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新冠疫情之後的中國與世界關係_風聞

來源：北大國發院

題記：本文據5月4日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在“北大創業大講堂公益直播周第二季”線上演講整理。

最近一段時間，中美“脱鈎論”非常流行，海外好像也掀起了一股圍堵中國的風氣，類似的信息或傳言很多。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此事？這涉及到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思考，尤其是疫情帶來了什麼樣的變量。

新冠疫情引發的關注點

第一個就是美國發起的追責和病毒溯源行動。

國內外對此都高度重視。美國是發動這次追責和病毒溯源的急先鋒。最初是一些美國議員提議，比如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這樣的反華人物，提出追責和病毒溯源，然後意欲索賠。之後，同樣具有強烈反華立場的國務卿蓬佩奧也到處宣稱要追責和溯源，最近特朗普也加入這一行列。國際上，澳大利亞外長跟隨美國，明確提出要追責。歐盟、聯合國秘書長也相繼表態，希望追蹤病毒起源，但都比較中立，並不是針對中國。

從科學角度看，病毒溯源對於今後預防類似的傳染病有幫助，但是特朗普、蓬佩奧所代表的美國，還有澳大利亞，都自有目的。歐盟和聯合國當然也是受到影響，不過比較中立。

第二是索賠問題。

索賠首先由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律師事務行發起，後來演變成美國多個州對中國索賠。蓬佩奧、特朗普也均暗示可以對中國索賠。對此，有人擔心中國在美國的資產安全，比如中國持有美國1萬多億美元國債，以及其他數量龐大的資產，美國會不會直接凍結中國的這些資產。其他國家比如印度，也有一些索賠呼聲，但主要停留在民間，還沒有政府官員宣稱要對中國索賠。

第三是脱鈎論。

全球產業鏈確實因為疫情而有所中斷，有人擔心疫情過後產業鏈斷裂情形繼續，然後發生重組。也有人擔心很多企業離開中國，造成所謂的去中國化，使得我們失去歷經20多年在全球價值鏈上積累的製造能力。甚至還有部分人擔心別的國家對中國實行禁運，中國被擠出世界產業鏈。

第四是世界格局鉅變論。

鉅變論指的是這個世界可能以新冠疫情為分水嶺，疫情之前是一個世界，疫情之後是另外一個世界。這方面聲音比較響亮的是基辛格，但是對於世界格局會變成什麼樣他語焉不詳。持有相同觀點的其他人，也都未明確世界格局到底如何改變。總體上，持這一説法的人多但是內容都比較空泛。

如何正確地思考和應對

上述四種流行觀點值得我們關注，但比關注更需要的是理性的認知，尤其是應該進一步思考中國該如何應對。

首先，索賠言論幾乎可以忽略。

國內也有很多知名人士撰文，認為要警惕美國凍結中國在美資產。對一個主權國家的資產進行封鎖，凍結甚至沒收對方資產，在戰爭時期的確有可能發生。一戰期間，美國就將德國默克公司在美國的資產沒收了，這也是美國默克公司的由來，現在甚至成為比德國默克更大的藥企。但是在非戰爭狀態下，美國在1976年頒佈的法律中已經明確，美國個人或國家都不能起訴其他主權國家。

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主權國家之間同樣不能互相起訴，否則全世界又將重回叢林法則。如果因為這次新冠疫情，就允許美國起訴中國，甚至法院宣判美國勝訴，那2008年的金融危機，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應該起訴美國？

即使特朗普政府沒有底線，美國司法系統還有一定的獨立性，法官也沒有糊塗到不顧本國法律來宣判索賠。當然，美國也可以修改法律，但是必須通過國會同意，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所以，美國截流、凍結中國資產，甚至將中國資產變賣、沒收的可能性很小，不需要太擔心。

反倒是有些國家尤其非洲一些國家提出債務減免，中國需要考慮。因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財政能力有限，如果疫情在非洲蔓延，全世界都有責任予以幫助，巴黎俱樂部已經做出回應，中國也值得考慮減免一定的債務。

歷史經驗表明，包括英美發達國家在內，對發展中國家以債務形式提供的援助，大部分債務最後都是減免掉。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直接以撥款為主，重點不再是受援助方的還款，而是如何把這筆撥款用好，監督好。這也是值得中國吸取的教訓，中國對外援助也要慢慢從債務過渡到撥款，同時加強對款項使用的監督。

其次，病毒溯源需要高度重視。

追責毫無道理已經基本成為國際共識，如前所述，如果追責我們也可以追責美國，除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有H1N1美國為什麼沒有控制住？疫情屬於外部衝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預先知道。中國從2019年12月開始，到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院士確認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1月23日開始武漢封城，發達國家不可能不知道，我們同樣可以反問，為什麼這些國家一直不採取措施？ 

想控制住疫情大爆發，做出封城這樣的決策確實非常難，有所猶豫也可以理解，但封城完全不意味着中國封鎖了消息，從而導致發達國家貽誤防控時機。歐美有人聯合撰寫了一篇論文，測算中國疫情數據有沒有作假，文章通過對比中國和意大利疫情數據，發現中國沒有隱瞞。 

追責沒有任何道理，但對病毒的溯源有明確的科學意義，只是病毒溯源需要時間。從SARS疫情暴發，到真正找到 SARS病毒的源頭，花了好幾年時間。

科學問題本應由科學家來解決，對於歐盟、聯合國等提議的病毒溯源，中國需要積極地回應。有兩種回應方法都值得考慮。

第一種是此前有文章提議的開展聯合調查，這可能是中國化被動為主動的好方法。聯合調查意味着調查不是集中在中國，而是所有發生疫情的國家都做調查，最後由聯合調查給出結論，病毒到底來自哪裏。

第二種方法是中國發布一份白皮書説明自身情況。尤其是説明今年1月23日之前，我們圍繞疫情研判、是否採取封城措施，做了哪些分析和安排；封城之後我們又多大程度上減少了疫情傳播，如何做到的控制疫情傳播；此後又如何展開復工等等。

事到如今，很多來自外部的挑戰中國必須敢於直面，並用坦誠和智慧加以解決。

再次，全球產業的去中國化不太可能發生，但必須積極應對。

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不容易發生，理由有三個： 

第一，全球價值鏈的轉移和形成有其自身規律。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全球價值鏈，是因為分工以及專業化，每個企業專注於做一個產品的小零件，精益求精、越做越好。這就是所謂的產品內分工。今天幾乎沒有一個主流產品完全由某一個國家制造，比如iPhone只是在中國組裝，其內部零配件來自十多個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國企業，這是過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格局。中國身在其中，對產業升級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在全球產業鏈上，我們從最初僅限於裝配類的業務，如今已經能在關鍵零部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當然，中國也有部分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比如東南亞也開始生產服裝。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的部分，也被東南亞、墨西哥等替代。有人將這些都理解為去中國化的過程。其實不用如此擔心，近幾年的出口數據顯示，中國對東盟、東盟對美國的出口都大規模增加。其中，中國出口東盟的主要是中間品，比如棉紗，而且出口的棉紗越來越多，服裝生產越來越少。中國也已經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生產的棉花來制棉紗，而是進口棉花紡成紗、染色甚至織成布，再出口到產業鏈下游的國家，由他們裁剪製衣。這是中國很好的產業升級，畢竟我們也不可能永遠做產業鏈最低端的工作，這也是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根本性原理。 

第二，中國市場足夠大。很多企業之所以在中國設廠，就是因為中國的市場足夠大，比如各大車企不太可能把企業轉回本國，中國的汽車市場比日本和美國加起來還要大，沒有人願意放棄中國市場。特朗普自上台之初就要求美國企業迴流，但落實不下去，美國只有少數能源企業迴流，根本原因還是美國國內的能源成本下降。日本政府也出錢讓日本零配件企業迴流，但日本企業響應也很少。日本的零配件廠更願意跟着大廠走，比如Toyota到中國設廠，大批零配件廠也會跟着來到中國。因此，日本企業脱離中國也是系統化工程，不會輕舉妄動。

不僅如此，基於中國巨大的市場，別國對中國的中間產品完全禁運或封鎖也不太可能，比如芯片。特朗普禁止高通將芯片賣給華為，但是幾次禁令都是延期實施。中國市場約佔高通全球市場的1/3，芯片行業又是“高舉高打”的行業，一旦失去市場就沒有資金，沒有資金，其大規模的研發投入就無以為繼，在市場競爭中也會很快失去競爭力。像台積電5納米技術投資額是300億美元，如此大規模的投資也與台積電在大陸市場佔據高份額和高收入有關。

第三，中國的生產網絡足夠強。中國製造業佔全世界製造業的27%，遠超美國和日本。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一家企業搬離中國，會發現自己脱離了生產網絡，生產成本明顯增加。

以上三大原因，都決定去中國化不會發生。調查數據也同樣不支持這一説法。包括美國商會、日本商會的調查數據都顯示，真正考慮過搬出中國的企業約佔10-20%，但真正實施搬離的比例為1-2%。當然，這也絕不是説中國可以高枕無憂，政府還要繼續高度重視製造業，短期的產業鏈中斷，比如零配件國外企業供應不上，國內廠商如果能剛好替補進去，對中國的整體競爭力提升有利。在中國疫情控制、生產恢復都有先發優勢的情況下，也許還能抓住一些難以出現的機遇。但必須在疫情控制和產業佈局上應對得當。

新型冷戰是中國的長期挑戰

新冠疫情的挑戰應該是短期的，只是對一些長期的趨勢可能有助推作用。中國真正要面對和思考的長期挑戰是來自中美之間所謂的新型冷戰。

我個人認為，新冷戰已經在發生，而且始於特朗普上台。關於新冷戰的定義，個人將其概括為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技術三個方面的中美競爭甚至是對立。具體而言，中美技術和地緣政治方面的競爭甚至是對立早已發生，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對立是在這一次疫情過程中加速發展。

​回顧西方在中國疫情過程中的心態變化，可以看到這一加速過程。

中國疫情暴發、武漢封城時，多數西方人都認為這只是説明中國還落後，是一個落後大國的不幸故事，這樣的故事在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發生，至少不可能嚴重。在中國疫情變得最為嚴重的1月和2月，西方人的生活毫不受影響，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依然十分明顯。紐約州州長甚至直言，發生疫情是人種問題，白人不用在意。

但從3月開始，疫情在多個國家爆發，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沒有例外，而且成為新的重災區。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因為重視太晚，防禦措施不到位。造成這種局面，西方除了種族優越感，可能還有莫名的制度優越感。直到疫情大暴發，美國紐約封城，各國才不得不陸續封城。

自己的作業沒有事前做好功課，中國有現成的作業可以抄，但他們不相信是最佳答案，所以也不屑去抄，結果事情嚴重以後，以特朗普政府為首的部分人開始想要對中國“甩鍋”。這個過程其實也受美國國內黨派之爭的影響，特朗普自知防疫不力，基於國內政治和個人選情需要，將矛頭引向中國製度並稱中國隱瞞疫情。

西方當然也有理性的聲音，尤其是大部分醫療工作者，還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界的學者。《歷史的終結》這本書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稱，中國防疫是成功的，並從治理和民眾角度分析中國成功的原因在於高效的政府和民眾的信任。然而，這些聲音並沒有成為主流。

特朗普執政期間，非常明顯地左右了美國輿論。以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為例，最近一次民調顯示，60-70%的美國人對中國無好感，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這個比例為20-30%。這也讓我們重新認識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有非常好的一面，但也非常脆弱，像特朗普這樣的機會主義、沒有底線的領導者，會毀掉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因為他通過製造輿論誘導人們做出並非理性選擇。我們對此應該高度重視，應該承認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經形成。

中美地緣政治的對立早在奧巴馬時代也已經開始，即所謂的亞洲轉向。中國的“一帶一路”是非常好的國際戰略，也讓中國一改過去被動的、反應式的外交。過去，一般都是美國提一個議題，中國思考怎麼應對。這次“一帶一路”是中國主動提出來的議題，輪到美國來被動應對。

當然，這個戰略也讓美國覺察到中國即將成為地緣政治的強大對手。直到今天，國內仍然有人認為中國外交應該延續小平同志提出來的“韜光養晦”大政方針。但我認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早在2011年周其仁老師就曾在一份報告中説，“大象難於藏身樹後”，中國的經濟規模、影響力等既成事實已經讓中國“韜光養晦”做不到，不符合客觀的國際形勢，我們必須以更加積極的心態和姿態應對國際挑戰。

這次疫情，最初是全世界尤其是海外華人幫助中國，中國控制住疫情以後又反過來幫助其他國家，包括歐洲發達國家，這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向發達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結果，丹麥首相拒絕馬雲的援助，其實她所代表的是西方一部分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以及文化和制度的優越感，因為疫情而暴露無遺。

儘管如此，中國在歐美的影響力依然有所增加。歐洲的智庫聯盟出版了一本新書，其中一章由一位意大利人所寫，專門討論中國對意大利援助所帶來的影響。中國的這一影響在未來能不能持續仍然是一個問號，但美國肯定會更加積極地採取措施圍堵中國，削弱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兩三年前已經開始。歐洲也在加強這一點。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

中國如何應對新冷戰，有幾點值得思考。

第一是與美國保持競合關係。競合關係首先要承認競爭，美國已經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中國也應該大膽承認中美有競爭。其次是還要看到中美之間也有合作，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有很多領域需要合作。以中美第二階段的談判為例，美國想改革WTO，很多訴求會在中美第二階段談判中提出，如果中國跟美國開誠佈公地提出自身訴求，最後達成雙方妥協的方案，個人估計該方案極有可能成為下一步WTO改革的模板。面對這種競合關係，談判本身就是競爭，談判成功就是合作。

第二是防止經濟民族主義。在歐美，經濟民族主義不過是政客的口號。歐美有嚴格的制度將政府和企業切割開，特朗普自上台開始就呼籲經濟民族主義，但並沒有多少美國企業真正迴流。中國人總説自己大而不強，製造業也是如此，這其實也從側面説明中國人的進取心很強，總想生產高精尖的產品。其實中國的製造業已經佔全世界的近30%，如果全世界高精尖的產品也全由中國生產，那麼製造業留給其他國家的份額就會非常有限，極有可能導致多國聯合起來和中國競爭。所以，中國製造要搞創新，但沒有必要動不動就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試圖以國家實力和意志去把所有“卡脖子”技術都打通。大國要有大國風範，自己活得更好，但也要讓別人有活路。

最後是意識形態之爭，中國應該把意識形態之爭變成國家治理之爭。比如，美國疫情防控不力是特朗普政府治理沒做好，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好是因為我們的治理方式確實非常有力，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爭辯，而不是總是往制度方面引。

在哲學和對實踐的描述方面，中國也應該轉換話語的表達方式。對於前者，最好的話語就是儒家思想。中國在過去40年裏取得的經濟成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迴歸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智慧的集大成者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治國理政方面總結起來就是兩個詞：秩序、和諧。國家與世界都要有基本的秩序，要維持秩序就要有一定的治理結構，不能是一個叢林，也不能無政府或直接民主，因為它們不可能維持必要的、不僅適用於本國也適用於整個世界的秩序。和諧就是孔子所説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互尊重，和睦共處。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真正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

儒家這兩條智慧對於西方自由主義是一個極大的補充。西方的自由主義對內很講究自由、互相尊重，但對外極具侵略性，認為自由主義適合所有國家，並據此推廣自己的制度、文化、思想，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根本不願意瞭解。我們提出自己的思想，將有助於建立有秩序的、和諧的世界體系。

在實踐層面，中國應該強調基層組織的力量和作用、官員的能力，以及中央強大的協調能力等等，要從國家治理的角度，把各項實踐分解來談，把道理和做法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和邏輯去闡釋，而不是簡單地強調製度的優越性，進入民主-威權的對立話語體系。

整理：王志勤 | 編輯：王賢青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