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夢空間（6）：中國被西方妖魔化的深層根源_風聞

導讀

西方在殖民世界的歷程中，一方面注重用軍事和經濟硬實力屠戮原住民、摧毀原住民的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也注重從哲學層面上解構原住民的文明，論證西方文明的優越性。本文從哲學史的角度切入，梳理西方人對中國的優越感的歷史根源，探幽西方人對中國各種想當然的妖魔化的微妙心理。原文鏈接見《亞洲時報》：https://asiatimes.com/2020/05/the-deeper-roots-of-chinese-demonization/

【譯文】

黑格爾認為歷史是由東方走到西方的——“因為歐洲絕對是歷史的終結,而亞洲是歷史的開端”。

**作者：佩佩·埃斯科巴（PEPE ESCOBAR），**2020年5月2日

圖1：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是第一個提出黃種人理論的思想家。圖片來源：Google Images

繫好安全帶：美國對中國的混合戰爭註定要瘋狂地進行下去，因為經濟報告已經確認，正是新冠病毒引爆了亞洲世紀——實際上是歐亞世紀——的真正開始。（譯註：此處的“經濟報告”指麥肯錫公司於2020年4月8日發表的報告Could the next normal emerge from Asia?）

本質上，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仍是全頻帶壓制，並痴迷於“三大主要威脅”：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與之相反的是，中國提出了主要面向南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在當前的信息戰中，美國的主要敍事已經定調：新型冠狀病毒是中國的生物戰實驗室泄露的結果。中國應該對此負責。中國撒謊了。中國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這種不停歇地妖魔化中國的新型常規戰術並不只有“工業—軍事—監視—媒體綜合體”中簡單粗暴的官員才會用。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挖掘，以發現這樣的態度是如何深深植根於西方思想之中，並最終轉移到了“歷史的終結”——美國。（參見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Jurgen Osterhammel）的優秀研究《東方的“去故事化”：啓蒙運動與亞洲的邂逅》（Unfabling The East: The Enlightenment’s Encounter with Asia）中的部分章節。）

只有白人是文明人

從文藝復興多年以前開始，直到17和18世紀，每當歐洲提到亞洲，説的基本都是宗教條件下的貿易。基督教至高無上，因此他們的思想中不可能沒有上帝的存在。

與此同時，令教會的醫生深感不安的是，在中國化的世界裏，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可以在沒有任何超然宗教的情況下進行運作。這甚至比在美洲發現的“野蠻人”更讓他們煩惱。

當歐洲開始探索所謂的“遠東”時，它陷入了宗教戰爭的泥潭。與此同時，它又被迫面對世界的另一種解釋，這在啓蒙運動領域滋生了一些顛覆性的反宗教傾向。

正是在這個階段，有學問的歐洲人開始質疑中國哲學，不可避免地，他們將中國哲學貶損為純粹的世俗“智慧”，因為它竟然無視希臘和奧古斯丁思想的規條。順便説一下，這種態度至今仍占主導地位。

因此，我們有了法國所謂的“中國風格（chinoiseries）”——一種模糊的讚美，中國被視為異教徒社會的最高典範。

但隨後，教會開始對耶穌會士對中國的痴迷失去了耐心。索邦神學院受到了懲罰。1725年，教皇一紙公告宣佈執行中國宗教儀式的基督徒為非法。有趣的是，受到教皇譴責的親中國的哲學家和耶穌會士堅持認為“真正的信仰”（即基督教）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早有“預示”，特別是在儒家文獻中。

歐洲對亞洲和“遠東”的看法主要是由強大的德國三人組決定的：康德、赫爾德和施萊格爾。順便提一下，康德也是地理學家，赫爾德則是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我們可以説，這三人組是現代西方的東方主義先驅。很容易想象博爾赫斯用他們仨做主角寫作的短篇小説。

儘管康德和赫爾德可能已經知道中國、印度和日本的存在，但對他們而言，上帝是至高無上的。是上帝計劃了世界發展的所有細節。這就把我們帶到了微妙的種族問題上。

他們擺脱了宗教的壟斷，提及種族時顯示了真正的認識論的轉變——與之前的思想家比較起來，這一點殊為明顯。比如説，之前的萊布尼茨和伏爾泰都是親中國派，孟德斯鳩和狄德羅則是恨中國派。但他們都沒有解釋種族導致的文化差異。孟德斯鳩發展出了一套基於氣候的理論，但並不包含種族內涵——更像是一種文化羣體方法。

重大的轉變來自法國哲學家、旅行家弗朗索瓦·貝爾尼埃（Francois Bernier，1620—1688），他在亞洲旅行了13年，並於1671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大莫卧兒、印度斯坦、克什米爾王國等國記行》（La Description des E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emire, etc.）。伏爾泰幽默地稱他為貝爾尼埃·莫卧兒，因為他成了向宮廷講述自己故事的明星。1684年，他出版了後續之作《地球上居住的不同種族或種屬的人類的新分類》（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erentes Especes ou Races d’Homme qui l’Habitent），將“莫卧兒人”分成多達五個人種。

這些分類都是基於膚色，而非家族或氣候。歐洲人被不假思索地放在首位，其他種族則被認為是“醜陋的”。後來，大衞·休謨接受了這種基於膚色將人類劃分為多達五個種族的分類，並向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宣告：只有白人是文明的，其他人則是低等的。這種態度至今依舊普遍存在，看看最近在英國發表的這篇可悲的抨擊文章就知道了。（譯註：“這篇可悲的抨擊文章”指英國《每日電訊報》2020年4月22日的文章《新冠病毒之後，中國還會被文明世界所歡迎嗎？》）

圖2：大衞·休謨（David Hume），啓蒙時期的蘇格蘭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文學家。圖片來源：網絡

兩個亞洲

大衞·蒙傑洛（David Mungello）在1775年到1785年間完成的著作《1500—1800：中國與西方的偉大邂逅》（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中論證，第一個實際提出黃種人理論的思想家是康德。

康德認為“白種人”是“高等的”，“黑種人”是“低等的”（順便説一句，康德並不譴責奴隸制），“銅種人”是“軟弱的”，而“黃種人”介乎中間。他們之間的差異是由於歷史進程開始於最純粹、最原初的“白種人”，而其他種族只是劣等人。

康德按照國家對亞洲進行細分。對他而言，東亞意味着西藏、中國和日本。他以相對積極的眼光看待中國，認為中國人是白種人和黃種人的混合。

赫爾德顯然更柔和些。他認為美索不達米亞是西方文明的搖籃，伊甸園則在“世界的天堂”克什米爾。他的歷史進化理論曾在西方轟動一時：他認為東方是嬰兒，埃及是幼兒，希臘是青年。赫爾德的東亞概念包括西藏、中國、交趾支那、東京、老撾、朝鮮、東韃靼和日本——也就是中華文明所影響的國家和地區。

施萊格爾則像是六十年代加州的嬉皮士先驅。他熱衷梵文，也認真研究東方文化。他説過“我們應該在東方尋求最高的浪漫主義”。印度是一切的源頭，“整個人類精神史”的源頭。無怪乎這種觀點成了整整一代東方學家的口頭禪。這也標誌着西方二元論亞洲觀念的開始，這種二元論至今仍占主導地位。

因此，到十八世紀，我們已經完全確立了兩種觀念：其一認為亞洲是奴役之地，是專制和家長式作風的搖籃，這與亞洲是文明搖籃的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兩者中模稜兩可成了新的常態。亞洲被尊為文明之母——也是價值體系之母——甚至是西方之母。與此同時，亞洲又被貶低、輕視或徹底忽略，因為儘管它比西方起步得更早，但它從未達到過西方的高度。

東方專制者

這就引出了我們的“大人物”黑格爾。黑格爾消息靈通，讀過前耶穌會士從北京寫來的報告，他不寫“遠東”，而只寫“東方”，其中包括東亞——基本上指的是中國。黑格爾並不像他的前輩那樣關心宗教。他從國家和政治的角度談論東方。與喜歡神話的施萊格爾相反，黑格爾認為東方處在一種走向歷史開端的自然狀態——這和黑非洲不同，他認為後者是在野蠻國家的泥潭裏打滾。

圖3：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為了解釋一個停滯的世界與一個朝向西方理想狀態運轉中的世界之間的歷史性分歧，黑格爾把亞洲分為兩部分。

其中一部分包括中國和蒙古：一個幼稚的家長式的純真世界，不會產生矛盾，在那裏，偉大帝國的生存本身就證明了那個世界的“虛無”、穩定和非歷史性。

另一部分是所謂的“前亞洲”，從埃及到波斯，包括現在的中東和中亞。這是一個已成為歷史的世界了。

這兩個幅員遼闊的區域也被加以細分。黑格爾的亞洲世界最終被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平原、高原、中國和蒙古；第二部分是恆河和印度河的河谷；第三部分是奧克蘇斯平原（今阿姆河流域）和雅克薩特斯平原（今錫爾河流域）、波斯高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谷；第四部分是尼羅河谷。

在《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1822-1830）中，黑格爾最終將印度分離出來，作為歷史進化的某種中間過程，這真是神奇。於是我們最終看到的——正如讓-馬克·莫拉（Jean-Marc Moura）在《黑格爾的遠東，〈歷史哲學〉與異域想象》（L’Extreme Orient selon G. W. F. Hegel,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t Imaginaire Exotique）一文中所述——是一個“支離破碎的東方，印度便是例子，穩定不變的東方，被妄想所阻隔，其中的遠東只是幻想”。

為了描述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關係，黑格爾用了兩個比喻。其中用太陽作比喻的非常有名：“歷史是由東方走到西方的，因為歐洲絕對是歷史的終結,而亞洲是歷史的開端。”我們都知道那些庸俗的“歷史的終點”類派生劇會將我們帶向何方。

另一個比喻來自赫爾德：東方是“歷史的青春”——但中國由於儒家原則系統性地重視家庭作用，在其中佔據了特殊位置。

當然，以上概述的所有觀點對理解亞洲而言都並不中立。這兩個使用太陽和成熟度的比喻只不過是安撫西方的自戀情緒罷了，這種自戀後來被“傑出”的美國從歐洲繼承了下來。這種觀點中無疑隱含着高人一等的優越情結，在美國，由於其歷史進程的合法性，這種自戀情結更加強烈。

黑格爾認為必須在自由發展的框架下對歷史進行評價。因此中國和印度就是非歷史性的，那裏自由不存在——除非由來自外界的新事物帶來。

這就是孟德斯鳩提出的著名的“東方專制主義”，以及可能的——有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總是有價值的西方干涉，是如何同時完全被合法化的。我們不能指望這種西方的思維模式能很快改變——如果會改變的話。特別是在這個中國即將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