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調整！這一次，全國複製成都_風聞

文丨西部菌

重要會議接近尾聲。今天，一則消息刷屏：

中央文明辦主動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已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推動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羣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很明顯，這個調整的潛台詞，就是鼓勵各地給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等釋放更多的生存空間。

而允許臨時佔道經營這項政策的“發源地”，正是成都：

今年3月，《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許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出台，在保障安全、不佔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衞生等工作前提下，允許在一定區域設置臨時佔道攤點攤區和夜市、允許臨街店鋪越門經營、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區域販賣經營。

上述消息發佈之後，實際就迅速引發了全國關注，並有多地跟進執行。

此次中央文明辦宣佈調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則標誌該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都將獲得認可。

為何是成都率先煽動“翅膀”？它被全國認可，背後又藴藏着怎樣的城市競爭邏輯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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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下成都允許臨時佔道經營兩個多月以來的戰績。

據新華網報道：

臨時佔道攤點、攤區2234個，臨時越門經營點位17748個，流動商販經營點17891個……

自3月出台政策允許商户商販臨時佔道經營以來，截至5月21日，成都增加就業崗位超10萬個，中心城區餐飲店鋪復工率超過98%。

不到3個月，增加就業超過10萬個。這放在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個小數字。

對就業的幫助，是實實在在的。而“隱形”的利好，還有居民生活便利的增加，以及城市加速恢復的煙火氣。

疫情之下，城市人氣重新旺起來，其重要性相信無需多解釋。

一季度，成都GDP同比下降3%，雖然不及南京這樣的正增長表現，但在主要大城市中，依然處於領先地位，且增量超過蘇州，排名到了全國第六名。

而在前不久媒體統計的2-4月份經濟復甦指數排名中，成都位居全國萬億級城市第五位。

除此之外，這樣的舉動，還為成都狠狠刷了一波“好感”，這對城市開放形象和包容營商環境的展示，更是無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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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包容性，但凡有過關注的人應該都有所耳聞。

“成都，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與“來了就是深圳人”，可以説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點也體現在人們用腳投票的選擇之上。近幾年的“搶人大戰“中，成都連續數年保持20萬以上的人口增量，居全國主要城市前列；旅遊和流量方面，更是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紅城市。

至於在營商環境等方面的打造，這裏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從允許佔道經營這點，西部菌最想説的是，一個城市對於底層羣體的關懷和包容的重要性。

允許臨時佔道經營，很容易讓人想起，北京當年的地下室，廣州、深圳的城中村，上海當年的羣租房。它們都是給城市底層羣體或是初來乍到者，提供了一個容身之處，也成為城市活力與包容度的最直觀指標。

雖然由於發展階段變化，一線城市中的諸多做法都已遭遇“時過境遷”之變，但是對於內陸城市而言，這方面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挖掘，也是它們的比較優勢所在。

一些人把部分二線城市的高房價，形容為“一線化”，而在城市管理方面，一些城市同樣要警惕不切實際的過早“一線化”。

中國GDP萬億以上城市已經超過17座，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點。過去説千篇一律是大忌，主要是從城市的景觀建築風格而言的，其實在發展理念上，同樣應該摒棄不顧實際的“複製粘貼”。

不客氣地説，一些城市由於缺乏對自身的準確定位，最終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高不成低不就”，不僅喪失了自己的特色和風格，也傷害了發展活力。

未來一批二線城市的崛起是必然，但絕不是以複製一線城市的方式。

此前重磅會議提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對成渝地區的定位，在“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重要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改革開放新高地”之外，還有一條算是最具特色的——“高品質生活宜居地”。

在西部菌看來，這一點恰恰是點晴之筆。它的重要性，絲毫不低於其它幾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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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成都允許臨時佔道經營的最大啓示，應該是讓更多城市要明白，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和資源的重要性。

一方面，當前區域經濟競爭日趨激烈，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表現在對國家政策的爭取上。

從國家中心城市，到城市羣、都市圈，再到自貿區，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等方面，每個城市都不應該怠慢。

但另一方面，爭取國家政策支持的同時，有些政策是一些城市可以自己拍板的，更需要盡最大可能拓寬發展空間。

比如，這幾年以降低落户門檻為主要方式的“搶人大戰”，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它大大加速了城市户籍“拆牆”的進程，一些先行出手的城市，也成為最大受益者。

另外，在推動都市圈內部户籍互認方面，前不久寧波就成為先行者。

再比如，吉林等地此前就曾明確釋放鼓勵生育的信號。在這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常務副省長陳向羣還懇請在東北率先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這些都體現了一些城市和地方，在發展觀念和行動上的積極改變。

而面對當前疫後經濟復甦壓力，更需要各城市發揚這種不甘落後的主動創新和行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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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歷程，本質上就是一個不斷改革突破的過程。

如從最早的個體工商户“合法化”，到引進外資，探索“前店後廠”模式，再到土地改革等等，每一步都伴隨着一些城市的崛起。

它們雖然最終都需要國家政策的確認，但最初都離不開城市的自主探索。

已故經濟學家科斯，曾將政府主導之外的由民間邊緣力量主導運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定義為“邊緣革命”。

某種程度上説，相對於由國家政策來欽定，每個城市自己主動探索的改革創新，也可以稱作是城市的“邊緣革命”。

雖然目前中國城市的發展基礎遠非過去能比，但是在國內外新的發展形勢下，主動的，自我探索的“邊緣革命”，仍未過時，甚至顯得越來越重要——不僅對具體的城市重要，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一爭政策支持，二能主動打開觀念桎梏，謀求創新發展。能夠將這兩者都結合好的城市，註定不會平庸。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