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由誰建？怎麼建？建在哪？兩會代表、委員以及業內專家有話説_風聞

疫情發生以來，“新基建”悄然成為基礎設施領域的網紅。今年兩會，“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引發社會討論，成了熱點中的熱點。

“新基建”到底應該怎麼建？兩會代表、委員以及業內專家，從多個角度出發為“新基建”建言獻策，提出不少建設性意見。

投資方式不同：“新基建”應由市場來主導

對於“新基建”應該怎麼建，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首先要搞明白“新基建”與“老基建”之間的區別。

“‘新基建’的大部分，並不是所謂的公共產品。” 劉世錦説，機場、道路、公園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有相當一部分是公益性質，屬於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而現在所説的“新基建”，很多都屬於市場產品。

“傳統的基建是以‘大資本大工程’為特點的實體公共設施，而新基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基礎設施，形成一個‘大平台大運營’的數字平台。”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劉松表示。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新基建’大部分都是一些新技術，特別是成長中的新技術。這些技術的重要特點就是，不論其技術路線還是市場前景，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劉世錦説。

劉世錦認為，很多“老基建”例如修機場和高速公路，項目確定性比較高，經常由政府來投資建設。而**“新基建”不確定性很強，同時發展潛力難以估計，更適合由企業來投資。**在這一過程中，市場起着決定性作用，企業決定投不投、何時投，甚至可能會採取風險投資的方式，風險也由企業來承擔。

避免孤立零散：應協同佈局、融合發展

“‘新基建’帶來的發展機遇，不在基建本身，而是數字化、智能化的升級與經濟社會轉型需求的疊加，是時與勢的結合。”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徐曉蘭説。

在這種背景下，徐曉蘭分析，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滲透、融合發展。例如，5G是工業互聯網核心網絡支撐，數據中心是工業互聯網平台的重要載體，而人工智能又是工業互聯網的關鍵技術。

“目前我國尚未形成統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無法形成合力。同時，推動以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基建需進一步凝聚共識。” 徐曉蘭認為，應該統籌開展數字基建體系化協同佈局，避免孤立零散式發展，形成數字基建“組合拳”。

劉松眼中的“融合”，不侷限於建設層面：“我們認為未來十年是新數字、‘新基建’的關鍵安裝時期，不僅要重視建設，還要考慮到軟環境和人才供給，‘新基建’安裝之後，更大的話題是如何有跨界創新的人才，形成數字新生態的創新。”

劉松認為，此時加快推進“新基建”，是通過加速構建以基礎設施為底座的創新生態，加速新技術的應用、新模式的孵化、新業態的湧現。在這一過程中，“硬件，軟件，人件，批件”，一個都不能少。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副院長樊傑強調“新基建空間佈局一定要效率優先”。他表示，各地發展水平不一樣，未來產業方向也不一樣，因此不應該把新基建大而全地鋪下去，會造成極大浪費。“新基建還是應該在具有生產效率優勢的地區優先佈局、提前佈局，然後將收益進行更加科學合理地分配。”樊傑説。

“低調”不低估：應重視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

與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相比，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略顯“低調”，但它們也是“新基建”重要成員。

日前，發改委明確了“新基建”的範疇，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三大方面被列入其中。其中創新基礎設施中就包括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代表呼籲，應在“新基建”中加強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

“此次明確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納入‘創新基礎設施’類別，是十分重要也是非常正確的。”王貽芳認為，由於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學目標明確，所需技術往往具有高指標、超前性等特點，是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其溢出效應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的創新能力。

不過在王貽芳看來，當前我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整體數量依然偏少，規模偏小；大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國際吸引力和國際影響力仍有待提升。

對於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未來建設，王貽芳認為，應該發揮地方政府和社會的力量，提高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並做好遴選工作，確保科學目標和技術的先進性。

“與此同時，還應加強設施的預製研究和關鍵部件的研發，提高自研技術水平和比重，控制技術引進比重，改進預算管理，鼓勵技術創新。” 王貽芳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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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