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美國權威冷戰問題專家：推崇“新冷戰”將讓美國更痛苦 （搜狐）_風聞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派記者 胡澤曦】“我們不需要敵人，我們已經有一個敵人了，它是病毒。”前不久，在美國一些人就新冠病毒名稱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一名主播這樣説。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越來越多人呼籲全球團結抗疫，但美國一些鷹派人物在看待中國時，依舊滿眼都是假想敵。這一態勢，反映了過去3年多來，華盛頓處理對華關係時持續上升的對抗性思維。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新冷戰”概念在美國各類外交辯論中出現的頻率不斷增加。過去一段時間，為釐清圍繞該概念而生的種種迷思，《環球時報》記者對多位美國權威冷戰問題專家進行採訪，請他們分析這種話語炒作背後的觀念陷阱。

炒作“新冷戰”是“智識的懶惰”

“使用‘冷戰’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智識的懶惰。”歲末年初美國外交分析界盤點對華關係時，文安立就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在美國，很多人認為昔日的冷戰戰略非常成功，導致了蘇聯解體。（今天）這些人會説，（美中）現狀和過往相似，而那時美國幹得不錯。”

文安立是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當前全球冷戰研究的權威之一。在他看來，冷戰秩序是一些美國人唯一熟悉的國際秩序，因此他們“希望繼續躲在裏面”，但這個概念並不能捕捉到當下中美關係的現實。“儘管美中間有衝突，且可能出現更大沖突，但兩國距離冷戰時期美蘇間那種完全隔絕的狀態仍舊很遙遠。原因有兩個，一是美中沒有（類似美蘇的）激烈意識形態衝突，二是兩國目前都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文安立説。

相比冷戰時美國只從蘇聯購買“魚子醬、伏特加和套娃”，今日中國是美國主要經貿對象國，也是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因此，分析普遍認為，美國如果對華髮起冷戰式對抗，就不可能不傷及自身及盟友利益。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冷戰時期，可能只有幾百名蘇聯學生在美國學習。但今天，美中之間有巨大聯繫，中國約有37萬學生在美學習，每年大約有300萬中國遊客來美國旅遊。”

美國外交史學會前主席、弗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梅爾文·萊弗勒撰寫了多部關於冷戰的著作，在他看來，除了密切的經濟聯繫，美中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也決定雙方不會走向“新冷戰”。

“二戰結束時，美國的決策者很容易認為蘇聯有機會獲得對歐洲大部分地區和亞洲部分地區的主導權。作為二戰的一個結果，蘇聯軍隊控制了東歐。法國和意大利等國也有強大的共產黨。”萊弗勒對《環球時報》記者説，“今天，儘管中國實力不斷增強，經濟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卻沒有類似的環境。中國周圍有驕傲且充滿民族主義的日本，有同樣充滿民族主義的印度，還有俄羅斯以及很有競爭力的韓國。”

“我們經常忘記冷戰的巨大成本”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一些保守派人物困於對華敵意，不斷推進更具對抗性的對華政策。佛羅里達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在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宣稱，美中關係的結果將是一場“新冷戰”。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稱，中國對“世界構成生存威脅”。

3年多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改變，但始終有一種聲音認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背後並沒有一種連貫的戰略邏輯作為基礎。“新冷戰”概念的走紅（有學者甚至稱，它讓“修昔底德陷阱”丟了一些市場），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為對華強硬尋找理論依據。然而，以迴歸冷戰的思維來處理中美關係，危險很明確——在一些專家眼中，冷戰歷史意味着麥卡錫主義、多米諾骨牌理論等陰暗回憶，而這些正是今天急需避免的陷阱。

當前圍繞疫情出現的種種情況頗能説明問題。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羅賓·尼布利特近日發表文章稱，疫情緩解後，“遏制”中國將不會是一個可行選項，因為“沒有人能在與中國的新冷戰中成為贏家”。他認為，有意在經濟上與中國“脱鈎”，將使疫情後的復甦更加困難，全球科技研發以及世界秩序也將因中美長期裂痕而受損。《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也稱，安全和公共衞生專家擔心，兩個世界大國步入新的冷戰會嚴重破壞消滅病毒和挽救全球經濟的共同努力。

就冷戰歷史為美國提供“成功”經驗這一觀點，萊弗勒説：“如果我們能在沒有爆發冷戰的情況下維護和平、促進繁榮，難道一切不是更好嗎？想想那些因冷戰而死亡的朝鮮人、越南人和中美洲人，冷戰有好處嗎？……我們經常忘記冷戰的巨大成本。”

儘管當前中美競爭的全球影響在上升，但如果以冷戰框架來界定未來國際格局，無疑將帶來許多誤導。相比冷戰出現在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之後，今天中美關係的背景是經濟全球化數十年在全球打造的緊密利益聯繫。這也是為什麼第三方普遍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持有牴觸情緒。

“日本、印度這些國家迫切需要決定自己想要什麼，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強大的地區性國家將變得更加重要。”文安立説，今天的美中競爭只會加強世界格局的多極化趨勢，地區性大國將“以更直接的方式照看自己的利益”。

“中國並不是一個生存性威脅”

截至目前，科技是“新冷戰”概念使用最為頻繁的領域之一。過去一年多，美國政府全球出擊，據報道已對61個國家提出禁用華為產品的要求，但只有3個國家真正接受了這一要求。

過去數週，疫情肆虐給全球經濟帶來壓力，但華盛頓仍在擴大對中國科技行業的打壓。上個月底，路透社稱，美國政府擬加強限制華為，可能會要求使用美國設備的外國公司在向華為供應某些芯片前，獲得美國的許可證。近日，又有報道稱，一些美國議員和前官員正在遊説特朗普政府中止把聯邦僱員退休金投資於海康威視、中興等中國企業。

美國經濟界特別是科技企業對“科技冷戰”的做法，一直有深重的憂慮情緒，因為中國市場對它們至關重要，而人為切割全球產業鏈則可能對美國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造成打擊。正如歐亞集團創始人伊恩·布雷默和《連線》雜誌主編尼古拉斯·湯普森撰文所稱，新冷戰將使美國失去大量創新所需的動力，美國企業的利潤、工程和軟件人才都嚴重依賴中國。

在科技競爭不斷擴圍的同時，中美兩國去年以來圍繞新疆、香港、媒體等展開的激烈較量，被一些人認為“補足”了冷戰的意識形態要素。華盛頓一些保守派議員更是爭相扮演對華強硬角色，不斷攻擊中國體制，提出各類極端議案。不過，許多學者認為這不應成為未來中美製定政策的基礎。比如文安立説，40年前美中意識形態差異更明顯，但雙方仍能進行一定的合作。

萊弗勒同樣認為，美中間不應出現美蘇式對抗。“亞馬遜和微軟在競爭雲計算領域的主導權，它們把彼此視為對手，同時接受許多基本規則。這也是我們思考中國應使用的方式。我們應該認識到，需要做的是有效與中國競爭，而不是把它看成像蘇聯那樣徹底的敵人。今日中國並不是一個生存性威脅。”

“真正挑戰是讓各自系統在國內運行良好”

在“新冷戰”概念的支持者中，一種流行的觀點是，對華強硬是當前美國兩黨罕見能夠“團結一致”的領域，因此“新冷戰”對美國具有國內政治的好處。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弗格森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在《一場與中國的新冷戰已經開始》一文中稱：“如果美國人現在意識到一個新的外部敵人，這會不會減少近期聲名狼藉的內部兩極分化呢？……我覺得有可能。也許‘外部敵人’的概念能夠説服美國政客們把大量資源投入到開發新技術中去，比如量子計算。”

然而，歷史一再表明，以對外樹敵的做法加強內部團結，最終可能導致更大災難。一戰前，歐洲內部緊張，許多政治人物選擇用民族主義來驅動外交，最終釀成世界大戰。美國自身的歷史也表明，靠外敵帶來的團結不能持久。

基辛格曾説，自1945年以來，美國投入主要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時，都擁有極大的國內熱情和兩黨支持，但隨着戰爭進行，“國內支持很快開始瓦解，所有人都開始尋找退出策略”。“現在還為時不晚，因為我們仍在冷戰的山腳下。”基辛格幾個月前曾這樣警示。

文安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中管控競爭與分歧可從歷史中吸取經驗。例如，雙方要建立起在整體競爭關係背景下處理具體問題的能力，美蘇正是因為能做到這一點，才防止了全球戰爭的出現。同時，雙方也在着手探討限制網絡、太空新武器開發。在他看來，中國在武器創新方面的能力比蘇聯強大。

萊弗勒認為，美中思考未來關係時，應將更多焦點放在內部，因為“美中決策者的任務是相似的，面臨的真正挑戰都是讓各自系統在國內運行良好”。他表示，雙方應更注重具確定性的問題，例如氣候變化——“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議程將花費巨資，如果美中不這樣做，將真正損害自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