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峻：瑤山7號墓出土玉牌飾造型研究——兼談龍首紋上的菱形紋及相關問題_風聞

內容提要：瑤山出土玉牌飾（M7︰55），從其整體輪廓、頰側突起、十字鏤孔等特點來看，與現實生活中爬行類動物，尤其是蛇的頭面部可相比較。龍首紋上的菱形紋樣與蛇頭部鱗片形狀一致，可能也直接取形於後者。良渚文化玉器與陶器紋樣上諸多與蛇有關的形象，表明蛇崇拜是良渚信仰體系中的組成部分。這部分信仰內涵不僅在本地區承續發展，至東周時成為土著越族的重要文化特徵，同時也對外向北傳播，在中原文化遺存中留下不少印記。瑤山玉牌飾上表示眼睛的“圓和三角”組合結構，與龍首紋上的菱形紋，在北傳過程中參與中原龍紋的演變和創造，併成為其成熟形象中的構圖元素。

出土一件玉牌飾，編號為M7︰55。根據《瑤山》發掘報告，該器寬7、高3.9、厚0.42釐米，平面略呈三角形，底端尖弧，整器採用透雕和陰線刻技法，“兩角各對鑽1個圓孔為眼，眼兩側以線切割法鎪擴成弧邊三角形的鏤孔，組成眼眶及眼瞼，邊周再用陰刻線勾勒。兩眼之間的額頭有不規則的長條形鏤孔，鼻孔為陰刻的捲雲紋。鼻下端有弧邊十字鏤孔，似是嘴。眼眶以下的兩側各有1個鋸齒狀突起”，完整生動地表現出一個動物的臉部形態（圖一）。

目前對這件玉器有多種解讀。如《瑤山》報告將M7︰55稱為“神獸紋”，同時又根據下半部分的摺疊線條，認為其像“變形的伏蛙”；芮國耀、沈嶽明認為，下半部分僅有腿沒有頭部，所以整器體現的是“食人未咽”的人獸主題；趙曄認為，十字鏤孔的突顯説明這是大型貓科動物例如老虎之類的寫實反映；而方向明則將十字形鏤孔和菱形紋樣看作是神獸鼻樑部位的裝飾。可見，這件玉牌飾的紋樣雖一般被稱為“神獸紋”或“神人獸面紋”，但在其所表示的動物以及其中的構圖元素，尤其是十字形鏤孔結構上仍存在不同認識。

本文嘗試以新的視角解讀這件玉牌飾所藴含的內涵，兼及分析與之相關的玉牌飾及龍首紋上的菱形紋。筆者認為，這些紋樣及構圖元素很可能與自然界中的爬行類動物，特別是“蛇”有關，並對其所反映的原始信仰及“龍”形象的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瑤山玉牌飾辨析

經過比較，筆者發現瑤山玉牌飾及相關紋樣與蛇的頭面部形態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瑤山玉牌飾及相關紋樣所表現的，可能來自現實生活中能見到的動物，尤其是蛇、蜥蜴之類的爬行動物，最有可能的則是蛇。

首先，從器物的造型輪廓來看，玉牌飾整器以左右側上方兩個大眼與正中菱形鏤孔構成視覺上的三個頂點，從而形成三角形的構圖結構，也使全器外形輪廓呈現三角形狀。這與爬行類動物的頭部形狀相吻合。蛇、蜥蜴等爬行動物的頭部，若俯視來看均為三角形或偏於三角形狀的橢圓形，若正視時，則其突出的雙眼與尖突的吻部也在視覺上共同構成三個頂點的三角形狀，正是瑤山玉牌飾類紋樣所呈現的造型特點（圖二）。

其次，玉牌飾紋樣雙眼下方的鋸齒狀突起，所表現的可能是蛇嘴張開時嘴裂盡頭的外鼓。從蛇頭的結構來看，蛇之所以能夠吞食比自己頭部還要大數倍的食物，是因為蛇類的左右兩顎顎骨與齶骨、翼骨、鱗骨、方骨和橫骨都有伸張力極大的韌帶互相連接，下顎以方骨連接頭顱，能使蛇的口張大至130°（圖三），因此正視時，可看到蛇上下頜交接處的韌帶和方骨就會向兩邊鼓突。這一特點表現在瑤山玉牌飾上，即在雙眼下方，也正是兩側臉頰部位以鋸齒狀刻劃出來。以往被認為“趾爪”或“蛙爪”的部位，很可能是蛇面頰部位鼓突的表現。

最後，尤為重要的是，玉牌飾正中部位的十字菱形鏤孔，應該與蛇張嘴吐信時的狀態有關，表現的是蛇的嘴部形態。該紋樣的左右兩眼之間有明確的捲雲紋勾勒成的鼻端部，而十字形鏤孔在此捲雲紋下方，已有學者指出其表現的是動物的嘴部。同時，從十字鏤孔左右兩側的尖括弧形狀來看，這個形態總體上構成一個間斷的菱形，很像是蛇嘴張開時，上下吻尖端與兩側嘴裂頂點所形成四角菱形在平面上的體現。而菱形中間的十字形鏤孔，表現的則是分叉信子吐出擺動時的樣子。因此，無論菱形與十字形鏤孔所處整個圖案的位置，還是其呈現的形狀，該部位所表現的都應該是動物的嘴部，而且是蛇嘴大張、吐出信子時的樣貌。

十字鏤孔與菱形的組合結構在辨識上確實容易引起困擾。有一種觀點是將十字形鏤孔看作為鼻樑上的裝飾，這一解讀很可能是參照了瑤山另一件透雕玉器的紋樣結構。該器為長半圓形玉璜（M11︰84），上端平齊、下端圓弧。上端正中為半圓形凹缺，器身兩側偏上部位各有一稍大圓眼，圍以梭形陰刻線紋；正中為弧邊十字鏤孔，兩側各有圓括形鏤孔圍繞（圖四）。在正中十字鏤孔下方有一道兩端鏤孔上翹的弧形線，有稱之為“闊嘴”，亦有認為是“U形鼻端”，可見認識也不盡一致。但考慮到其器身遍佈小型弧邊三角形及彎曲長條形鏤孔，而這道弧形鏤空線僅在兩側上翹部分鏤空，中間僅為陰線刻，因此其可能只是用於補白的裝飾，而未必表示嘴或鼻端部位。且瑤山玉牌飾（M7︰55）紋樣比M11︰84更具象，後者是在前者基礎上的抽象與變形，因此二者的十字形鏤孔很大可能還是表現嘴部的形態，或者説，其最初的本意是要表現動物的嘴部。

當然，筆者將菱形紋與十字形鏤孔視為蛇的嘴部及信子，將蛇面部與良渚紋飾相聯繫，也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而這一探索性的嘗試，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玉牌飾自身的紋樣，同時對其他紋飾中構圖元素的識讀也有一定的啓發，例如龍首紋上的菱形紋。

二、龍首紋上的菱形紋

龍首紋是良渚文化中另一重要紋樣，其與菱形紋密切相關。龍首紋的面部正中往往刻劃菱形紋，並在其下方表現出闊嘴與齒列。這一上一下的相對位置關係，大概也是瑤山玉牌飾上十字鏤孔與菱形組合紋被視為鼻樑裝飾的一個參照因素。但若以蛇的頭面部特點加以觀察的話，這類菱形紋則可以傳遞給我們新的信息。

龍首紋的典型代表為瑤山玉鐲形器（M1︰30）（圖五），其他龍首紋可以看作是在此基礎上的改造和變形。其“正面下端是龍首的扁寬嘴，露出平直的上唇和大而方整的上排牙齒，上唇兩側有圓形凸起的鼻孔，寬扁的鼻部與上唇平齊。之上有一對大而圓凸的眼球，外飾圓形眼圈。兩眼上方用陰線刻出一對短角。眼、鼻之間有一菱形圖案，內外雙線，菱形正中陰線刻一小橢圓形。圖案側面用淺浮雕和陰刻線，表現深而長的嘴裂、鼻子和頭部的側面形象。”這個紋飾中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就是面部正中的菱形，其內正中還陰刻一小橢圓形。另外還有研究者注意到這個“龍首紋”的齒列部分僅有上半部而無下半部，即整體缺失“龍首”的下頜。

我們知道，蛇類動物遍體被覆鱗片，頭部也不例外，而且頭部特別是吻端的鱗片分佈很有規律和特色。從圖六來看，蛇頭背面吻端的鱗片主要是吻鱗，僅一枚，中間有一個凹缺便於閉合時蛇舌伸出口外（圖六︰1）；腹面最前端的鱗片是頦鱗，為下頜前端正中的一枚鱗片，常呈三角形，與上頜的吻鱗相對（圖六︰2）。這樣，如果正面對視蛇頭，便會在視覺的正中部位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由上頜吻鱗和下頜頦鱗構成的閉合菱形，尤其顯著的是，在這個菱形內存在一個凹缺圓孔（圖七︰1）。這個形態和瑤山鐲形器上龍首紋正中的菱形幾乎完全吻合（圖七︰2）。因此我們不妨大膽一點猜測，這個“龍首紋”上的菱形圖案，其實表現的是蛇頭正面部的鱗片形狀，是將蛇下頜頦鱗向上移到嘴裂上方以使之與上頜處吻鱗完整連接而呈現出來的圖形。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菱形圖案在龍首紋中的位置處於闊嘴與齒列的上方了。

如此看來，龍首紋上的菱形紋，很可能也和瑤山玉牌飾一樣，圖形的來源是從自然界中的蛇類爬行動物中獲得的靈感。只不過其形源來自蛇頭面部的鱗片形象，而瑤山玉牌飾則是整個蛇頭面部形象的具體表現。就構圖元素來説，儘管瑤山玉牌飾紋樣與“龍首紋”都有常稱之為“菱形”的圖案元素，但二者的菱形紋樣在具體形態和所表現的對象上都有所不同。瑤山玉牌飾的菱形圖樣是“十”字形鏤孔外左右兩側圍以尖括狀弧線，刻劃在捲雲紋鼻端下方，表現的是蛇類動物的口部形態；“龍首紋”的菱形圖案則是常規的四邊菱形，由於構圖需要而放置在嘴齒上方，表現的是蛇面部鱗片呈現的形狀。但不管怎樣，二者的本源都與自然界中的爬行動物蛇的頭面部有關。

三、玉牌飾類紋樣所表現的蛇崇拜及其流向

蛇是我國南方山區、丘陵地帶常見的野生動物。尤其在温熱潮濕地帶，各種蛇類活動頻繁，是早期先民日常生產和生活中最常遭遇的動物之一。因此，蛇的形象不論是頭部還是軀體，很容易被運用到玉器、陶器的製作中，作為器表的裝飾題材，進而成為人們崇拜和信仰的對象。

除了前文所述玉牌飾及龍首紋上體現的蛇的頭面部形態之外，蛇的蜿蜒體軀更常用於良渚器物的表面裝飾。如玉器表面常以圓角、圓轉、方折等各式雲雷紋和重圈紋、三圈紋作為抽象蛇紋運用於主題紋樣的補白；陶器上的表現更為引人矚目，在江蘇草鞋山，上海福泉山、亭林，浙江廟前、名山後等遺址都曾出現刻劃在鼎、豆、壺、寬把杯等黑陶器類表面的捲曲蛇紋。典型的如福泉山陶鼎（M65︰90），整器自蓋紐扣至三足外側，滿刻鳥首盤蛇紋；陶豆（M101︰90）在豆盤外壁細刻鳥首盤蛇紋；貫耳壺（M74︰166）的頸部也滿刻鳥首盤蛇紋（圖八）。

這些與蛇相關的紋飾，或體現在精美玉器上，或刻劃在打磨光亮、裝飾繁縟、帶有禮器性質的鼎、豆、壺等器類上，顯然具有一定的象徵和信仰意義。楊建芳先生曾根據雲雷紋為蛇的抽象化和圖案化形式，認為良渚文化的相關紋飾反映了其崇蛇的觀念，並向南傳播於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可以認為，除了神人獸面紋所代表的信仰崇拜之外，蛇崇拜在良渚文化信仰體系中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蛇崇拜這一文化內涵，在此後的古越族土著信仰中得到延續和發展，併成為具有區域特色的文化內容。《説文》曰：“蠻，南蠻，蛇種”，又説“閩，東南越，蛇種”；《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載：“越在巳地，其位蛇也”，都是越族以蛇為崇拜對象的表現。而在考古發掘中，先秦越地也常見與蛇有關的器形出土。如江蘇鴻山越墓中出土低温燒製的陶胎琉璃釉盤蛇玲瓏球形器，由盤曲的8條蛇構成，蛇身飾點狀琉璃釉和紅彩，精美異常。江蘇邱承墩還出土兩件堆塑蛇紋的原始青瓷鼓座，其中一件座身覆缽狀，中有管狀插孔，鼓座上部有6條堆塑雙頭蛇，兩蛇一組，頭向上昂，腹部相交，蛇身滿飾鱗紋，彎曲作遊動狀；另一件鼓座上部貼9條堆塑的盤蛇，張口圓目，身飾鱗紋（圖九）。這兩件鼓座上的堆塑蛇形象，除了彎卷盤繞的長條軀體之外，蛇頭均為三角形，且圓睜大眼的兩側還刻劃出細小的眼角，與良渚文化蛇類紋飾均有可比之處。因此，良渚文化中不論是玉器中的鏤刻牌飾還是陶器上的蟠卷蛇紋，都開古越族蛇信仰的濫觴。

良渚文化蛇類紋樣及所藴含的蛇崇拜內涵還向北傳入中原地區，在二里頭文化中也發現許多與蛇崇拜有關的遺存。如河南二里頭遺址1963年Ⅴ區T212出土的陶片標本上就刻劃一首雙身的蛇形紋樣（圖一〇︰1）。這條蛇以粗線條刻劃圓角三角形的頭部和捲雲形尖吻，頸部以後向左右兩側分出雙身，根據復原研究，其彎曲的身軀正好把一隻四腳朝天的仰卧小兔包圍起來。有研究者推測這是表現飛龍在天，騰雲駕霧，直探月宮的意境。但從小兔形象的倉惶、無力以及卧倒的姿態來看，這更有可能是一個已被大蛇果腹了的獵物。所以這組圖像應該屬於寫實的蛇紋，但又因為蛇身一分為二明顯具有神性，因而是人們信仰的崇拜對象。此外，二里頭遺址還發現貼塑蛇紋的大陶盆（圖一〇︰2）與堆塑蛇紋的透底器（圖一〇︰3），都出土於宮殿區範圍內，研究者認為其與上層社會的祭祀活動有關。

二里頭遺址所發現的這些蛇類形象往往被當作“龍”形或龍形的一種而加以籠統認識。但從形態上來看，這些或刻劃、或堆塑的蛇形象，不僅與二里頭綠松石類“龍形器”差別很大，而且同以河南濮陽西水坡為代表的中原早期“龍”形象也大相徑庭，表現的是帶有神性，同時仍非常寫實的蛇的形象。與此同時，從這些蛇類紋飾所依託的載體，尤其是“透底器”這類陶器在中原極少見到的情況來看，這一文化因素應屬於外來傳入。後世與此類“透底器”相似的器物是多出土於南方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的鼓座類器，如無錫鴻山越墓所發現兩件鼓座，無論是材質、器形還是其上的蛇塑形態，都與二里頭所出器具有極大的可比性。另外，在安徽舒城九里墩、丹徒北山頂、湖北隨州曾侯乙墓葬中也發現鼓座，儘管它們年代相對晚近，形態也不盡相同，但所代表的都是南方地區的文化傳統。從長江下游崇蛇的信仰傳統來看，不排除將來在這一地區發現與二里頭時代相當或更早的相關遺存的可能。總之，二里頭遺址所發現與蛇崇拜有關的器物，代表的應是來自南方的文化因素，是良渚文化時蛇崇拜及其信仰體系傳入中原地區的表現。

四、玉牌飾類紋樣與形成中的龍形象

伴隨着良渚文化蛇類紋樣和崇蛇信仰的北傳，良渚玉牌飾及相關紋樣的某些部分也隨之傳入北方，並可能為中原“龍”形象的最終形成提供構圖元素。這些部分包括玉牌飾上的眼部形態和龍首紋中的菱形紋。

瑤山玉牌飾（M7︰55）上最突出的部分，即為器身兩側上方佔據近一半面積的眼睛。這一眼部結構是最為典型的以圓和弧邊三角組合形態加以表現的例子，普遍被認為來源於崧澤文化晚期流行的陶器紋飾。一般認為，良渚早期以後這一眼睛結構轉變為圓和小尖喙組合，乃至小尖喙趨於消失，成為典型的神獸眼睛，與最初形態“圓和三角”有明顯的不同。而這種演化之後以重圈突出圓形眼球，並加以小尖喙或月牙眼瞼的獸目形象，往往被看成與後世饕餮紋有關的紋樣源頭。如林巳奈夫就曾提出殷周青銅器上的“卵形眼”起源於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上的獸目，並認為那象徵着太陽。

但應該説，瑤山玉牌飾上“簡潔”的圓和弧邊三角結合，且整體輪廓呈現斜向、長尖特徵的眼部形態，才是後世中原龍紋乃至饕餮紋上眼睛形態可以向上追溯的直接形源。最為顯著的就是中原地區河南新砦遺址出土陶器蓋上刻劃獸面紋的眼睛，以斜上下兩個弧邊三角形表現，雖然其眼珠線條並沒有特別刻劃，只是借用三角形的兩個相對弧邊加以呈現，但總體造型上看與良渚玉牌飾上的眼部形態如出一轍（圖一一︰2）。此後承襲新砦獸面紋的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2002VM3︰5），同樣以梭形塑造其眼部形態，中間以圓形白玉為睛，兩端眼角斜尖，與“圓加弧邊三角”的構圖特徵高度一致（圖一一︰3）。二里頭綠松石牌飾、陶器刻劃紋飾上也常見這類梭形及與之相近的臣字形的動物眼部（圖一一︰4、5、6），將這些梭形眼與瑤山玉牌飾紋樣的眼部形態相比較，則會發現它們均為斜豎向的尖長梭形，上眼角向外傾斜，下眼角向內傾斜，且中部以圓形突出眼珠，共性顯而易見。因此中原地區這類動物面部的梭形眼與良渚文化中同類構圖元素關係密切。而這類梭形眼的進一步發展，就成了商周青銅器與玉器上獸面紋中常見的“臣字目”或“卵形眼”，尤其以殷墟青銅器蟠龍形象上的表現最具代表性（圖一一︰7）。可見形成於良渚時期以“圓與弧線三角”組合的斜向眼部形態，在中原“龍”形象上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構圖元素（圖一一）。當然，應該注意到的是，這種“臣字目”也是龍山時代石家河文化玉器上的顯著特徵，因此這一元素有可能是自良渚文化先向西傳至長江中游，進而北上進入中原地帶的。

與此同時，取象於蛇面部鱗片形狀併成為神異性動物紋樣構圖單元的菱形紋，同樣向北傳播，在中原地區，尤其是二里頭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相似因素。前述二里頭遺址1963年Ⅴ區T212出土的陶片上就刻劃有寫實蛇紋，其頭面部除了梭形眼和捲雲鼻吻之外，兩眼之間的額頭處赫然刻劃着一個菱形紋，可以看作是良渚龍首紋上菱形位置上移的進一步發展。同樣的紋飾也見於二里頭Ⅴ·ⅡT107③︰2陶片上，該蛇形紋樣僅存頭部，呈圓角三角形，前端以桃形表示尖吻，兩眼之間亦有菱形裝飾在額部，並延續至身軀部位。可以看到，此時菱形紋仍僅裝飾在寫實蛇紋的額面部位，還沒有“攀”上綠松石“龍”形器類的頭部成為其中的組成元素。而到了商代，在殷墟的龍紋上，菱形紋便已成為完整龍紋，甚至是饕餮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婦好青銅盤上的蟠龍紋，對龍形的頭面部刻劃細緻完整，不僅有耳、角、目、嘴、虯髯、彎卷體軀等部位，而且額面部正中裝飾着菱形紋，成熟完善的中華龍的形象至此躍然而出。由此我們看到了中華龍形象逐步發展的複雜、多層次的“創作”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來自東南地區良渚時期的“圓與三角”和菱形紋，在不同階段做出了重要貢獻（圖一二）。

可以看到，源自崧澤時期圓形與弧邊三角形組合的紋飾單元，在良渚文化時用來表示蛇面部的眼睛形態，並在此後向北傳播，逐漸形成中原玉器與青銅器上動物形象的“梭形眼”或“臣字目”；而龍首紋上作為蛇面鱗片形狀的菱形紋樣，在北傳的過程中則進一步將裝飾的位置上移至額面正中，最終成為成熟的中華龍形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中原龍形象的演變和最後成型中，吸收、藴含了來自良渚文化的構圖元素。從這個意義上説，以二里頭玉柄形器和牌形飾上獸面紋乃至商周時期蟠龍紋為代表的中原龍形象，其遠源是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的。

五、小結

長期以來，瑤山M7︰55玉牌飾往往被看作是“神獸”紋之一種，其眼部結構常因作為銜接崧澤晚期“圓和三角”圖像與良渚時期盛行“神人獸面紋”之“神獸”的中間形態而被學界所重視。但對這類紋樣所表示的具體動物類型即其形源，以及其所可能藴含的原始信仰內涵卻少有探討。若以南方地區自然界中常見的蛇類爬行動物視之，則瑤山玉牌飾不論是整體輪廓、臉頰突起，還是十字鏤孔等結構和特點，均與蛇的頭面部有可相比較之處。與此同時，良渚文化早期常見龍首紋上的菱形紋，也可能是在蛇面部鱗片形狀的基礎上加以刻劃和創作而形成的構圖元素。良渚文化玉器與陶器裝飾上的這類與蛇有關的紋樣，應是良渚文化中蛇崇拜的表現，表明崇蛇信仰是良渚文化信仰體系中的組成部分。這部分信仰內涵不僅在東南地區承續發展，成為此後土著越族的重要文化特徵，同時也對外向北傳播，在中原文化遺存中留下不少印記。其中瑤山玉牌飾上表示眼睛的“圓和三角”組合結構，以及龍首紋上的菱形紋，在北傳過程中參與了中原龍紋的演變和創造，併成為其最終形象的構圖元素。