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民：新冠疫情肆虐對世界政治的影響_風聞

來源：《世界知識》2020年第11期

作者：林利民，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代會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自2020年4月武漢市宣佈解除“封城”舉措以及該市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清零”以來，新冠疫情在中國及東亞國家得到遏止，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仍呈擴散態勢。有人預測：新冠疫情將持續1～2年；還有人預測：“中國及東亞踢上半場，美歐踢下半場，其他國家踢加時賽、踢點球！”儘管難以預見全球“戰疫”何時結束，但其對世界政治的巨大影響卻已初露端倪。

第一場人類對病毒的“新型世界大戰”？

據世衞組織數據，截至2020年5月11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超過420萬例、致死者接近30萬人。目前全球每天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0萬例、每兩天新增死亡病例超過1萬例。如按歐洲英、意、西等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約佔總人口4‰、因病致死者約佔確診病例10%等基本數據“建模”，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有可能超過3000萬、致死者有可能超過300萬！顯然，這場新冠肺炎全球肆虐造成的災情已經大大超出一般性公共衞生危機概念的內涵，其給人類造成的生命損失、財產損失及社會心理創傷等，堪比兩次世界大戰。

與此前兩次世界大戰不同，目前這場全球“戰疫”不是一場“人對人”的戰爭，而是一場“人對病毒”的戰爭，是“新型世界大戰”。它沒有硝煙、不動槍炮、死亡人數雖然可能沒有前兩次世界大戰多，但其波及範圍更廣、殃及人口更多，而且人類全體參與，沒有中立國。正如兩次世界大戰曾經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因而深刻改變世界政治一樣，此次新冠疫情也將給人類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並將深刻影響世界政治、國際格局、國際秩序以及人們的政治觀念。

新冠疫情將如何影響世界政治

首先，新冠疫情將加速國際力量對比的調整。正如兩次世界大戰對各國、各地區的衝擊不平衡，故而引起戰後國際力量對比出現重大變化一樣，新冠疫情對世界各地區、各國的衝擊程度也呈現不平衡態勢，也勢將刺激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變化。此次美歐等西方國家受創最重，目前確診病例超過280萬例，佔全球確診病例的2/3；致死病例超過23萬例，佔全球因病致死總數的3/4。不僅如此，最先遭遇新冠疫情的中國等東亞國家迅速遏止住疫情擴散，且在疫情過後迅速轉入“生活防疫”，經濟正在復甦；而美歐等西方國家疫情仍在擴散，尤其美國尚未進入“平台期”。據此推斷，疫情過後，美歐等西方國家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佔比將進一步下滑，而中國等東亞國家的佔比將進一步上升；中美綜合實力對比的天平尤其將加快朝有利於中國的一端滑動，中國按匯率計價的GDP總量超美時間表也可能因此而提前。

其次，從政治、文化及制度層面觀察，新冠疫情肆虐使美歐等奉為“法寶”的所謂“西方民主優越論”及“西方文明優越論”等遭重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歐等一直高調宣揚其以“三權分立”“權力制衡”“一人一票”等為支柱的政治體制以及其以“絕對個人主義”“絕對自由”為核心的文化、文明等，並試圖強迫非西方國家照搬、複製。然而，面對新冠疫情，最先成為疫情“震中”的中國等東亞國家，發揮政府強大的領導力、動員力和效率高等制度優勢，採取了高效抗疫舉措，而有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東亞各國民眾也高度自覺、自律，主動配合抗疫，顯示了制度與文化優勢。美歐等西方國家雖然有更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更完善的醫療技術設施，但面對新冠疫情，其政府或者不作為、亂作為，或者因權力制衡而產生的各種制度性牽制而難作為，其民眾則以堅守其所謂“絕對人權”“絕對自由”“絕對個人主義”等為由，不肯配合政府抗疫。結果，美歐等白白浪費了中國等東亞國家率先抗疫而爭取來的數週寶貴時機，漸次成為全球新冠疫情的重災區。美歐等西方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失敗，不但導致國際力量對比的天平朝中國等東亞國家偏移，而且使西方長期自吹自擂的制度及文化與文明優勢等“皇帝的新衣”原形畢露。這後一點尤其將對世界政治產生深刻影響。

2020年5月12日，載着抗疫物資的中國軍用運輸機飛抵馬尼拉。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前排右四)和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前排右三)，共同出席了中國國防部援助菲軍抗疫物資交接儀式。

再次，新冠疫情對東亞及歐洲影響的不平衡性，將產生催化作用，加快全球經濟政治中心由歐洲向東亞轉移的地緣政治進程。近代以來，歐洲一直是世界地緣政治中心，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裝備與科技、佔有世界GDP及貿易總量以及軍備的最大份額，還擁有英法德這些一流大國。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受到削弱，美蘇崛起為超級大國，英法德等退出了一流大國行列。冷戰後期，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東亞中日韓及“四小虎”“四小龍”相繼崛起，“權力東移”一時成為國際熱議。然而，歐洲不甘沒落，力圖以推進歐洲一體化方式挽救其頹勢。但在此次疫情肆虐中，自詡擁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福利制度、醫療設施的歐洲主要國家，先是不作為，把新冠疫情説成是“黃種人的病”，而後是“各掃門前雪”，再往後則相互以鄰為壑，甚至相互“截胡”，爭搶抗疫醫療用品；歐盟各機構在歐洲各國抗疫過程中同樣表現不佳，所謂歐盟凝聚力、歐洲一體化的“皇帝新衣”也被新冠疫情戳破。疫情過後，歐洲疑歐勢力將再度抬頭。歐盟凝聚力下降較之其經濟力下滑更可能削弱其國際影響力，也更能催化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由歐洲向東亞轉移進程的加速完成。

最後，從非器物層面觀察，此次新冠疫情將深刻影響人們的安全觀、發展觀、國際觀及全球治理觀等。一是影響人們的安全觀。近代以來，現實主義的利益觀、安全觀和在國際政治中玩“零和遊戲”等，一直受西方頂禮膜拜，併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觀念。美國等西方國家不但有大量核武器，還擁有大量超級航母及各種高性能常規武器。但是，面對“新冠病毒”，這些高性能武器派不上用場。二是影響人們的發展觀。近代數百年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也同樣為國際社會頂禮膜拜。其基本特點是高消費、高享受、高消耗、高浪費，結果是人類在資源使用和消費方面無節制，導致自然資源枯竭、地球環境被破壞、生態惡化。此次“新冠病毒”使得全世界手忙腳亂，無疑與這種西式發展觀和發展模式有直接關係，並促使人們反思由“四高”驅動的西式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的弊端。三是影響人們的國際觀和全球治理觀。“新冠病毒”先肆虐中國及東北亞國家，而後肆虐歐美、進而向全世界擴散的進程表明了一個生物學的鐵邏輯：“病毒無國界”。無論富人窮人、無論高官布衣、抑或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面對“新冠病毒”，都顯露出人類不堪“病毒”襲擊的脆弱性。戰勝“新冠病毒”或是其他類型的傳染性疾病，需要世界各國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齊心合力，共同應對，而不是玩“零和遊戲”。

“後疫情時代”：世界將有哪些變化

20世紀上半葉的兩場世界大戰曾引起世界政治、國際格局及人們觀念的巨大變化。如二戰後建立了聯合國，出現了兩大陣營對峙、民族解放運動高漲及數以百計的新國家建國、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歐洲衰頹、美蘇成為超級大國並開啓冷戰、各國既憂慮再爆發世界大戰又不斷為應對新世界大戰做準備，等等。當前這場“新型世界大戰”也必將引起世界政治從器物層面到觀念層面的巨大變化。

第一，全球化將在曲折中繼續推進。疫情期間，世界經濟、貿易及產業鏈受到重創，一些西方國家“自掃門前雪”,採取了不少帶有“去全球化”色彩的排外舉措，有些人甚至公然唱衰全球化。然而，抗擊新冠疫情恰恰突出了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相互依存的國際現實。如果沒有中國及東亞國家向世界各國提供大量口罩、防護服、呼吸機、測温儀、檢測劑、消毒水等防疫用品，各國面對疫情將更加舉步維艱。疫情過後，全球經貿及產業鏈將逐步恢復，全球化將繼續向前推進而不是倒退。當然，疫情過後，一些國家可能更重視“自給自足”，一些發達國家可能出現實體經濟“迴歸潮”，但這些不會導致全球化倒退。

第二，在治亂問題上，局部動盪可能加劇，但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礎不會被破壞。新冠疫情對各國、各地區衝擊的不平衡性及國際力量的對比變化，將導致美歐減少國際“介入”，尤其是美國，在將其國際關注點聚焦東亞的同時，極可能加緊從世界其他地區收縮，並引起地區力量失衡。一些老的動盪區，如中東、北非的地區衝突可能加劇，核擴散、小武器擴散、跨國犯罪、民粹主義等有可能暫時上揚。但中美俄等大國在博弈加劇的同時，戰略關係仍將保持相對穩定。

第三，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由歐洲—大西洋地區轉向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權力東移”正在成為國際現實，東亞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增大。目前中日韓及東盟等國的經濟、貿易總量之和，已經超過歐洲之和，也超過北美。疫情之後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經貿恢復較快，經濟仍將以高於美歐的速度增長。鑑於歐洲的衰頹難以遏止，美歐關係出現緊張，歐洲一體化面臨新的考驗，美國將更多地參與亞太事務，俄羅斯、印度和中東國家也會加大“東向”力度；歐盟如果不能挺住有可能出現的“脱歐”潮，一些歐洲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也可能以單個國家身份加強與東亞合作。當然，世界地緣政治中心東移對東亞國家是機遇也是挑戰，考驗着東亞智慧。疫情期間東亞各國守望相助，增強了互信，有助於推進東亞區域一體化，也為東亞國家迎接世界“權力東移”準備了一定的基礎。

第四，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以及G20等將在全球治理中承擔更大的責任，全球治理的內涵和方向也會有變化。新冠疫情期間，一向對國際危機大包大攬的美歐先是隔岸觀火，而後是“甩鍋”中國和“污名化”中國；G7悄無聲息，歐盟也未發揮大的作用。聯合國及G20等則成為引領全球戰疫的指揮部，這反映了國際秩序的變化，也預示全球治理今後將在聯合國及G20的領導下進行，中國及東亞國家的發言機會將增多。冷戰後美歐等西方國家曾主導過全球治理，但他們是打着全球治理的旗號用他們的制度和理念“治理”非西方國家。今後的全球治理將發揮聯合國、G20及非西方國家的作用，承認政治體制多樣化、發展模式多樣化以及西方與非西方平等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