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國的崩潰》:2020年末日到了嗎?_風聞
德不孤-新闻搬运工2020-05-28 16:3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阮益嫘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網採編中心
2000年,和平學之父挪威學者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就預言:美帝國將在2025年崩潰。2009年,他在寫作《美帝國的崩潰: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書時,又將這個“崩潰”引爆時間提前了5年,即2020年。至於原因,書中的原話是:“因為喬治·W. 布什通過欺詐手段當選首任總統,4年之後又通過其他手段再次當選,加速了這一進程。”
Johan Galtung,圖源:RT
美帝國與美利堅共和國:加爾通“崩潰論”的兩大主角
約翰·加爾通在美國生活了大半輩子,曾預言過柏林牆的倒塌,也預言過蘇聯階梯。他説過:“我深愛着在此度過了大半輩子的美利堅共和國,但同樣地,我也深深痛恨美帝國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種種暴行。”在他的著作中,表達着一種既支持美國,同時也反對美帝國的矛盾心理。這聽起來似乎很矛盾,但是他希望崩潰的是美帝國,而繁榮的是美利堅共和國。對於美帝國,加爾通用“四足畸胎”來形容它,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是它的四個觸角,通過經濟榨取、政治服壓、軍事幹涉及文化克隆貪婪汲食。
帝國處於巔峯時期時,的確存在一種難以捉摸的魔力。羅馬帝國、英帝國等都曾有過這樣的輝煌。美帝國到現在還我行我素、唯我獨尊,而那些依附於它的國家也因為這樣那樣的理由唯美帝國馬首是瞻。那麼,在其“繁榮”時期都有哪些“壯舉”呢?美帝國將自己置於上帝的位置,要求其他國家只能順從。在政治上,干涉別國內政,支持大國國內獨立、自治運動;在經濟上,大力扶持對其經濟發展有利的國家;在軍事上,打着“為美國經濟發展而維護世界安全”的旗號大行其道,故意挑起戰爭,導致槍支買賣火熱;在文化上,推行霸權主義。至於美國的邊緣國則是受壓迫的對象,其盟友既是幫兇,也是受害者。
美國用非法甚至是恐怖的手段達到非法的目的。為一己私利、短時利益發動的非法戰爭,使自己陷入“沼澤地”。民意測驗表明,美國的世界聲望急劇下降,正由世界典範變成非世界典範,最終或淪落為反典範。美國的內部與外部、理想與現實之間已然矛盾重重。但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用一錯再錯、更殘忍的下一步去掩蓋前一次錯誤的決策。這樣,這個貪婪汲食的“四足畸胎”再也無法挽回瀕臨滅亡的局面,它的觸角會一個接着一個死去。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四大權力的濫用程度無法再降低時,帝國開始衰退;當四大權力不再被濫用時,帝國就走向了崩潰。
如何判斷一個帝國正在衰落,或者説如何推測帝國的終結日?按照加爾通的推論,問題已經不在於帝國是否會崩潰,而是在什麼樣的時間、地點、情形之下崩潰。這一過程簡單來説,就是由於不合理、不平等的交換模式招致怨恨,造成了交換國難以忍受的苦難,激起他們的反抗,眾多矛盾激化後爆發,帝國精英們由此一蹶不振。不過,帝國大廈不會頃刻崩塌,而是會從最薄弱的環節破裂,所以在2000年後的20年內大爆發。加爾通在書中説:“2020年年底之前,美帝國中心地的四種不平等交換模式將逐漸消亡。換言之,無論它是採用更平等的交換模式,還是較不平等的交換模式,或是兩者兼之,中心地都將被世界孤立。”
加爾通所指的美帝國的衰亡不等同於美利堅共和國的衰亡。美帝國的下滑,有許多話可以説,也有很多話正在説,還有許多話將要説。“衰落與崩潰”並不是説了一句“我們曾經很邪惡,但我們現在要改邪歸正”的宣言後,便能馬上實現的場景,也不是半夜一次揭竿起義就能產生的結果。當美國停止剝削、殺戮、控制和操縱他人時,美帝國就消失了,將變成:經濟上的平等交易、互利互惠;政治上平等談判,拒絕霸權主義;軍事上的解決矛盾、實行防禦性國防,而非殺戮;文化上平等對話,而非壟斷真理。

美帝國衰落:人為所致的理論範型
美帝國的衰落引發我們深刻思考的是:何為國?以中國文化的視角從字面去解讀“國”字,它是一個四圍有邊界的區域,而邊界的意義在於區分彼此。然而,有些國家卻總是無視邊界限制,踩着邊界,肆意妄為。不干涉別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真的很難麼?帝國氣質囂張跋扈了太長時間,似乎忘記了自己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忘記了立國之本,忘記了交友之道,以為強大就可以壓制別國、剝削別國。面對各種問題、矛盾和亂象,“大棒”不靈了,“胡蘿蔔”也不管用了,美國還要繼續將國家恐怖主義進行到底嗎?美國四處開眼、八方伸手,最終又獲得了多大的利益,投入產出的如意算盤打得可好?今天,面對矛盾重重的局面,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美帝國是否後悔自己的人為選擇麼?
事物的產生、發展、繁榮、衰落往往有其內在規律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美帝國的衰落乃人為所致。這艘失控的船,在思想智慧與制度運行的燃料耗盡時必然要喪失前進的動力招致沉沒。只有正確看待和對待當今世界,它才能被世界重新接納。這個判斷其實是有着明確的內涵設定的:任何國家發展都無法外在於世界歷史進程與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宏大耦合機制作用,由此便會有兩種存在方式難以調和的分殊結果,即走進歷史深處與走向未來前程。毫無疑問,前者作為歷史形態的文明標本永遠嵌入世界歷史軌跡當中,而後者則作為現實形態的文明主體持續書寫發展征程。歷史發展大趨勢誰也阻擋不了,只有順勢而為,做正確的事,而不是恣意妄為,逆歷史潮流而動,才能有光明偉大的未來。如果有一天,美帝國真的想通了,世界和平的共同體也許會歡迎它加入。然而問題在於,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既有光譜中,無論是古老封建帝國還是現代資本帝國,從未出現藉助“冥想”或“良心發現”就能把握乃至最終扭轉歷史命運的成功案例。在這個意義上,約翰·加爾通及其《美帝國的崩潰》就具有了歷史歸納法的重要意義。從歷史的大尺度意義來看,無論諸種形態的帝國曆程以何種方式強勢崛起,甚至是深刻影響着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成功與失敗雜糅為“輝煌的衰落”不僅同宗同源,而且最終難都以擺脱主觀為禍必然轉換為客觀規律審判的歷史宿命!人類歷史進程並非是古今循環論的過程,約翰·加爾通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個維度“平心而論”美利堅的帝國化進程,是基於“非常不贊成個人抱以偏見”來考察當前的美國的,但是的確描繪了“帝國邏輯”在不同時代條件下存在着相似的表達效應,從而把冷戰結束後福山輕率的“歷史終結論”在人類歷史大趨勢層面上作了有力的澄清,也把福山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探討引向了深入,這是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學術努力。
無獨有偶,美國憲法學家與政治理論家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也敏鋭地觀察到了現代民主政治視閾中的美利堅共和國正走向衰落,與約翰·加爾通的“美帝國崩潰”邏輯形成了同向分析路徑。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美利堅共和國的衰落》中,布魯斯·阿克曼認為,美利堅共和國在走下坡路,究其原因是:美國體制的反民主性,人民不再在場,司法權力在消極主義與能動主義之間進行政治性選擇,總統所代表和控制的行政權力不間斷地擴張,聯邦政府權力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國會權力利益集團化。這一切都在侵蝕着美國體制的民主性,並將美利堅共和國日益拖入了大國興衰的歷史週期律。在美國憲法政治的重大實踐中,憑藉反恐戰爭的名義擴大自己的權力,導致美國總統不再是顧大局、有擔當的政治家;而肆意利用民眾情緒一時的波動,取代了人民在深思熟慮後做出的理性判斷,導致總統反而成為了操弄民意的煽動政客。因此,布魯斯·阿克曼得出的結論是驚人的:總統制讓美國的共和憲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不言而喻,在布魯斯·阿克曼的“美利堅共和國衰落”邏輯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思想影響,他的歷史學研究涉及許多在美國有重大爭論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包括《傑克遜年代》《羅斯福年代》《美國政黨史》《美國曆史的週期》等十數種史學論著在內研究成果,把美國思想史與政治史有機結合起來,深刻影響了20世紀美國史學研究進程,自然也為布魯斯·阿克曼的創新性理論建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通過上述觀察者的思想邏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美國的憲政民主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形成的資本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基於資本民主的美國政治制度化過程,正在加速推進美國走向“資本帝國化”崩潰的歷史路向。
必要的餘論
面對廣袤的自然科學研究領域,愛因斯坦説:“探索奧妙對於人類而言,是最為美妙的事情。”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而言,探究人類歷史發展與文明演進的奧秘,同樣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各種科學研究的展開形態,都為人類思想世界的豐富性建構提供了現實可能。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正是由於人的主體力量打破了地域性束縛,推進不同文明交匯而形成了世界歷史,人類解放才不是一個地方、一個國家所能獨立完成的事業。正如馬克思所説:“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有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由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才必然成為提升人類文明交往質量與優化交往方式的實質性與現實性表達結果,這是歷史性的結論,而不是任何主觀臆想的結果,更不是現代資本帝國的思維框架所能達成的智慧成果。
這樣來看,基於2020年這個約翰·加爾通的《美帝國的崩潰:過去、現在與未來》設定了“崩潰節點”,我們需要作出客觀審視的結論是非常必要的,這就是:2020年的美國能否走向崩潰?歷史性重大命題的確證性,總歸要交給歷史與未來的裁判,才是最具有説服力的。在當前,特別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美帝國的崩潰,無疑是一大理論熱點,同時切實建構起進入問題內部的分析邏輯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對此,以下幾點的討論有助於把握約翰·加爾通的思想進路。
第一,顯性的衰落拐點支撐機制並不清晰。加爾通作出了基本預測:“2020年年底之前,美帝國中心地的四種不平等交換模式將逐漸消亡。換言之,無論它是採用更平等的交換模式,還是較不平等的交換模式,或是兩者兼之,中心地都將被世界孤立。”應該説,加爾通給出了相當明確的倒計時日程表,但是,這要以兩個重要條件為支撐。一是,美國的發展性危機在加速積累,而且鮮明表現為與其他競爭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危機的問題化與風險程度居高不下,導致現實的美國對現實的世界影響力大幅縮水。二是,美國作為“全球性帝國”的體量已開始了不可逆的結構性與功能性“塌縮”,也就是説,替代性國家已經顯性出現,替代性的國際制度體系啓動了新的調整過渡程序。事實上,前者的“問題累積效應”至今並未達到峯值,美國的國家能力生存空間與制度調整空間仍具有可觀的存量地帶,不足以説明具象化的衰落拐點已經具有了穩定性的表達。同時,自二戰結束後美國並未在事實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帝國”,從戰後初期的冷戰帷幕開啓到“兩個平行市場”和兩大陣營形成、“三個世界劃分”“意識形態鬥爭”等的人為推進,均説明國際機制層面的“全球化並不全”,但是資本帝國的全球擴張意識和實踐始終在推進過程中,並未形成真正意義上全球範圍的“美帝國”。
第二,論證邏輯的宏大敍事與微觀解構尚不匹配。在歷史發展大趨勢意義上,任何“帝國邏輯”的可持續性成本都要遭遇全球要素結構在“力的平行四邊形”擾動中的供給乏力,這源於世界霸權的結構並不等於世界政府的架構,霸權的強制力不具有國家認同的強制力保障,因此,歷史趨勢性分析也就無法精準對應性替代國際博弈動態性變化,畢竟霸權世界不是“好世界”或“好政治”的制度性安排,無論是“中心—邊緣”等差效應還是利益博弈形成的“治理績效”遞減收益,都沒有做好微觀解構層面的邏輯設定,這無不源於以生存發展質量為軸心的全球博弈實踐尚未提供更加有理論總結的量化素材,只能説對“美帝國”理論建構的宏觀分析壓倒了崩潰進程的微觀系統化表達,應然性與實然性的契合度還處於不完備狀態。
第三,全球性發展風險及其國別化影響的治理能力指標沒能達到系統化測量。風險社會的聯動性與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這給世界各國發展的階段化、類型化描述帶來了現實困難。相比之下,國際治理體系變革的迫切性與國家發展正義的現實性更具有首要特徵,積極建構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已客觀成為制約美帝國肆意擴張的現實訴求。當代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的發展困境根源在於追求世界的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化成為所謂現代性的最本質特徵,但是這並不妨礙非資本主義化的思想建構與實踐探索做具有的歷史合理性存在。也就是説,當代世界絕非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由此,“美帝國的崩潰”理論邏輯與現實境況,也不是資本主義這個單一維度下的歷史過程表達,而是冷戰結束後全球資本邏輯被深刻嵌入具有某種社會主義因素的“再全球化”過程中的高光過程之一。這就通過全球發展的公共性維度進一步制約或延緩了美帝國的發展節奏。
總之,“美帝國崩潰”所代表的霸權護持邏輯必然走向難以為繼,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趨勢,但是,“美帝國崩潰”所構成的現實條件尚未實然性達成,由此,2020年作為美帝國崩潰、美利堅共和國獲得新生的時間節點,更多地是具有象徵意義,説明了歷史發展規律對終結資本帝國發揮了越來越迫切的主客觀訴求價值,這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全球化代替不了世界歷史理論的實踐過程,相反,它只是世界歷史總進程的一個組成階段,在這個意義上説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帝國興衰史具有大尺度的歷史時間表,但在具體歷史刻度上的精準測量尚需綜合考察,才是更加科學的研究結論。
2020年成為“美帝國崩潰”的末日,只能是象徵性大於實質性的時間節點。人類歷史發展的未來還有諸多更為宏大的論域與微觀研究的課題,留待實踐這個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作出堅實的解答,那麼,時間標尺該發揮何等功能呢?卓別林説,時間是偉大的作者,她能寫出未來的結局。而馬克思的思想邏輯,更着眼於我們是歷史的劇中人和劇作者,他畢生致力於為人類解放與歷史發展迎來光明偉大的未來,寫出難以辯駁的真實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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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無關,圖片來自網絡。
【延伸閲讀】
美利堅的“天朝上國”心態
來源:北京日報 2020-5-28
作者:孫成昊(美國問題研究學者)
一場空前的疫情讓“頭號強國”美國顏面無存。特朗普領導下的聯邦政府閉目塞聽,不僅對其他國家的抗疫經驗充耳不聞,還不遺餘力地污名化中國以及世衞組織。漠視生命、對外嫁禍,“特式抗疫”導致美國成為全球疫情重災區,也折射出美國霸權的自傲與衰落。
這種自傲,首先就表現在對待病毒態度輕慢。從一開始,特朗普政府就沒把疫情放心上,為迎合“反智主義”選民羣體更是一再藐視理性聲音。當疫情在本土暴發蔓延,美國還是固執地認為自身醫療衞生條件世界第一,控制疫情輕而易舉,結果在扯皮潑污中與防控窗口期失之交臂。面對失控的局勢,特朗普政府非但不自我反思,更不肯拉下“世界老大”的面子借鑑“他山之石”,反而將氣一股腦撒到別人頭上,抹黑栽贓、甩鍋推諉一波接着一波。種種操作既不尊重客觀事實,也對自身和全球抗疫極不負責,只讓人嗅出心態失衡的陳腐酸味兒。
二戰以來,美國一直以世界霸主自居,“一覽眾山小”的孤傲在歷任美國總統的演講中可見一斑。然而,小小新冠病毒卻輕而易舉將美國掀翻在地,帶來的打擊甚至不亞於“珍珠港事件”和“911恐襲”。何也?
一方面,美國固執地認為自身政治體制最先進,根深蒂固的制度優越感已經讓美國政客失去查缺補漏的動力。但事實證明,他們引以為傲的總統制、聯邦制、兩黨制已成為掣肘美國抗疫的痼疾。特朗普在整個抗疫過程中缺乏擔任總指揮的智慧和魄力,整個決策體系也缺乏對總統的權力制衡。而且,聯邦政府也無力統合各州抗疫政策,在當前的復工復產問題上也與各州政府分歧明顯。加之兩黨惡鬥在抗疫期間非但沒有停歇,反而愈演愈烈,醜陋的黨爭極化和選舉政治互相交織,都讓美國疫情積重難返。
另一方面,美國“世界中心”“天朝上國”的自大心態也讓整個國家無法與時俱進,無意接受國際形勢的變化,拒絕順勢而為。當今世界正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相較於冷戰結束後發生了翻天覆地之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實力相對衰弱,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崛起無可阻擋。可美國卻依然抱着“天下第一”的心態,試圖通過“大國競爭”打壓新興國家的發展勢頭,不願正視後發國家的制度優勢和寶貴經驗,仍然沉醉在“第一大國”的迷夢之中。閉關鎖國、故步自封,以至於大多數美國民眾也處於懵懂無知而優越感十足的狀態,直到疫情給美國社會帶來巨大創傷。
“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一個國家實力再強大,面對未知的危險不警覺,反而任由政治偏見主導國家決策,摔跟頭是必然的。美國想要戰勝新冠病毒、重贏世人尊重,當務之急是溯源並清除體內的“政治病毒”,放下“過氣霸權”的自傲,儘快學習相關國家成功抗疫經驗。否則,就只會在自欺欺人的謊言中入戲過深,機關算盡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