度教特性”，強化所有印度教徒的共同身份認同，將印度教從多元而鬆散的宗教轉化成為基於共同宗教信條的統一和有組織的信仰，最大限度地凝聚所有的印度教徒，通過渲染莫須有的外部威脅等凝聚力量，共同服務“印度母親”。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孜孜以求復興古老的印度教社會與文化，把印度建成“印度教所統治的國家”，而印度政府的內外政策也應該由印度教的信仰和文化來塑造。簡言之，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國家是印度教的國家。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所追求的是“一個國家（印度）、一個宗教（印度教）、一個民族（信仰印度教的民族）和一種語言（印地語）”。

近年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次大陸強勢崛起。1947年印度獨立之後，開國總理尼赫魯率領國大黨政府堅持世俗主義，反對狹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後者一度陷入沉寂狀態。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國大黨喪失在印度政壇的超強地位，其堅持的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等理念逐漸褪色，印度教民族主義趁機再度抬頭。國民志願團、“世界印度教大會”等組織推動在北方邦阿逾陀摧毀了巴布裏清真寺，並要求政府在遺址上重建印度教羅摩神廟。印人黨作為主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借支持和鼓動“重建羅摩神廟運動”迅速擴大了在印度教徒中的影響力，在20世紀90年代問鼎聯邦政府，與國大黨一起成為印度政壇兩大主要政黨。

2014年，印人黨贏得大選並出面組織政府。印人黨的發展壯大，直至問鼎最高權力均離不開高舉印度教民族主義大旗，其2014年上台後採取了一系列激進政策，煽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例如，印人黨推動在全國範圍內修改地名，將很多帶有伊斯蘭寓意的地名改為印度教色彩濃厚的新地名。例如，阿拉哈巴德（意為真主所在之地）系莫卧兒王朝阿克巴大帝16世紀在印度北部建造的一座城市，可謂莫卧兒王朝的行政、軍事和文化中心，這一名稱擁有435年曆史。該城市名勝古蹟眾多，既有印度國父尼赫魯的故居，也有當年阿克巴大帝建立的古堡。印人黨控制的北方邦政府堅持認為，該城市本來名字是寓意為印度教聖地的普里亞格（Prayagraj），指責阿克巴大帝改變了其原有的名字，因此於2018年底正式將阿拉哈巴德改名為普里亞格。然而，印度有學者認為這一説法是子虛烏有。例如，阿拉哈巴德大學前副校長法魯奇教授表示，“Prayag一詞在不少印度教經典中被提及，意為印度教徒朝聖之地，但從來不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印人黨政府還撥款尋找印度教經典中記載的所謂“神秘河流”。有批評人士認為這是偽科學，指責這項研究類似於動用公款研究美人魚。

2019年以來，印人黨政府出台的系列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涉及議題更為重大和敏感，且政策出台密度非常之高。8月5日，印度頒佈總統令，廢除授予原“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的憲法370條款，成立“查謨和克什米爾”以及“拉達克”兩個聯邦直轄區，並且允許原“查謨和克什米爾邦”之外的居民在當地購買不動產。取消原“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特殊地位可謂印度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的長期訴求，也屢次正式列入印人黨的選舉綱領與口號。印度總理莫迪在廢除憲法370條款後公開表示“印人黨履行了2019年選舉承諾，在執政70天之內解決了印度建國70年未能解決的問題”。印人黨的母體國民志願團更是一直指責憲法370條款導致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與印度本土分離，要求必須予以廢除，並在8月6日公開稱讚政府採取“勇敢行動”，實現了印度憲法制定者初衷，讓原“查謨和克什米爾邦”與印度其他邦享受同等待遇。

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公佈裁決，認可位於北方邦的阿逾陀是印度教羅摩大神的出生地，將原巴布裏清真寺所在土地交由印度政府成立的信託基金，進而修建印度教羅摩神廟，並另外撥地5公頃修建一座清真寺。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對此拍手稱快，例如，國民志願團領袖莫汗表示，國民志願團歡迎最高法院做出了正確的裁決。此案件源於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於1992年12月摧毀了巴布裏清真寺，並持續要求在原址上修建羅摩神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爭論持續至今。鑑於此事關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族羣的宗教感情，此前印度歷屆政府曾封閉當地，避免引發新一輪衝突。

除了印人黨控制的聯邦政府之外，印人黨等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掌控的邦政府在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方面也不遺餘力。其中，北方邦首席部長阿迪亞納特上台後迅速採取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措施，例如，全面禁止宰殺母牛；組建“反羅密歐小隊”，不允許男女在公共場所親熱；在北方邦所有政府辦公室裏禁止抽煙等等。印人黨主導的古吉拉特邦等地方政府修改中小學歷史教材，大段刪除有關穆斯林統治者的章節。

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影響深遠

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政治生態演變互為因果，水漲船高，對印度未來局勢演進的影響力持續上升，這在印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均體現深刻。

（一）內政方面，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持續炒作諸多敏感議題，如廢除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自治地位、在北方邦巴布裏清真寺遺址上修建印度教羅摩神廟以及有條件授予來自周邊穆斯林國家的所謂“非穆斯林難民”以印度公民身份等。這些顯然加深了印度國內不同族羣、不同階層之間的分歧，不利於印度社會穩定和包容性國家構建。例如，退休歷史學家阿迪蒂亞·穆克吉(Aditya Mukherjee)表示：“印度國父尼赫魯曾經表示，如果印度出現法西斯主義，那麼最可能的表現形態就是‘印度教徒的多數主義’。當前，尼赫魯的預言正變為現實”。

與此同時，穆斯林遭到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全面打壓。在社會安全方面，長期追蹤仇視犯罪的組織Factchecker數據顯示，激進的印度教徒以保護母牛的名義對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數派曾發動了上百起襲擊，共導致上百人死亡。僅2018年，印度就至少發生了13起以保護母牛為藉口而致人死亡的惡性犯罪事件。2019年，關注人權狀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專門發佈報告，記錄印度近年發來發生的此類暴力犯罪事件。該報告認為很少有罪犯因為“保護母牛犯罪”而受到懲罰，指責負責調查犯罪的政府官員無所作為和濫用職權，導致印度社會在這方面逐漸形成了有罪不罰的文化。一些殺手甚至被譽為捍衞信仰和排擠穆斯林的印度教英雄人物。在政治地位方面，印度穆斯林約佔總人口的15%，但其在印度議會所佔比例卻遠低於其人口比例。2014年議會選舉後，穆斯林在議會人民院的席位減少到22個，只佔全部席位的4%，是近50年以來的最低比例。2019年議會選舉之後，穆斯林占人民院席位比例仍然不足5%。2019年12月11日，印度聯邦院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根據該法案，印度當局將有條件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從阿富汗、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抵達印度的所謂“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徒以印度公民身份。此事旋即在印度十幾個邦引發抗議示威遊行。對印度穆斯林而言，該法案拒絕給予來自上述三國的穆斯林以公民身份，具有明顯的宗教歧視意味，可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最新一輪壓制穆斯林的措施。前印人黨主席阿米特·沙阿更在議會公開表示，在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之後將在全國範圍內執行“國家公民登記制度”。此前，印度政府已經在阿薩姆邦實施了該制度，共有3300萬人提交了身份證明材料，其中多達190萬人被排除在最終公民身份名單之外，一些人甚至遭到政府拘留。在經濟權利方面，印度著名經濟學家阿米塔布·昆都(Amitabh Kundu)表示，過去幾十年以來，印度社會的種姓歧視已大大減少，但對穆斯林等少數族羣的宗教歧視卻在增加。例如，當前印度正處於城市化進程之中，全國各地都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中心，但穆斯林向大城市的移民率反而下降，這源於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擠在城市勞動力就業市場之外。在輿論氛圍方面，印度分析人士認為，印度新聞媒體迫於壓力而不敢談論某些話題，尤其不敢報道針對宗教少數羣體的仇恨犯罪。如，2017年7月，印度最大的英文報紙之一《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推出了“仇恨追蹤”(Hate Tracker)運動，追蹤記錄印度國內基於宗教、種姓等其他身份認同的暴力犯罪。然而不到3個月，這一活動便無疾而終，該報的高級編輯也被迫離職。再如，2018年涵蓋印度全境的一系列民意調查也反應了印度社會輿論走向。該調查顯示，儘管出身不同的種姓和地區，但大多數印度教徒認為，吃牛肉的人應該受到懲罰。大多數印度教徒也認為印度教徒多是愛國者，近半數印度教徒懷疑穆斯林是否愛國。印度前外長薩爾曼·庫爾希德(Salman Khurshid)就此表示，“當前印度穆斯林面臨艱難時刻，正遭受‘成規模的迫害’”。

（二）外交方面，印度教民族主義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印度外交，並將印度的周邊和國際環境造成持續影響。

首先，導致印巴關係更為緊張，地區形勢動盪不安。回顧2019年，印人黨政府出台諸多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內政外交政策，其中不少與巴基斯坦相關，直接加劇了印巴關係緊張，甚至導致兩國重兵對峙，緊張局勢持續至今。例如，2月26日，印度空軍宣佈，12架“幻影-2000”戰鬥機在預警機、加油機等支援下越過印巴實際控制線，對巴基斯坦境內的巴拉克特（Balakot）地區的武裝分子營地發動空襲。事後印方表示，空襲旨在報復當月14日印度“中央預備警察部隊”車隊在印控克什米爾普爾瓦馬遭總部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的“穆罕默德軍”自殺式襲擊。但實際上，印度國內外不少媒體認為，空襲名義上是對巴基斯坦實施報復，但實質上是印人黨政府着眼5月印度議會選舉而炒作國家安全議題，藉此煽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通過誇大外部威脅轉移國內對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生問題嚴重等的不滿。印度媒體認為，越境空襲後使印度民眾關注議題迅速從經濟發展、社會民生領域轉移至國家安全，印人黨政府更是強化塑造莫迪所謂“印度守衞者”的正面形象，可謂為印人黨贏得選舉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印軍越境空襲卻招致巴基斯坦強力反制。當月27日，巴基斯坦空軍越境空襲印控克什米爾實施報復，並與印度追擊戰機空戰，擊落印軍飛機，並俘虜1名印軍飛行員。同時，印巴地面部隊也進行大規模調動，擦槍走火事件持續發生。鑑於印度軍機此次較大規模、較遠距離入侵巴基斯坦領空是1971年印巴第三次戰爭之後的首次，也是1999年卡吉爾衝突以來印巴空軍編隊規模的正式對抗，這引起國際社會對於印巴全面開戰的嚴重擔憂。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此次越境空襲可被視為首次對巴基斯坦實施所謂“冷啓動”戰略。印度“冷啓動”戰略的主要內容是提升印度軍隊的戰備水平和快速反應能力，在遭受跨境恐怖襲擊等危急時刻搶在國際社會介入之前就對巴基斯坦發動快速反擊，在“懲罰巴基斯坦”的同時嚴格限制作戰範圍和目標，避免全面戰爭。然而，此例一開，印度未來以“冷啓動”對巴基斯坦頻繁動武可能性大增，巴基斯坦在嚴峻軍事壓力之下可能被迫使用戰術核武器予以還擊，印巴爆發全面戰爭和核戰爭的可能性不降反增，威脅地區和平與穩定。

2019年8月5日，印人黨政府宣佈廢除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自治地位，成立“查謨和克什米爾”“拉達克”兩個聯邦直轄區。此舉既是印人黨落實其競選承諾，更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孜孜以求的長期目標。這一舉動再次引爆印巴關係。巴基斯坦以“南亞穆斯林的家園”立國，而克什米爾地區作為穆斯林人口佔多數地區，巴基斯坦認為理應加入本國。在內外壓力下，巴基斯坦當局調動陸空軍，增加部署各類導彈。印度方面則針鋒相對。兩軍高強度對峙持續至今，若頻繁擦槍走火，不排除未來局勢升級的可能性。同時，南亞地區存在不少反對印度控制克什米爾的激進組織，例如“虔誠軍”“穆罕默德軍”等。印度單方面改變克什米爾現狀可能引發上述反印組織的報復，這勢必引起印度方面的進一步行動，進而導致印巴對抗烈度的持續升級。此外，印度原憲法370條款賦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特殊地位系當地政治勢力與印度當局合作的基石。如今印度新成立的“查謨和克什米爾”以及“拉達克”兩個聯邦直轄區政治權力不如原來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當地民眾普遍感到“被印度政府欺騙和背叛”。當前，印度當局雖然採取增派軍警、切斷當地電話和網絡等措施穩定局勢，但短期高壓顯然不足以維持當地的長期和平穩定。未來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鬥爭恐更加激進化和暴力化，當地民眾在反政府示威中已喊出“未來只能採取暴力解決方案”等口號。

其次，增加印度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的複雜性。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提出所謂“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構想以來，在印太這一更大地理範疇平衡中國成為美國跨黨派共識。印度因為塊頭較大和地緣位置獨特成為美國的重點拉攏對象。為此，美國放棄了原本兼顧印巴的南亞平衡政策，轉而公開“拉印壓巴”，反覆鼓勵印度應發揮“淨安全提供者”作用，甚至配合印度對巴基斯坦加大施壓，並持續向印度提供先進軍備和相關技術，以便實現美印戰略捆綁。然而，印人黨政府持續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日程，且更趨激進化和公開化，將美國置於兩難的尷尬境。這源於美國長期以“自由和人權”價值觀作為其核心內政外交理念，若對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打壓宗教少數族羣完全視而不見，那麼無異於自己打臉。為此，儘管美國於2019年12月18日舉辦美印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年度“2+2會晤”，但美國務院、國會等機構仍然同期表態指責印度當局的過激行動。例如，美國國務院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艾麗絲·G·威爾斯(Alice G.Wells)就表示，美國政府密切關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局勢，並繼續呼籲釋放被拘捕者，恢復政治和經濟秩序。美國國會則對印度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表示關切，認為印度憲法明確規定所有印度公民的宗教自由，敦促印度政府“保護其宗教少數羣體權益”，重新開放因動亂而關閉的克什米爾清真寺和聖地，並對其限制手機和互聯網接入表示擔憂。美國聯邦機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12月9日專門發表聲明，稱《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是“朝着錯誤方向的危險轉變”，與印度的世俗主義和多元主義傳統背道而馳，違反印度憲法有關保護不同信仰民眾平等權利的規定；一旦印度議會兩院通過該法案，美國應該考慮對阿米特·沙阿等印度政府要員實施制裁。

與此同時，眾多美國境內的學生組織也聯名致信美國國會，指責印人黨政府公然立法宣傳和推行宗教歧視，呼籲美國國會對印人黨政府相關官員實施制裁。這些學生組織包括耶魯大學南亞學生社團、哥倫比亞大學南亞學生組織、耶魯大學錫克人組織、布朗大學穆斯林學生會等。該聯名信宣稱，國民志願團系印度教極端主義組織。印人黨政府大肆宣傳和推行“印度教特性”，企圖將具有多元文化和信仰傳統的印度變為印度教國家，並煽動針對穆斯林的暴力情緒。《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可謂國民志願團、印人黨邊緣化印度2億穆斯林的最新舉措。此前，印人黨政府2019年8月在阿薩姆邦強制推行國家公民登記制度，未能登記在冊的穆斯林等族羣可能被關入拘留營，淪為無國籍人員。聯名信呼籲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敦促印度結束對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通信和網絡限制，號召美國國會對印人黨政府要員實施制裁，直至其廢除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國家公民登記制度，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避免印人黨政府繼續迫害穆斯林。”展望未來，儘管特朗普政府仍將在戰略上拉攏印度，但印度當局持續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日程，歧視乃至壓制宗教少數族羣勢必引起美方批評，進而導致印度對美不滿，甚至成為美印戰略進一步走近的一大障礙。此外，日印關係也受此衝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原定於12月15日訪問印度、16日在印度東北城市古瓦哈提舉行元首會談，但印度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引發大規模騷亂之後，日本宣佈推遲安倍對印度的訪問。

最後，不利於印度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以此次《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為例，印度與其東部近鄰孟加拉國的關係深受影響。基於歷史淵源和個人關係，孟加拉國哈西娜政府歷來採取對印友好態度，甚至曾經呼應印度訴求聯手抵制原定於2016年11月在巴基斯坦舉行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峯會。鑑於孟加拉國人口絕大多數是穆斯林，並與阿薩姆邦等印度東北部邦以及西孟加拉邦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持續抬頭對孟加拉國民眾產生直接影響，並將壓力迅速傳導至孟加拉國政府。該法案通過後，孟加拉國外交部長和內政部長隨即取消原定訪問印度計劃。更為重要的是，孟加拉國反對黨持續批評哈西娜政府在印度國家公民登記制度、《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議題上表態軟弱，施壓哈西娜尋求印度當局提供書面保證，確保在實施《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之後不會將來自孟加拉國的所謂“非法穆斯林移民”遣返回國。2019年12月底，孟加拉國當局切斷孟加拉國與印度邊境地區的手機通訊，避免印度境內，尤其是東北部阿薩姆邦的穆斯林因為印度當局落實該法案而逃入孟加拉國境內。考慮到孟加拉國已經因為緬甸境內羅興亞人外逃而接受了近百萬羅興亞難民，本就人多地少的孟加拉國顯然沒有意願和能力接受來自印度境內的穆斯林難民。這一事件勢必對印孟關係產生較長時間的影響，甚至導致兩國關係出現倒退和波折。

未來前景分析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印度教民族主義將整體保持上升勢頭，其對印度政治、社會、外交等領域的影響也將更加顯著。

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組織國民志願團為例。該組織自印度獨立以來曾屢次被禁，生命力非常頑強，雖不直接參政，但允許其成員支持印人黨等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參選。例如，印人黨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就是由國民志願團成員薩亞馬·普拉薩德·穆克吉於1951年成立，而國民志願團時任領導人也允許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印度人民同盟”。印度國內外媒體普遍認為，在2014年和2019年議會選舉中，國民志願團充分動員其遍佈全國的基層組織，不遺餘力地競選拉票動員，是印人黨兩次贏得大選的關鍵之所在，因此國民志願團的影響力迅速提升。目前，印人黨政府內閣核心成員幾乎全部出身國民志願團，總理莫迪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是國民志願團的積極分子，內政部長、印人黨前主席阿米特·沙阿以及國防部長、印人黨前主席拉傑納特·辛格等人亦是如此。在當前印人黨總書記中，國民志願團派系同樣勢力強大，例如拉姆·馬達夫（Ram Madhav）、穆拉里德哈爾·拉奧（P Muralidhar Rao）出身國民志願團，布彭德拉·亞達夫（Bhupendra Yadav）與國民志願團關係密切。更為重要的是，國民志願團深耕印度基層，在中央、邦以及地方多級組織架構牢固完善，可謂印度當前最重要、影響力最廣泛、最能接觸基層民眾的社會組織，其發展勢頭非常迅猛。國民志願團2014年在印度全境大約有4.5萬個基層組織“沙卡”，而2019年就暴增至6萬個。除國民志願團之外，“猴王軍”等同屬於“同盟家族”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激進組織也大行其道。“猴王軍”因立場激進而曾屢次被禁，但目前已經合法化，活動愈發頻繁。尤其是印度一些地方政府通過了“反皈依”法律，規定強制人們皈依新宗教屬於非法活動。該措施表面上旨在保護印度教徒被迫改信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但卻被“猴王軍”等利用作為攻擊基督教徒等宗教少數派的藉口。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保羅認為，“猴王軍”與二戰時期納粹組織有諸多相似之處。

但也要看到，印度教民族主義並非所向披靡，也面臨着印度自建國以來一直堅持的世俗主義、多元主義等思潮和勢力的反彈和抗爭。例如，印度世俗主義和多元主義者激烈反對印人黨政府2019年底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強烈抨擊該法案以特定宗教身份劃線確定公民身份，認為其違背印度憲法所強調的世俗主義原則，有損印度立國之本，各類抗議示威活動持續至今。他們表示，如果印人黨政府初衷真的在於保護其他國家的宗教少數羣體，那麼就應該給予從斯里蘭卡和緬甸這兩個佛教國家非法進入印度的穆斯林以公民身份。除此之外，近兩年印度地方選舉結果也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義所面臨之挑戰。例如，2020年2月，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地方選舉。深耕新德里的地方性政黨平民黨（AAP）大獲全勝，贏得所有70個席位中的62個，印人黨僅獲8席。此次選舉距離印度當局廢除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自治地位、通過歧視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不久而尤為敏感。在競選中，印人黨一如既往地聚焦全國性議題，尤其是炒作巴基斯坦和穆斯林威脅而製造“被威脅感”，煽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進而以“印度守衞者”自居而贏得選票。平民黨雖然也就全國性議題表態，但更多聚焦當地議題，尤其是水電氣，教育，公共醫療等民生議題。選舉結果部分反映了印度，至少是首都新德里地區對印度教民族主義愈演愈烈的反思和反彈。更為重要的是，與2014年印人黨首次執政後在地方選舉中連選連勝形成鮮明對比，印人黨2018年以來接連輸掉了多場地方選舉，其中包括人口眾多、政治經濟地位凸顯的大邦，例如中央邦、馬哈拉施特拉邦等。可以説，印人黨自2014年以來在印度政壇的突飛猛進並未改變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政治趨於碎片化的大趨勢，地方政黨在經歷了2014年之後最初幾年的頹勢之後再次彰顯出其紮根地方、瞭解當地民眾的固有優勢，印人黨發展經濟不力而被迫一味炒作印度教民族主義、以製造分裂爭取印度教徒支持的做法似乎已過巔峯。

如上文所述，作為“印度教徒的多數人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當前印度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深刻影響着印度的對外關係和周邊環境。未來，印人黨、國民志願團、世界印度教大會等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將持續推動“重建印度國家，重塑印度民族”，最終建立“印度教統治的國家”，在此過程中必將面臨世俗主義、多元主義和地方主義等傳統的反彈和抗擊，可能導致印度社會加速走向對立和分裂，並外溢到外交領域，對包括中印關係在內的對外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對此中國應該有足夠的重視和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