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觀察 | 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美國對華戰略臨界點與限制性競爭【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5月28日，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美國計劃取消“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大學有直接關係的”數千名中國研究生和研究人員的簽證，並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特朗普總統討論了該計劃。路透社同日報道稱，該計劃的審議工作已經進行了幾個月。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美國當地時間5月22日推了新的實體清單，其中13家中國大學位列其中，這些基本都是理工科比較強的中國大學。這些措施表明美國不僅在實體經濟方面在限制中國，而且在教育領域加強限制，其對華限制戰略已全面展開。

美國對華戰略有哪些變化？中國可採取哪些對策？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的分析，供關注中美科技競爭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美國戰略界普遍強調，中美關係已經處於一個特殊時期，即權力轉移過程中的“臨界點”，一旦崛起國的實力達到或超過這個點，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就會發生質變。

2、美國智庫認為，美國發起中美貿易摩擦絕非僅僅是為了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摩擦限制或改變中國經濟以國企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這才是更 為根本的目標。

3、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對美國半導體公司施加廣泛的單方面限制，以阻止它們為中國客户提供服務可能會事與願違，並有可能危及美國長期以來在全球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地位。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王帆**

外交學院副院長

當前，美國對華戰略聚焦兩個核心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美國國內認為中國具有了挑戰美國的實力，且已經根本性地影響到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出現了所謂的戰略臨界點；另一個問題與第一個問題相伴，即美國如何應對這種挑戰。

關於第一個問題，美國國內形成了全面的共識；關於第二個問題，目前還存在爭議。在特朗普時期，美國認為來自中國的挑戰已經構成了對美國的現實威脅，如何切實有效地遏制和延緩中國的發展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題中之義。

一、戰略臨界點的形成及原因

隨着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以及中國影響力的不斷上升，美國戰略界逐漸形成一種關於戰略臨界點的共識。**美國戰略界認為，中國國家實力和戰略的轉變已經突破了守成國的警戒線，中國已經完成了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塑造，正在向遠海邁進。美國戰略的轉折點已經到來。**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 Henry Paulson) 提出：“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如果這一問題過去還是在量變的積累階段，那麼現在就正在發生質的變化。

美國學者戴維·藍普頓( David Lampton) 首次提出中美關係進入“臨界點”這一概念，但沒有明確地指出標誌到達臨界點的具體比例。2015年5月6日，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世界中國學論壇首屆美國分論壇上，藍普頓指出：“(美中)自2010年以來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打破平衡的臨界點越來越迫近。我們各自的憂懼比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於壓倒我們對雙邊關係寄予的‘希望’的臨界點。”他強調，對一個總體上積極的中美關係來説，至關重要的某些支撐力受到侵蝕。雖然中美關係的根基還沒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國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員越來越傾向於把中國看做對美國“主導權”(primacy) 的威脅。“大約2008年以來，一系列地區和全球的形勢發展和突發事件為這類消極論調在兩國社會的滋長提供了肥沃土壤，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香港事件、中國東海和南海的形勢發展、美國無力迅速自拔於中東中亞的泥潭，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國內外政策走向的疑惑。”在21世紀以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綜合影響下，美國覺得自己在相當程度上保持着世界唯一經濟軍事超級大國地位帶來的安全感正在逐步喪失。“與此同時，中國卻享受着加入WTO之後的高速增長，平穩地渡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且成為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對於“臨界點”，中國學者也有過討論。張宇燕認為，挑戰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達到守成國2/3是雙方關係質變的“臨界點”。“2017 年，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標誌着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質變期。這兩個大國，從全球的格局來看，其力量對比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的GDP 已經達到了美國的2/3。我覺得2/3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一個臨界點，我説的這個數據是以目前的市場匯率來計算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強國都會考慮他在世界上的一個地位。”馮維江將一些觀點總結為“臨界點之後發生質變”，他指出：“當前學界有觀點認為，當崛起國的實力達到霸權國實力某一比例的臨界線之後，兩者關係會發生質變，競爭的一面會壓過合作的一面，走向破壞性對抗的風險急劇上升。”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的GDP是20.5萬億美元，中國的GDP是13.6萬億美元。如果按照上述分析，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當前中國的GDP已達到美國GDP的2/3，正好達到戰略衝突加劇的臨界點。

**美國戰略界普遍強調，中美關係已經處於一個特殊時期，即權力轉移過程中的“臨界點”，一旦崛起國的實力達到或超過這個點，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就會發生質變。**A．F．K．奧根斯基( A．F．K．Organski) 1958年在分析崛起國為何會發動戰爭時指出，“當崛起國的實力達到頂峯時能與霸權國大致相當，崛起國在無法保持力量繼續增長以超越霸權國的情況下，會發動戰爭以謀求主導地位。”但是，奧根斯基沒有明確提出“臨界點”的概念。在奧根斯基和亞採克·庫格勒( Jacek Kugler) 二人1980年的共同著作中，他們將實力達到霸權國經濟總量80%的崛起國定義為挑戰者，並將挑戰者分為對現狀滿意的挑戰者和不滿現狀的挑戰者。前者例如歐盟，後者例如蘇聯和中國。他們還認為當主導國家及其聯盟夥伴説服潛在的挑戰者支持現狀時，就可以實現穩定。與之相似，中國學者也將80%作為界定崛起國的標準。閻學通等將“相對實力達到霸權國40% 之後，相對實力持續增長，進入體系大國前三位，期間相對實力達到霸權國80%以上的時間持續至10年以上”視為崛起國的標準。羅納德·唐門(Ronald Tammen) 在分析戰爭風險時也設置了相似比例，他認為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權力對比介於80%—120%之間時，戰爭風險最大。

需要看到，戰略臨界點概念的形成與提出不是一個突發的學術思潮，而是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醖釀，是基於中美關係發展的較長曆史時段和中美實力對比的深刻變化而形成的。

二、美國對華戰略選擇

長期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選項始終集中於戰爭、遏制、接觸等方式，或者是這幾種方式的組合，如戰爭威脅加遏制、遏制加接觸、接觸加改變等，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如果使用排除法，可以發現，美國對華戰略的原有選擇似乎均面臨困境，美國對華戰略可能出現新的替代性選擇。

(一) 美國難以承受中美直接軍事衝突的後果

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著作《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得出了一個結論：**自1500年以來，歷史上16次權力轉移中，12次是以大國之間的戰爭結束的。**而當人類進入核時代之後，他的這一結論已經不復成立。大國之間的戰爭只能意味着兩敗俱傷，沒有贏家。因此，大國之間爆發體系性戰爭的可能性較小，但衝突形勢日益多樣化，如貿易戰、網絡戰、金融戰將成為大國較量的主要形式，這些形式的競爭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同樣不可低估。

**目前，中美之間出現重大軍事衝突的風險並未完全消除。**一般而言，美國基本不會為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衝突而戰，但美國很有可能策動、間接支持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進行所謂的局部衝突。例如，在釣魚島問題和印巴問題上，中美直接捲入衝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兩國都無法承受全面衝突的後果，所以衝突升級的可能性也很低。

**中國增強自主防衞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懾止中美軍事衝突的爆發。**正因為如此，美國多數智庫對美國政府的軍事建議是限制。他們認為，中美髮生衝突的可能性和頻率將會很高，但衝突升級的可能性很低。例如，美國智庫建議，美國國務院定期向公眾報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和強制( coercion) 活動，以阻礙中國擴大和鞏固對水路及其上方空域的控制。這是一種隨時可用且成本低廉的措施。美軍可以利用全天候執勤的偵察機和定期“航行自由行動”，持續干擾和阻止中國的島礁建設。

**美國還強調充實“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在戰略部署上，美國將把太平洋與印度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維護其在這兩個地區的政治和安全上的主導權，對崛起的新興大國進行戰略牽制，而這種戰略牽 制主要是針對中國。因此，美國國內有人主張在印太前沿地區適當增加部署具有象徵意義的武器。

(二) 美國對華戰略面臨選擇困境

美國的對華戰略仍處於搖擺之中，尚未有定論。美國領導人現在面臨抉擇：究竟是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還是分道揚鑣。選擇前一條路，美國可能面臨經濟和安全威脅;選擇後一條路，可能削弱雙方經濟，甚至有朝一日導致戰爭。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並沒有將中國作為敵手。2017年12月18日，白宮發佈特朗普總統上任後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首次將中國定位為頭號“競爭對手”。在報告中，中國被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專制的政權”。同時，報告一方面強調競爭，另一方面也並沒有放棄合作。報告認為來自中俄兩國的競爭並非總是意味着敵對，也並非一定會導致衝突，“基於這兩個國家的意圖並非是不變的，所以美國準備與兩國開展跨區域合作以謀求共同的利益”。

**美國政界和學界普遍認為，應當放棄之前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多數人認為，通過接觸而改變中國、將中國拉入美國期望的軌道的企圖顯然已告失敗，但是，一些人強調，需要繼續以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與中國接觸，反對脱鈎，全面脱鈎是沒有可能的。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的情況下，美國試圖孤立中國的意圖也是難以實現的。有美國學者認為，美國試圖製造類似於冷戰時期的兩個獨立的經濟體系，從而限制中國獲取新技術的努力是難以奏效的。“特朗普希望拿美國製造的零部件作為砝碼，要求中國購買美國大豆。華為不僅未向特朗普的要求讓步，反而推出了自己的操作系統‘鴻蒙’，替代安卓系統，減少華為對美國技術的依賴。但完全切斷兩國數十年的聯繫，切斷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一體化供應鏈必將導致混亂。”脱鈎極有可能加劇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敵對情緒，美國盟友也不會像冷戰時期那樣追隨美國，不會參與遏制中國的“竹幕”(Bamboo Curtain)。脱鈎還會削弱美國影響中國行為的能力，損害美國通過接觸戰略在核擴散、反恐、網絡安全、高科技等領域已經取得的利益。但是，也有美國智庫強調軍事領域脱鈎的必要性，以減少不必要的能力“外溢”。再有，即使是全面脱鈎也很難限制中國，現在新興國家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已經達到70% ，而傳統發達國家只佔30%，出現了全面的逆轉。中國等新興國家即使中斷與傳統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也可以自成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三) 美國對華戰略有可能採取限制性競爭的方式

**接觸加改變的戰略無效，戰爭、遏制、接觸均不可行，而全面脱鈎亦無可能。**美國戰略界嘗試提出新的戰略概念指導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進步中心的梅拉妮·哈特(Melanie Hart) 和凱利·瑪格薩門( Kelly Magsamen)建議，美國對中國應當“限制、調動和競爭”，在不同的議題領域，美國對中國應當有不同的政策原則，並設計政策工具。儘管中美脱鈎並不現實，但是美國需要控制或者管理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減少因相互依賴帶來的脆弱性。美國雖然無法遏制中國，但必須平衡和限制中國的力量和影響。中國崛起為亞洲最強國家的勢頭無法避免。美國要做的不是遏制中國的崛起，而是通過加強聯盟體系、構建排除中國的新的國際經濟體系和推進建設有彈性的區域治理體系，以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力量和影響力、限制中國經濟和軍事對美國在亞洲和全球的利益所造成的“威脅”。

綜上，美國目前可行的戰略可以被總結為限制性競爭。所謂限制性競爭，就是給中國的發展附加各類條件和限定，使得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被束縛，使得美國能夠在競爭中繼續發展不對稱優勢，無論是通過談判還是其他途徑，繼續在不合理的條件下與中國競爭，並最終打垮中國。

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是通過經濟方式實現的，結果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不振，不再能夠對美國構成威脅。對於中國的發展，美國最有可能選擇的方式顯然是限制和打壓中國經濟的發展，打亂中國的發展節奏，試圖通過極限施壓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核心就是以各種方式限制對方發展，而使自身保持或謀取競爭優勢。限制與遏制是有區別的，遏制是不接觸的施壓，而限制是接觸或部分接觸的施壓，不是全面的脱鈎。遏制有可能導致全面孤立或大範圍孤立，而限制只能減少接觸的強度，並不能導致孤立。美國希望通過施壓和限制，陷中國於困境，壓縮中國的戰略選項，限制的目的是削弱和延緩中國的發展進程和速度。

也有美國學者提出，中美之間已經出現了 “新冷戰”，美國應該運用“新冷戰”戰略來對付中國。然而所謂“新冷戰”的實質也只能是限制中國。

所謂“新冷戰”戰略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通過貿易戰、金融戰、網絡戰打壓中國。但這些做法只可能限制而不可能消滅競爭對手。保爾森提出“經濟鐵幕”之説，顯然也是意在限制鐵幕後面的經濟發展。其二，在國際秩序層面，美國另起爐灶，對現有體制進行重塑或另起新的體制。制度性權力是零和的，也是排他的。重新制定規則，重建國際組織將有利於美國繼續保持制度優勢。例如，重新確定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和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加徵關税等。體系和制度之爭有可能成為中美之間競爭的一個重要領域。美國試圖通過建立一些新的國際制度，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架空WTO，然後將中國排除在外，從而限制中國在體系內的高速發展。其三，“印太戰略”也屬於對中國採取的限制性競爭戰略。“印太戰略”的實質 還是控制中國的石油運輸線。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重點是重返東南亞，東南亞確實是中國對 外合作的重要區域，但更為重要的是該地區能夠影響中國對外部能源的獲取。因此，“印太戰略”就是美國拉攏印度一起阻止中國的西進戰略。其四，加強人員交流的限制。暫停敏感領域的學術交流、軍事對話等，科技等領域的限制會更加嚴格。美方建議孔子學院獨立於美國的教育體系，收緊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的簽證。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強化了外商投資交易的審查。中國最有可能選擇的方式顯然是限制和打壓中國經濟的發展，打亂中國的發展節奏，試圖通過極限施壓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核心就是以各種方式限制對方發展，而使自身保持或謀取競爭優勢。限制與遏制是有區別的，遏制是不接觸的施壓，而限制是接觸或部分接觸的施壓，不是全面的脱鈎。遏制有可能導致全面孤立或大範圍孤立，而限制只能減少接觸的強度，並不能導致孤立。美國希望通過施壓和限制，陷中國於困境，壓縮中國的戰略選項，限制的目的是削弱和延緩中國的發展進程和速度。也有美國學者提出，中美之間已經出現了“新冷戰”，美國應該運用“新冷戰”戰略來對付中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年，美國國會還批准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

顯然，“新冷戰”意在通過體制機制和人員隔離等方式加強對華限制的力度。總之，美國的限制措施包括：改變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 通過貿易、科技、軍事三個方面全面限制中國的發展規模和影響力，尤其是限制中國的高科技發展。除了對大約一半的來自中國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税之外，美國還限制各種對華技術出口，試圖阻斷某些中國公司(如華為集團)購買美國產品，並對中國在美投資設置障礙。阻止中美之間的科技交流、政府各部門的高層交流以及人員交流。

通過限制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美國智庫認為，美國發起中美貿易摩擦絕非僅僅是為了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摩擦限制或改變中國經濟以國企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這才是更 為根本的目標。**美國應與各國聯合向中國施壓，促使中國從根本上改變自身經濟體制。中國長期得益於體制優勢，若無外部壓力，中國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自身體制。

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認為，純粹的防禦性、民族主義戰略只會減緩中國的發展，不會改變它。美國需要更新和維護基於規則的經濟秩序，與盟友和夥伴協調合作限制中國行為。美國將外國投資委員會作為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工具。美國官方正在不斷限制中國進駐美國股市以及中國購買美國社交媒體等行為。美國還試圖限制中國的海外貿易和海外利益保護等行為。

總之，針對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美國正試圖運用更有效和強硬的方式限制和管束中國，使美國能夠在未來的競爭中保持上風。

三、中國應對美國戰略的對策建議

無論美國2020年總統競選結果如何，美國對華戰略限制、削弱、打壓的一面都將會得到延續。在未來一段時間，中美之間在經濟領域有可能達成階段性協議，但摩擦仍將繼續。中國經歷過美國對華全面封鎖的時代。現在中美之間出現的問題已經是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的問題。從1989年的制裁到1999年的炸館事件以及2001年的撞機事件，中國都經受住了巨大的考驗，同時盡力維護了中美穩定的大局。

**對於目前的局勢，中國有應對經驗、有戰略資源、有更多騰挪空間。**要始終堅持以我為主，從最有利於中國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大國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堅持改革開放仍然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金鑰匙，尤其是在美國對中國採取打壓戰略的時候，繼續改革開放更具有戰略引領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夠破解美國的限制性競爭戰略。

**中國已經進入發展的關鍵期和振興期，這也是傳統大國不惜代價對中國進行圍堵的競爭期。**當前，中國以謀求、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作為戰略設計的主線，在這一主線之下，新型國際關係尤其是新型大國關係充滿不確定性，貿易衝突可能長期影響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合作大局。

**中美衝突具有不可調和的一面。在所謂的臨界點出現之後，中國越發展，面臨的挑戰將會越大。**中美衝突不是主觀意願能夠改變的，但又不可能聽任這種現象持續下去。中美關係對於雙方而言都十分重要。對於美國而言，目前在國際體系中真正能影響美國地位和霸權利益的國家，就是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大國。同時，美國明確的對華戰略並未完全成形，仍處於醖釀期，不確定性強，也更加複雜，但也更具有可塑性。

面對美國可能採取的限制競爭戰略，中國應採取以下應對措施。

**首先，要強化戰略制衡。**美國作為霸權國家，自身面臨戰略重點與戰略全局之間的平衡問題。美國擔心當它確認戰略重點之後，又不得不應對其他地區的危機。一旦在一個地區投入過多，則其他地區就會出問題。美國國內對於海外軍事行動始終存有分歧，孤立主義思潮正在回升。美國難以形成對華統一戰線。中國反而更有可能尋求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合作伙伴，更有效地發揮中國市場和資本的制衡作用，全面強化軍事、經濟、外交、安全等綜合制衡力量。只有使用更加有效的制衡和抵押能力，中國才能夠抑制、平衡、反限 制美國。在國際層面，大力發展友好關係，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實現聯通，進而形成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態勢。

**其次，加速戰略轉型，從戰略上改變對美不對稱依賴的狀態。**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改變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大於美國對中國的依賴這種不對稱局面。由過去的對美高度相互依賴轉變為對外開放更加均衡。從戰略佈局、創新競爭優勢等方面構建全新的對外開放佈局。針對美國的“脱鈎論”要有底線思維，進行戰略上的準備。最終實現促使美國由想脱鈎到不能脱鈎、不敢脱鈎，而中國則隨時可以保持戰略自主性，不為脱鈎所控、所懼的局面。

**第三，繼續展現合作的意願。**中國從未放棄與美國合作的努力，在中美競爭不斷加劇的今天，中國仍然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保持對美合作的強烈意願。中美在朝核、伊核、反恐、人道主義援助、預防流行性疾病、氣候變化等問題上仍有合作空間。但從合作的角度看，中美必須化解合作與競爭中的新問題。

當前的衝突表明，中美之間原有的共贏模式出現了問題。中美貿易原本不是你得我失的較量，而是共贏的過程。但同樣是共贏，收益分配比 例已經無法同時滿足合作雙方的期望。這一現象是中美關係發展到新階段的產物。中美兩國需要解決的是共贏的利益分配問題，而不是放棄共贏。中美之間要找到共贏的新途徑、新領域，甚至要創造共贏的新疆域。

**中美在尋找和創造戰略共識時必須明確，考慮到國際形勢面臨複雜尖鋭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中美面臨的共同威脅仍然大於彼此之間造成的威脅。**歷史上的中美關係，戰略穩定依靠的是戰略共識。現在，中美需要尋求新的戰略共識，這一共識必須建立在對中美各自穩定有重大影響的基礎上，而不是小的技術性的共識或者説某個領域的共識上。中美如何確認共同威脅，這可能是未來的新課題。當然，也需要做好準備，應對在缺少共同威脅的情況下穩定中美關係的挑戰。

**第四，以整體戰略化解美國的限制性競爭。**中國具有整體高效的體制優勢，國家能夠支配的戰略資源豐富，要強化對於國家重大戰略資源的整體統籌和調動，將戰略資源更快、更高效地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於中國而言，在美元體系下的崛起可能面臨受制局面；我們要積極防範未來可能到來的金融戰，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同時，利用對外合作整體佈局，在更加廣闊的空間發揮影響。

未來一段時間，美國的對華戰略決定着美國的未來，未來的中美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轉型過渡期的趨勢性緊張正在變成現實的較量。中美競爭越來越具有立體感。中美之間的5G之戰已經白熱化。這個時候，中國尤其需要保持戰略冷靜和定力，從戰略高度全盤佈局、精確施策，理性從容應對，迎接即將到來的更大挑戰。

來源：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首發於《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